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佛教思想特色

　　苏东坡的佛教思想特色
　　达亮
　　（广东潮州市《人海灯》编辑部，广东 潮州 521021）

　　摘要：苏东坡的诗词、文赋、书画，融汇着儒、释、道的血液。儒家的“入世”，以儒家精神为担纲；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为养气；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为超脱，三家思想的杂糅，形成了苏东坡“外儒内禅”的人生观、艺术观。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叠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汇、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圆满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独具佛教思想的特色。
　　关键词：苏东坡；佛教；诗词；外儒内禅

　　苏东坡对佛教态度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佛教的观念，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他在对佛教的理解中，理智的追求占有更大的比重。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领会佛说，“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观其临祸福死生之际，不容伪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验，然真伪之候，见于言语。”对佛，他说自己“难化”，他在《与参寥子二首》中自我检讨说：“自揣省事以来，亦粗为知道者。但道心屡起，数为世务所移夺，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他给友人写信中，还说到自己虽然慕佛道，诵《楞伽》，但实无所见。这些当然有谦虚的意味，但也说明他对佛道并非那样执著、迷信。苏东坡的学佛，不执著于斋戒、持律、诵经，也不喜欢虚玄之谈，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裨益各级各层的现实人生。在佛寺的清幽环境中，焚香静坐，悟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获。他曾作《阿弥陀佛颂》：“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生灭灭尽处，则我与佛同。”他曾对净土宗信仰产生怀疑与不理解，有些时候曾批评佛教中宣扬的颓废超世和因果报应观点。例如他在居丧期间，应惟简之请作《中和胜相院记》云：“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因此他认为佛教某些宣传是“为愚夫未达者”所设的“荒唐之说”，“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东坡说的这些主要指的是净土信仰，这当然是他对净土信仰实无所见和偏激了。他在《盐官大悲阁记》中又说：“……至于为佛者亦然。斋戒持律，讲诵其书，而崇饰塔庙，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其中无心，其口无言，其身无为，则饱食而嬉而已，是为大以欺佛者也。”这里批评的则是禅宗无言无相之说。他的这种说法与柳宗元对禅宗的批评相似，也是以理性批驳神秘主义。元祐六年(1091)他所作的《<六一居士集>叙》：“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这是他对儒释道的偏激与不理解，与后来得益于儒释道，这就是有力的佐证。
　　有人说苏东坡对儒释道的态度，前后期不同，前期(贬官黄州以前)主异，后期主同。南宋汪应辰说：“东坡初年力辟禅学，其后读释氏书，见其汗漫而无极，……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释氏之说，尽欲以智虑臆度，以文字解说。”今人多用此说，如刘乃昌《论佛老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也说：“汪氏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苏轼由辟佛老到融合佛老大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苏东坡随着仕途的失意，受释道影响越来越深是对的，但是，如果说苏东坡前期才辟佛老，后期则融合佛老，根据似不充分。实则苏东坡一生在政治上都在辟佛老，而在其它方面都在融合佛老，且早年受佛教影响较深。“借示绣佛，奇妙之极，当由天工神俊，非特寻常女工之精丽者也。凡目瞻礼，一洗尘障，幸矣。”《佛祖统记》卷四十六载：“(轼)及在儋，得蜀人张氏画十八阿罗汉，遂为之赞。”“轼家藏十八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总之他在融其所认为可融的，辟其所认为不可不辟的。
　　苏东坡偏重于从政治上反对佛道，他的《子思论》、《荀卿论》、《韩非论》、《韩愈论》，都对所谓异端思想持批判态度。他说：“圣人之所以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他认为正是老庄的“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造成了法家的“敢为残忍而无疑”，结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这都是从异端可亡国的角度讲的。如前所述，苏东坡虽皈依佛学，对佛，他说自己“难化”，即使远谪万里也仍“难化”，在熙宁年间，苏东坡还曾以佛老之说作为他反对新法的工具，其实，佛老思想对他的主要作用是作为政治逆境中的抵御武器，以寻求精神解脱。再者，苏东坡折衷了佛门各宗的观点，而强调了“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换个说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正是南北朝以来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
　　苏东坡除从政治上反对佛道以外，而在其它方面却深受佛道影响。苏辙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东坡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苏轼)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初”、“既而”、“后”等字充分说明了苏东坡研读儒释道典籍有一个过程。为了应试，苏东坡兄弟少年时代主要是读儒家经史。但是如果把“既而读《庄子》”，“后读释氏书”说成是在贬官黄州之后，那就不符合实际了。其实东坡在早年就“读释氏书”了。
　　苏东坡晚年所作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诗中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诗中言明随父苏洵读书，所谓“旁资”，即是除了儒家经典外，同时还接触了道教和佛教的知识。苏辙青年时代反对“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的观点，声称自己“百氏之书无所不读”，这也大体可以代表苏东坡少年时代的情况。
　　“早年便怀齐物志”“逍遥齐物追庄周”。苏东坡8岁入学，启蒙老师便是天庆观道士张易简。
　　苏东坡兄弟皆“龆龀好道”，当他晚年被贬海南回首往事时，曾沉痛感慨道：“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他没有像一般读书人那样表现出对功名事业强烈的欲望和迫切的渴求，相反，他时常会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苦衷，“轼少时本欲逃窜山林，父兄不许，迫以婚宦。”因此，苏东坡思想胎息老庄是毋庸置疑的，无需多加论证。嘉祜二年(1057)他同科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从他的《人峡》诗中可略知一二：“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人仕不久，又发出了“何年谢簪绂，丹砂留迅晷”感叹。苏东坡应进士试和制科试时就与融合儒释道的怀琏禅师交游。
　　“乌台诗案”结局虽属侥幸，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但对他的世界观影响极大，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信佛学禅，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即由一个儒家积极人世的人生观到佛教无物无我心性明静的人生观蜕变，用禅学理念来观察人世间的万事万物，使他得到极大解脱。
　　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开始学禅，信佛，而把眼睛放在佛教与禅理上，远离世事的纷扰，寻求内心的安静，寻找精神的自由。
　　苏东坡之好佛，首先是要求静心。现实世界带给他无数苦闷与烦恼。在佛教中，他学到摆脱这些烦恼的超然态度，可以在一时间跳出矛盾纠缠之外，从而达到心泰神宁。但在许多情况下，他又并没有完全超世人佛，而往往只是在解脱“烦恼障”之后对人世冷眼观察，结果对一切苦难都无所挂碍，无所顾念。他在《海月辩公真赞》中说：“予通守钱塘时，海月大师惠辩者，实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见愠喜，而缁素悦服，予固喜从之游。”他每见惠辩，清坐相对，即达到形神俱泰的境界。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又说：“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日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问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但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他在黄州时每隔一、二天，就要到当地安国寺烧香静坐，自我反省。这时他进入一种境界，物我两忘，身心皆空，头脑完全清净，而种种人世烦恼都会消除，从内心到外界，进入了自由自在的境地。这里写出了他人佛寺习佛时的心情。在佛寺的清幽环境中焚香默坐，悟得物我双亡、身心皆空的道理，心境上也就安宁了。这是由于内心反省所得到的安慰。这里他已经是向佛求静，追求精神上更高层次的安宁了。至于“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的生活，更是悠然自得，伏一几而小天下。再有“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恍然问只记得万里风月，闲者居之。这是苏东坡向往的境界。
　　苏东坡转向了宗教，是在黄州时期开始信奉佛教的。贬官黄州以后，苏东坡受佛老思想影响更深了，有关儒释道可以相通的言论更多更鲜明了。苏东坡主张儒释交辉，在《宸奎阁碑》中他写到怀琏禅师：“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琏独指与妙与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又在《祭龙井辩才文》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称赞怀琏禅师能调和儒与佛、老，指出佛教各宗派间应取兼容态度，其实儒、佛、道各家也应持兼容并包、事理圆融、二者都不偏废。元祜年间他说：“道家者流，本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不思不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臣闻舜禹之心，以奉先为孝本；释老之道，以损己为福田”；谪贬岭南时，他也说：“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儒释不谋而同”。元丰三年(1080)闰九月十九日，他在《答毕仲举》中说到自己学佛的立场：“佛书旧亦尝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独时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若农夫之去草，旋去旋生，虽若无益，然终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不知君所得于佛书者果何耶?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与仆辈俯仰也?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生活在儒、佛、道三教合流时代的苏东坡，“《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儒释道杂糅的特点。尤其是在他贬居黄州以后很注意捋取众长，为我所用，借以应付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对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种分析的态度。他学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穷究其义理，以期“出生死，超三乘”，而是“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是“取其粗浅假说以自洗濯”，“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然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认为融合儒释道三家可以“遇物而应，施则无穷”。他学佛的目的是“静而达”、“以待外物之变”，这是他生命达观的表现。他是要攫取佛老思想的内在精神以充实、完美自己的思想境界。佛老思想对苏东坡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不仅时时体现于作品的表现主题，而且对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他与范镇论佛法信与不信之说，也表明了自己学佛的立场，有一定的明心见性之见解。“范蜀公不信佛说，大苏公尝与公论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说。范公云：‘镇平生事，非目所见者，未尝信。’苏公日：‘公亦安能然哉?设公有疾，令医切脉，医日寒，则服热药，日热，则饵寒药。公何尝见脉而信之如此，何独至于佛而必待见耶!’”由此得之，东坡学佛一方面不喜欢那些玄虚之谈，而希望在身心上真能得益。他所说的“浅陋”，正是与现实人生有关联处。他显然不相信佛教真能让人出世作佛，而希望它对俯仰人世的平凡人有益。
　　苏东坡信佛学佛，是将佛作为觉悟者、觉行圆满者来崇拜的。而“三世”的转生，“六道”的轮回，不过是“粗浅假说”。正如毕仲举来信所说，读经、参禅、信佛也不过是为了“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而已，达到这个目的就“乃为至足”。毕仲举的话，苏东坡十分赞赏，其实也代表了苏东坡学佛习禅的目的。
　　佛学修养使苏东坡得益，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日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即使到了晚年，诗文中亦不见衰惫之气，这表现出一种气节。他在儋州写《观棋》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胜和败的差别，像其他事物的差别一样，是客观的存在；但苏东坡的否定，却使他在屡次遭贬中保持乐观不屈的精神，保持对生活、对风土人情的热爱。“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在他的书简中，他说自己：“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他对个人荣辱看得如此淡泊，能如此随遇而安，正出于对心性独立与自由的理解。又说，在贬地“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把贬地或者当作自己的故乡，或者当作风景胜地；他曾把自己比喻为避居香山的乐天，并说自己是“闭阎烧香一病僧”，将贬官生活当成持戒修道的僧侣生活。这种超然避世的态度显然表现出与现实苦难相对抗的心理和保持自心定力的努力。
　　中国文人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儒学为本，佛道为用，得志时企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失意时便“且放白鹿青崖间”，李白是这样，王安石也是这样，王维更甚，一生都在半官半隐。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兼融贯通，是宋代学人的一般思想趋势，在苏东坡身上无法完成这种思想定式。佛老思想成为苏东坡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原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东坡身上，却发生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毁誉、得失视作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倾向；另一方面，又帮助他观察问题，处理世事比较通达，在这种旷达态度的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综其一生，他以儒学的重视现实的精神和伦理观念指导自己的出仕和从政，又以佛道的“了达无疑”和“齐物”“丧我”来养性、处穷和应变。他以庄子“醉里天全”作为避祸手段：“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坠车终无伤，庄叟不吾欺”，而当佛家思想成为他观照事物的理论基础时，他的思想便有一个质的飞跃，佛当年告诉弟子阿难：“阿难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灭。无有是处”，苏东坡便有所悟，意识到“醉中虽可乐，犹是生灭境”，这就是苏东坡的“外儒内禅”的统一，所以他依于道，逃于禅，推演周易，喜欢陶渊明，却终其一生并不归隐。
　　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而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为担纲，以佛家精神为超脱，以道家精神为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人世与出世的交叠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汇、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圆满的人生境界。 （摘自《五台山研究》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