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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修道主题’之关系

       

发布时间:2009年05月03日
来源:不详   作者:邱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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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修道主题’之关系

  ──以李复言《续玄怪录·杜子春》与葛洪

  《神仙传·壶公》为中心之探讨

  邱敏捷

  (台南师院语文教育系助理教授)

  一、 前言

  成佛、成仙可解脱生死、脱离凡尘,但总要面对重大的考验。佛经中的本生经[注1],与属于譬喻经典系列 [注2]的《贤愚经》有许多寓言故事以‘弃子女’、‘舍自身’等方式,‘试验’求道者道心坚定之程度。道教同样屡见有关‘修仙得道’的故事,有的经明师之考验而得成仙,有的服食仙丹而成道,‘神仙传’所载仙人故事即是这类作品之一。

  名为‘神仙传’或相类者,除东晋?葛洪(二八四-三六四)之《神仙传》 [注3] 外,在葛洪之前,尚有刘向(西元前七十七-七十六)《列仙传》 [注4] 与汉代佚名之《神仙传》 [注5] 。这些《神仙传》载有明师藉用各种方式来‘试验’、‘评估’志愿入门的弟子的故事。葛洪《抱朴子内篇?辨问第十二》云:‘夫道家宝秘仙术,弟子之中,尤尚简择,至精弥久,然后告之以要诀。’《抱朴子内篇?极言第十三》又说:‘彼莫不负笈随师,积其功勤,蒙霜冒险,栉风沐雨,而躬亲洒扫,契阔劳艺,始见之以信行,终被试以危困,性笃行贞,心无怨贰,乃得升堂以入于室。’足见求道成仙的路是极为漫长而艰难的 [注6] 。

  虽然中国道教的产生,与道家学说、神仙巫术有所关联,甚且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流行于东方沿海及南方广大地区,司马迁(西元前一四五或一三五-?)《史记?封禅书》即有这些记载 [注7] 。然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降,‘佛、道’之间的相激相荡,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重要课题。而佛、道以‘修道’为主题的作品,彼此有无交互作用或互为启示的地方,亦是其中可检视的一环。

  佛、道交互关系之作品中,向来最被学界讨论的是,唐?李复言(?-八三○)《续玄怪录 [注8] ?杜子春》与唐?玄奘(约六○二-六六四)编译,辩机(?-六四八)缀文之《大唐西域记 [注9] ?烈士池》,以及东晋?葛洪《神仙传?壶公》等是否与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梵志吐壶》有关等问题。

  学者之研究结果,几乎都认为李复言《续玄怪录?杜子春》取材于《大唐西域记?烈士池》。我们知道,〈烈士池〉的故事说明修道不易,‘见妻子欲杀子而发声’,点出修道的障碍在于‘爱染’ [注10] 。唐?李复言《续玄怪录》中杜子春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不哼一声,可是见到两岁幼子被‘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时,不觉失声而叫,功亏于一篑,同样反映修道之不易。

  然而,佛教有关修道不易之主题,在早期佛教中即出现了这类原创性故事,《大唐西域记?烈士池》并不是源头,它只能算是继起的衍化作品。换言之,固然〈杜子春〉与〈烈士池〉前后同揆,但是这种以‘修道’为主题的故事,应该可以往前推到《贤愚经 [注11] ?梵天请法六事品》。而葛洪《神仙传?壶公》与《旧杂譬喻经?梵志吐壶》之联系,李剑国疑问:‘不知壶公传说是否受了梵志故事(〈梵志吐壶〉)的影响?’ [注12] 张惠琪则说:‘仍可看到〈梵志吐壶 [注13] 〉故事的影子’ [注14] ,而张静二肯定地说:‘“跳壶故事”中追求长生的“欲”念,则显然呼应了“吐壶故事”的主题。’ [注15] 意见不一,还待研究。本文即以〈杜子春〉与〈壶公〉为问题之开展。

  二、〈杜子春〉、〈烈士池〉与〈梵天请法六事品〉之比较

  霍世休认为 [注16] ,〈杜子春〉上承〈烈士池〉 [注17] ,下开韦自东〈传奇〉 [注18] 、明?冯梦龙编《醒世恒言》中之〈杜子春三入长安〉。而戏曲胡介祉的《广陵仙》 [注19] 及清人某氏的《扬州梦》 [注20] ,也都是敷衍杜子春而予以增改的故事。

  〈杜子春〉,叙周隋间人杜子春,少落魄,穷无所归,屡受老人与巨款,虽穷奢极侈,但终于致富济贫。后并如期赴约,会见老人,始知原是一位黄冠绛帔的道士。老人予子春白石三丸,酒一扈,令食。并戒子春不管历经如何之情境,当不动不语。

  杜子春修道之过程,经历了‘千乘万马’、‘呵斥’、‘摧斩’、‘争射’之逼,加上‘猛虎毒龙’、‘雷电交加’之迫,妻子被‘剉’而哀号悲苦之‘痛’,然杜子春不动不声,通过种种考验。唯其后投胎转世为‘哑女’,不忍其‘子’被伤,乃作声,遂前功尽弃。以下简要摘录故事之关键情节:

  (一)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狎者,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圭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乃许之。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

  《大唐西域记?烈士池》描述‘修道’之考验重点如后:

  (一)[烈士]托生南印度大婆罗门家。……受业冠婚,丧亲生子。……年过六十有五,我妻谓曰,汝可言矣。若不语者,当杀汝子。我时惟念已隔生世,自顾衰老,唯此稚子;因止其妻,令无杀害,遂发此声。

  霍世休认为,《大唐西域记?烈士池》 [注21] 不过是些很平常的叙述文字。但是我们试回头读《续玄怪录》,不但将托生的人改为女性,而笔力的刻画入微,如‘卢大怒……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等语,直是绘影绘声,令人惊心动魄不止!这岂是〈烈士池〉望尘所及?李氏之〈杜子春〉自然改作不少。

  不过,佛教‘修道主题’,并非肇端于《大唐西域记?烈士池》,早在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 [注22] ?梵天请法六事品》即有之。〈梵天请法六事品〉之缘起在说明佛悟道后,‘念诸众生,迷网邪倒,难可教化’,欲速入‘无余涅槃’,梵天知佛心念,而白佛说:‘法海已满,法幢已立,润济开导,今正是时’,‘众生应可度者,亦甚众多’,且过去世中曾为‘众生采集法药,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故事即在述说‘以身妻子,募求法偈’的这个因缘,今将故事重要部分,摘列如下:

  (一)过去久远,于阎浮提有大国王,号修楼婆,领此世界八万四千诸小国邑,六万山川,八千亿聚落,王有二万夫人一万大臣,时妙色王,德力无比,覆育民物,丰乐无极,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财宝资给一切,无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咎,何其苦哉!今当推求坚实法财,普令得脱。即时宣令阎浮提内,谁能有法与我说者,恣其所须,不敢违逆。募出周遍,无有应者。时王忧愁,酸切恳恻,毗沙门王,见其如是,欲往试之,辄自变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头发悉竖,火从口出,来诣宫门,口自宣言,谁欲闻法,我当为说。王闻是语,喜不自胜,躬自出迎,前为作礼,敷施高座,请令就坐,即集群僚,前后围绕,欲得听闻。尔时夜叉复告王曰:学法事难,云何直尔欲得闻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须,不敢有逆。夜叉报曰:若以大王可爱妻子与我食者,乃与汝法。尔时大王以所爱夫人及儿中胜者供养夜叉。夜叉得已,于高座上众会之中取而食之。

  (二)尔时诸王百官群臣见王如是,啼哭懊恼,宛转在地,劝请大王令舍此事。王为法故,心坚不回,时夜叉鬼食妻子尽,为说一偈:

  一切行无常,生者皆有苦;

  五阴空无相,无有我我所。 

  说是偈已,王大欢喜,心无悔恨大如毛发,即便书写,遣使颁示阎浮提内,咸使诵习。时毗沙门王还复本形,赞言:善哉!甚奇甚特!夫人太子,犹存如故。尔时王者今佛身是,世尊昔日为法尚尔,云何今欲便舍众生早入涅槃而不救济? [注23]

  故事重点在于说明过去生的佛陀,曾为求法,凡‘谁能有法与我说者,恣其所须,不敢违逆’,不惜割舍亲爱妻子,‘以所爱夫人及儿中胜者供养夜叉’,经得起夜叉的考验,而得听受‘一切行无常,生者皆有苦;五阴空无相,无有我我所’的法偈。

  这三篇故事都在彰显‘学法事难’,点明人对‘我所爱’(境界爱)的难舍,尤其是对自身之‘妻’与‘子’的‘爱染’,无疑是障道主因之一。〈烈士池〉与〈杜子春〉基本上都是延续这个‘修道主题’而发展的故事。

  三、〈壶公〉与〈梵志吐壶〉的关系

  基本上,葛洪《神仙传》是搜集、汇整汉晋间广泛流行的神仙传记作品的集子。葛洪在自序中说:‘予今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 [注24] 先师耆儒诸书中,以刘向《列仙传》与汉代《神仙传》对葛洪之影响较大。葛洪在序言中批评刘向《列仙传》‘殊甚简略,美事不举’ [注25] 。但其实葛洪《神仙传》重出刘向《列仙传》者仅‘容成公’与‘彭祖’二人,其余皆补刘向所未载 [注26] 。不过,葛洪《神仙传》中之〈壶公〉 [注27] 、〈蓟子训〉、〈刘根〉、〈左慈〉、〈甘始〉与〈封君达〉所载诸人,《后汉书?方术传》亦有之,且多与此书相符,故〈神仙传提要〉:‘疑其亦据旧文,不尽伪传,又流传既久,遂为故实。’ [注28] 然葛洪《神仙传》虽沿用汉代《神仙传》之名,但缵承多少其中的人物故事则已不得而知了。

  张惠琪所谓〈壶公〉有〈梵志吐壶〉的‘影子’,应是指‘壶’这个意象的应用。但是,‘壶’这个意象,在〈壶公〉中并非主轴,且〈梵志吐壶〉是有关‘吐壶’的故事,而〈壶公〉是‘跳壶’的故事。如果‘壶公’之‘跳壶’意象从〈梵志吐壶〉而来,然而‘跳’的意象则是作者所创,非沿用而来。佛经中的譬喻文学到中国文学之创作总有改写的部分。以‘人生如梦,富贵如云’为主题的这一系列故事为例,《杂宝藏经?娑罗那比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 [注29] 是在‘梦中’见到未来,传到中国,首先干宝《搜神记?焦湖庙巫》 [注30] 与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 [注31] 都是‘由坼而入梦境’,坼是破洞,从‘破洞而入’,到了沈既济〈枕中记〉则是‘窍其两端’ [注32] ,举身而入梦境。‘跳’的意象在文中出现了,不同于原来的经文。因此,所谓〈壶公〉有〈梵志吐壶〉的影子,应该只是‘壶’的运用而已。而张静二所谓‘欲’的主题的延续也不是〈壶公〉的重心,焦点在于‘修道’,‘欲’只是修道过程中所要克服的障碍而已。

  〈梵志吐壶〉旨在批判人的‘欲望’。这个故事传到中国后,经过吸收、消化,再酝酿出晋?荀氏《灵鬼志?外国道人》与南朝宋?吴均《续齐谐记?阳羡书生》二文。虽然其中之发展,因受本土化的影响,有了一番演进,且主旨略有转变 [注33] ,但这是一系列发展而下的故事已无庸置疑。而〈梵志吐壶〉与〈壶公〉之关系,则除了‘壶’这个意象外,看不到其他相关层面。〈梵志吐壶〉的故事的‘引子’是太子母亲欲出国中,太子为之御车,母亲‘出手开帐’,太子因此‘诈腹痛而还’,为解忧闷而游观,在林中见‘梵志吐壶’。兹摘录于下:

  (一)时道边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着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太子归国王白,请道人及诸臣下,持作三人食着一边。梵志既至,言:‘我独自耳。’太子曰:‘道人当出妇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妇。太子谓妇曰:‘当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

  (二)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诈腹痛还。入山,见是道人藏妇,腹中当有奸。如是,女人奸不可绝。 [注34]

  很明显的,全文并非在说明‘修道历程’中所面对之问题,而是指出人的内在有无穷之‘欲望’,而且这无穷之欲望虽潜藏,但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由潜意识浮到表面意识,或在某种情状下,遇境而显。

  〈壶公〉的主角除‘壶公’外,另有‘费长房’。〈壶公〉在进入‘修道主题’之描述前,故事中有‘跳壶’之意象,透过‘跳壶’进入另一个世界。为了与〈梵志吐壶〉之讨论相呼应,此处摘录〈壶公〉之重要段落 [注35] :

  (一)汝南费长房为市椽时,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其卖药,口不二价,治百病皆愈。语卖药者曰:‘服此药,必吐出某物,某日当愈。’皆如其言。得钱,日收数万,而随施与市道贫乏饥冻者,所留者甚少。常悬一空壶于坐上,日入之后,公辄转足跳入壶中,人莫知所在,唯长房于楼上见之。知其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除公座前地,及供馔物。公受而不谢。如此积久,长房不懈,亦不敢有所求。公知长房笃信,语长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而往。公语长房曰:‘卿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随我跳,自当得入。’长房承公言为试,展足,不觉已入。既入之后,不复见壶,但见楼观五色,重门阁道,见公左右侍者数十人。

  这段只是故事的‘序言’,壶公认为费长房孺子可教,故相约某日会见。在此并预留一‘青竹杖’ [注36] ,作为故事发展之伏笔。

  (二)长房随公去,恍惚不知何所之。公独留之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长房。长房不惧。明日又内长房石室中。头上有大石方数丈,茅绳悬之,诸蛇并往啮,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往撰之,曰:‘子可教矣。’乃命啖溷溷臭恶非常,中有虫长寸许。长房色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为地上主者,可寿数百余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至举诸鬼神。尝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

  笔者以为,这是全文重点之所在,说明修道之不易,‘虎磨牙张口,欲噬长房’,‘长房不惧’,‘上有大石方数丈,茅绳悬之,诸蛇并往啮,绳欲断,而长房自若’,认为这些都是虚境、幻相,但是面对‘溷溷臭恶非常,中有虫长寸许’,长房则‘厌’而不‘啖’,当然也就‘成仙无望’。长房求仙不成,藉‘竹杖’而回家。由于得到壶公之真传,能替人看病,能捉妖捕鬼,而且也有一些神迹出现。 [注37]

  依前面所论,除了‘壶’的意象外,〈壶公〉与〈梵志吐壶〉的故事既没有相仿的痕迹,又缺乏共同的主题,故两者是不一样的。因此,很难说这两者之间有进一步之关系。胡孚琛认为:‘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受佛教之影响并不大,还基本保持着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的民族文化风格。’ [注38] 又说:‘葛洪着《抱朴子内篇》论神仙道教之事,竟无一语涉及佛教,这说明至少在葛洪在世时,佛教对神仙道教影响还不大,当时的神仙道教还没有积极吸取佛教的宗教形式。’ [注39] 这个见解可以补充〈壶公〉创作之背景,而我们从葛洪的生平,实在找不出他与佛教的关系。

  四、结语

  ‘贪与嗔’都是修道的障碍,喜爱是‘贪’,讨厌是‘嗔’。可以说,〈杜子春〉、〈烈士池〉与〈梵天请法六事品〉的寓言故事是着重‘贪’;而〈壶公〉则侧重‘嗔’。如何打破‘我所爱’(境界爱),是修道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我所爱’的根本还在‘我爱’,上面这些有关‘修道主题’之故事都集中在如何超越‘我所爱’的境界上。我们发现,‘学法事难’都是佛、道修道寓言故事的主要类型之一,如何‘修道’成为文人创作这类故事的重点,这也是探讨佛、道两者如何相激相荡可观察的一个脉络。

  *非常感谢蔡荣凯老师提供刘向、葛洪,《列仙传与神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九月)、小南一郎着,孙昌武译,《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北京:中华书局,一九九三年六月)二书。 

  【注释】

  [注1]汉译现存的本生经有:(一)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二)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三)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四)佚名《菩萨本行经》;(五)佚名《大方便佛报恩经》;(六)宋?绍德、慧询等译《菩萨本生鬘论》。

  [注2]譬喻经典有:(一)后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二)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三)失译《杂譬喻经》;(四)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五)道略集《杂譬喻经》;(六)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七)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八)元魏?慧觉与威德等译《贤愚经》。

  [注3]专门记载仙人变化飞升及如何修道这类灵异故事的‘神仙传’,多采取史传文学的笔法铺叙,属志怪小说类。

  [注4]根据李剑国的说法,‘唐前最先提及《列仙传》的是东汉末王逸《楚辞?天问》注及应劭《汉书音义》,均引《列仙传》,但不云撰人;最早称刘向作《列仙》者则是葛洪。’(见氏着,《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八八页)。

  [注5]汉代《神仙传》不知何人所作,但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引《神仙传》片断,凡三处。李剑国认为,《神仙传》记事下逮汉末,则是书又当出于汉末,作者盖与应劭同时,而其书又早于《风俗通》也。(见氏着,《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一九七页)。

  [注6]葛洪,《神仙传》中卷三〈李少伯〉、卷五〈阴长生〉、卷七〈东郭廷〉与卷九〈壶公〉即这方面的故事。

  [注7]《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茍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说:‘然则商之宗教,……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载胡适,《说儒》,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六页)。

  [注8]李复言生平不可考,仅知其为牛僧孺(七七八-八四七)的后辈,而《续玄怪录》颇受牛僧儒的影响。《太平广记》所引,却有颇多内容不见于今本,所以现存的《续玄怪录》可能仅是原本的一部分。本书所选的〈杜子春〉见《太平广记》卷十六。

  [注9]《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共十二卷,唐?玄奘编译,辩机缀文。成于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六四六),是一部记述当时唐朝以西各国风土国情及佛教事项的史地书志。唐?玄奘于贞观三年(六二九)秋,离高昌西行求法,经历西域各地,于贞观十九年初还国。他到洛阳第一次会见唐太宗时,太宗即要他叙述西游经历,而编写一部西域传。于是玄奘根据自己游历见闻,口授他的门下辩机,编撰此书,到次年七月告成。书内所述,很多地方取材于所经各地的古籍,所以经录家把它列入译本一类。玄奘在上进《大唐西域记》的表文里,提到书内的记述包括他亲到的和听到的地方,共一百三十八国。

  [注10]乐蘅军〈唐传奇的意志世界〉从‘意志’角度诠释〈杜子春〉,并引用叔本华的话:‘意志是不能被教导的。’说明杜子春为何最后还是功败垂成。(参见乐蘅军,《意志与命运── 中国古典小说世界观综论》,台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四月,第一-八十三页)。

  [注11]《贤愚经》,又名《贤愚因缘经》,共十三卷,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凉州(今甘肃武威)沙门慧觉(一作昙觉)等译,是一部叙述因缘故事的典籍;汉译外,还有藏文、蒙文译本。收于《大正藏》第四册。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九〈贤愚经记〉所言,译者慧觉、威德等八人,曾西行求经于阗(今新疆和田)大寺,遇见当地五年一次举行的般遮于瑟会。会中长老各讲经律,他们八人分别听了记录下来,后辗转传入建业(今南京市)。本经属譬喻类佛典,与《撰集百缘经》、《杂宝藏经》称为汉译譬喻文学中的三大部。

  [注12]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五月)第三二○页。

  [注13]〈梵志吐壶〉见吴?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大正藏》第四册,第五一四页上),旨在说明人的‘欲’望无穷,晋?荀氏《灵鬼志?外国道人》与南朝宋?吴均《续齐谐记?阳羡书生》都是从这个故事发展下来。

  [注14]张惠琪,《六朝佛教志怪故事综述》(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第一五一页。

  [注15]张静二,〈‘壶中人’故事的演化──从幻术说起〉(载丁敏等着,《佛学与文学》,台北:法鼓文化,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第三五九页)。

  [注16]以下所引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载《文学》(一九三四年)二卷六期,第一○六四-一○六五页。

  [注17]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说:‘段成式在《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里,称天宝中有中岳道士顾玄绩的传说。他在讲述这故事的梗概之后,接续道:“释玄奘《西域记》云:中天竺婆罗庞斯国鹿野东有一个池,名:救命,亦曰:烈士。……盖传此之谈,遂为中岳道士。(休案,玄奘的记载,今见《大唐西域记》卷七,〈婆罗尼斯国〉条。又段氏云鹿野东,应作施鹿野东)。”’(同[注16])。可见〈烈士池〉不只影响到〈杜子春〉而已。

  [注18]见《太平广记》卷三五六引〈传奇〉,又见明?陆楫,《古今说海》。叙一道士炼‘龙虎丹’将成,为妖魔所扰,求自东护之,约成当分惠。五更初,自东仗剑立于洞门,有巨虺,美女先后来,自东用剑击去,均化气而灭。俄而一道士至,贺丹将成;自东不疑,遂令入;药鼎爆烈,更无遗在(同[注16],第一○六五页)。

  [注19]此书今已佚,兹据《曲海总目提要》卷二十三。《广陵仙》至叙子春历经种种魔障,不为所迷,终证仙果。那更变为喜剧意味的收场了(同[注18])。

  [注20]元人乔梦符别有《扬州梦》系敷演杜牧故事(同[注18])。

  [注21]霍世休并引段成式《酉阳杂俎》文云:‘其人如梦,遂生于大贾家。及长成,……父母为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为?遂次第杀其子。其人失声忽然梦觉。’(同[注18])说明〈杜子春〉之创作远胜于前人。

  [注22]同[注11]。

  [注23]《大正藏》第四册,第三四九页上、中。

  [注24]《四库全书》第一○五九册,卷九,第二五七页。

  [注25]同[注24]。

  [注26]见〈神仙传提要〉(《四库全书》第一○五九册,第二五三页)。

  [注27]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卷七十二下有关‘费长房’的记载,作了某部分的改写,其原文为: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后乃就楼上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使人取之,不能胜,又令十人扛之,犹不举。翁闻,笑而下楼,以一指提之而上。视器如一升许,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长房遂欲求道,而顾家人为忧。翁乃断一青竹,度与长房身齐,使悬之舍后。家人见之,即长房形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傍,而莫之见也。于是遂随从入深山,践荆棘于群虎之中。留使独处,长房不恐。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悬万斤石于心上,众蛇竞来啮索且断,长房亦不移。翁还,抚之曰:‘子可教也。’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长房意恶之。翁曰:‘子几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家人谓其久死,不信之。长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发冢剖棺,杖犹存焉。遂能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它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椎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鳖,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敕葛陂君。魅叩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后东海君来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海上,见其人请雨,乃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于是雨立注。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还它马,赦汝死罪。’人问其故,长房曰:‘此狸也,盗社公马耳。’又尝坐客,而使至宛市鲊,须臾还,乃饭。或一日之闲,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

  [注28]同[注26]。

  [注29]其文云:‘时娑罗那,受教即宿,于其夜半,尊者迦旃延,便为现梦,使娑罗那自见己身,罢道归家,父王已崩,即绍王位,大集四兵,伐恶生王。’(《大正藏》第四册,第四五九页中)

  [注30]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傍,林怆然久之。(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一九九七年,第三一四页)

  [注31]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鲁迅,《古小说钩沉》,济南:齐鲁书社,一九九七年,第三一四页)

  [注32]〈枕中记〉:‘时主人方蒸。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 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引自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见《四库全书》第一三四一册,台北:商务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二五八页)

  [注33]参见丁敏,〈中国古典小说中佛教意识的叙事方法〉(《普门杂志》第二五○期(二○○○年七月)第五十页)

  [注34]《大正藏》第四册,第五一四页上。

  [注35]〈壶公〉全文见《四库全书》第一○五九册,卷九,第三○二页下-三○四页上。

  [注36]其文云:公语长房曰:‘我仙人也。忝天曹职所统,供事不勤,以此见谪暂还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不坐,顿首自陈:‘肉人无知,积劫厚,幸谬见哀愍,犹如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见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怜,念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汝相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遣人取之,不能举,益至数十人,莫能得上。长房白公,公乃自下,以一指提上与长房共饮之。酒器不过如捧大;饮之,至旦不尽。公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否?’长房曰:‘思去之心不可复言,惟欲令亲属不觉不知,当作何计?’公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长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使称病;后日即以此竹杖置卧处,嘿然便来。’长房如公所言,而家人见此竹,是长房死了。哭泣,殡之。

  [注37]其文云:长房忧不能到家。公以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到家耳!’长房辞去,骑杖,忽然如睡已,到家,家人谓之鬼。具述前事,乃发现棺中惟一竹杖,乃信之。长房以所骑竹杖投葛陂中,视之乃青龙耳。长房自谓去家一日,推之已一年矣!长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而目嗔诃,遣人问其故,曰:‘怒鬼魅之犯法耳!’汝南郡中常有鬼怪,岁辄数来,来时导从威仪,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匝乃还去,甚以为患。后长房诣府君,而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长房,鬼知之,不敢前,欲去。长房厉声呼,使捉前来鬼,乃下车把版,伏庭中叩头,乞得自改。长房呵曰:‘汝死老鬼,不念温凉,无故导从,唐突官府,君知当死否?急复令,还就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以追视之,以札立陂边,以颈绕札而死。东海君来,旱,长房后到东海见其民,请雨,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当赦之,令其作雨。’于是即有大雨。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促还他马,赦汝罪。’人问之,长房曰:‘此狸耳!盗社公马也。’又尝与客坐,使至市市鲊,顷刻而还,或一日之间,人见在千里之外者数处。

  [注38]见氏着,《魏晋神仙道教》(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第七十二页。

  [注39]同[注38],第七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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