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老與我的求學生涯

歷代名人，在某個行業備受推崇與尊敬，代不乏人。然而象樸老這樣受到當今僧俗、朝野與教內外普遍推崇與愛戴，實為罕見！在書法愛好者的心目中，他是書法大家；在詩詞愛好者心目中，他是著名詩人；在社會慈善界，他是大慈善家；在國際友人心目中，他是和平友好的使者；在國家領導人心目中，他是愛國愛教的楷模；在學者心目中，他是佛學大家；在社會人士心目中，他是博學多聞的長者；在信徒心目中，他是解行並重的無盡意菩薩；在佛教界內，他是當今佛教的總設計師；在老一輩僧人心目中，他是恢復佛教的大護法；在年輕僧人心目中，他是極力主張以教育振興佛教的教育家；而在我心目中，他則是慈祥的老師，桃李滿天下。今天活躍在各名山大寺的主要負責人，大多是他的學生，而我則應算他眾多學生中的一員。自從1982年在南京棲霞山僧伽培訓班求學以來，作為樸老的學生，不知不覺整整十八年了，一直在他老人家關懷、厚愛與支持下。從楞伽島到英倫三島的學習生涯，到每次回國聆聽他老人家的教誨，要說的實在太多。本文主要想通過樸老與我求學生涯的因緣，反映樸老對莘莘學子的關愛，以示紀念與感恩。
　　一、老人的關愛
　　1986年，應羅[目+侯]羅（W.Rahula）和維普拉莎拉大長老（M.Wipulasara）的邀請，樸老選派五比丘去斯里蘭卡留學。到達師子國(斯里蘭卡的古稱--編者)後，不少人對我們的到來抱懷疑的眼光，認為我們不是真正的出家人，而是當兵的，剃光了頭，來東南亞執行『任務』、搞外交的……因此五人中必有一位『黨代表』……甚至有些華僑預言：『斯里蘭卡太苦了，這批人最多隻能呆在這兒兩年，完成任務後自然會回國。』當然，這些『預言』與『謠言』後來自然不攻自破，因為我們在斯里蘭卡一呆就是八年，平凡的留學生活中自有其不平凡之經歷。在朝野人士哀悼追思樸老的時刻，自然使我回憶起幫助我們度過難關、引導我們成長、鼓勵我們立志的樸老來。
　　不少人認為在國外留學很風光，其實又有多少人知道海外學子的辛酸苦辣！
　　初到楞伽島，異國他鄉，舉目無親，等到初出國門的新鮮感一過，接踵而至的便是孤獨。時常在海邊一坐就是幾小時，海上日落的一刻倒也壯觀，可太陽下山後，涼風襲面，一切恢復寧靜，重新回到現實，孤獨感又悄然爬上心頭。邊吃飯邊趕蒼蠅，一邊不停地用嘴把爬到飯盆邊上的螞蟻或停在手臂上『偵察』的蚊子吹走等場景，至今記憶猶新；辣得讓人涕淚齊下的辣椒咖哩飯，至今仍令我心有餘悸；每人每月25元人民幣的零花錢（合三美元）令我們『窮則思變』--買個『熱得快』，放在一個大玻璃缸內，買一包方便麵，多放些水，連湯帶面，一人也能分到一碗……時間久了，身體便慢慢地變得不太爭氣……繼續呆下去的勇氣一天天地下降……最終別無選擇，只能給樸老寫信，表達想回國的意願……信發出後，心情卻一天天沈重起來：剛來時華僑們的『預言』快要『兌現』了，但其中原委誰能說清？樸老會不會失望？回國後命運如何？……正當坐立不安之時，樸老來信了，信中對我們的處境表示理解，並開導我們說：吃苦是一個人成長不可缺少的歷程，吃苦耐勞是成就成功人生的第一步，如古人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增益其所不能……』。
　　與此同時，樸老並沒有真的忍心讓我們在困苦中獨自成長、孤軍奮戰，而是先後親筆寫信給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周善延大使、張成禮大使，委託使館照顧我們。如此安排後，樸老仍不放心，又寫信給華僑領袖張德煥居士，請求他照顧我們。樸老是位有心人，每次我們回斯里蘭卡時，總要詢問我們行李多不多，能否幫他帶些禮品。時間久了，我們很習慣地在行李箱內留下空地方裝樸老贈送友人們的禮品；每次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官員回國探親，樸老總是儘量向他們瞭解我們在斯里蘭卡的學習生活情況。如果確實很忙，便委託中國佛教協會負責人出面接待，並多次設素宴招待他們。樸老所做的一切，都在直接或間接地幫我們營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生活環境，使我們能得到更多的幫助與關懷，使我們安心讀書。這就是樸老做事微妙之處。可惜當時我並未能真正領會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現在想來，真是慚愧萬分……
　　隨著學習的深入，購買學習用品（如紙和筆）也需要一些費用，維普拉莎拉長老很慈悲，從第二年開始，每月給我們四百盧比（約八美元）。但當我們進入巴利語大學讀書後，必要的工具書或參考書對學習無疑有很大的幫助，八美元只勉強可以買一本書。當樸老得知此情況後，從第三年開始，每月給我們提供四十美元的費用（其中三十美元由中國佛教協會出，十美元由樸老本人資助）。從此我們再也不必為經濟拮据而分心，而是一心一意地求學。現在想來，中國佛教協會並不富裕，當時佛協工作人員的月工資也不過二百多元（三十美元左右），由此可見樸老及中國佛教協會領導對我們的關愛。
　　在生活方面，樸老總是擔心我們沒有衣服穿，時常委託使館官員帶來錢給我們買袈裟和所需衣服；得知國外書價很貴，便專門拿出錢來幫我們買必備的工具書。直至今日，無論走到那裡，我都隨身帶著他老人家買的工具書（如《英巴大字典》等）；過年過節，樸老擔心我們思念家鄉，便拿出『特別費用』作聚餐之用，春節與中秋因而成了三十多位在斯里蘭卡求學的大陸學僧的『吉祥日』……
　　在斯里蘭卡讀正規大學，學費是比較昂貴的。當我們在巴利語大學求學時，維普拉莎拉長老幫我們繳納了全部的學費。與此同時，我們又於1990年春進入國立克拉尼亞大學巴利語佛學研究生院攻讀研究生院文憑證書學位，當時因中國佛教協會已為我們的學習生活花費了很大的精力，心中不忍再給樸老添麻煩，後經法光法師的介紹，經吳老擇教授引見，元亨寺普妙老和尚為我們繳納了這一年的學費。一年的時間很快過去了，1991年，我們又打算繼續攻讀文學碩士學位，但如同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人，整天為學費沒有著落而發愁。後來經毅然法師介紹，泰國的真頓法師得知情況後，主動幫我們繳納了這一年的學費。當我們以良好的成績通過文學碩士學位後，大學對我們的信心也增加了許多，院長Y.Karunadasa主動邀請我們繼續攻讀哲學碩士學位。但五個人學習三年的費用畢竟不是一個小數目，這次真的是『黔驢技窮』了……沒有最基本的經濟做後盾，繼續求學只能是黃粱美夢。百無聊賴之際，我們抱著試探的態度向樸老求救。樸老來信了，信中肯定了我們繼續求學的心願，並告訴我們，他已向香港寶蓮寺請求，幫助解決學費問題。幾個星期後，便收到寶蓮禪寺肯定的回復。從此至今，在香港寶蓮禪寺的資助下，我們學習的後顧之憂被徹底解除了，因而安心讀書至今。
　　在學習方面遇到的問題也沒有讓樸老少操心。比如以何種語言學習，斯方堅持要求我們通過僧伽羅文學習所有的課程，而我們則堅持要通過英文為媒介學習功課。樸老一方面給我們來信，諄諄告誡我們，生活本身就是矛盾與困難的組合體，有問題不怕，怕就怕怨天尤人，無法靜下心來找一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年輕人一定要學會面對問題，找出問題產生的根源，並加以解決，這是成長的過程，也是留學生活的一部分內容；每學會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一個進步……現在想來，樸老真是把四聖諦的原理巧妙地運用到了現實生活中去，這對我的啟發特別大。從此之後，一旦出現問題，再也不會把問題輕易『上交』，打擾日理萬機的樸老，而是運用樸老教給的方法，試著先儘量自己解決，實在解決不了時纔寫信向樸老求教。
　　同時樸老給張成禮大使寫信，請他出面調解。經張成禮大使和使館文化處餘國弟先生多次登門與長老溝通，終於圓滿解決了這一難題--以英文為媒介學習所有的課程，同時也要加強僧伽羅文的學習。這為我今天來英國繼續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多少年來，每當我們遇上困難，第一個念頭就是想給樸老寫信，因為他老人家總是把我們的困難當成他自己的困難，並設身處地、想方設法去解決。現在想來，如果沒有樸老，那有我們的今天！也許我們早就『學成回國』了……
　　二、樸老笑了
　　對我們來說，樸老又是位慈祥的老師。多年來他老人家總是為學僧們所取得的點滴進步而感到高興和欣慰，這無形中給了我們克服困難的勇氣！
　　1986年秋，初到師子國，遇到了很好的美籍英文老師Don先生，我們的英文進步比較快，半年後就試著用英文給樸老寫了一封信。樸老微笑了，並將信轉到中國佛學院。這是樸老在把自己的喜悅與他人分享啊！我們得知後，學習勁頭更大了……
　　1991年底，得知我們以優異的成績通過文學碩士學位時，樸老笑了：『我們的五比丘，集體通過文學碩士學位，很好！這是中斯佛教友好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欣慰之情，溢於言表……
　　回國前夕，我們給樸老去信，表達繼續攻讀哲學碩士學位的願望，很快收到老人肯定的答覆。不僅如此，因我們的論文涉及到不少中文資料，樸老便出面請了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方立天教授為我們的導師。樸老如此精心周全的安排，不僅成就了我們的學業，而且也為教界與學界合作，共同培養僧材開創了新路子、新思維。
　　1992年春，我們在斯里蘭卡的學習終於告一段落，回國途中經過香港，我們先後拜訪了大嶼山寶蓮禪寺、志蓮淨苑、香港佛教聯合會等佛教場所。最令我意外的是，每到一處，都有樸老親筆寫的傳真，要求各佛教組織對我們的參訪多多關照。每當我們看到他老人家熟悉的筆跡時，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初春，北京寒氣依舊逼人，外面正刮著大風，這是我們由斯里蘭卡回北京後的第二天清晨。突然得知樸老已在去佛牙塔的途中……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匆忙趕到佛牙塔時，遠遠地便看到塔下的老人，孤身一人，雙手扶著手杖，眺望著山門，靜靜地等待著我們的到來……
　　一見面，樸老雙手合十，笑呵呵地說：『終於回來啦！又見面啦，在佛牙前！』當時我差點兒流下眼淚……是啊！一別五年了，但老人又何曾離開過我們一刻！每當我們有困難時，他已在那兒等候……每當我們有進步時，他已在那兒發出讚許的微笑……每當我們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時，他已在那兒指點迷津……遠在萬里之遙，卻無時無刻不在我們左右……為了我們的健康成長，年近九十的老人付出了多少心血……看到我們平安歸來，怎能抑制住內心的激動，於是不顧刺骨的寒風，清晨獨自一人，與我們在佛前相見……意味深長……這是樸老要求我們上報佛恩、下報眾生恩啊！
　　初回北京，樸老擔心我們生活不習慣，特地吩咐廚房專門為我們做飯。據說在我們歸來之前，樸老就一直為我們的住所操心。當初選擇了佛牙塔，那兒風景優美，環境寧靜，可以避免旁人打擾，安心學修；後來考慮到交通不便，又打算安排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最後纔選擇住在中國佛教協會……樸老案頭待批的文件堆積如山，但仍為了我們食宿一類的小事而操心，親自過問。這本身不僅表現了他老人家對我們的厚愛，同時也體現了樸老工作極為細心周到之特點。有時我經常在想，就是自己的親人，也不可能比樸老做得更好吧？！
　　禮拜完佛牙後，樸老便興高采烈地和我們暢談他老人家多年的心願--翻譯南傳大藏經。自太虛大師以降，『人間佛教』的理論已提倡了半個多世紀，今天『人間佛教』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然而樸老深知，如何進一步深化契合當今人根機的人間佛教思想，使之更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仍是擺在全國佛教徒面前的一大課題！翻譯南傳大藏經，引進南傳佛教的教理教義，無疑對豐富人間佛教的思想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這也許是晚年的樸老一直贊同派學僧到斯里蘭卡求學的重要原因之一吧！由此觀之，樸老把選送學僧到南傳佛教國家培養看成是完善人間佛教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他老人家所關愛的那裡僅局限於個別幾個人！他所關心的是整個中國佛教事業在新時代的重建！
　　正因為如此，當樸老提出啟動南傳大藏經的翻譯工作時，我們的心情十分沈重……雖然在蘭卡學了五年，同時也參與了吳老擇教授翻譯南傳大藏經的一些工作，但僅僅是佛學研究的起步，與翻譯南傳大藏經的要求還相距甚遠。為了在不久的將來能勝任這項工作，我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面稟樸老：希望有繼續求學的機緣，以便在不久的將來出色地完成他老人家交給的任務。他老人家不但沒有責怪我們的『不滿足』與『不勝任』，反而興奮地鼓勵道，『好啊！活到老學到老，我到現在還在不斷地學習呢，更何況你們！年輕人想學習是好事，應該支持！』交談後，樸老立即安排中國佛教協會國際部幫助我們辦理再次出國手續。當我們第二次踏上佛國--楞伽島時，不禁感慨萬分。是樸老，不但讓我們出色地完成了華僑們所說的『任務』，而且使我們重遊佛國、繼續在佛法的大海中探索的夢想成真……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比理解與認同更重要呢？！
　　得知我們安全抵達蘭卡，樸老於1993年11月15日來信鼓勵道：
　　『接到十一月一日信，知道經過香港到達楞伽情況，至深欣慰。諸師為佛教、為祖國，勇猛精進，難學能學，這是全國佛教徒所期望、所讚嘆的。今後擔荷法王家業，願師等發大心成就功德莊嚴。需要書籍，可請寶蓮寺供給，或寫信給我，告知書名。在斯留學的諸位上人均請代問訊，巴宙教授通信亦請代問候。此復，為法珍重。』
　　信中樸老不但再次提醒我們『發大心成就功德莊嚴』，學成後回國『擔荷法王家業』，更體現了他老人家無微不至的關懷。當他得知在國外買書很貴，但對學僧來說又是至關重要時，在此後的幾年內想盡各種辦法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困難。
　　相隔不到一個月，參加天壇大佛開光慶典的樸老，不僅要處理大佛開光事宜，還要應酬來自五大洲佛教界的朋友或政界的要員，繁忙是可想而知的。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樸老的時間完全可以用『一寸光陰一寸金』來形容。可當樸老會見來自斯里蘭卡的老朋友維普拉莎拉長老，得知我們在求學期間給斯方留下良好的印象時，樸老笑了，並未等到回北京，而是於1993年12月28日在香港Luk Kwok賓館，抽出寶貴時間寫了封長長的信：
　　『備悉您們勇猛精進、學問日新的情況，十分歡喜讚嘆。維長老表示還可繼續選派學僧前往楞伽學習，這是因為您們努力學習給予彼邦人士良好印象的緣故。祝願諸位身體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一起住在寺內很好，便於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去印度朝禮佛陀聖跡，我很贊成。如果有什麼需要，請告知我。』
　　信中樸老講述了香港天壇大佛開光慶典盛況，並將我們帶給他老人家的香特地帶上山，供養天壇大佛。樸老的『十分歡喜讚嘆』，令我慢慢地明白，我們的留學，不僅肩負學習南傳佛教的重任，同時樸老還鼓勵我們也要注重德行的培育。
　　1994年7月，當樸老得知我們終於獲得克拉尼亞大學哲學碩士學位時，樸老開懷大笑了：
　　『得知你們在法光法師和Y.Karunadasa院長的親切關懷和悉心指導下，已圓滿完成學業，以優異的成績通過哲學碩士學位論文，我感到非常的歡喜和欣慰。向你們五位法師衷心的祝賀！並轉致我本人，以及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全體同仁對法光法師和Y.Karunadasa院長兩位長者由衷的感謝。
　　近代以降，中斯兩國的佛學交流和合作，從楊仁山居士和達磨波羅居士開始，中經太虛大師和馬拉拉色克拉教授的熱情倡導，先後派出數批學僧前往斯國留學，為我國對南傳佛學的研究和人才培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像你們五位法師全體獲得學位，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表明中斯兩國的長老大德在這近一個世紀以來的願望和奮鬥，已結出了初步的成果。希望你們繼續努力，精進學業和修持，將南傳佛學的優良傳統和學術成果帶回中國，並對中國佛教的自身建設起到有益的作用。我本人及全國佛教界對你們五位法師寄予厚望。
　　關於淨因法師和圓慈法師要求繼續在斯里蘭卡學習巴利文，並去靜修中心學修一段時間，雖然國內現在急需人才，但為了中國佛學的長遠利益，我們同意你們兩位的要求。希望你們兩位學業有成，儘快回國，為弘揚佛法、傳播佛教文化、開展佛學研究大業作出貢獻。』
　　到此，我終於領悟了樸老對五比丘的關注的真實含義。佛陀成道後，於鹿野苑初轉法輪，度化五比丘，從此佛法大興於人間。『五比丘』一詞因此也成了歷代佛教劫後重興的代名詞。換言之，『文革』浩劫後，佛教恢復伊始，百廢待舉，此時的樸老無論是在講話時、報告中或會見國際友人時，一提起『五比丘』一詞，精神為之一振，內心充滿著對劫後全面振興中國佛教事業的企盼，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歡喜與希望。至於五比丘是何許人也，這本身並不重要。
　　1995年初，我在斯里蘭卡的學習告一段落。到那時為止，我在蘭卡求學已是第八個年頭了，但考慮到剛剛學佛入門，對佛學的興趣越來越濃，越學越覺得學海無涯，越學越覺得自己懂的很少。看看我的導師法光法師，不僅精通古典文學、英文、梵文和巴利文，而且對法文、日文、德文以及僧伽羅文都有很深的造詣；再看看自己，心中莫名地湧出一股恐慌與失落，覺得自己很渺小，繼續學習的念頭特別強烈。同時多年來我一直在東方學習，西方近百年來的佛學研究成果頗豐，而且有一整套規範化的佛學研究方法，要想在不久的將來能在國際佛學研究領域有一席之地，去西方接受系統的治學訓練是很有必要的。但我又不敢存有奢望，中國佛教協會培養了我這麼多年，早就應該回國服務了。可維普拉莎拉大長老極力主張我應該去西方體驗一下學習生活，『因為我們共同培養的學僧已接受了中國的大乘佛教和斯里蘭卡的上座部佛教的系統訓練，若能再接受西方佛學研究治學方法的訓練』，長老在他給趙樸老的信中寫道，『從長遠來說，這對中國佛教的發展有好處。』宏勛法師得知我的情況後，主動與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取得聯係，積極成就我的學業。正在進退兩難之際，我於2月5日收到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李家振先生的來函，從信中得知，當時樸老身體欠佳，但仍然十分掛念我的學業，特囑李家振先生儘快復函，全力支持我去英國倫敦大學讀書的夢想，並要求我利用赴英國讀書前的時間好好補習英文和梵文，以便儘早適應將來緊張的學習生活；有關費用問題，樸老將盡力懇請寶蓮禪寺繼續資助。收到信後，我想得很多很多……多年來，每當我給樸老寫信時，他老人家事務再忙，也要抽出時間回信，或通過會領導轉達，即使在身體欠佳的情況下，他老人家還要再三叮嚀他人代筆，給予我們及時的指導與鼓勵，而且來信中反復強調學修並重的重要性，一再提醒我們將來一定要肩負起振興佛教的重任；同時又反復叮嚀要多保重身體，學成回國，為祖國佛教爭光。
　　4月，我順利通過了英文考試；5月，我收到倫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快把這個好消息稟告樸老，讓他老人家高興一下。6月12日，即收到回音：
　　『頃接大函，欣悉已得倫敦大學錄取通知書，具見學修精進。祝願善願成就，德業日新，為頌無量。鄙人今年一月，曾得大病，經醫治得愈，近已恢復健康，於本月中旬出院。出院後立即主持中韓日三國佛教友好交流會議，圓滿成功，堪以告慰。承殷勤關注，至以為感。知八月赴英前過京一晤，甚為欣企。』
　　後來據陳阿姨講，樸老十分支持我到英國求學，對我在那兒的一切情況都非常關心，身體稍有好轉，便立即寫了以上這封信。
　　9月中旬，一辦理完入學手續，我立即給樸老寫信報平安。不到兩個星期，就收到樸老的親筆函：
　　『頃得手書，欣悉已經過香港，安抵倫敦，入學手續均已妥辦。仁者於準備論文外，並廣學聲明，將來弘法度生，更多方便，無任歡喜讚嘆。遠遊西土，希千萬珍重。我已告知我駐英使館，望仁者與之聯係，如有所需，可能獲得幫助。』
　　1997年夏，我再次回到北京，他老人家興致很高，在詳細詢問了我在英國的學習生活以及英國佛教現狀後，話題一轉，意味深長地說：『出家人，拿不拿學位並不重要，文章道德是第一位的。但法師在英國有名的大學讀博士學位，好！我們終於有了自己培養的佛學博士，這會給社會帶來很好的觀感。』直到此時，我對樸老辯證的思維纔算有了一定的認識。是啊！出家本身就意謂著放下名利地位，那裡還在乎一紙文憑？！因此從出家人本身的角度講，過於強調文憑未免顯得俗氣，更是本末倒置；但考慮到當今社會中人們對僧人的誤解很多、偏見甚深，所扮演的角色未能得到應有的認同，僧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普遍偏低，從這種意義上講，擁有高學位的出家人對於改變社會人士對出家人的看法便有了一定的作用，如此在名牌大學讀書又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第二年，圓慈法師、廣興法師也順利進入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樸老得知我們在導師的帶領之下，和其他博士生一起進行巴梵藏漢經典的研讀時，無限歡喜，來信鼓勵道：
　　『知三師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精研梵漢經籍情況，至深欣慰。三師有願繼奘師之後深入經藏，中興聖教，實乃祖國佛教界和文化界之盛事，務懇為此保重身體，期能精進，力行不倦。樸初年已九十，仍盼能躬迎法駕歸來，弘揚聖諦。土登尼瑪學者，請代致敬，亦望其早日回國，弘傳藏傳佛教。我早有重新譯經之願，即直接由巴利文翻譯南傳上座部經典，由古文經論譯成現代語文，由藏文論著譯成漢文。三師能將古德不同翻譯比較研究，足見有志於此也。』
　　多年來，佛教界的大德們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培養人材，樸老在來函中闡述其目的是『翻譯聖典與弘揚聖教』。是啊！自古以來，佛教興盛之時往往發生於大規模譯經運動之後，如起始於東漢、持續幾百年的譯經活動終於帶來了盛唐時期佛教的黃金時代；清末楊仁山居士將漢地久已失傳的唯識學典籍從日本請回，帶來了近代唯識學的復興。其原因很簡單，隨著佛典的譯傳或重現，給中國佛教注入了新鮮血液，與固有的思想理論體系產生碰撞，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適應當時社會的新思維與新模式，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樸老深明其中之真諦，培養人材，翻譯聖典，以此為中國佛教的振興找一條新路子，就有了現實意義。
　　我們在國外求學期間，樸老十幾年如一日，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我們的健康成長。每當我們有困難時，他老人家是第一個為我們操心的人；每當我們取得一點點進步，他老人家是第一個為我們高興的人；每當聽別人說我們表現還不錯時，他老人家是第一個引以為自豪的人；每當我們取得一點成績時，他老人家又是第一個感到欣慰的人。他把佛教事業當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把培養人材看成是佛教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把關心下一代的成長看成是自己的本份……這就是樸老，這就是樸老的風範，這就是樸老的魅力所在！
　　樸老！還有幾個月我就要畢業了。我多麼盼望回國的那天，在佛牙塔前，再次聽到您老人家爽朗的笑聲：『終於回來啦！又見面啦，在佛牙前……』
　　刊载于《法 音》2000年第7期 (總第1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