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像碑与风颠和尚

　　西安碑林藏有两通达摩像碑。其一为达摩东渡图，碑呈现竖方形，圆首方座，高１８０、宽６０厘米。碑面主体为线刻达摩东渡图，达摩身披袈裟，左手捻佛珠，右手荷杖挑履，袒胸赤足，踏苇渡江。碑面右上角有四句楷书题偈：“折苇江上客，西来东渡人。大意人人有，空走徒劳心。”下书“直指人心”及“己巳仲冬风颠写”，钤“风颠”篆书方印（图一）。其二为达摩面壁像，碑呈竖方形，圆首方座，高１８９、宽６２厘米。碑面主体为线刻达摩面壁像，达摩静坐于蒲团之上，手托僧钵，面壁沉思。碑面右上角有四句行书题偈：“达摩出祖元像，信手拈来纸上。非纸非墨非我，逢人对面。”下书“己巳仲冬风颠写”，钤“风颠”篆书方印图（图二）。

　　达摩（？—５２８或５３５），全名菩提达摩，南天竺（今印度）人，南朝宋末东渡来华，传授佛法，后隐于嵩山少林寺，面壁坐禅九年，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由于达摩是佛教史上的著名高僧，他的形象也成为佛教绘面和造像艺术的重要题材，历代好画达摩者不胜枚举。

　　上述碑林所藏两通达摩像碑的画技及刻工均极巧致，书、画俱佳。画面中的达摩一动一静，一正一侧，姿态、表情、服饰、法器乃至毛发细部逼真入微，生动传神。整个画面疏阔有致，简练扼要，栩栩如生，成功地刻划了西土高僧达摩东渡传法和面壁坐禅的生动形象，足见作者对佛门的熟谙和艺术功力的深厚。在笔者所接触到的类似题材的石刻中，如此成功的作品尚不多见，堪称佛教石刻艺术的上乘佳作。

　　对于这两通颇具艺术价值的达摩像碑，明清以来的金石著作多未著录。究其原因，一是碑石镌刻较晚，碑成后未置于大庭广众之处，罕为世人所知。二是过去的金石学家多重文轻画，求访碑石着眼于有长篇碑文者，对无文或者少文的画像则很少顾及，因而在传世的金石著作中多不著录此类碑石。旧金石学重文轻画的著录遗珠漏玉，使大量的绘画题材的碑石湮没无闻，对石刻艺术研究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缺憾。

　　达摩像碑由于历史上不曾著录，其流传情况不详，书画者及具体刊刻年代亦难以确知。据陕西省博物馆编著的《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８３年出版）一书介绍，达摩像碑是１９４９年以前入藏西安碑林的。同时，该书的作者将其时代定为明代，但未说明断代的依据。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介绍或著录达摩像碑的著作（如１９８８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等）均承袭其说，视之为明代遗物。而对于达摩像的作者风颠，则极少有人论及。

　　鉴于以上情况，笔者拟对达摩像的作者及碑石的年代试作考究。

　　关于达摩像碑的年代，碑文本身所提供的只有“已巳”这一干支纪年。若依明代纪年视之，已巳年有下列几个年代：

　　（１）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公元１３８９年）

　　（２）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１４４９年）

　　（３）明武宗正德四年（公元１５０９年）

　　（４）明穆宗隆庆三年（公元１５６９年）

　　（５）明毅宗崇祯二年（公元１６２９年）

　　上列年代的时间范围长达２４０年，几乎跨越明朝始末，得提过于含糊和粗疏，令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如果没有其他佐证，仅仅根据干支纪年是无法确定遗物的具体年代的。而且，已巳年只是风颠绘制达摩像的年代，并不一定就是碑石的刊刻年代，按逻辑推理，碑石刊刻年代最早只能与此同时，而更大的可能则是晚于此时。

　　那么，如何解开达摩像的年代之谜呢？笔者认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考定达摩像作者风颠的生活时代。如果能够确定风颠所处的朝代，碑文所书的干支纪年就可以确指，碑石的年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关于风颠其人，现存的佛教名胜和金石类著作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使过去的研究者无从论及，这也是达摩像碑年代含混不详的症结所在。令人欣慰的是，甘肃省永登县的地方史志资料和有关风颠的民间传说，为探索风颠的身世和生活时代提供了重要线索。

　　永登县志办公室苏裕民先生广泛搜集民间传说，编著成《风颠和尚》一书（永登县地方史志编纂办公室１９９２年内部印行）。据该书序引《永登人民县志》卷十记载：“颠僧，苦水堡东巷李氏子。及长不愿取娶妻，父母强为之授室，而与床第无沾染。邑有王吒什者，高僧也，遂受戒而师事之，断指出妻，以示决心。后飞锡四方，恒以济孤恤贫救灾难为事，尤其治垂危之病，施回生之术无不效，所得谢仪作修桥施粥之用。康熙间挂锡达摩庵，坐而示寂，敕封渗金佛。当时以其言行似疯似癫，号风颠和尚，苦水人称李佛，并以名其镇。”另据该介绍：风颠本名李福，清顺治八年（公元１６５１年）农历四月初八出生于今甘肃省永登县苦水乡苦水街村，１４岁娶妻，１８岁休妻断指，皈依佛门，拜高僧王吒什为师修行。修成后法术高超，功能特异，医道尤为精绝。后云游四方，足迹遍及北京、福建、浙江、四川、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济世救贫，扶正压邪，行为放达不羁。晚年居于西安，康熙四十九年（公元１７１０年）圆寂于西安西门附近的达摩庵，康熙皇帝敕封之为“渗金佛祖”，达摩庵民间改称为“风颠洞”。

　　以上所述出自民间传说，其中不乏附会和夸饰的成份。例如，称风颠生于农历四月初八，而这一天恰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即传统的“浴佛节”。风颠的生日与佛祖的诞辰竟如此巧合，显系民间附会。再如，说风颠圆寂后康熙皇帝颁旨敕封，此举关乎朝廷崇佛典章，亦是佛门荣宠盛事，理应载之于正史或佛门典籍，然据笔者查阅有关史籍，其间竟无只言片语提及此事，殊不可解，当属夸饰之谈。然而，广泛流行的民间传说每每蕴涵着真实的历史内核，不可一概斥之为荒诞不稽。在史籍失载的无奈下另辟蹊径，去伪存真地利用民间传说解决已久湮没的古史问题，这种方法已为不少学者所推崇和采用，且成绩斐然。因此，对民间广泛流行的有关风颠的传说，在指出其附会和夸饰成份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其史料价值。

　　如果说《风颠和尚》一书所述不可尽信的话，永登县苦水乡农职中学巨崇昭提供的有关资料似更有价值。据他搜集到的清同治六年（公元１８６７年）信士崔怀珉手抄本《风颠当禅师实行实录》记载，风颠酒醉后画达摩像，画毕题赞道：“折芦江上客，东土西来人。大意人人有，枉费徒劳心。”对照西安碑林所藏达摩东渡图之题偈，两者有五字出入，第二句的词语顺序及相应文意也有较大差异但整个诗句所表述的基本思想两者则是一致的。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背景？笔者认为，两诗虽然可能有早晚关系，但显然不是后者抄袭前者。如系后者移花接木照抄前者，寥寥四句题诗竟会出现五字出入和词语颠倒的现象，抄袭者竟然如此粗疏，实在难以理解。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两者各有所据，相互独立。正因为两诗保持了各自的原貌，而主题思想却不谋而合，我们就更有理由判定两者的独立性和可靠性，排除了抄袭和虚构的可能。

　　的现象，抄袭者竟然如此粗疏，实在难以理解。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两者各有所据，相互独立。正因为两诗保持了各自的原貌，而主题思想却不谋而合，我们就更有理由判定两者的独立性和可靠性，排除了抄袭和虚构的可能。

　　据民间传说，风颠擅长画达摩像，并每每题偈语于画上。《风颠和尚》一书对此有一段描写，兹抄录于下：

　　在酒馆中，风颠饮了一阵酒后，带着醉意向主人喊要笔墨：“酒钱僧画一张达摩像顶替，贴在酒馆中，保你生意兴隆。”主人赶忙找好纸和笔墨，请颠作画。风颠画好几张达摩像，分别提（题）上偈语：“折苇江上客，东渡西来人。大义人人有，空走徒劳心。”“一部胡腮充满世界，横担手杖，摇山翻海。两目睁睁，照彻乾坤，谁敢惹得，直指人心不平。”“稳坐蒲团这老汉，内外清静懒参禅。四相不分同一体，天地内外总包涵。”众人涌集，都来索要达摩像，风颠又绘了几张，给了围观的人。

　　由此可知，风颠常常是酒后乘兴作画，信手画来，广施众人。据所题偈语的文意判断，风颠所画达摩像的题材多为达摩踏江东渡和面壁坐禅的形象，其主旨与西安碑林的达摩像正相吻合。

　　另据清同治六年抄本《风颠当禅师实行实录》记载，官僚葛某久闻风颠好画达摩，酒后向其索画，“颠便画二十三轴”，并将其中数幅刻于碑上。“碑洞立碑，大小三桶（通）”以期“万古流传”。可见，风颠的达摩像除纸画外，还有刻于碑石上的。据此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永登一带广泛传颂的风颠和尚，与西安碑林的达摩像碑必定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根据地方史志资料和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我们认为，西安碑林达摩像碑的书画者就是原籍甘肃永登的风颠和尚，达摩像碑应是风颠和尚的传世之作。

　　确定了达摩像碑的书画者这一基本前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达摩像碑的时代问题了。据地方史志记载，风颠出生于清顺治八年（公元１６５１年），圆寂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１７１０年）。查其间的干支纪年，己巳年只有康熙二十八年，即公元１６８９年。这一年风颠３８年，皈依佛门山达２０年，修行已成，书画艺术亦臻于成熟。据此，将达摩像碑书画年代“己巳”年确定为康熙二十八年，于风颠的生活年代及其经历都是比较合适的，毫无牾和不合情理之处。以逻辑推断，达摩像碑的刻制年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与书画年代即康熙二十八年同时，二是晚于康熙二十八年，而后者的可能性应该更大。就现有资料而论，达摩像碑的刻制年代不可能早于康熙二十八年，更不可能是明代之作。笔者认为，在没有可靠资料和其他佐证的情况下，目前将达摩像碑定为明代遗物的通行观点难以成立，值得重新考定。

　　（附记：本文所引地方史志及民间传说资料承蒙甘肃省永登县苦水乡农职中学巨崇昭先生提供，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引自《文博》１９９５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