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信仰活动的实用性

　　敦煌信仰活动的实用性

　　党燕妮

　　敦煌民间佛教信仰带有相当大的功利与实用性。在对佛教的普遍信仰中，佛教的一些教义、仪式已经世俗化、社会化、生活化，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房屋中设有经堂，供奉佛像，念诵真言，拜佛，布施，放生等等。这些活动大都来源于佛教思想或佛教仪轨，但操作起来更方便直接。敦煌民众只是笼统地接受了佛教文化中的天国理想以及与之相关的简单易行的活动形式，他们对佛教各宗派似乎并无什么理论上的有意识的抉择，而以世俗社会的实用态度待之，净土信仰特别流行正是这种实用态度使然。当时莫高窟壁画中，净土类大型经变画就特别多。净土宗倡导的念佛法门只要反复念诵“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名号，就可以灭诸罪障、所祈如愿，获得与诵经同等的效力。如此简易的名号，人人会念，为信众尤其是文化水准不高的信众大开方便之门，十分实用，敦煌佛教信众接受并充分发展了这一点。敦煌流行的佛教信仰中，对那些有实用价值和意义的神灵的崇拜十分盛行，如救济世间疾苦的药师佛，死后可以往生其净土的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助苦难的观音菩萨，护国解厄、消灾延寿的毗沙门大王，对风调雨顺有重要作用的海龙王，与人死后命运密切相关的十殿阎王等等。

　　在洞窟营造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实用性。当时营造的洞窟，尤其是由上层统治者和世家大族营造的大型洞窟已成为家窟家庙，作为佛教圣地的光环已渐淡去，不再纯粹为神圣的佛国净土，世俗势力逐渐占据上风，供养人画像越来越大即充分叙述了这一点。洞窟营造活动变得极具世俗性，其功能也远远地超出了宗教功能的范围而成为许多社会活动的场所。特别是一些大型洞窟的营造，往往是各种身份地位、众多人员的共同活动，其目的也往往是窟主和施主们世俗的扬名显功以至为自己家族树碑立传。供养人画像不仅数量多并按照严格的尊卑主次排列，而且在唐前期已越画越大的基础上进一步越画越大，大到可以说是喧宾夺主的地步。莫高窟第98、100、156等窟中，供养人画像往往数十、上百以至数百，其身份有僧有俗、其地位有高有低、其关系有亲有疏、有主有从，以某一显赫人物为中心、可以独立成幅的特殊形式供养人画像，如《张议潮统军山行图》之类，不仅出现多幅，而且画幅特别大；许多身依次排列的供养人画像中，有的形体特别高大，大到等身甚至远超等身，第98窟中的曹议金画像和于阗李圣天的画像身高就分别为2.42米和2.92米。

　　归义军政权群组织的大型佛事活动也多在莫高窟举办，除了统治者虔诚的佛教信仰之外，还有利用佛教加强统治、笼络社会各阶层、同于阗和回鹘等周边民族与政权搞好关系的实用因素在其中。如莫高窟在曹氏归义军时期就曾作为迎接和安排使臣之地。当然，世家大族毕竟是敦煌民众的少数，莫高窟的营造活动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普通百姓包括中下层僧俗人来进行的。

　　在佛事活动方面也处处体现出敦煌佛教信仰的实用性。敦煌文献中储存有很多《阿弥陀经》讲经文，叙述以通俗有趣的方式向民众宣扬佛教教义的俗讲宗教说唱形式在敦煌很流行。例如绘图本《十王经》绘出了亡人通过中阴的情景，渲染性很强，既可用于设斋等法事活动时供奉，又可用于宣讲《十王经》，传播十王信仰，劝导众生造经修斋祈福，实用性很强。尤其是P.4523的这一无文字的纯图本，用做俗讲十王的作用就更强了。由敦煌文献中大量的斋愿文可知，敦煌地区的各种斋会盛行不衰，名目繁多，且多为具有祈福报恩、消灾除障功能的功德性斋会。如祈雨、祝愿、报恩、追善、祈福、冥报等斋会，功利性、实用性成为斋会盛行不衰的主要原因。最具代表性的是为亡人或生人做包括七七斋及周年斋、三年斋的十王斋，这一斋会直至今日还在我国民间流传，成为民间一种风俗习惯。在营斋荐福等法事活动时，经、图、赞齐全的《十王经》被供奉起来，信众观其图、唱其赞文、诵其经文，为亡去的亲人追福，也为自己荐福。在这一时期的敦煌，流行为亡者设斋追福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为生人营斋修福，为生人作斋在敦煌文书中称作“预修”或“逆修”，晚唐五代宋初这一时期，在敦煌生前预修“生七斋”为己修福和为亡人设斋追福、救拔亡魂极为盛行，已成为社会习俗的重要部分。

　　摘自《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