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对汉藏书籍设计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西夏对汉藏书籍设计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王艳云

　　（工作单位：北京大兴北京印刷学院。联系方式：手机010－13520500290邮编102600）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书籍艺术源远流长，中古时期的唐宋逐步在装帧、版式、插图与封面上愈趋成熟。但由于历史原等因，目前存世的宋版书不仅稀少，宋以前的书籍遗存更是凤毛麟角。近些年随着英、法、俄等世界各地收藏的西夏文献逐步公开，以及国内收藏的结集出版，西夏书籍遗存不仅在装帧方面涵盖了中古时期几乎所有形式，且为研究中古时期的写本和印本书籍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材料。同时西夏书籍在版式、插图和封面设计中，在继承的基础上还彰显出汉藏文化之间的的交流和互融、发展与创新，从而使得西夏书籍在中国古代书籍艺术研究中，成为至关重要的链接点和关键点。

　　关键词：装帧、版式、插图、封面

　　一

　　西夏曾雄踞于中国的西北部，其统辖范围一度囊括今甘肃大部、宁夏全部、陕西西北部以及青海、内蒙的部分地区，方圆约两万余公里，是以党项羌为主体、囊括汉（宋人）、藏（吐蕃）、维（回鹘）、蒙（鞑靼）等民族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1038年西夏建国后，前期和北宋、辽对峙，后期又与南宋、金鼎立，历史前后跨越近两个世纪，直至1227年在元朝军队报复性的毁灭中，从历史的长河中陡然消失。因此，西夏一度被视为尘封的神秘古国，西夏研究也因文献资料的匮乏被冠以“绝学”。

　　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英藏黑水城出土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献》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西夏文献》相继刊发公布，西夏开始在尘封的岁月中逐渐显现出身影，特别是在书籍装帧设计方面，内蒙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大量西夏经卷文书和世俗书籍等，不仅汇集了中古时期难得的大部分装帧实物，还在装帧形式、版面设计和插图方面展现出汉藏艺术之间交汇融合的时代风貌。

　　二

　　西夏作为一游牧民族，《隋书·党项传》记载，早期的党项羌“织氂牛尾及羖劷毛以为屋。服裘褐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在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1] 。正因如此，建国前后的西夏民族以开放、进取的精神风范，积极向周边的吐蕃、回鹘以及中原的宋政权学习，文字服饰、典章制度、宗教科技等无不借鉴、无不仿效。西夏举国上下还是一个佛的国度，由于对佛教的崇信和对宋先进文明的渴求，西夏在佛经和世俗书籍方面广泛搜集、学习和印施，使得西夏书籍呈现出中古书籍装帧丰富多姿的艺术面貌。

　　中古时期各封建政权对佛教多重视和扶持，使得书籍艺术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得以普及和流传。目前遗存的魏晋隋唐书籍实物也多为佛经，主要为卷轴装、旋风装与经折装，数量极其有限。宋朝世俗书籍开始涌现，以蝴蝶装居多，但遗存较少，且许多宋书后世多改为线装等形式，原版宋书物以稀为贵。与唐宋相比，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书籍几乎囊括了中古时期所有的装帧形式，如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粘叶装、包背装等，可以说是中古书籍实物的大汇聚，弥补了以往书籍研究中文献记载与实物样本相脱节的缺憾，廓清了梵夹装、经折装、缝缋装的真实面貌[2]，解决了长久以来学界悬而未决的争论，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卷轴装始于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间，书籍内容有历史、文学、哲学、类书和佛经等方面。卷轴装的书写材质多为易损坏的缣帛和纸，目前所知卷轴装书籍收藏最多的为敦煌石窟，可惜在上个世纪初，大部分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从敦煌窃走，其中多为佛经卷轴装。同样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卷轴装也多为佛经，且西夏文与汉文的写本、刻本皆有[3]。此外，西夏军事、文学、字典和官阶等也采用了卷轴装，如写本《孙子兵法三注》、《诗歌集》、《音同文海宝韵合编》等，刻本如《官阶封号表》。甚至草书医方、户籍帐册等也都采用了卷轴的方式。唐宋时期经折装主要用于佛经。西夏承袭唐宋形制，所存佛经经折装相对于卷轴装、蝴蝶装而言数量较多，其中尤以刻本明显，汉文、西夏文兼而有之[4]。

　　西夏在继承中原唐宋书籍艺术的基础上，还大力借鉴与自己种族、语言和生活习俗相近的吐蕃（西藏）书籍样式——梵夹装。梵夹装是西藏地区书籍的一种主要装帧形式，源于印度的贝叶经。为长条形状、上面打孔装订、横行书写，且经书上下用夹板固定保护。但由于历史等原因，早期藏文书籍发现的很少，以往见到的最早藏文书籍为明永乐版的甘珠尔大藏经刻本。而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梵夹装，将此记录大大的向前推进了四百年左右。西夏藏文刻本多为梵夹装，有的横条纸页上还有仿贝叶经穿绳线的圆孔。除此之外，西夏人将西夏文、汉文写、刻的佛经也装帧成梵夹装的样式，如《辨法法性论》、《慈悲道场忏法》、《圣大悟阴王随求皆得经》和《圣摩利天母总持》等[5]。这种灵活的运用，展现出西夏书籍中汉藏书籍装帧艺术的融和交流，这种汉藏交流还反映在西夏蝴蝶装书籍装帧上。

　　宋时蝴蝶装开始出现并流行，传入西夏后成为西夏世俗书籍的主要装帧形式，西夏蝴蝶装写本刻本都有。除了汉文外，刻本西夏文蝴蝶装世俗书籍有《贞观玉镜统》、《圣立义海》、《德行集》等，写本有《文海宝韵》、《三才杂字》、《孝经》等。此外，西夏蝴蝶装也有部分刻写本的佛经著作，特别是西夏的藏文佛经也采用了蝴蝶装样式，如《顶髻尊圣胜佛母陀罗尼功德依经摄略》等。

　　缝缋装是我国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一种写本装帧形式[6]。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曾提到缝缋装的利弊，但由于实物不存，学界研究长久以来一直是个空白。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敦煌文献研究的深入，一些中外学者开始予以关注，将之称为“缝腋装”、“双蝴蝶装”等，但在此之后出版、印刷方面的权威学术著作多对此避而不谈。1991年随着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西夏缝缋装《修持仪轨》、《众经集要》的出土，缝缋装开始呈现出自己清晰的庐山面目[7]，为传统古籍的装帧形式研究的完善和确定，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此外，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书籍中还有粘叶装，如汉文佛经《金刚亥母集轮供养次第录》、《拙火能照无明》等。包背装如西夏文《大悲心陀罗尼经》、《如来一切之百字要论》等。

　　与唐宋严谨的书籍版式不同，西夏随意性较大，具体表现在版面大小与行款方面。其中版面无论写本还是刻本，大小都不统一，大的过尺，小的仅寸余。特别是写本如西夏卷轴装的佛经，虽然版面高度一般在30厘米上下，其宽度大小相差较大。经折装、蝴蝶装佛经的版面也分别在14.5×33厘米与3.5×4.2厘米之间、17.5×27.5厘米与5.5×7.4厘米之间变化。在此同时，西夏为适应自己本民族语言书写习惯，在梵夹装的版式大小上，还对其进行了灵活的处理和改进，如为便于多抄写几行经文，将大中型梵夹装的宽度由原来的18～20厘米增大至22厘米左右。此外，西夏书籍的行款同样没有标准和规范[8]。

　　在版框栏线等方面。西夏沿用了唐宋以来的边栏和界格，但宋早期书籍多四周单栏，后期左右双栏、上下单栏，西夏多种边栏交互使用，且边栏界格用线不同于中原宋版的蓝黑线，出现了彩色的栏线，如单栏多为红色、橙黄色，双栏则有红黑双线、褐绿双线等，有的是褐、黑、浅黄三种颜色并用，有的还在双栏线中间绘有各种纹锦的花栏，花栏多为立柱装，柱头多为莲花等；此外，西夏探索着将藏文佛经改用为中原传统的卷轴装，因藏文自左向后横写，与中原卷轴自右向左竖写的习惯截然不同，因而藏文卷轴采用了竖放的方式。还有一些藏文书籍采用了蝴蝶装的形式，如黑水城出土的西夏《顶髻尊胜母陀罗尼功德经摄略》，尽管是采用了蝴蝶装，版心也有汉文的页码，但在具体的书写中，藏文佛经仍然沿用了藏文写经的传统习惯，即自左向右横写，自上而下成行。且更为特殊的是每横行写到版心时，越过版心继续书写，使得蝴蝶装的左右两个页面的横行连通在一起阅读[9]，这些无疑是西夏在书籍版式方面的灵活创新和发展。

　　西夏早期受宋辽金中原汉地佛教的影响，中晚期开始输入藏传佛教，因而西夏书籍中宗教插图出现了汉藏交融的情况。尤其是西夏文《大藏经》中的插图“也许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种主要的风格流派，绝大多数作品直接与汉族风格有关，其余作品是按照藏族风格创作的”[10]。

　　西夏书籍中原汉地风格的插图代表作主要有《西夏译经图》、《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西夏文刻本《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稀有珍贵的经折装图本佛经，其卷首的扉页画为唐以来中原常见的水月观音图，在波涛涌动之上，一硕大的月轮中观音安详静坐，线条流畅舒展，人物生动传神。在佛经内页上采用了上图下文的版式，通过70多身佛、神、鬼、怪、僧、俗等形象，直观地表现佛经内容，构图简约、形象粗犷朴实，为古代早期连环画的雏形。《西夏译经图》位于《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占两面篇幅，高27厘米，宽27厘米，图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主译人、助译者、世俗官员以及皇太后与皇帝等。不同人物得身旁，采用中原传统的题款形式，分别标明其姓名、身份。形象自然端庄，气氛肃穆庄严，形象的再现了西夏皇室译经的盛大场面。

　　西藏佛经中的藏式风格代表性的插图有黑水城出土的正德十五年（1141）汉文刻本佛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11]、天盛十九年（1167）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2]等。这些佛经中的木刻插图带有典型的藏式风格，其“般若佛母的背光式样与西藏扎唐寺壁画的大背光及伯孜克里克石刻同时期的背光样式相同，更为突出的是环绕主尊的菩萨的头饰与扎唐寺以及后来的夏鲁寺、敦煌第465窟等地菩萨头饰完全一致”[13]。

　　此外，西夏佛经插图中还出现了汉藏风格交融的作品，展示了西夏在汉藏文化的借鉴与吸收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开放作风。西夏文刻本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14]为西夏仁宗乾佑二十年（1189）举行十昼夜的大法会时施印的，当时不仅参与的国师多是西藏的高僧，而且印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中占八页经折装的卷首画，版画由三部分组成，中间大幅画面为说法图，左为中原风格的情节故事刻画，右边为藏式风格的说法图，无论是主尊的身相、背龛、还是两侧菩萨的三角形的头饰、服饰，且其构图方式也与西藏扎唐寺壁画相近，足见藏式风格对西夏佛经木刻插图的影响。

　　受中原书籍艺术的影响，西夏书籍的封面在质地上、形式上都沿用和继承中原传统形制。如封面有纸质、织物和皮质等，其中织物封皮有蓝色、绿色、红色、褐色等，且多数封皮织物在单一的色彩之外，也有带红绿色圆点、各种红白色花纹、复杂的大红与白色植物图案等。一些织物封皮上还缝有色调接近的布片。或大块的杂色布，有的布片封皮还使用了各种不同色彩、质料带花纹的织物等[15]。在封皮上也往往贴有书名签题，有的签题还有回形纹装饰。需要特别一提的是，黑水城出土的一本小书，用绸缎包裹系带，为文献中记载的包袱皮。还有黑水城文献还遗有一呈回字形的书套部件，从中可以看出，在书籍装帧艺术方面，西夏与中原书籍函套设计的发展是同步并进的。此外，西夏书籍的封皮中还有皮革质地。“黑水城3号遗址发现了一件带有杂式图案的皮质封皮，此外的一件皮封皮没有任何图案装饰，皮革柔软，有弹性，没有人工染色”[16]，西夏写本蝴蝶装《五音切韵》就是羊皮封面。与历史同期少数民族吐蕃、回鹘等皮革书籍制作相比较，这应该是西夏民族早先的游牧生活的印记。

　　三

　　在强悍的蒙元军队先后五次的围攻，西夏这批桀骜的黑马从历史的舞台上悄然消失。由于元统治集团内部的民族仇恨和偏见，西夏灭国时诸多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其历史也未能与《宋史》、《辽史》和《金史》一起撰述。因此，西夏曾一度被称为消失的神秘王国。随着黑水城出土文物的逐渐公布于世，展现在历史面前的是一个积极进去、善于博采众长的民族政权，对先进中原文化的渴慕、对周边民族的借鉴，使得西夏书籍装帧与中原的宋朝几乎保持了同步发展的水平，且将藏汉以及回鹘等民族的装帧艺术结合在一起，有创新有发展，为中国书籍装帧的发展增添了亮丽的色彩。

　　王艳云 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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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隋书》八十三《列传·党项》四十八，

　　[2] 丘陵编著：《书籍装帧艺术史》，重庆出版社，第32－36页，1990年5月1版。

　　[3]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书籍主要有西夏文、藏文和汉文三种字体，分刻本和写本两种形式，且佛经书籍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西夏的卷轴装多为佛经，目前遗存的西夏文写本实物有《金刚经》、《佛说父母恩重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等，汉文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佛说圣大乘三归依经》等；西夏文刻本有《诸说禅源集都序千文》、汉文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六字大明王功德略》等。

　　[4]其中西夏文刻本经折装有《佛说阿弥托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写本有《大方广佛华严经》、《番语大密咒受持经》、《大庄严本母》等

　　[5] 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第145页。

　　[6] 缝缋装是先将单页纸左右对折后再上下对折，然后将若干折叠好的单页再中缝线订成迭，最后再将数迭缝缀成册后书写。

　　[7] 牛达生：《从拜寺沟方塔出土西夏文献看古籍中的缝缋装》，《文献》，2000年第2期。

　　[8] 卷轴装的佛经粘连的每纸行数在25～40之间，而不同写本的蝴蝶装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每页的行数和字数也各不相同，其中一种每面6行，每行有14、18、19、21、22、24等字。

　　[9] 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第140、142页。

　　[10] （法）海瑟·葛尔美著 雄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2月1版，第75页。

　　[11] 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44～1997年，TK164图。

　　[12] 同上，TK128图。

　　[13] 谢继胜著：《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97页。

　　[14] 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1版，第41页。

　　[15]（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 王克孝 景永时译：《西夏书籍业》，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1版，第37页。

　　[16] 同上，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