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古今的佛教圣地——张掖大佛寺

享誉古今的佛教圣地——张掖大佛寺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源于中天竺，创自释迦牟尼。世尊灭度后的数百年间，自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始、中经贵霜帝国犍陀罗的迦腻色迦王渐次向外传播，现已遍及亚欧美诸洲。但流行最快、弘传最广、变迁最著、史时最徵者，首推中国。
　　史载佛陀灭度后，佛弟子恐有异见邪说混乱佛法，先后数次召集学德兼优的僧德回忆、记录佛祖所说的教法，加以印证，结集汇编成梵文“三藏”，作为佛教经典传世。它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启发着人类的精神生活。佛经最早于２０００多年前传入西域，即我国新疆一带，被译成多种西域语言，再经西域僧侣传进中原，译为汉文。佛教进入中国后，发展成多个派别，对中国的思想、哲学、伦理、文化、艺术影响极大。更有相当部分的佛教思想深入民间融进了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启迪着人类智慧，净化着人类心灵，为世界文化开创了独到的思维境界。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喉扼、古丝绸之路孔道，则是佛法传入必经、佛教流行较早、佛学发展最盛的地方。大佛寺所藏佛教三藏７０００余卷，博大精深、内容浩繁，字包千训、言含万象；历史久远的唐代卷子写经和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各类文献足以佐证，天竺佛法在张掖流通至少已经２０００年以上。
　　大法东来，相传始于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２）；一说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６７）。但在此之前，“丘闻西方有圣者，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列子·仲尼第四》）。似乎是晚生于释迦牟尼１２年，早于哀帝５００多年的孔子，已知佛为“大圣”。《魏书·释老志》云：“汉武元狩中，霍去病获毗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甘镇志》亦有“前１２１年春三月，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过焉支山、收休屠王祭天金人”之记载。据古代史学家考，所谓丈余“祭天金人”，就是匈奴供奉的铜佛像。
　　《甘州府志》载：“甘州或古有甘泉之名（注：张掖有甘泉，位于大佛寺后东南百余步处，其水清冽，有“河西第一泉”之称），匈奴铸金人祀天于此，而即取甘泉之名而名之”。看来早在哀帝１２０多年前，河西走廊的匈奴就有拜佛习俗。此时正当张骞凿空、丝路开通之际，张掖处于“华戎并存、五方杂处”的特殊地段和西域文化大传播、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繁盛时期，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很自然地在这里生根开花，然后东渐中原各地。
　　魏晋以降，佛法盛传张掖，使本土诸多贤智有识之士，“知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为求正知正见，他们不辞艰辛，冒险西行求法，出了不少有名的佛学先行者。与此同时，外地的高僧大德和佛学翻译家们也接踵驻跸张掖，建寺立塔，说法参禅，译经造像，开龛供佛。河西走廊、西域诸国，遍布佛寺石窟，大多创建于斯时，至今已成为我国中古时期劳动祖先所流下来的宝贵艺术结晶和伟大文化遗产。公元３９９年（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中国僧人赴天竺留学的先驱法显途径张掖，受到时任尚书左丞相、后成为北凉国主的沮渠蒙逊礼待，在张掖开坛讲经达三月之久，广宣佛法（《佛国记》）。后来法显和沮渠蒙逊成为挚友，并与张掖高僧沮渠京声过从甚密。京声是蒙逊之弟，曾“西游于阗求学，译经多部”，计有《禅要》、《秘密治禅病经》、《观世音弥勒二观经》、《佛说般泥洹经》等；“北凉亡，晦志卑身，不交人士，常游塔寺，以居士身毕世”（《高僧传》）。
　　五凉时河西名德辈出，佛法日隆。从长安出发分为３条干道的古丝绸之路都在张掖会合，然后至敦煌分道西行，而西域东往的商贾、僧侣需补充粮秣和熟悉语言、民风，张掖遂成为中西僧侣取经传道的必然休整之地或译经弘法的理想场所。此时的译经达到了高潮。北凉在张掖翻译的佛经，不仅数量很大，而且影响深远，远远超过了汉代，亦居魏晋南北朝各阶段之首。有史可考驻足张掖的西域高僧有月氏的竺法护、龟兹的佛图澄、鸠摩罗什，天竺的竺法兰、僧跋摩，罽宾的昙无谶、僧伽提婆、佛陀耶舍等。最著名的翻译家如鸠摩罗什、昙无谶、僧跋摩以及张掖名僧沮渠京声、惠嵩、道朗、法盛、法众、道泰、法进等，共译经８２部，３１０多卷、１００余万言，在中国佛教史、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隋统一中国，主张南北佛教合流。隋炀帝下诏将寺院命名为道场，并鼓励中西间的经济、宗教、文化交流，使亚欧大陆桥得以开通。此后，西域佛徒屡屡东游、中土僧众纷纷西行，都以河西为乐土，居留张掖、敦煌、武威间，大大推动了本土佛教的发展。唐贞观三年（６２９），三藏法师玄奘赴天竺取经，在张掖讲经传法，僧俗听众达五六千人之多，曾有“顽石点头”之说。它对张掖影响甚大，一时寺刹林立、僧侣骤增，崇佛之风大兴。大佛寺有明代早期壁画，其中大量篇幅为唐僧取经的故事。市博物馆还存有完整的玄奘著《大唐西域记》，是研究我国西北地区及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以至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宝贵资料。
　　西夏在张掖创建大佛寺，并将佛寺作为王室行宫，香火鼎盛了一个半世纪。西夏灭后，元代统治者又在寺中留下了不少轶闻趣事。南宋末主赵显亡国，曾奉元诏在张掖大佛寺研学萨迦派佛法，译出大量佛经，著名的有《因明入正论》、《百法明门论》等存留于世，为汉藏文化做出了一定贡献。
　　十三世纪７０年代，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旅居张掖一年多时间，数到大佛寺。寺中规模宏大的法事场面和精妙绝伦的建筑艺术，使这个欧洲人无比惊讶，赞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记叙中，“甘州是一大城，有庙宇甚多，内奉偶像不少，最大者高有十步，余者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甚佳，外敷以金。诸像周围有数像极大，其势似向诸像作礼”（《东方见闻录》）。
　　明朱元璋开国，于京师设僧录司，掌天下佛教事宜；并在省置僧纲司、州置僧正司、县置僧会司，分别管理教事。张掖作为省府，僧纲司就设于此。大佛寺有出土的明代铜印一枚，直径６厘米、方形、边宽０?郾５厘米，朱文九叠篆，镌刻而成；字作九宫式排列，文曰：“甘州左卫僧纲司之印”，刻技极为工拙。这一时期，明王朝在张掖敕建了多处佛寺，大佛寺空前繁华。今寺内所存正统年间敕赐的洪武、永乐藏经，可反映皇室对此地颇为看重。佛经全系官版雕印、绫锦装帧、木柜贮存，极为珍贵。其中８００卷金银粉手抄经书，成为镇寺之宝，是古今罕见的稀世珍品。十五世纪初，古帖木尔帝国哈烈国国王沙哈鲁曾派遣５００余人的使团访明，于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九月到张掖。使团在大佛寺不暇思归，对“寺庙香火极盛，人们竞先拜佛”的场面十分感慨。他们回国后对大佛寺还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甘州城内有佛寺一所，方五百骨尺（即“公尺”）；寺中有卧佛一尊，长五十步，足底长九步，中跗周围二十一骨尺。像之后及头上，别有佛像多尊，高皆一骨尺（注：指从地上仰视比卧佛高出的尺寸）。又有佛教中以前比丘僧之像，大小与生时相同。雕塑工夫精致，故诸像皆与活人无异。近墙处亦有像多尊，雕塑完美。大卧佛有一手枕于头上，又一手置股上。全身以金涂之，名曰释迦牟尼佛。四周人民，皆来至像前礼拜”（《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使团次年返张，因事又在张掖延留了７０多天，更为详尽地了解了大佛寺的情况。在他们眼中，大佛寺宗教文化之盛和建筑水平之高，都达到了人类文明阶段性的顶峰。１２０多年后，于嘉靖年间到过张掖的波斯商人哈智莫合美德也有关于大佛寺的记载。他说大佛寺“宏大壮伟，可容四五千人”；“有修道人甚多，居寺房，其门扃闭，终身不得出，外人送物以食之。又有僧人甚众，游行街市，与吾国之僧人相似。（《哈智莫合美德谈话记》）。
　　清代张掖佛教依然处于兴旺之时，并涌现了持戒大佛寺的僧卜舟、慧音耳观、性泰若雷、释特丹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诗僧，为张掖留下了不少佳作。
　　民国时期，张掖尚有佛教寺院４５处，其中尼庵４处。１９１９年在大佛寺设佛教会，经有僧徒２０００余人。
　　建国以后，佛教会迁往普门寺。１９８４年，张掖正式成立佛教协会。为妥善保护大佛寺的文物建筑，佛协迁往密宗佛刹西来寺。大佛寺置博物馆，保护管理张掖历史文物。但规模较大的佛家法事活动和庙会，按习俗仍在这里举行。现大佛寺全方位对外开放，成为张掖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中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观光佳所。随着旅游和宗教事业的发展，它又成了海内外僧行善信仰慕的佛光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