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创新的内在理路及现实意义——由“第九宗”潜行者的主张与实践说起

　　传承与创新的内在理路及现实意义——由“第九宗”潜行者的主张与实践说起

　　临霁

　　由“第九宗”潜行者的表述，已清楚地说明，其并非为了创宗而要新创什麽宗，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为当代佛教的发展积极探索，在具体途径和实践方式上努力前行，尽释子之本分而已。

　　一、“第九宗”之主要特点

　　因为一切都还在进程中，对於这个所谓“第九宗”，并不能有确定的分析，更不可能有结论性的评价。而且，即便仅就“第九宗”潜行者目前已经走过的践履之路来分析，作为门外的观察者，也只能局限於知识层面做一些隔膜的理路梳理和浅显的表象分析。由知识进而理性升华和当体觉悟而开启智慧，还是有很大不同。哲学是爱智慧，佛教是启智慧。一个是对象化的，一个要当体即是。因而，对於究竟智慧做哲学分析，往往会发现工具理性的局限。所以，中国先贤主张“得鱼忘筌”，或者“得意忘言”。但悖论的是，得鱼还得用筌，得意还得凭言。

　　倘若对尚在进行时中潜行的所谓“第九宗”的特点及“宗风”之端倪有所审视，的确有几点是引人瞩目的。

　　首先，是由於觉悟释迦本怀和回溯到本怀的意义上去关怀，由这样的角度看世界，就会孜孜不倦地以人为本地帮助世人和信心充满地树立新风，而不再是嫉恶如仇地要改造什麽。

　　其次，正是因为要循著释迦本怀切实地服务世人，加之积极探索实践的切实体验，因而会得出阕於现代僧人所需素质和标准的系统理念，实际上也是一个先次第进而圆融的修行阶位和境界，其次第是：先做严格头陀行而脱俗成僧的修持僧；然後做实践弘法和了解世间的服务僧；再做从事生意能经济独立的经营僧；之後达到三者合一圆融无碍而身体力行地服务於世。

　　再者，提倡能动地由经典获得启迪，其所宗经者，是《圆觉》、《楞严》、《金刚》和《维摩诘》，隐含的教义理路即是由离幻去妄，明了心性，破执无住，融通无二，而至世出世间不异，应是其次第进阶理念的教理支撑。

　　此外的特别之处，就是将僧伽和聚落结合为“佛家庄”，大概寓意著佛教就是世人之家和赖以生存之土地；当然还有类似会员制的所谓信众结构。

　　潜行者之所以标榜为“第九宗”，显然就是接著历史上已有之“八宗”而言，这就标示了其首先是要延承传统的，之後才标榜其是八宗之外的、一个有所不同的、或者说是有所谓创新的僧伽形式和实践之路。

　　这个还在行进路上的所谓“第九宗”，大致看来的主张和表现，一些是易为人所接受的，因为仍然是传统的，但其中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疑问的大概还是“经营僧”的提倡，以及相关模式。因为世人一般接受和认同的僧人脱俗形象是有些模糊的成见和框框的，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僧人从事经营就是混同世俗。但矛盾的是，佛教的存在和发展从来都需要钱财的支持，从不可能脱离经济基础。因而，佛教作为一个标榜超凡脱俗的宗教，举凡佛教经济的问题，无论是体现其造福田作功德的宗教意义，还是招致世人诟病的“商业化”甚至“借佛敛财”，历来都是争议的热点。因而，所谓“第九宗”，尤其“经营僧”，同样有如何体现佛教宗教性和处理传承与创新关系的问题。在这方面大可从海内外近百年来的佛教历史变革中去深入探究。

　　二．历史脉络及内在理路

　　佛教传人中国後逐渐形成的僧伽制度，是与以专制政治和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环境相一致的。面对政治的绝对权威和小农经济的脆弱，佛教僧团一直生存在依附和独立的僵局中。而多次法难的发生都与经济因素交织政治因素有关，使佛门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在政治强权环境中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禅宗祖师尤其有远见卓识，四祖、五祖及其後继者聚众山居而发达禅门的一个重大建设性的突破，就是开拓了一种可称之为“坐作并重”的求生存、图发展的新途径，切实地落实了“一切世间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的义理诠释。

　　据称，四祖道信“每劝诸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与人语。能如此者，久久堪用。”其中的“坐”指的应是禅修，“作”则应是为了得“一口食塞饥疮”的劳作。四祖道场所在的环境，是个与城邑有适当距离的四面环绕丘陵的清幽修行之地，也是个需要而且适宜农作的地方。不然四祖门下五百余人依何能“坐”。

　　四祖的继承者五祖弘忍为徒时，也是“昼则混迹驱使，夜便坐摄至晓”。因其能“常勤作役，以体下人”而为“信特器之”。据僧传所述，五祖弘忍的风格是“缄口於是非之场，融心於色空之境”，而且视“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尤其能“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可见到五祖时，几乎是“坐”融於“作”了，从而使“坐作并重”的主张基本确立成为既有别与以往的禅修风气，同时又遵从并发扬了理人行人等禅门基本修行原则的禅家新风尚和新趋势。

　　依照佛教古来的遗教，佛门僧人“不耕垦田，不贮财谷，乞食纳衣，头陀为务”。但在中国自然气候条件下的农业社会，常有饥乏之忧，寺院僧团多数是依赖拥有田土等收入。而作务者则多以类似佛屠户的佃户等充之，因为世俗观念是视僧人“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竟利”，禹“无益於时政，有损於治道”，的现象，甚至认为即使“时俭则肆力以自供”，亦是属於“诚非所宜，事不得已”。可见一般认识是，僧人自谋衣食违背传统。

　　禅宗则提倡以宴坐修行而至明心见性为正途。所以，试想，四祖等祖师将“作”同於“坐”，进而将“坐”融於“作”，对於佛门传统风尚不啻是全新的改变、而这个似乎创新的途径，到六祖那裹更成为现身说法，因为六祖慧能就曾是在五祖门下破柴舂米的作务行者，却可以因见性得道而秉承衣鉢成为使禅宗崛起的祖师。这一事实还向世人表明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即，道也可在“运水与担柴”之类的日常劳作中获得，明白地指出成佛之路就在每人脚下，就在现实生活之中。即如《坛经》所说：“法元在世间，於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

　　修、作结合的修行路线在禅宗後来的发展中得到不断地强调和演化。到南岳百丈怀海时，劳作沿革为丛林制度，乃至成为“百丈清规”的中心思想。怀海虽为长老亦是“行普请法，示上下均力也””，。普请制度意义重大。强调实际营生而启发独立自主精神，实际也即是修行觉悟的前提；将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关系和利害明确公开，意识到平等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和人格自觉，也是佛教提倡的佛性平等而众生乎等之思想的体现，

　　这样的思想脉络是深沉地延续在佛教发展中的。且不说云门宗等即是以农禅发扬光大了宗派门庭；即是到晚明时，仍有坚持修作并重的禅门领袖，曹洞宗的无明慧经即是一位卓越者。

　　慧经於晚明万历至天启时期极大地振兴了明末的曹洞宗。其著名弟子，鼓山元贤即说，慧经“四十余年，锄犁弗释，年迨七旬，尚混劳侣，必先出後归，未尝有一息苟安之意。三刹岁人可供三百众，皆师血汗之力也”””。其另一位高僧弟子无异元来初求学时，慕名前来，却见一貌似农夫的和尚，遂失望而去。但後来元来意识到大错特错，又回到慧经身边。元来也说：“人山躬自作务，力田饭僧。鼎建梵刹大小十余所，皆吾师一鳜之功也”。

　　慧经自己也认为：“山僧……若不履践百丈堂奥，焉能禁得大众?”，在其经营下，其住实方寺，“四方闻风而至者，络绎於道，挂搭常数千指。”住寿昌寺，更是“二十年来，千指围绕”。慧经的努力经营，不仅使其“三坐道场，殿宇禅坊焕然鼎新，别建兰若二十余所”；还使其“历主三刹，皆不发化主，不板外缘”。甚至可以傲视显贵，慨然而曰：“吾佛制，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同时也可以抵制“邀一时之利，……使禅坊流为应院”的佛门时蔽。

　　慧经常示诸参学者：“牵犁曳地，”亦可“法法全张，岂待老僧再举扬乎?”这种“每将鳜头为禅杖”“且就蓑衣准布袍”的风格，毫无疑问深得禅门真精神，所以，时人誉之为“寿昌古佛”。

　　在晚明时期，一向鄙劳轻商的士阶层也有了变化。比如王阳明，虽仍然教导学生“君子思不出其位，”但也明白地讲，若“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其後学王艮则直说“百姓，日用为道”。士人君子也已不再耻不言利，而是普遍地重视治生，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著名的文人宰辅李东阳，“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人们甚至改变了对於成功的看法，不仅讲“四民异业而同道”，而且讲“良贾何负闳儒”。从中也隐约可见，中国佛教所秉持的修、作并重的思想原则和修行路线，不仅对自身起了切实促进发展的意义，也与世俗传统观念之转变有著深刻的交互影响。

　　三、一脉相承与时代体现

　　历史地看，佛门中久远传承的以经济自主来保障精神独立和僧格高尚的观念，无疑是佛教处於相对弱势地位的境遇中的一种极其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和境界。所以，道信、弘忍那样的经营僧会成为祖师，慧经会被誉为古佛。可以肯定，修作并重乃至修作圆融一体的思想和实践传统，应该说是佛门中的刚健一脉，支撑了佛门的现实生存质量，更提升了精进修行的僧格境界，而其积极的效应不仅对社会经济观念会有所影响，而是在社会整体精神气质的变化上有积极意义和作用。

　　因而，即使简略地检索理路脉络比较看，这个所谓的“第九宗”，某种程度上是试图将古来佛门一脉相承的刚健精进精神在现代社会得到体现。而其所谓“经营僧”，应是立足於脱俗修行的、终日经营而无所住、既自我解脱又落实济度众生之佛陀本怀，与修持僧和服务僧的结合体-所以，这个”第九宗”所标榜的理念，至少再次提示了一个常识般的判断逻辑，即，在当今的社会环境裹，判断佛门的“经营性质是什么”的问题，首要的仍然还是要问“经营是为什么”的问题-

　　历史的也常常还是现实的。这个所谓“第九宗”，不仅提供了切实具体地标榜创新的实例，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做了积极地现实意义的探索，重要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佛教这样一个古老宗教中的历时性的现代性问题再次推到了需要深入具体探讨的平台上：

　　不过，如果不是特意深入采访。潜行者还只是在潜行，并无意於标榜，的确，前行之路正是在不断地探索中走出来的?

　　摘自《宗风》乙丑·春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