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方融>>

　　一、 佛教经典有很多就是典雅的文学作品

　　佛教对中国文化有极为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佛教传入我国近二千年，思想体系发展成十多个派别，可说是学术成果灿烂辉煌，对我国思想文化起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随着佛典的翻译和流传。僧侣与文人名士交往的增多，寺院讲经说法的普及，佛教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各方面起着广泛的作用。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学的各国领域，无论是诗歌、散文，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小说、戏曲，都可看到与先秦、两汉经学的不同面貌，这就是受佛教经典的文体和佛教理论的各种观念、、佛教宣传方法直接的感染和影响。

　　从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来看，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其中一部份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所喜爱，被人们视为文学作品来研读。近代著名文学家鲁迅曾施资委托南京金陵刻经处刻印佛教文学作品《百喻经》，当时原雕版已作为珍贵文物，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内，供众瞻仰。《百喻经》末页，有这样的“附记”：

　　“会稽周树人施银六十元敬刻此经，连圈计字二万一千零八十一个，印送功德书一百本，余资拨刻《地藏十轮经》。”

　　《百喻经》是印度求那毗地法师于南朝永明年间来我国传教时，根据印度高僧僧伽斯那集撰的一部佛经翻译成汉文的。它以故事形式宣扬佛教教义。那些诙谐而生动的寓言，今天读来仍饶有兴味。鲁迅不仅自己刻印，而且还赞助王品青校点《百喻经》，用《痴华鬘》的书名交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他亲自为此书作序。全文如下：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处可见。明徐大元辑《喻林》，颇有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经以譬喻为名，也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原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抄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萧齐永明十年九月十日，中天竺法师求那毗地出。以譬喻说法者，本经云：‘如何伽陀药，树叶而裹之，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王君品青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诲，独留寓言。又缘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作《痴华鬘》竟’语，即据以恢复原名，仍印两卷。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尊者造论，虽以正法为心，譬故事于树叶，而言必及法，反多拘牵。今则已无阿伽陀药，更何得有药里？出离界域，内外洞然，智者所见，盖惟佛说正义而已矣。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载《鲁迅全集．集外集》）

　　一九八一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南京金陵刻经处曾重刻《百喻经》，卷首还加印了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撰写的《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记》。烫金的《百喻经》三字，也是出于赵朴老的手笔。此经在近代报纸刊物上均有“浅释”、“图解”、“选编”等刊载，风靡一时。记得上海《觉讯月刊》曾出版过史天行译述的《百喻经故事》，后由香港佛教流通处翻印。据统计，各种《百喻经》“浅释”、“图解”、“选编”达二十多种，可见其深入民间，影响深广。

　　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使中国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发生重要大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主要增添两种新成份，如：一、中国文学的《诗经》等原重人事，庄子散文富于玄思，顺应自然；汉赋着重描绘山川风物。而佛教则不同，提倡就人生、世界而观苦、空、无常、无我，主张四迁流相，对自然人事多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从而得到契悟。二、中国文学原来很少对超时空、超现实有想像力，偏重于写实，显得简单拘谨，但佛教则不同。如《维摩诘经》描述维摩居士身居丈室，而有神通变化，与文殊师利等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思想，批判一般佛弟子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所从未涉及的，由于佛经的传译受到了冲击和渗透，出现了浪漫主义的倾向。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诗歌和俗文学等发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法华经》、《维摩诘经》、《百喻经》等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等书里讲凡间的业报，把形形色色的故事嫁接在一起的例子可资佐证。《黄梁梦》和《南柯太守传》等脍灸人口的名篇，其原型也远植于佛经中的“幻梦”和“魂游”一类故事，后来又进一步演化为蒲松龄著《聊斋志异》里的若干篇章。再从佛教对我国文体变化来看，可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俗讲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的渊源所自。此外，历代禅师们的开示和法语的记录所产生的朴素、活泼、自由的“语录体”，后来也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各种语录。以下试就分类作简要介绍。

　　二、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式与影响

　　据《高僧传．安世高传》载，安世高原为安息国太子，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来洛阳，从事译经，到灵帝建宁三年（一七○）二十多年间共译出佛经九十五部，一百一十五卷。他所译诸经，重在上座部禅法，如《安般守意》、《阴持入》等经，着重传布数息、止观的坐禅方法，译笔“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与他同时代的支娄迦谶，是月氏国沙门，桓帝末年（一六七）前来洛阳，自灵帝光和元年至中平年间（一七八—一八九），先后译出《道行般若》、《般舟三昧》、《无量清净平等觉》、《杂譬喻》等经二十三部、六十七卷。他所译的《道行般若经》最初介绍般若学于中国，为后世玄学思想的先导；而《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为《无量寿经》的异译，实是净土经典翻译的先驱。此后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洽华梵的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园地。姚秦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后秦弘始三年（四○一）受秦主姚兴的迎请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和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组织译场，译出《妙法莲华》、《维摩诘》、《金刚般若波罗密》、《阿弥陀》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他与南北朝真谛和唐玄奘并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西行求法归来，谢绝了唐太宗“还俗为官”的提议，组织了规模完备的译场，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集各地名僧二十余人相助，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自贞观十九年（六四五）至麟德元年（六六四）十九年间共译出《大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俱舍论》、《大毗婆沙论》等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数量超过罗什、真谛、不空诸师，译出经籍的总和。他还将《大乘起信论》和《老子》译成梵文，传去印度，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卓越的贡献。玄奘所译经论，因为他对梵文造诣精深，又亲自主译，所以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莫不精确异常，而且矫正旧译的讹谬，为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后人通称他的译籍为“新译”。他的翻译不但以量胜，而且以质胜。近代学者研究佛经的翻译，特别推崇玄奘，称赞他译文形式上的种种优点，但这并不足以尽其实在。他翻译最擅胜的地方，在于学力的深厚，和对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运用文字来融化原本所说的义理，藉以发挥他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就是他能熟练而巧妙地夺一家之言来贯通原本，甚至于改动原本。这样事实在从前没有梵文原本的对照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仅从文字的形式上以文质或以直译、意译等区别来看，不会认识他翻译的真相。他译文形式比较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似觉太质，但比较法护、义净那样的朴拙作品又觉很文，可见文质是难有一定的标准的。同样，玄奘的翻译比罗什的只存大意可说是直译，但较义净那样的黠曲聱牙倒又近于意译，所以意译与直译也难作明细区别。他的译文做到达意，很为成功。他还利用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锁连环的方式，创立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着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到好处。佛教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语体文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于改变当时我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后世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