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青眼与泉州开元慈儿院

叶青眼与泉州开元慈儿院
　　房奕
　　1924年11月，泉州开元慈儿院作为振兴佛法、复兴泉州开元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创建。慈儿院以转道为院长、圆瑛为副院长，转物为监院，又鉴于慈善事业的特质设立董事会为其最高权力机关，统筹规划各方人士捐纳的资金。为了方便运作管理，董事会在南洋各地设有机关，以共同维持慈儿院日常的经济运作。1927年，慈儿院陷入严重的纠纷，几致停顿。作为董事的叶青眼居士极力从中斡旋排解，得到董事会成员的推崇。董事会成员新加坡华侨林志翁、庄丕唐电请力邀叶青眼出任开元慈儿院总务，这一提议为转道、圆瑛两位大师所采纳，从此叶青眼居士接手开元慈儿院。
　　慈儿院董事会和转道、圆瑛等大师放心的将开元慈儿院交托给叶青眼居士内中有着深刻的意涵。回顾叶青眼居士的人生历程，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优势使他成为当时接办慈儿院的不二人选。首先，专业资历的优势。叶青眼居士从21岁补廪生后即受南乡宗亲之聘，成为塾师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906年，他受台湾宗亲邀请赴台任教，一年后回厦门鼓浪屿，担任英华书院教员。当时的台湾之行对叶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叶青眼承认自己在这个时期， ”由旧塾师转变为新学教员；由保守的科甲中人转变为革命党人，参与时代变革。”尽管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但叶青眼始终没有停止过教育工作，1909年他与许卓然、陈仲瑾、傅维彬、吴修昙等在小开元寺创办了西隅学堂。反袁革命受挫后，叶青眼前往菲律宾，任职于中西学校，1923年一度回泉州，不久再次赴菲律宾，在马尼拉创办了华侨公学。后因某种原因，叶青眼又回到国内，执教于厦门中华中学。上述经历为叶青眼积累了兴办教育事业的经验与声望。其次，独特的人脉与地缘优势。叶青眼是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幼年时师从开元寺塾师陈伯华，后来创办的西隅学堂也在泉州小开元寺。可以说，叶青眼居士对于泉州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情感。另一方面，由于参加革命的缘故，他时常游历南洋，这些经历又促使他拥有广阔的社会交往。马尼拉华侨公学的创立正是他人脉资源的实力验证。同时，他与转道、圆瑛、转物三位大师都有莫逆的交谊，其中转道大师更是他的亲受戒师，这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人脉地缘优势是一个紧密依赖社会资源的慈善教育事业想取得成功所必须具备的要素。最后，信仰上的优势。明清以来，中国佛教日趋衰微，这种情况下举办佛教慈善事业，主事者的认识与态度举足轻重。叶青眼皈依佛教， “参加闽南淄素诸大德，所组之世界佛教青年会。”他所持的佛教内在理路之取向与闽南革新佛教更为接近。因此，他能更深刻地理解转道等大德创立慈儿院的本怀。下文将详细分析。
　　慈儿院的出现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在佛教界都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对于叶青眼来说，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困境：既有现实层面压力，更有观念上的困扰。
　　慈儿院经营的现实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慈善性质有关。慈儿院集救助、教育于一体。慈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凭借收费手段维持日常开销。慈儿院的规模相当可观。初创时暂定名额为120名，后来随着经费问题的改善增加到240人，鼎盛之时人数达到280人，抗战爆发后萎缩至60人。此外，还有120名不住院的“通学生”。通学生享受”免其学米学费，并给以书册文具”，而正式学生的一切开销则全部由院方负担。资金问题成为叶青眼面临的最大问题。按照(章程)，这笔基金是为了让慈儿院不致半途而废而设立的常年基金， “由本院职员及本寺檀越与慈善家分途筹募，收集巨款置产生息以期久远。”不过，单单靠这笔基金生息是远远不足以维持慈儿院日常运作的。据叶青眼本人回忆，慈儿院经济真正依靠的还是“十方仁者”平日的捐款。该项收入大约占院总收入的七成以上，也就是说慈儿院常年基金不敷其开销的三成之用。另一现实问题就是慈儿院的生源。据当时的学员追忆，慈儿院教养的对象并非完全如(章程)中规定的“无依孤儿”，实际上其主要来源大致有三类： ”一是孤儿和失去了父或母的苦儿，大多为本地区晋、南、惠、泉州等县市人……二是流浪儿、小扒手等……三是少数富家子侄，因自幼体弱多病或顽调难加管教，家长通过关系，愿自费入院教养”。无论是失去父母关爱的孤儿、被警察押来教养的小扒手，还是颇有娇骄二气的富家小少爷，慈儿院所面对的教养对象大多是在生理上或在心理上有某种缺陷的“问题儿童”，不但其年龄相差很大，而且在院的时间也长短不齐，有的人在院长达10余年。对他们的教养无疑比一般教育要复杂艰巨得多。如同资金问题一样，慈善性质决定了慈儿院在接收学员来源方面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些现实问题对于叶青眼是全新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挑战，叶青眼是如何应对的呢?考察史料，我们发现在资金问题上，叶青眼在抗战之前还是游刃有余的。由于叶青眼展现出自己出众的社会资源发动能力，慈儿院的经费尚属宽裕。以伙食为例，以当年的标准，慈儿院的伙食”质量不差，每日两稀一干，饭量有限，每逢习俗节日，也加点菜。正月十五，依例每人还可吃上四个‘上元丸’。”抗日战争的爆发给慈儿院的经济带来很大；中击，外来的捐助锐减。慈儿院经费发生困难，不得不大大削减了学生数，余下的学生在叶青眼的的领导下，通过种种方式开源节流度过难关。学校由全日制改为轮流半日学习、半日劳动的制度，用学生劳动的有限产出来帮助学校经济。为了鼓励劳动，在伙食方面还曾短暂试行了“按劳分配”的方法，根据学生的劳动表现，参考学习的成绩，将饭量评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为三、二、一碗，不过因为丙级的学生吃不饱，有违办校的精神很快被取消了。虽然充满艰辛，但慈儿院没有停办，毕竟度过了难关。
　　在教养问题上，叶青眼居士明确地认识到： “是等儿童，自幼处境恶劣，既失家庭教育，又沾染社会不良习惯，身心两方，均欠健全。所谓教之养之者，关系至为重大，不但为彼一生得失存亡智愚贤否之所由分，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民族亦息息相关，所以是等工作显然与一般工作迥不相同”，因此，在课堂教育之外，他特别强调三个方面的锻炼与培养：第一是劳动。要求学生参加经常性的劳动，如扫地、拣树叶、搬运、舂米以及协助工人种菜等等。普通劳动之外，叶青眼也相当重视对学生特殊劳动技能的培训。慈儿院除了全日制教学外，还设立了技术班，曾办过缝纫、瓷绘、裱褙、竹藤、木工、园艺等科目。对于慈儿院学员来讲，他们无依无靠，学习一种能够谋生自立且能服务社会的实用技术似乎更为重要。第二是纪律性。针对慈儿院学员从家庭或社会中沾染的种种不良习气，严明纪律是有效的教育方法。特别是在抗战期间，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为此，叶青眼居士亲自从厦门沦陷的难民中物色了一个原十九路军营长来当教官，让他带学生们“白天定时操练、讲课，经常外出作环城跑。夜则随时作紧急集合演习。训练异常严厉，集合慢到者要受到鞭笞。”叶青眼虽常于心不忍，但为了学生们的未来，他也“只能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而无可奈何。”训练是卓有成效的，当时群众甚至认为慈儿院学员训练质量“远胜于驻扎开元寺训练的国民党新兵。”令人意外的是，强调纪律训练带来另一结果——慈儿院的学员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军界，足见叶青眼在慈儿院的工作对学员一生的影响有多么重大。第三是宗教信仰。慈儿院的学员一律吃斋念经，每个月还要参加一次由开元寺方丈主持的僧俗念佛会。对于违反院规者的处罚也有浓厚的佛教色彩：犯小错如损坏公物者在佛前忏悔，较重者在佛前鞭笞。叶青眼本人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虽然不是特意的弘法，但言行间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结缘度众的本怀。他常常对学生们说： “我教汝等读书，工作课外念念南无阿弥陀佛。获得种种利益，汝等亦知之乎。”虽然很少学生能够懂得他的苦心，但长期的教化熏陶毕竟会发生作用，慈儿院有不少的学生亲近高僧，最后走上振兴佛教之路。
　　相比以上办学经费和教养等的现实压力，令叶青眼居士更为头疼甚至是痛心的还是来自佛教界内的不理解与观念抵牾。观念之变迁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如果不试着扭转它，那么麻烦就会无穷无尽的产生。在慈儿院事业上，叶青眼居士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自言： “尝行国内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及东瀛南洋各岛，参观儿童慈善机关为数颇多。除少数经办人，具有大乘佛教慈善救世精神……于此等事业，却能拼命干去，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堪令人称扬赞叹。而所谓人力财力，其中亦竟能至诚感人，声气应求，一切俱足。反是，不缺于才力，则缺于人力。大都马马虎虎，糊涂了事，甚则，藉名慈善，于中谋利，我见亦不少矣。”举办慈善事业，财力和人才是必要条件，但最重要的却是人心。财力人力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获取，而人心不顺事业就很难前进。然而当时人心不顺却是个普遍的问题。对于慈儿院的事业，很多信徒、特别是出家僧人不能理解。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是：佛教惟一的本旨在于教人了脱生死大事，真正发心学佛的人应该以了脱生死为第一义、惟一义，因此无所谓的佛教慈善事业。另有一些僧人则觉得慈儿院的“经费均由少数僧伽各方募集，其中学生，尽世俗子弟，出家沙弥并无一人参与其中”以至愤愤不平，认为叶青眼所行之事未免显得“善于谋人，拙于谋己”。两种意见基于不同的思考，前者固执于传统佛教思维，不愿发生任何的改变；后者虽认可了变化的必然，却生出分别之心，希望僧伽能够获得“看得见”的利益。然而，无论哪种看法都不利于慈儿院事业存在与发展。叶青眼力排众议，在慈儿院的岗位上，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什么才是真正的大乘佛教慈悲精神。
　　总之，叶青眼居土在泉州开元慈儿院21年的辛勤工作成绩斐然，令人钦佩。他领导下的泉州开元慈儿院所获得的成功，其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从慈善事业的本位出发，它救助和培养了大量的无告孤儿，完成了将他们培养为“有独立生活之资格，可以献身于社会之用”的人的誓言。今天我们能从史籍中看到不少他们的名字：骆庆良、吴世田、刘士城、吴俊华、汪养德等等。其中虽然没有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但相对于他们原来可能遭遇的人生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对于佛教而言，叶青眼以慈儿院的成功及自己在慈儿院令人感佩的言行为它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成功地恢复了民众对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播撤下了佛教信仰的种子，实践了通过慈善事业复兴佛教的理想。叶青眼与泉州开元慈儿院的历史为今天的佛教发展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值得我们细细地体会和琢磨。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