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史传文学的三部曲

　　在藏族文学史上有三部史传文学著作是值得一读的，这就是《米拉日巴传》、《嘎旦嘉措传》和《夏嘎巴传》。这三部传记文学著作都有大量的佛家道歌附录于后，所以有的版本称这种合订本为《米拉日巴传及其十万道歌》、《嘎旦嘉措传及其十万道歌》、《夏嘎巴传及其十万道歌》等。“十万”者喻其多也，而非具体数字。道歌者是传记内容的进一步演绎。传记加道歌的文学体裁，使所宣扬的史传内容更具有文学性而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影响所及遍藏族地区，因之我称这三部著作为藏族史传文学的三部曲。

　　一

　　明代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侣文人桑结坚赞（1452——1507）于明孝宗弘治元年，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编定《米拉日巴传》。作为史传文学中现实主义成分比较突出的一部作品，作者在传记的前三章里用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向他的弟子日琼巴叙述自己的口气，写出了米拉日巴家庭的不幸遭遇以及他本人走向空门的坎坷经历。这本著作以作品主人公生活的社会现实生活为依据，深刻揭示了米拉日巴产生出世思想、并身体力行地去实现他人生终极价值的社会根源，使传记人物具有了藏族社会历史人物的形象典型化意义，成为藏族史传文学的名著。我们今天解读这部史传文学作品，对研究宋辽时代藏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以及民俗文化等，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

　　该《传》中描述米拉日巴的远祖在后藏因从事民间巫术活动而得到当地人们的崇信。传说他的远祖在一次捉鬼时鬼怪因害怕而发出“帕帕米拉米拉”的叫声，“米拉”遂成为这个家族的姓氏。到米拉日巴的祖父时，因为赌博而输光了家产，不得不带着家小到一个叫加旺扎的地方落脚。在那里他的祖父以为当地人做祝祷、放施食、防冰雹、供魔等民间宗教活动而维持生计。后由于米拉日巴的祖父和父亲善于经商，父子俩重新积赞了家财，购置了田地和房屋，以至于到米拉日巴的父亲当家的时候，又新盖了“四柱八梁的房舍”，“过着幸福而有名望的生活。”（《米拉日巴传》语，笔者译，下同）但是，好景不长，米拉日巴的父亲留下年仅7岁和4岁的一双儿女和中年妻子而过早地去世了。尽管临终时当着许多亲友的面“作下子承父业的遗嘱”，但接受这遗嘱的米拉日巴的远房伯父母却居心叵测，他俩不听别的亲友的劝阻，其“男产（被）伯父占去，女产（被）伯母收了”米拉日巴母子母女仨成了佣人，“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衣，系着马兰草绳的腰带”，过着悲惨的生活。坚强的米拉日巴的母亲在受到这样非人的待遇的时刻，仍然满怀着希望，苦熬岁月，希望米拉日巴成年的一天，能实现其亡夫“子承父业”的遗嘱，让米拉日巴从远房伯父母手中接过家产，以重振家业。当米拉日巴15岁时，他的母亲请众亲友索要家产时，侵吞米拉氏家产的“伯父伯母向来诸事不和，唯独吃饭一股劲。他们知道我是独子，依仗他们有几个儿子，齐声问道：‘你的财产？它在哪里？当初米拉喜饶（米拉日巴的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是我们把黄金、松耳石、犏牛黄牛、马和羊供给了他，是他临走前把财产交还了原主的。我们没见过你的一星点儿金子，一捧青稞，一块酥油，一件衣服，怎么说起这样的话来了！你的遗书是谁给写的？是我养育你们，没让你们这几个下贱货死于饥饿的刀锋，就够不错的了！这就叫做‘给坏人灌顶，结果吃水要用斗量’，一边说着，鼻子里打着吭声，兀自跳将起来，弹手指，撩衣襟，一顿足，大声喊道：‘就连这房子也是我的，你们母子给我滚出去！’说着打我母亲耳光，用长袖打我兄妹。我的母亲哭着倒在地上打滚，口中喊道：‘孩子的爸爸米拉喜饶坚赞呵，你睁眼看看我母子的命运吧！你不是说要注目于九泉之下吗？现在正是时候了呀！”（《米拉日巴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藏文版第18—20页，笔者译）

　　这样的描叙，将米拉日巴远房伯父侵吞孤儿寡母财产的无赖形象和米拉日巴母子横遭人亡家破的惨景跃然纸上，谁能不信这是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故事！这些如泣如诉的文字，真真叫人难读下去。米拉日巴的母亲在受了这样沉重的打击之后，咬着牙卖去去娘家给她的一块地的一半，备了一份厚礼，要送儿子到山南去拜当时著名的玛尔巴禅师学习咒术，她在送别儿子时说：“孩子你要是不给村里显现法力而回家的话，为娘我就在你的面前寻短见了！”米拉日巴的母亲要儿子学咒术并给“村里显现法力”，指的是这位坚韧不拔的女性将复仇的希望寄托于宗教。只要了解她的不幸，便会对这种感情想象得到的，“我母子都预感到今生难以相见的悲痛，阿妈是一路见了人哭着返回家里的。不几天，娘察嘎坚（米拉日巴的母亲）的儿子去学习咒术的话便纷纷传开了”（同上）。可以想见，米拉氏的这一决定导致了她母子更大的悲剧。因为米拉日巴在玛尔巴译师那里首先学到的不是咒术，而是无止境的肉体折磨。玛尔巴让他背石头盖房子，盖了房子又让拆掉重盖，连米拉日巴的师母都觉得这样太残酷了，说：通常只见牲口背上压了背疮的，哪里有人的背上背石头压出背疮的？！就这样，米拉日巴在遥远的山南地方熬过30个岁月后，在他45岁因思念慈母心切而返回家园时，看到的情景却是“外面田里的灰蒿随风翻波，神堂般的房子早已毁了，三宝经书水穿尘蒙，成了鸟巢鼠窝和毒蛇拉屎的地方。当我走到门口时，只有破布和土的一个堆子上长了许多青草，挖开来一看是灰白的人骨，知道是自己的母亲的遗骨无疑了。一时间，无限思念慈母和悲愤难忍之情，使得我不知所思，不知所语，心风骤起而失去了知觉。”（同上书，第102 页）米拉日巴在其人生的道路上遭受那样严重的打击之后，他唯一的信念便是到空门中去寻求自身的解脱，以至于别人劝他和未婚妻成亲，他失散的妹妹也回乡希望他重振家业时，他的回答却是：“总的我对尘世已很悲伤，除了遵从我师傅的训诫去修炼外，别无他求”。

　　米拉日巴（1040—1123）作为西藏历史上的苦修名僧，曾隐迹山岩间修炼，享年84岁，是藏族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从藏文史籍的诸多记载看，他的生平事迹没有超出《米拉日巴传》所阐述的内容。据这本书描述，米拉日巴在深山修行时以山洞为屋宇，以青山为屏障，以野性为邻友，饥则食草芥，渴则饮清泉，苦修生涯使他身无蔽风之衣，手无隔夜之粮，“一次在夜里，有人以为我有财物，来到洞中搜索起来。我不觉失笑道：‘我白天找不到东西的地方，看您在夜晚能找到什么呢？’连他自己也笑着走了。”（同上书）还有一次几位猎人向他讨要食物，他让猎人们煮食荨麻，猎人们对他的这种生活无法理解，米拉日巴却慷慨陈词，说他自己“此生得以降服蒙昧烦恼之敌，世上没有人能比得上我这样的男子汉和如此美好的信念了。”（同上书，第121 页）米拉日巴在其晚年传教的过程中主张人与人之间消除仇恨，劝导人们不要杀生，所传米拉日巴“十万道歌”的内容，也多触景生情，抒发人生的感慨，他最著名的道歌《猎人猎犬与梅花鹿之歌》，说的是一位猎人到深山驱使猎犬追逐一只梅花鹿到米拉日巴的修炼地时，米拉日巴用歌声劝导猎人放弃杀生而皈依佛门的故事。这则故事在藏族地区被改编成戏剧上演，以宣扬佛教慈悲为怀的主张。可见这部史传文学著作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极其广泛的。

　　二

　　受《米拉日巴传》的影响， 青海藏族作家吉迈旦曲嘉措（1898 —1946）于1930年到1931年间写成《嘎旦嘉措传》一书，该书的跋中说，当时同仁县隆务地区的加吾头人洛桑坚赞赞助200 枚银元刻印此书。1983年隆务地区夸吉部众资助3750元，又刻成新版。这部传记的作者在撰写该书时距嘎旦嘉措（1607—1677）示寂的时间已相隔254 年之久了，但嘎旦嘉措作为夏日仓一世活佛，在同仁县隆务地区乃至青海藏族地区影响很大，现已转世八辈，也许是有口皆碑的缘故。 全书179 页，107400字，文风质朴无华，对嘎旦嘉措的一生做了详尽的描述，应该说这部著作是继《米拉日巴传》以来的又一部藏族史传文学名著。因嘎旦嘉措也有许多道歌传世，加上这位明末清初活佛在佛学和诗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所以《嘎旦嘉措传》及其道歌也有很深远的影响。从该《传》中得知，嘎旦嘉措的父亲夸本加，是明代隆务地区的头人，曾先娶郎加·夸毛吉为妻，生曲巴活佛（又称洛桑且贝坚参〈1581—1659〉），次子为隆务活佛玛玛；后娶纳玉·宁姆华，也就是嘎旦嘉措的生母。三兄弟同出一门，可见其家族之显赫。三兄弟中曲巴活佛长嘎旦嘉措26岁，对嘎旦嘉措的影响最大，年仅12岁时即随其兄曲巴活佛到拉萨参加祈愿法会，依止过很多高僧。青少年时代的嘎旦嘉措就因刻苦学习而“形体消瘦”，16岁时在拉萨哲蚌寺晋见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翌年又在拉萨晋见五世班禅罗桑意希（1663—1737），这样的经历对藏传佛教界人士来讲自然是一种殊荣。直到23岁时返回家乡的隆务寺。明万历年间以来，皆因曲巴活佛兄弟二人往返拉萨的影响，隆务寺由藏传佛教萨迦派改宗格鲁派，天启间，明熹宗朱由校赐“西域胜境”匾额给隆务寺。嘎旦嘉措遵曲巴活佛之命，于明崇祯年间建成隆务寺显宗学院，故被一般史学家认为此是嘎旦嘉措主持隆务寺的肇始，应该说隆务寺在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又由于嘎旦嘉措的居处在曲巴活佛驻锡处的东边，因称“夏日仓”（意为“东府活佛”），这一称号沿用至今，也是嘎旦嘉措的声望之高，至少在当时与曲巴活佛齐名。但是，《嘎旦嘉措传》的作者却如实地告诉读者：嘎旦嘉措在30岁以前常有离开寺院去苦修的念头，他曾将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给他的同父异母兄长曲巴活佛，未能得到曲巴活佛的准许，叫他不要乱想，并将这种离寺苦修的想法称为“魔的灾异”。可是嘎旦嘉措30岁时已下定了离寺修持的决心，游历八大修行地，走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苦苦思索着人生的真谛。特别在为曲巴活佛年届花甲而撰写《曲巴传》》之后，紧接着写了《浊世诸行悲歌》

　　（附图 {j20201}）

　　说明嘎旦嘉措已在直面人生、直面当时的社会现实了。

　　嘎旦嘉措在34到35岁之间，其修行踪迹不定，自己认为“我的行动虽然并非是打开思路百门而光明毕见之举，但也想是否是一贴征服这颗顽心的良方呵！”〔1〕该《传》作者说， 嘎旦嘉措“有时候一种难言的气血紊乱使他自己觉得象是命风之疾在滋长”。〔2 〕可是夏日仓一世嘎旦嘉措当时的思想已触及到许多社会的实际，内心非常痛苦。从《传》中得知，这种痛苦对嘎旦嘉措的后半生困扰不断，于是他根据青海同仁地区的民间小调，仿米拉日巴的道歌体，给后世留下了《嘎旦嘉措道歌集》，为藏族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尽管嘎旦嘉措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完全不同于米拉日巴，他的苦修生涯也远不比米拉日巴艰苦，但嘎旦嘉措寻求思想出路、面对现实所引起的内心痛苦却溢于言表，反映出很深的出世思想。譬如在他61岁时，有一次信徒献了许多礼品，他当时即作歌道：“我不是希求金银的喇嘛，金银虽贵终究要离散；我不是希求骏马的行者，骏马再好终究要离散。”〔3 〕他的这种思想和米拉日巴确是相通的，以至于人们将他誉为“嘎旦日巴”（藏文“日巴”

　　（附图 {j20202}）

　　一词指的是深山修行者不穿或少穿衣服而可御寒者的自称或他称，这个词被译作“衣者”，米拉日巴就是“米拉衣者”，嘎旦日巴就是“嘎旦衣者”）。嘎旦嘉措一生著述甚多，唯有他的道歌和为他写的传记流传甚广。这位勤奋学习一生，又刻苦修炼一生的历史名僧，在他71岁临终前向许多苦修僧分发他的物品和书籍，并对随从说：“当着人们议论隆务噶举死后连一次茶僧仪式也没有举行的时候，我便示寂。 ”〔4〕说着话间，口吟道歌，让众随从唱和，然后说了声“万事已毕。”及沐浴、穿戴后，端坐几宵不动，乃带着他一生难言的苦衷，带着佛教徒的几份纯真离开了人间。汉语称之为坐化而去。

　　嘎旦嘉措的道歌无论从形式还是到内容都十分丰富而又活泼，请看他的一首《自嘲诗》：“哦，深奥莫测的人世间/真叫阿吾心下惨/喂，你看那火坑一般/咳咳！可要方寸不乱/呀伊呀伊//哦，尤其恶趣苦深渊/真叫阿吾难熬煎/喂，快将那三宝呼唤/可要方寸不乱/呀伊呀伊//哦，可怜巴巴的苍生汉/都是阿吾的大恩典/喂，无私地去引荐/咳咳！ 可要方寸不乱/呀伊呀伊//——这是隆务阿吾嘎旦嘉措的自嘲之作。 ”〔5〕在这首歌词中，嘎旦嘉措将现实社会看成是火坑，将庶民百姓看成是都对他有恩典的人，这对一位宗教上层人士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将解脱人间苦恼的希望寄托于佛门，对一位佛教历史人物来说也是自然的。作为一位佛门上层人物，他看问题十分敏锐，譬如他在一首长歌中，一开始便写道：“那善行的花朵/被信仰的雨露/一次次地滋润/ 可寺产的严霜呵/却将那花朵打煞！”〔6〕他将寺产比作严霜，将善行比作花朵，将精神与物质的对立，做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实在是十分深刻的一种见解。因为自从有了寺院经济以来，佛门敛聚社会财富，特别是寺院上层与地方上层相结合，在历史上曾产生过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有许多矛盾十分尖锐。因之，嘎旦嘉措在他的道歌中用形象的比喻提出一对又一对矛盾，其思想的深刻性可知一斑。尽管嘎旦嘉措的文笔轻松而又活泼，但他提出的问题却是十分严肃的社会问题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同仁地区至今流行的一种民间歌曲的调子被称为是嘎旦嘉措的道歌曲调，黄南藏戏艺术团的顾日同志在藏戏《意乐仙女》中扮演“大仙”，就唱过这种曲调，笔者也曾听过几次，委婉而又动听，深受观众欢迎。嘎旦嘉措有一首道歌歌词就说明了这一点：“哎么，这厢低声吟唱/道歌音调悠扬，哈哈/请看我独自声放，咕也——隆务歌手嘎旦嘉措撰写。”〔7〕在歌词之后自己注明“隆务歌手”， 用低沉而又悠扬的歌曲唱出诗人的心声，唱出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慨，应该说是藏族文学史上的一首绝唱。

　　三

　　继嘎旦嘉措之后，清代末年在青海同仁地区又出了一位著名的苦修僧人夏格哇（1781—1851），自号措周让卓。写了自传体读本《夏格哇传》，并有大量道歌传世，影响深远。据记载，夏格哇出身于今同仁县雪旺年加村，生母扎西则巴。他8岁时从祖父阿旺学习藏文， 聪颖善记。10岁时回本村加入宁玛派群众中学习经文。17岁时跟随附近的郎加村佛像画师旦巴达杰，又擅绘画。其后又师从嘉木洋加措和欧坚成勒学习了藏传佛教显宗和密宗方面的许多经典和训诫。21岁时剃度出家，并受比丘戒，取法名贤巴曲达，依止一些高僧佛学上取得很高的造诣。从26岁起便开始了游方僧人的生涯，他在描述自己的这种“游历过许多的雪山旷野”的生涯时说：“左顾无主，右盼无仆，住则无事，行则无遗”（《夏格哇传》笔者译，下同）。看起来夏格哇已经无牵无挂，了却了尘缘了。其实不然，夏格哇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在玛沁雪山修炼时，有天夜里思念慈母的情感“如火在胸中燃烧”，虽然运用法力，但仍然平息不了这份情感。想起和母亲分别已经9年， 当初母亲不让夏格哇出走，是他自个儿悄悄地离开了家门。现在想急着见到母亲的念头战胜了继续修炼下去的宗教信念，夏格哇开始动身回家。不料在路途中耽误时日，母亲因病去世了。他的母亲临终前留下遗嘱，要别人帮忙将她的遗骨带给儿子。当夏格哇在回家的路途中接到母亲的遗骨时，悲恨交加，流着眼泪唱道：“想见一次阿妈面/不是母面见骨面/我想呵，常把阿妈来思念！//想好了宽心的话儿甜/要说给阿妈，可她升了天/我想呵，常把阿妈来思念。”接着夏格哇回顾了母亲抚育他成长的过程。作者通过细微的观察生活，高度讴歌了人类的母爱。《思母歌》引发了许多读者的共鸣，笔者也认为夏格哇在游方生涯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现实社会的各种人物，包括许多作为母亲的妇女，可以说《思母歌》是作者对他所处时代母爱的一种高度的艺术概括。因为僧侣文人同样是当时社会的成员，同样受到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夏格哇的自传和道歌内容，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写照。

　　尽管这样，夏格哇的自传和道歌中仍然占用大量篇幅描叙了他的出世思想。他曾用形象的比喻形容他的这种思想：“那以后又遇到几个人问我：‘你是谁？’等问题后，我照实作了回答，然后又唱了下面的歌：君问我情听我唱/我本深山苦修人/家住无方国度内/官是有道上师名/叔父乃是慈悲佛/舅父是那本尊神/空行英灵为朋友/邻居就是土地神/爱妻丽人名空寂/子孙孩提叫文明/岩洞隐处做屋宇/不动信仰是田地/庄稼法行有十全/财产圣贤共七具/施主乃是汉藏蒙/瑜珈行者如此情”。 （《夏格哇传》上册藏文版，第136 页）夏格哇将抽象的概念用形象的比喻加以著述，真是妙趣横生。上述的道歌，除了“施主乃是汉藏蒙”一句的内容能看得见、摸得着之外，其余都是理想化了的精神追求。作者将这种理想化了的精神追求用文学的笔调写出来，而且唱出来，实在是物质上的贫困者，但却是精神上的富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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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上述藏族史传文学的三部曲，尽管三位传记人物所处的时代、个人经历以及社会地位不同，但三位历史人物的人生追求、精神寄托以及宗教信仰却是一致的。他们目睹了当时社会的诸多不平，体验过社会生活所带给人们的不幸，都想从佛教教义中得到答案，都想从人世间的纷争与烦恼中得到解脱。可以说是人间的疮痍引起了他们内心的无限波澜。

　　正是由于这三位传记人物自幼刻苦钻研佛学，接受藏传佛教文化的熏陶，使他们首先触及到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他们不断地思索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什么”的问题。三位传记人物都在青少年时代游历青藏高原的名山大川，都在寂静的山林和岩洞中修炼自己的身心。从佛教教义的原则出发，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出世思想，但每当想到自己艰难的人生道路，想到养育自己的母亲，人世间所固有的眷恋骨肉之情就在他们的心目的屡屡出现了。于是出世的思想与入世的情感便自然而然地集于一身，这是一种思想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然是十分痛苦的，所以，我认为这三位历史人物及其道歌——藏族文学史上的三部曲，实际上也是藏传佛教僧侣文人的人生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