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

[银川]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70-7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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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孙昌盛(1968-)，男，陕西府谷县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史。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方塔出土汉文诗集是一部少有的西夏诗集。这部诗集出土于西夏佛塔中，从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可以看出，在西夏王朝儒释二教也业已合流；诗集中有不少反映节日习俗的诗文，由此也可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并无二致；诗集的装订方法比较独特，它可能是早期的线装本。
　　【关 键 词】西夏/汉文诗集/诗与佛教/节日习俗/装订
　　【参考文献】
　　[1]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清理纪要[J].文物，1994，(9).
　　[2]　宋史?夏国传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七[M].龚世俊等校正本.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4]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5]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全唐诗：卷八○七[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十[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8]　李致忠.古代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J].图书馆学通讯1987，(2).
　　[9]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A]卷四.宋元笔记小说大观[C]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
　　[11]　张铿夫.中国书装源流[J].岭南学报，1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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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西夏文物，汉文佚名诗集就是其中之一[1]。
　　诗集无首无尾，没有页码，无边栏界行，顶格书写，不留天头地脚。诗名不单独起行，而是写在上一首下部的空当处。经整理，该诗集页面一正一反数页套合为一沓，在折缝处有3个针眼，有丝线将其缀合在一起。计全页者13纸，半页者2纸，总28个半页。每半页横12.3厘米、纵21.5厘米。部分页面字体较大，每半页9行，满行17字；部分页面字体较小，每半页多到12行，每行最多可达32字。从诗集的字体看，有大小字两种，且字迹明显不同。因此，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至少是两人所录。共收诗近80首，其中保存有诗名的近60首，未录书名和著者，仅《门人高□拜呈》后有“此乃高走马作也”，知这首诗乃高走马所作，其余诗的作者不得而知。
　　诗集出土于西夏大安二年(1075年)修建的西夏佛塔之中，同时出土的还有西夏文佛经，西夏仁宗乾祐十一年(1180年)印经发愿文，题有贞观年号的木牌等西夏文物，没有西夏以后的文物出土。依据考古学中遗物的共存关系来确定，诗集属西夏遗物。这些诗在《全唐诗》、《全宋诗》内均不见著录，排除西夏人抄录唐诗或宋诗的可能，是一卷少有的西夏诗集。西夏汉文诗集，在西夏文献中是第一次发现，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对研究西夏的民俗和社会、人文情况有一定的价值。
　　综观诗文，其体例为近体诗，内容主要是自然山水、风花雪月、四季节日，很少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多数诗体现作者人淡如菊，“超脱轮回出世尘”，“是事俱无染我身”的思想。全诗缺乏一种战斗的号角、催人奋进的思想和耐人寻味的内容。这里，笔者就诗集中的部分内容，从下列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初步研究。
　　一、从诗集看西夏的儒释合流
　　方塔出土文书中，汉文诗集是唯一一件不是反映佛教内容的世俗文献。诗集属文学范畴，非佛教作品，它与佛经、御制发愿文、泥制小佛像和小塔婆等佛教文物一起供奉于塔中，说明僧人不仅重视佛教信物，对于诗词之类的文学作品也很重视。而且诗文的意境又深得佛门理趣，具有佛教的四大皆空、万念俱寂的思想，充分体现出诗与佛教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渗透和融汇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儒释合流。西夏是西北少数民族王朝，诗与佛教为什么也会与中原王朝一样产生融合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一)西夏的社会、文化状况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民族建立的西北少数民族政权。自982年李继迁举起反宋大旗，历经继迁、德明、元昊的东征西讨，励精图治，基本上统一了宁夏、甘肃、陕北、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这些地区。西夏建国后，尤其到了乾顺、仁孝父子时期，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除其特有的畜牧业外，农业也成为主要生产部门，“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2](P14028)。西夏也非常重视水利，境内除黄河等其他河流外，有大小河渠七八十条，长数千里，灌田十万顷左右。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如冶铁。西夏的冶铁水平极高，“夏国剑”被当时称为天下第一，据说宋钦宗常随身佩带“夏国剑”。制盐业更是西夏本国的经济支柱之一，常用青白盐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另外，纺织、酿酒、印刷等都有发展，商业也极为繁荣。
　　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文化事业也摆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西夏政府学习中原先进的文化，大力提倡、重视儒学。元昊立国后，基本上借用了中原王朝的一套政治制度，同时又加强对儒学的引进和吸收，当时译成西夏文的重要儒家经典有《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并积极网罗儒学人才，当时的文人张元、吴昊、杨守素、张陟、景询等均是元昊的重臣。如张元至夏后，不到两年官至太师、中书令，“国有征伐，辄参机密”[3](P205)，深得元昊信任。毅宗谅祚和崇宗乾顺时期，儒学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当时的御史中丞薛元礼向崇宗建议重视儒学曾说：“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玩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采也’，可得乎？”[3](P359)薛元礼的建议被崇宗采纳，遂建立国学(儒学)，设弟子员三百，聘置教授，提倡儒学，崇尚诗书，以改变风气，储备人才。西夏把儒学推向高峰的是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仁宗即位不久，就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全国又增弟子员至三千人。同年又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都可入学。人庆三年(1146年)西夏建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释典。次年仁宗尊儒学始祖孔子为文宣帝，令各州郡立庙祭祀，殿堂宏敞，并如帝制。一年后，仁宗又推行中原的科举制度，策举人，并立唱名法和童子科，使西夏儒学进入了一个空前昌盛时期。
　　西夏王朝极其佞佛，历代皇帝都“钦崇佛道”。西夏对佛教的重视在众多文献著作中详述，已为人所共知，这里不再赘述。由于政府对佛教的大力扶植，对儒学的提倡重视，西夏境内形成了崇佛教、尚诗书的文化氛围。这是诗与佛教能在西夏相互渗透的社会条件。
　　佛教自东汉在中国流传，到两晋时已被中国文人知识阶层较广泛地接受。尤其唐宋以来，佛教更世俗化，儒释合流，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已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思想。这一时期的西夏王朝也涌现出许多外儒内释、外释内儒之士。一方面西夏的名僧大德大都精于外学，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并积极参加到世俗文学的创作中来，抒发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感受，从而沟通儒释。西夏同义词典《义同一类》写本的抄写者是西夏和尚梁勤宝，诗集《月月娱诗》“赋诗”的刊本执笔人为和尚刘法雨，佛教劝善诗《贤智集》的作者是“沙门宝源”等。另一方面大量文人儒士迷信佛教，精研佛理，对佛教是“众德所依、群生尤仰”，他们多为外儒内释之士。但是这些人从佛教中接受的多是消极的东西，并未创造出多少积极的思想成果。西夏天庆年间的中书相贺宗寿，是当时之名儒，他对佛学研究造诣极高。现存西夏人编撰的佛典《密咒圆因往生集》序就是贺宗寿所作，他认为此经“一字包罗，统千门之妙理；多言冲邃，总五部之旨归”，“其功大，其德圆，巍巍乎不可得而思议也”[4](P277)，完全是一副佛教徒模样。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又工隶篆”，夏天庆十年(1203年)纯祐廷试进士，遵顼唱名第一[3](P461)。遵顼又佞迷佛教，即帝位后，正值西夏国势衰微，为保国家万代平安，发愿缮写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并撰写御制序云：“守护国家，福智蓄集，唯此《金光明王经》是也。”[4](P282)将国家的安危完全寄托于佛祖的力量。但是佛光并未普照西夏，最终在蒙古人的铁蹄下覆灭了。高智耀西夏乾定三年(1226年)进士及第，其见国事殷，不愿受职，隐贺兰山，后为元朝西夏中兴等路提刑按察使。因其信佛曾受当时御史台王恽的弹劾，王恽云：“高智耀资性罢软，不闻有为，事佛敬僧，乃其所乐，迹其心行，一有发僧耳……”[5]西夏僧人精于文学，儒士又修佛是西夏儒释合流的具体表现。
　　(二)诗与佛教的联系
　　诗与佛教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诗的作用在于认识客观世界，而佛教则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但是，作诗和修佛都需有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视启迪和象喻，这就在诗与佛教间产生了联系。所以，唐宋时期以佛喻诗遂成风气。诗与佛教的文字宣传品——佛典，更不能截然分开，佛经在汉译或撰写中很大一部分借鉴中国诗的形式，反过来佛经对中国诗的影响也很大。《大藏经》中的作品我们都称为佛经，严格地说并不全是佛经。如一些僧史、僧传，是宗教史著作；玄应和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应算是语言学著作；道世的《法苑珠林》则是宗教类书。尤其佛典的“十二分教”中的“祗夜”和“伽陀”是两部分宣扬佛理的韵文，在汉译中又统称偈、颂或偈颂，其实它们就是一种通俗的诗。梵文颂的体制很严密，音节格律都有规矩，就像律诗一样，将其译成偈颂就必然借鉴中国诗的形式字斟句酌。因此，佛典的汉译与传播对中国诗的影响较严重，并产生许多诗僧，更创造出新的诗体，通俗自然，如唐初的王梵志，中唐的寒山、拾得等人的诗。拾得曾云：“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6]西夏基本上把《大藏经》全部佛典翻译、刻印成西夏文，其中的偈颂当然不可能不翻译，方塔出土西夏佛经中就有《初轮功德十二偈》，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又有大量偈颂。这些偈颂的翻译者须有很高的作诗的文字技巧，他们的翻译又势必会影响西夏的诗人和诗。这种影响(包括佛教思想的影响)在方塔出土诗中表现得很明显。方塔出土诗的作者是俗是僧，我们已无法知晓，但是诗文浅俗自然，仿佛偈颂。如《渔父》：“处性嫌于逐百工，江边事钓任苍容。扁舟深入□芦簇，短棹轻摇绿苇丛。缓放丝轮漂水面，忽牵锦鲤出波中。若斯淡淡仙□□，谁弃荣辱与我同。”再如《闲居》首联云“闲事闲非逢莫侵，更无荣辱累吾心”等。这些作品单纯当作诗来讲不是什么佳作，但以诗的形式表现一种闲适情志，一种佛门理趣，还是很有意味的。
　　通过上述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西夏的诗、佛教之间与同时期的宋朝一样，也已逐渐融合，其在方塔出土的诗集中有明显的体现。这种融合当然是由西夏儒释之盛，以及诗与释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二、诗与传统节日习俗
　　我们祖先在民族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的传统节日习俗可以说是各具时令特色和内涵的一种文化活动，它们是古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极易触引人们的思绪，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西夏汉文诗集中有不少诗文与节日有关，如元日、上元节、重阳节、冬至节、立春等。在这些西夏诗歌中包蕴着当地民族生活的风土人情、思想情感等诸多因素，从中也可以看出西夏的节日习俗与中原地区没有什么区别。
　　元日　元即“初”、“始”也，元日即“开始的日子”，亦是新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一年之计在于春，元日不论对于皇帝，还是百官、平民都是非常重要而又特别的一天。元日节皇帝接受百官朝贺，其规模在所有节日朝贺中是最大的。据文献记载，西夏朝贺之仪杂用唐宋典式，于元日、冬至行大朝会礼，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元日风俗活动，除宫廷朝贺外，最为普遍的无疑是拜年贺节了，尤其官僚之间的拜访、安抚。诗集《元日上招抚》中有“首祚信归抠府客，和光先养抚徕臣。书□□列持椒酒，咸祝□□辅紫宸”。官宦交游甚广，同窗好友、官场同僚，在新年之际手持椒酒，相互祝贺。元日的饮食颇多。《元日上招抚》中提到的椒酒，据《四民月令》云：“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走。”这种风俗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是表达了人们在新的一年里人人健康长寿的一种愿望。当然，古代元日不仅仅饮椒酒，还饮柏酒、屠苏酒等。如宋词人葛立方在《锦堂春?正旦作》中云：“柏叶轻浮重醑，梅枝巧缀新幡。共祝年年如愿，寿过松椿，寿过彭聃。”
　　上元节　上元节即元宵节，这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道教称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借用道教的说法元宵节称“上元节”。上元节中的主要活动就是“龙街火树千灯艳”的元宵灯火。如诗集《上元》云：“俗祭杨枝插户边，紫姑迎卜古来传。只□□□□□□，□巷银灯万盏燃。皓月婵娟随绮绣，香尘馥郁逐车辇。□□□□□□□，处处笙歌达曙天。”诗句虽有缺漏，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上元节的盛况。从汉唐时起，元宵张灯已成习俗。尤其宋代，不仅皇帝亲游，还延长放灯时间。当时，每逢元宵佳节，从首都到地方、从宫廷到民间巷陌，无不张灯结彩，欢乐起舞，人们不分贵贱贫富、男女老幼，都来观灯游乐，甚至通宵达旦。诗集中《上元》首联云：“俗祭杨枝插户边，紫姑迎卜古来传。”过去的正月十五日夜，是用杨枝插于门头或屋侧以避凶祸，同时于户外迎紫姑神，请她预卜新年里的桑蚕等事宜，而现在却是“皓月婵娟随绮绣，香尘馥郁逐车辇。□□□□□□□，处处笙歌达曙天”。诗中反映出古代民间元宵节习俗的一种演变。
　　重阳节　重阳节即农历九月初九。《易经》定九为阳数，日月逢九，两阳相重，故名重阳节。重阳节的主要活动是登高、赏菊。古人最初的重九登高是带有避祸禳灾之意，后代相承已为习俗。九月九日适逢秋色怡人之际，不仅登高游赏，还举行欢会宴享，以文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正如诗集中《重阳》写道：“古来重九授衣天，槛里金铃色更鲜。玄甸安中应咏赋，北湖座上已联篇。孟嘉落帽当风下，陶令持花向户边。好去登高述古事，畅情酩酊日西偏。”重阳节的另一活动是赏菊。菊花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向来视为花中神品，可贵的是它凌霜而开，气味芬芳。重九正值深秋，秋高气爽，菊蕊飘香，是赏菊的好时节。“古来重九授衣天，槛里金铃色更鲜”，每逢重九，天气已凉，人们都需添加衣服，万木霜杀，而槛里的金铃菊却更为鲜艳。诗人赞美的是菊花高尚气节。类似的诗集中还有《菊花》：“卉木凋□始见芳，色绿尊重占中央。金铃风解摧无响，一□霜残亦有香。”《菊花》诗中亦云：“陶家篱下添殊景，雅称轻柔泛玉觞。”此句反映出重九还有饮菊酒之习俗。饮菊花酒，一则是避邪，二则可延年益寿，尤其唐宋时期，饮菊花酒之风更盛。因此，菊花酒屡见于诗词之中。
　　冬至节　冬至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古代每至冬至，则官吏休假，家人邻里相聚庆贺。诗集中有关冬至的诗仅一首，《冬至》：“变泰微微复一阳，从滋万物日时长。淳推河汉珠星灿，桓论天衢壁月光。帝室庆朝宾大殿，豪门贺寿拥高堂。舅姑履袜争新献，鲁史书祥耀典章。”冬至后，暖春即将来临，万物将要复苏，人们以为是冬至一阳生。就像诗集《冬至》云：“变泰微微复一阳，从此万物日时长。”王安石在诗《冬至》中也云：“都城开博路，佳节一阳生。”我国古代对冬至节非常重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7](P96)据文献记载，西夏于冬至行大朝会礼，“令蕃宰相押班，百官以次序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3](P152)，所以诗《冬至》云这一天“帝室庆朝宾大殿，豪门贺寿拥高堂”。“舅姑履袜争新献，鲁史书祥耀典章”，反映的则是古代冬至节妇女献履贡袜给舅姑，迎祥庆贺的习俗。曹植《冬至献袜颂表》载：“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亚岁迎祥，履长纳庆。”
　　打春　打春即立春，我国二十四节气中第一个节气，一般在春节前后到来。立春的节俗活动多是以迎春和农业为主要内容。立春日，历代封建王朝都要举行隆重的迎春大典，民间也有迎春的习俗。如诗集《打春》云：“彩杖竞携官徒手，金幡咸带俗纶巾。土牛击散由斯看，触处池塘景渐新。”金幡亦称彩胜、彩幡、春幡，是唐宋时期立春日妇女头上戴的装饰物，是用彩绢、纸或金银箔剪成小幡或燕、蝶等状，戴于头上或系在花枝上以示迎春。南宋诗人陆游《感皇恩?伯礼立春日生日》词云：“春色到人间，彩幡初戴，正好春盘细生菜。”由诗集看，西夏的迎春活动亦有剪春幡戴于头上的习俗。“土牛击散由斯看，触处池塘景渐新”反映的是另一种迎春活动。我国古代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当时迎春花都要举行“执杖鞭牛”的活动。鞭春牛目的是打去春牛的懒惰，迎来一年的风调雨顺，粮食丰收。这里的春牛一般是土塑的，将五谷置于牛腹内，鞭打土牛成块后，五谷粒全掉出来，象征丰收。如宋词人郭应祥《鹊桥仙》云：“泥牛击罢，银幡卸了，又是一番春至。”赵师侠《柳梢青》云：“彩杖泥牛，星球雪柳，争报春回。”
　　三、诗集的装订
　　诗集由两个小册子叠成，共28个半页。每页单面书写，从中线对折，上页反折，下页正折，上页的字面向里，下页的字面朝外，以折痕为准，依次一页套在另一页里面。每页的两个半页之间文面不相接，翻阅时，两面有字，下两面无字，交替出现，极似蝴蝶装，但是它与蝴蝶装又有区别。蝴蝶装每页均反折；诗集是一反折一正折，交替出现。蝴蝶装各页对折后，以折边为准依次叠放戳齐，每页的上下半页文面相接；诗集是上页字面向里折，下页字面向外折，一页套在另一页里边，每页之上下半页字面不相接，与今天的平装书之折法相同。诗集装订的最大特点是在各页折缝处相同部位，有3个残孔，出土时有缝缀的线绳。由此，我认为它应是西夏的线装本。
　　线装书顾名思义是用线装订书册。一般说法，线装书产生于明朝中叶。李致忠先生在《古书梵夹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的起源与流变》中则认为线装书起源于唐末、宋初，盛于明清[8]。北宋王洙曾云：“作书册，粘叶(蝴蝶装)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9](P4685)王洙字原叔，北宋初期人物，进士出身。从他论装订书册的方法就已体会到缝缋不如粘叶，说明早在他生活的时代之前已有线装书流世。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线装实物为珍藏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敦煌遗书S5534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末天祐二年(905年)写本。据李致忠先生介绍：“缝缋的线绳已经佚去，但当年穿线的一排三孔犹存，证明唐代已经出现了线装书。”[8]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五代的《佛说地藏菩萨经》、《十空赞文》、《妙法莲花经陀罗尼品》第二十六，北宋初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均为线装写经。西夏王朝的印刷业亦曾兴盛于西陲。方塔出土的西夏诗集用线绳缝缋，再一次证明线装书起源于唐末、宋初是符合史实的。
　　现存西夏古籍中，有不少与方塔出土诗集的装订法完全相同，不过都为写本。如方塔出土的写本佛经《修持仪规(拟)》、《汉文诗集》等。在1909年俄国人柯兹洛夫于黑水城掘走的一批西夏文献中有25件与方塔出土诗集的装订方法相同，亦全为写本。孟列夫称其为小册子：“小册子用粗线缝起来，如果书很厚，就分装成几小叠联起来。其中有一件西夏仁宗仁孝时期的写经《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卷第四》由7叠组成，折缝处用白粗线缝在一起。”孟列夫认为这种小册子的装订方法是“由蝴蝶装发展而来的一种新的形式”，并称其为“双蝴蝶装”。[10](P57)张铿夫先生在《中国书装源流》中曾提到一种书册装订法曰“缝腋装”，“书叶连缀之法，我国最先即用线缝。其缝处在书叶之腋，故曰缝腋装。吾见敦煌写经，间有此装”，“其法先将数页折合一起，复将数起连合一册，即于册叶之折合处，用线缝之，与今之西装书完全相同”。[11]方塔出土诗集的折页与“缝腋装”同，它与黑水城的小册子及“缝腋装”均于折缝处用线缝起来，它们应属于线装书之范畴。
　　西夏线装写本古籍与敦煌遗书写经在书写、订线上又略有区别。敦煌写经为双面书写，对折后四面有字，类于今天的铅印本；西夏写本为单面书写，对折后两面有字，两面空白，翻开时，类于蝴蝶装。宋朝印书流行一版一纸的单面印刷，西夏的印刷业是在宋朝印刷业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夏写本单面书写是受当时中原流行一版一纸蝴蝶装的影响，但并不是蝴蝶装。另外，敦煌写经的各页对折后，依次叠好对齐，在书之右边沿书脊打眼、订线；西夏写本则是一正一反对折，依次一页套在另一页里面，于折合处用线缝之。尽管它们之间缝缋的方法不尽相同，但用线绩这一点是相同的。这种简单粗糙的线缋，正是我国古代线装书的初期特征，也正因为它的简单粗糙、久易脱落，才被蝴蝶装、包背装所取代，而受到冷落。但是它们应看作是我国线装书的起源。事隔几百年后的明朝中叶，当线装书再度兴起时，此时的线装书在订法上已今非昔比，但是用线装订书册这个本质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