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西夏文字的创制

　　佛教与西夏文字的创制

　　张迎胜

　　原刊《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第1-5页

　　内容提要 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至今仍有尚待涉足的秘境。作为佛国圣地的西夏，充当其精神世界最为重要内核的佛教，理应体现在西夏的全部文化过程，即文化内容及其结构的连续变化之中。有鉴于此，本文对佛教与西夏文字这一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加以探讨，从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以及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渗入等方面，追寻党项人在佛教信仰影响下思维的方法和特点，以求廓清西夏文字创制之迷。

　　关键词 佛教 西夏文字 创制

　　一、引言

　　在华夏民族文字的艺苑中，西夏文字（“番文”，又作“蕃文”、“蕃书”）堪称一支独具风采的奇葩。西夏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①] 它“字若符篆”，[②]“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③]。

　　西夏文字究竟有多少？学术界看法不一。西夏人梁德养说有6230个（1132年）[④]；俄罗斯学者索弗洛诺夫认为，西夏文字有5819个[⑤]；日本学者西田龙雄统计，西夏文字有5763个[⑥]；史金波先生认为，西夏文字有6000多个[⑦]；李范文先生认为，西夏文字有5857个[⑧]。

　　作为“国字”，西夏文字曾在西夏王国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理带之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1038—1227）。后，降及元明两朝，西夏文字仍在一些地区存活了大约四个世纪。如：元朝仍有西夏文佛经的刊印，从大德六年（1302）至皇庆元年（1312），历时13年，雕版印施了河西字（即西夏字）大藏经190部，约687800卷，还曾以活字版印制了大量的西夏文佛经，还有居庸关云台西夏文石刻（1345），莫高窟下寺西夏文六字真言碑刻（1348）等；明朝也有西夏文佛经的印施，如印数为1000部的《高王观世音经》（1348），还有西夏文经幢的刻制（1502）等。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随着西夏王国的灰飞烟灭，西夏文字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中，西夏文字沉寂而去，几无人知晓。直到清朝乾（隆）嘉（庆）考据之学兴起，在学者们追寻和著述西夏历史的时候，西夏文字才被重新提及。甘肃武威人张澍（1776—1847）于嘉庆九年（1804），从所发现的一通《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的碑文中，肯定地识别出了西夏文字，从而开创了对西夏文字认读的新纪元。此后，清·刘青园，鹤龄，法·戴维利亚，毛里斯等相继识读了西夏文字。而俄·柯兹洛夫1909年从原西夏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发掘的大量西夏文文献，更为中外学者提供了研究西夏文字的宝贵资料。于是，又陆续有了以研究西夏文字著称的学者、专家，杰出代表如中国的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李范文、史金波、龚煌城，俄国的聂历山、克恰诺夫、克平、索弗洛诺夫，日本的石滨纯太郎、西田龙雄、桥本万太郎等。

　　回顾二十世纪的西夏学研究，取得了特别成就的西夏文字研究，不愧是其学术重镇之所在。几代中外学者对西夏文字与汉字的形体对应关系，西夏文字形、音、义的基本要素，西夏文字的构造方式，西夏文字的读法，西夏文字意义的解索，甚至，还有西夏文字的计算机编码和应用软件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讨论，发表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精辟见解。应当说，西夏文字的研究，已经接近建立完整系统的阶段了。[⑨]

　　可笔者以为，对西夏文字的研究，至今仍有尚待涉足的秘境。作为佛国圣地的西夏，充当其精神世界最为重要内核的佛教，理应体现在西夏的全部文化过程，即文化内容及其结构的连续变化之中。而在以往的西夏学研究中，学者们大都致力于佛教与西夏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的探讨；却较少关注对佛教与西夏文字这一文化形式、序列、形貌的关系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仅从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以及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渗入等两方面，就佛教与西夏文字创制的问题，略谈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二、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是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创制党项羌族文字即通常所说的“西夏文字”，确系党项羌社会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羌汉民众之间进行社会生活交际的需要。正如西夏学者骨勒茂才所言：“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⑩] 关于西夏人创制西夏文字的动因，学者们多有论及。或曰：“为了巩固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民族自觉的表征，元昊颁行创制一种新文字，尊为‘国字’。”[11] 或曰：“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族为建立封建国家的需要，它构成西夏文化的重要特色与标志。”[12] 或曰：“西夏创制文字是为宣布独立而做的诸多舆论准备之一。”[13] 确如史载：“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谍，尽易蕃书。”[14]西夏设立了职能类似唐宋翰林院的“蕃字院”和“汉字院”，专门书写“诰谍”，不仅与吐蕃、回鹘等王国的往来公牍要用西夏文书写，就连与宋朝往来的汉文表奏，也要加写上西夏文。西夏的教育机关，除“汉学”外，还有重在教授西夏文，并从中选拔习学优秀者授以官职，为西夏统治者输送人才的“蕃学”。西夏始自元昊的西夏文应用，所涉及到的“艺文”，不仅种类繁杂（实包括文学、军事、法律、字典、辞书、碑刻、文契、佛经等），而且数量也极为庞大，创下了少数民族文字应用的奇迹。

　　当我们感受到党项羌民族和西夏王国赋予西夏文字以旺盛的生机和蓬勃的活力时，便会发现，西夏文字所承载的强烈的政治功能，与其拥有广泛的社会功能是联系在一起的。由此，若再仔细品鉴西夏文字创制的问题，则不难理解，除了民族独立、建立王国等重要动因以外，还存有许多无法割舍的重要动因，如思想沟通，感情交流，文化来往等；正是各种各样的重要动因共同汇聚为巨大合力，推动着西夏文字被迅速而顺利地创制而成。在此，笔者所要特别强调的是，基于佛教信仰而产生的佛经译写的需要，是西夏文字创制的一个重要动因。

　　众所周知，西夏的居民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世居本土者”。他们以汉族人为主，还有一些吐蕃人、回鹘人、突厥人、蒙古人、契丹人等；他们久远以来，甚至有不少人是祖祖辈辈就生活于后来成为西夏版土的这片土地上；从整体上说，他们原本是西夏政权所要征服的力量。另一部分是“迁居本土者”。他们多为党项羌人，还有一些吐谷浑人、鲜卑人、吐蕃人等；他们自隋唐以后几经迁徙，从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陆续来到了后来成为西夏版土的这片土地上；从整体上说，他们是西夏政权所依存的力量。应当说，是“世居本土者”与“迁居后来者”这两部分居民各自拥有的那份佛教信仰（尽管存有很大差异），共同汇聚而成了西夏王国的佛教信仰。其中，作为所征服的“世居本土者”的佛教信仰（由汉魏至北朝、隋至唐、五代至北宋前期等阶段而来的），提前奠定了西夏王国佛教信仰的深厚基础，而作为所依存的“迁居本土者”的佛教信仰（由游牧青藏高原、散居陇原、割据夏州等阶段而来的），无疑决定了西夏王国佛教信仰的发展方向。

　　史载，党项羌上层人物的佛事活动，早在西夏王国筹划于帷幄之时就已经开始了。

　　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五月，德明的嫡母罔氏卒，告哀于东京（今开封），得宋真宗准许，由宋廷致祭使袁瑀护送，德明至山西五台山，修供十寺为母祈福。德明选择这种庄严、隆重的佛教仪式，来忆念、祭奠自己的嫡母罔氏，足以说明他对佛教的一片向往之情。德明的这一祭奠活动，可以看作是西夏王国佛事的滥觞；对以后西夏民众普遍信奉佛教，西夏王国以佛教立国、治国，无疑具有明显的导向意义。北宋仁宗天圣七年即1029年（又说：天圣八年即1030），正在忙于谋求民族独立事业的德明，怀着急切的心情，遣使至宋，献马七十匹，乞赐佛经一藏（佛典将经、律、论三大部类称为三藏）。德明卒去（北宋仁宗明道六年，即1032年），元昊继位。史载，元昊也“好浮屠学”[15]。他继承了德明向宋求经的思路和做法。在西夏立国（1038）的前四年，即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元昊遣使向宋献马五十匹，求佛经一藏，获宋仁宗准许并特别赐予。

　　正如许多民族只有口头语言而没有书面语言一样，党项羌人原来只有属于自己的“词的语言”[16]，即只有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并没有记录自己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即文字。从西夏统治者“以佛立国”的夙愿说，如何使他们已经赎得的和将来还会陆续赎得的汉文佛经（德明、元昊各赎得佛经一藏，此后，又有谅祚赎得佛经三次，秉常赎得佛经一次，总数约为完整的《汉文大藏经》），能够得以在西夏民众中流传？这自然就提出了民族语文翻译的问题。自元昊创制西夏文字之初，就组织人力将汉文《大藏经》译为西夏文“作成三百六十二帙，八百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17] 而主持翻译的却是来自高昌回鹘国的僧人、国师白法信和白智光等32人。[18] 体现了西夏佛教与文化来源的多元性。

　　就此，应该说，是佛经翻译的客观需要，实际上成为了西夏文字创制的直接而实用的动因。后来成为“国字”，在西夏王国大行其道的西夏文字，最初正是被佛教的风雨所吹拂和淋漓，才得以迅速催生而出的。如是，则可肯定：佛教无疑成为西夏文字的重要根柢了。

　　从有关西夏王国以西夏文字译写佛经的史实中，也可以印证，基于佛教信仰的佛经译写，确为西夏文字创制的重要动因。元代人所作的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1312）中写道，“戊寅年”（1038），即西夏宣布立国的第一年——天授礼法延祚元年，元昊即命国师白法信为主持人，将汉文佛经“令依蕃译”（翻译为西夏文字）。这与西夏人所谓“风角城皇帝（元昊）以本国语言，兴起蕃礼，制造文字，翻译经典”说法[19] 完全一致。史载，元昊之后，又有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等皇帝，继续不断承袭，亲自主持用西夏文译写、刻印并散施佛经的事宜。如是，以至形成了西夏文化中的一个独特传统。西夏人不仅运用西夏文译写了数量庞大的汉文佛经，还译写了许多藏文佛经、梵文佛经，这为在西夏境内弘扬佛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史金波先生对此多有考证，他说：“把汉文佛经译成西夏文，在西夏前期已经大体上完成。此后，在佛经的传布方面已经由汉文佛经的翻译转为大规模地校勘佛经和把藏文佛经译为西夏文佛经。”[20]

　　三、西夏文字创制中佛教理念的渗入

　　如上所述，西夏文字的创制成功，极大地方便了西夏的佛经翻译事业。是受益于西夏文字，才使得西夏的译经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为佛教在西夏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但平心而论，西夏文字的创制本身，即得益于佛教者也颇多。

　　其一，西夏文字创制者是通过破译包括汉文佛经在内的诸多汉文典籍所使用的汉字的结构系统密码，才获得了汉字基本的造字方法；从而，作为他们创制西夏文字的重要依据或借鉴。作为“汉字型文字”的西夏文字，其构造方法，主要是借鉴了包括汉文佛经在内的诸多汉文典籍所用之汉字的构造方法，诸如形声、音义、反切、互换、会意等。

　　其二，西夏文字创制者将许多佛教用字，以音译（或意译）的方式，创制为西夏文字。

　　我们从西夏文韵书《同音》和西夏文字典《文海》中，可以查知，汉文中的许多佛教用字，都被音译为相应的西夏文字了。如：“佛”、“僧”、“寺”、“禅”、“梵”、“缘”、“因”、“谛”、“悟”、“知”、“祷”、“祭”、“拜”、“香”、“戒”、“劫”、“钵”、“钹”、“界”、“圣”、“真”、“善”、“美”、“供养”、“布施”、“福禄”、“菩提”、“涅槃”等。

　　这些音译字，许多原本就是来自梵文的佛教“声明学”即语言学、音律学、文字学著作的。在古印度佛教中，“声明”被视为佛教的教体，声明学著作被称为“经”（宣说佛教教义的著作）。所谓“声”，是由“五大”即地大，水大，火大，风大，空大所定之音。“声”又称为音，音声，五音等。这“声”是神圣的。古印度梵文字母（“悉昙”）的十二韵和十二律名，都依“声”而定。据声明学的看法，声是法（规律、规范）的体现，声与法同样永恒，声是天然的存在，声是天地之常道，声是产生于“真如”（佛性、真性）本体的。因此，作为“声”所属之字母发音，韵脚发音，运算用语，以及“真言”（“陀罗尼”、“咒”）等，人们是应该恭恭敬敬地原原本本保存和流传的。

　　为此，谙知佛学的西夏文字创制者，便以虔诚的态度，将它们以音译的方式，收入西夏文字之中。《文海》的作者在解释这些音译字时，特意逐个加以提示，如“梵语字”、“西天语”、“此者梵语”、“音韵字”、“译音字”、“经典（‘契’）真言中用”、“字母中用”等。

　　其三，遵循以寻求“真实”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将佛教的认识论和价值观注入到所创制的西夏文字之中。

　　这主要表现在一些会意合成字的创制之中。这些会意合成字的字义，是由构制它的两个或更多的西夏字的字义合并（全部汇入或各取部分）而成的。譬如，佛教以“缘起说”作为其全部教义的理论基石，认为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相待（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决定的，“缘”（因缘）是“起”（生起）的条件。离开了关系和条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事物和现象。所谓“缘起”，重在一个“缘”字，而“起”字不过是表示出“缘”的一种功能。“缘起”讲的是一切事物和现象所赖以生起的因缘。从佛教缘起说的角度看，是“此有故彼有，此生（起）故彼生（起）”（《杂阿含经》卷十二），即是说，此为彼之缘，彼因此而生；因为此之有，所以彼之有；因为此之生（起），所以彼之生（起）。

　　于是，在一些表示事物的西夏文字中，往往标明了此物构成的基本或重要成分，具体化地强调了事物的产生，本不是没来由的，而都是有其原因的，它是要在彼此因果的相对关系中，才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如：

　　以“天（聻）”字与“响（呵）”字合成“雷（藰）”字，

　　以“水（繰）”字与“黑（梆）”字合成“污（委）”字，

　　以“气（羻）”字与“熏（菩）”字合成“烟（脌）”字，

　　以“土（洪）”字加“碎（诞）”字合成“沙（簶）”字，

　　以“地（睫）”字与“狭（羪）”字合成“谷（铰）”字，

　　以“草（罽）”字与“辛（發）”字合成“葱（积）”字，

　　以“甜（繩）”字与“虫（跪）”字合成“蜜（忌）”字，

　　以“圣（綃）”字与“泽（裤）”字合成“雨（翶）”字，

　　以“盛（虛）”字与“泥（邯）”字合成“罐（藖）”字，

　　以“手（聜）”字与“草（罽）”字合成“帚（脰）”字，

　　以“禾（伪）”字与“皮（禠）”字合成“糠（蟢）”字，

　　以“气（净）”字与“鼻（蜦）”字合成“鼾（瞒）”字，

　　以“字（技）”字与“做（属）”字合成“笔（麓）”字，

　　以“腿（彪）”字与“遮（羭）”字合成“靴（鄂）”字，

　　以“膀胱（曙）”字与“水（繰）”字合成“尿（虴）”字。

　　在许多表示现象的西夏文字中，都提示了此现象生起的基本或主要因素。如：

　　以“地（睫）”字与“动（霹）”字合成“震（酱）”字，

　　以“斜（弥）”字与“动（擦）”字合成“摇（具）”字，

　　以“累（弹）”字与“有（搓）”字合成“堆（搭）”字，

　　以“步（谋）”字与“力（两）”字合成“威（臄）”字，

　　以“心（絧）”字与“增（互）”字合成“强（另）”字，

　　以“腹（磨）”字与“空（穉）”字合成“饥（膵）”字，

　　以“山（迪）”字与“音（競）”字合成“响（祍）”字，

　　以“自（订）”字、“火（莊）”字、“无（哗）”字合成“灭（蓖）”字。

　　在表示动作的西夏文字中，往往点出了此动作发生的基本或主要原因。如：

　　以“爪（汰）”字与“指（聛）”字合成“抓（虤）”字，

　　以“指（聛）”字与“击（哺）”字合成“弹（繜）”字，

　　以“不（篟）”字与“服（皮）”字合成“告（倦）”字，

　　以“不（吞）”字与“足（累）”字合成“乞（统）”字，

　　以“动（菓）”字与“刀（狮）”字合成“砍（菣）”字，

　　以“鼻（螉）”字与“赠（阁）”字合成“嗅（朔）”字，

　　以“喉（丙）”与“狭（羪）”字合成“噎（淡）”字或“吞（聛）”字，

　　以“白（竤）”字、“为（属）”字、“黑（梆）”字合成“骗（饭）”字，

　　以“不（篟）”字、“计（絍）”字、“惜（艎）”字合成“布施（簂）”字，

　　以“膝（毕）”字、“行（盎）”字、“手（聜）”字合成“爬（标）”字。

　　在一些表示状态（含心理）的西夏文字中，也表明了此状态赖以存在的基本或主要的依据。如：

　　以“超（父）”字与“马（碈）”字合成“速（蛨）”字，

　　以“无（哗）”字与“为（簧）”字合成“懈（盩）”字，

　　以“事（筞）”字与“无（哗）”字合成“闲（辟）”字，

　　以“不（篟）”字、“热（硂）”字、“冷（舿）”字合成“温（緉）”字，

　　以“心（絧）”字与“恶（脛）”字合成“恨（猫）”字，

　　以“心（絧）”字与“虚（且）”字合成“惊（糹）”字，

　　以“自（订）”字与“怖（絾）”字合成“畏（栋）”字，

　　以“恐（絾）”字与“有（搓）”字合成“疑（陵）”字，

　　以“心（絧）”字、“不（篟）”字、“休（纙）”字合成“虑（溜）”字。

　　还有，一些以合成法创制出的西夏文字，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如：

　　以“正（箍）”字与“礼（篔）”字合成“法（矖）”字，

　　以“执（籱）”字与“戒（妹）”字合成“律（茅）”字，

　　以“定（绢）”字与“观（蜌）”字合成“禅（聲）”字，

　　以“内（科）”字与“有（緸）”字合成“知（砽）”字，

　　以“缘（絅）”字与“无（硣）”字合成“喻（沪）”字，

　　以“舌（雷）”字与“妙（例）”字合成“咒（俐）”字。

　　与汉字中形声字数量众多（据说简化字中达90％以上[21]）的情况不同，西夏文字中的会意合成字（还有音意合成字）数量众多，这曾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从罗福苌先生的《西夏国书略说》，到史金波、白滨、黄振华先生的《文海研究》，都惊叹于西夏文字的这种情况，并进行了各自的理性分析。前者对西夏文字，从部类、会意、一字数形、数字同形、形近而非一字、左右两侧同形、左右易形、增减笔画等“八端”的观察，得出了“西夏制字之原，殆仿汉字成法为之。积画以成文，又合文以成字，似无可疑。其合二文以成字之法，殆不外会意、谐声二者”的结论。[22] 而后者明确指出，“用会意合成法和音意合成法构成了百分之八、九十的西夏字”，并用大量字例，印证了会意合成法的“两字合成一字”，“三字合成一字”的情况，以及合成一字的各字之间存有“并列式”、“偏正式”、“动宾式”、“主谓式”、“补充式”等关系；对音意合成法的特点，也以声符意符均不稳定，声符兼作意符，一个音符多个意符等方面，略加论述。[23]

　　笔者极为赞同前辈学者对西夏文字中会意合成法（以及音意合成法）所作的探析，但同时也对这些探析有一种尚未解渴的感觉，并抱有“未了公案”的期待。正如罗福苌先生的“但能发其端，而不获究其竟”[24]的憾叹，于我也同样是耿耿于怀。于是，笔者从专注佛教“缘起说”理念对西夏文字创制渗入的角度，去寻找西夏文字中会意合成字大量存在的原因所在。这种尝试性的追索，或许还显得极为简单幼稚，但对西夏文字的创制不同于汉字的地方，总算作出了一种解释；对西夏文字创制者所“强调”的“本民族特点”[25]，或许也是一种注脚。

　　四、余论

　　西田龙雄先生提出，研究西夏文字，必须阐明以下三点，即：“读音”（每个字的语音形式及西夏语的语音体系）、“意义”（每个字所表示的意义及西夏语的语汇体系）、“要素”（每个字构成的单位及组合形式）。[26] 他特别强调第三点，认为“是阐明构成整个西夏文字的原理”。“一个西夏文字是以哪个文字与哪个文字为基础，其它文字是用怎样的方法派生出来的，这也是文字相互关系的研究”，“通过联系西夏文字的创作方法和建立派生关系的方法，可以了解到西夏人是如何考虑和解释世界上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27]“西夏文字在人们的印象中确实是极复杂又难解读的文字。但是仔细研究这种文字后，就会了解到，尽管它具有复杂的外表，但实际上西夏文字的构成体系是完整的，是经过周密思考创造出来的。”“构成西夏文字的迷，是西夏人的思维方法直接在文字上的结果。”[28]

　　笔者以为，当寻找西夏文字的创制规律时，如果完全袭蹈汉文字学套路，而忽略了党项民族在佛教信仰影响下思维的方法和特点，就会对这种貌似繁难的文字中隐含的某些极其简单的规律无从察觉，甚至发出抱怨，产生误解。在西夏学界流行的看法是，当初的西夏文字是仿照汉字创制而成的，那么，今天人们参照汉字来理解西夏文字，这应该是顺理成章的。[29] 可事实上，学者们参照汉字去理解西夏文字时，总会碰到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为什么？笔者以为，西夏文字的创制，原本并非全然模仿汉字，它有许多党项民族自身因素的能动参与。譬如受益于佛教“缘起说”理念的渗入，以大量会意合成字取胜的西夏文字，即生动地体现着党项人的思维方法和特点。西夏文字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创制成功，并能较快地在西夏境内流行，应与西夏人的佛教信仰密不可分。

　　龚煌城先生指出：“西夏文字中会意字相当多，而会意的方式也很复杂……研究会意的各种方式应该成为研究西夏文字的重要课题，提议以意义结构为研究的中心。”[30] 笔者以为，对西夏文字中的会意字真正认识之时，就是西夏文字构成之迷获得彻底廓清之日。

　　附记：本文中西夏文字的打印得到了宁夏大学西夏研究中心段玉泉先生的帮助，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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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清]张澍：《养素堂文丛》卷19。

　　[②] 《辽史》卷115《西夏传》）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

　　[④] 《同音·序》说：“大字6133，注字6230”。参见李范文著《同音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页。

　　[⑤] М. В. Софронов, Гратттикатангутскогоязыка. 2, Москв, 1968.

　　[⑥] 西田龙雄：《西夏文字觉书》，《月刊シルクロード》4卷2号，1978，第48—50页。

　　[⑦] 史金波：《西夏文概述》，《史金波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⑧] 龚煌城：《<夏汉字典>的异体、讹体、误译、未译及新字汇考》，载《龚煌城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台湾，2004年。

　　[⑨] 参见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2—124、234—248、249—260、261—265页；龚煌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69—272页。

　　[⑩] 见《番汉合时掌中珠·序》。

　　[11] 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5页。

　　[12] 白滨：《党项史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13] 聂鸿音：《古道遗声》，香港中华书局，1997年，第33页。

　　[14] 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2，见龚世俊等《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6页。

　　[15] 《西夏书事》卷11“浮屠”又作“浮图”，梵文汉译词，意为“佛”。“浮屠学”指佛教。

　　[16]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6页。

　　[17]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66页。

　　[18]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75—483页。

　　[19] 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1046—1069），载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6页。

　　[20]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9页。

　　[21]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39页。

　　[22] 见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31页。

　　[23] 见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13页。

　　[24] 见李范文主编《西夏研究》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31页。

　　[25] 史金波《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26] [日]西田龙雄著，陈健铃译：《西夏文字解读》，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46页。

　　[27] 同上，第46页。

　　[28] 同上，第122页。

　　[29] 参见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30] 龚煌城：《西夏文字的结构》，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2005年，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