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刻南藏》研究（1）

　　明《初刻南藏》研究

　　何梅

　　内容提要：笔者曾在《四川上古寺南藏的雕板年代及收经问题》[１]一文中提出，上古寺《南藏初刻本》是一部明《建文南藏》，而不是《洪武南藏》的观点。本文在此基础上，又对《初刻南藏》的雕印史作了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并就刊造年代、领导成员、收经和雕板情况、以及《南藏》研究等问题，充实了新的资料，提出了新的看法。

　　关键词：南藏、大藏经研究。

　　作者简介：何梅，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先后雕造了三部官版大藏经，这在中国大藏经的雕刻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国内各地收藏的古本中，也以这时的版本较为常见。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又在永乐十八年十一月迁都北京，所以世人将刊板于南京的大藏经称为《南藏》，而刊板于北京的则称作《北藏》。又因《南藏》有过两次雕板，所以有《南藏初刻本》与《南藏再刻本》（又名《永乐南藏》）的区别。《南藏初刻本》刊成后不久，因寺灾，经板焚毁，印本流传极少。但是在随后的十年，《南藏再刻本》刊竣。由于两次刊板同在一地，而且先后刊板的间隔又很短暂等原故，因此明末以后，人们已不知《南藏》还有过两次刻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初。

　　一、四川上古寺《南藏初刻本》的发现

　　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四川省成都市附近的崇庆县街子乡（今崇州市街子镇）凤栖山上古寺，保存着一部完整的明刻本大藏经的消息流传开来。是年，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来到古寺，亲笔题下“藏经楼”三字，今见于大殿后壁上。二十七年春，南京支那内学院分建于蜀，设访经科。释德潜遵师嘱，将古寺经本抄目摹样，寄归勘之。经过吕澂先生研究后发现，这是一部已隐沉五百载的《南藏初刻本》。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继陕西开元、卧龙二寺发现宋元刻本《碛砂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刻本《赵城藏》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而且与《赵城金藏》一样，同为海内外仅存之孤本。

　　《南藏初刻本》千字文函号自天字至鱼字，共678函。全国解放初的1952年，为妥善保管这部大藏经，崇庆县政府将其移交省图书馆，至今仍由四川省图书馆保存。

　　二、有关古寺及大藏经本的历史记载

　　清嘉庆时，前明修《崇庆州志》已无存。今据嘉庆十八年（1813）丁荣表、顾尧峰修《崇庆州志》记载：

　　古寺在味江西山，唐善思和尚开创。洪武初，悟空禅师焚修于斯。永乐十四年，蜀

　　献王奏请，敕赐“光严禅院”，盖琉璃瓦。赐经文一大藏，计六百八十四箧。中竖藏经

　　车轮，额曰：“飞轮宝藏”。内有千僧锅，善思井、通天井、般若井，明月池、惺心池，

　　善思塔、悟空塔、佛隆塔。康熙七年，州牧蔺开禧额寺门曰：“达观”在上。二十八年，

　　州牧吴昌荫书“大雄殿”额悬之。五十六年，州牧祁鉴给有培护古刹碑。六十年，署州

　　赵仕魁有惠政，州人于寺塑像以祀，今存。[２]

　　又据同书记载：

　　法仁，绵竹人。元末兵乱走西藏，皈依大宝法王为徒。太祖定天下乃归，隐州

　　西古寺。常习静苍松下，有二虎随身。蜀献王为建石塔，遂跏趺而寂。王谥曰：悟空

　　禅师。今肉像犹存新增。[３]

　　又据清光绪三年（1877）沈恩培等修《增修崇庆州志》记载：

　　上古寺悟空祖师碑记

　　原悟空祖师是明太祖洪武之叔。在元末英雄各出时出家，在藏得道后，洪武太祖

　　登基时，悟空祖师已于宋始所建之圆觉山开建殿宇，宏兴法会。太祖访之，久未得人。

　　及蜀王游江，访知悟空祖师所在，上奏洪武太祖。太祖因敕赐寺名曰：“光严”，又赐三

　　藏金经，修藏经车一座，两旁殿宇，修有藏经屋楼。其悟空祖师肉身，今犹坐塔中，

　　上有“悟空宝塔”四字，每年藏人时时朝礼。寺中尚存明末所铸铜钟一口。入后甲申

　　大变，余殿无存，惟藏经车、藏经楼未遭灰烬外，琉璃瓦犹多存积，悟空法像犹如故

　　也。是用谨志。（新增）[４]

　　又据民国十四年（1925）解汝霖等修《崇庆县志》记载：

　　上下古寺，唐刹，即常乐寺。……钟，明永乐十八年庚子，江西新淦信士刘通寰铸。释丈雪有常乐寺碑，所列乡绅有余璀、张象潢、张象枢、张象翀、王缵修、周衡、徐应举、李英伦、冷逢轩，举人张安、王廷骥，贡生余怀肃、高礌诸人，沙门翠云纯书。碑阴，志寂杲禅师开藏偈云：劫运灰飞五百年，而今拂拭又重宣。从兹四海明如昼，一统皇风遍界宣。 丈雪《常乐寺记》云：盖闻祥轮兴运，肇于有劫之初；法主应期，开于浊惑之始。……洪武壬子，有悟空法仁禅师，从绵竹来，静隐于斯，日居月诸儁声蔼著。蜀藩过江，闻风敬信。朝廷特降紫泥，奉之常乐，光严之名，由兹伊始。又获高僧庆澄、万峰侍其左右，而禅学遂宗天下，衲子动成千百，故躯不火，留与四众作福田焉。甲乙之厄，仅存藏经楼及林泉双釜，余悉化为瓦砾，劫灰成毁梦幻，有若戏剧。大清定鼎，旧衲玄明，见经楼严肃，咨诸护法，迎大如禅师铸颜寂杲住持。杲嗣法于昭觉，一入兹席，百废具举。又得徒众普应、普智，欢然协从，宗风大振。……丁卯春，仲策蹇光严，璧门映日，铜龙□雾，红泉含影，青莲吐芳，法侣成群，维那满座，身心快乐，得未曾有。州牧吴公，舟楫大乘，柱石三宝，遐迩向风，缁素兼庆。越明年戊辰，遂开筵广刹，盛集群髦，躬处元座，叙述宗志。……丈雪《藏经楼记》云：……今光严寺，即青城之派也。自唐逮宋，而有斯楼。明蜀献王，远聆悟空禅师之风，仰瞻法席。先是宋祖敕造大藏经板，刊于益都。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工蒇，藏板正因寺，即今之万福也。王于是发帑刷印，牙签缥帙，一匣一函，装潢精致，骇人心目。悟空遗蜕寿塔同藏，虽劫风纵炬，终始无恙，抑有神灵为之呵护也。……庚午岁，住持僧铸颜，临济之十三叶之嗣法也，眎其朽剥，重为葺治。[５]

　　从上述记载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古寺创建于唐代，旧名常乐寺。明洪武五年

　　（1372），法仁禅师来到古寺，且得庆澄、万峰两位侍者相助，使禅学遂宗天下，僧侣动则

　　千百。时蜀献王访知禅师乃太祖朱元璋之叔，上奏朝廷，于是敕赐“光严禅院”。永乐十四

　　年（1416），蜀献王施资刷印了一部大藏经，共684函，赐与光严禅院，并修藏经楼及藏经

　　车轮一座。法仁入寂后，蜀献王建石塔，藏其肉身，上有“悟空宝塔”四字。王谥曰：悟

　　空禅师。明末，古寺遭劫难，仅存藏经楼、藏经车及林泉双釜。清初，大如禅师铸颜寂杲任

　　住持时，得知州吴昌荫和诸乡绅的施助，百废具举，宗风大振。康熙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

　　（1687、1688），寺内举行过两次大法会。释丈雪撰《常乐寺记》及《藏经楼记》，详述始末，

　　立碑铭记。

　　但我们也注意到上述记载中，有关古寺被赐名光严禅院和颁赐大藏经的时间不一致：一说是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所赐；一说是永乐十四年成祖朱棣所赐。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确定《初刻南藏》的刊板年代。同样古寺建藏经楼的时间也诸说不一。一般来讲，寺院在迎请颁赐之大藏经时，是要建藏经楼的。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也与《初刻南藏》的刊板年代有关。另外，《初刻南藏》的总函数问题，清嘉庆时记载有684函，而现存经本仅有678函，缺少6函的问题有待探讨。

　　不过，释丈雪《藏经楼记》所云：宋太祖敕令于益都雕造大藏经，板成遂藏正因寺，及

　　今之万福，蜀献王于是施资刷印等等，则与史实不符。因为在益都（今四川省成都市）雕造的《开宝藏》，板成遂运抵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安置在太平兴国寺内译经院西侧的印经院内，供刷印流通。但这部经板至明代已不存，所以蜀献王施资刷印的不是宋刻《开宝藏》本，而是明《初刻南藏》本。

　　在古寺南藏本中，多处可见僧人阅藏、粘补经本等墨书记，如：

　　请藏祖师杨悟空。[６]

　　万历六年（1578）戊寅岁，天宁寺僧人普岩披阅藏经一遍。[７]

　　万历三十七年（1609）六月十三日，翻经僧人真教记。（按：当地人将晾晒经本称作“翻经”。）[８]

　　杨祖第七代孙大权、第八永空、第九翠岩，于崇祯元年（1628）阅此藏经，书为后念。若尔本寺僧再有高贤，看藏识知云耳。[９]

　　崇祯壬申（五年，1632）三月，本寺淘珠于祖塔闭关阅一次，翠岩转一次。[１０]

　　光严本寺藏主翠岩。[１１]

　　周王二年（吴三桂，1675）岁次乙卯，昭觉门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竹浪正生寓净土庵，灿修师宝坊敬阅，偕徒破暗等并信心檀越，誓愿生生世世同住般若，谨议。闰五月八日记。[１２]

　　重建光严寺，铸颜杲和尚请僧阅藏一次。在岁官戊辰（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记耳。[１３]

　　康熙己丑（四十八年，1709）春端阳，大邑西属子德凯阅为记。[１４]

　　道光六年（1826）三月十一日，下院知藏焘惪培补、阅藏书记。[１５]

　　道光十年（1830）四月十一日，检藏僧焘惪粘补过记耳。[１６]（按：僧焘惪在道光六至十年间，一直在粘补藏经。）

　　1972年文革后期，上古寺殿房及藏经楼已被全部拆毁，夷为平地。

　　三、《初刻南藏》的刊板年代

　　《初刻南藏》始刊于何时？笔者前不久在考察这部大藏经时发现了一则刊记，见于誉八（606）《古尊宿语录》卷八尾，全文如下：

　　大明 改元己卯春，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诸宗有关传道之书制许收入。然吾宗虽不执语言文字，若《古尊宿语》诸录，实后学指南，又不可无者，乃依旧本誊录，重加校正，传灯重复者去之。谨以《六祖坛经》列于首，南岳、马祖四家语继之。而颐公所未收者，则采《广灯录》诸书，以联《尊宿语》。自南岳至晦机等，又通得四十二家，共四十八卷。谨缮写进刊，与经律论永久流通，故书此以识岁月云。越三年壬午春，僧录司左讲经兼鸡鸣禅寺住持沙门幻居净戒谨识。

　　这是目前所见明确记载《初刻南藏》始刊年代的唯一资料，非常珍贵！这篇刊记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大明 改元己卯春”的年号问题。在明代改元的各年号中，只有建文元年（1399）是己卯年。因此在“大明”二字后，原板剜去了建文二字，这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在靖难起兵称帝后，全力毁灭建文一代历史的又一见证。由此说明，《初刻南藏》始刊于建文元年。

　　2.“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一句中的“佛心天子”，是明惠帝朱允炆。太祖孙，懿文太子的第二子。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太祖崩。惠帝即位。由此可知，《初刻南藏》是惠帝敕命雕造的一部官版大藏经。

　　3.“诸宗有关传道之书制许收入”并“与经律论永久流通”两句话，指明了惠帝重刻大藏经的内容，既有经律论，又有诸宗典籍。若以为建文年间或许仅刻了87函诸宗典籍，那就不能称之为“重刻大藏经板”，而是续刻了。

　　4.禅宗的《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经过释净戒重校后，于建文四年（1402）壬午春，已缮写进刊。由此可知，自建文元年春至四年春的三年中，《初刻南藏》已刊至600余函。以平均每年刊经200函的进度计算，余下的约70函，只需四个月即可刊毕。

　　虽然目前尚未见《初刻南藏》刊毕之具体时间的记载，但从《永乐南藏》勿九（564）《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一尾释净戒的题识中可了解到，其刊板当止于建文末年，题识云：

　　新藏经板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圆悟》、《大

　　慧》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损衣资，命工刊补。

　　初刻经板在永乐二年（1404）时已多有损失，自建文四年以来，仅两年时间，何至于此？其原因，当是靖难兵燹所至。又从已多有损失的经板中有贡至劝字函（667—669）《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二十一卷，已至全藏的尾部，也可说明《初刻南藏》的镂板终于建文末年。

　　有关《初刻南藏》刊于建文年间的史实，还有明释居顶撰《续传灯录序》可以为证，文云：

　　洪武辛巳冬，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敕僧录司，凡宗乘诸书，其切要者，各依宗系编入。

　　在这里先要说明一下“洪武辛巳”年（1401）的记法问题。据《明史·本纪》记载：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惠帝朱允炆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又建文四年六月，金川门开，成祖朱棣即皇帝位。七月下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由此可知，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戊寅，1398）与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1402）之间，正是建文年号，共四年。因此“洪武辛巳”，原本就是建文辛巳年，即建文三年。而“洪武辛巳”的记法，只能看作是一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朱棣要毁灭一切记载建文年代的历史，甚至连“建文”二字也不许出现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刊经史，则当还历史之本来面目。

　　在明确了释居顶所记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的时间是在建文三年冬，这就与前文释净戒所记建文元年春，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是相互呼应的了。不仅如此，居顶所记建文三年冬，敕命编刊宗乘要典入藏，也与前文净戒所述建文四年春，已将禅宗的《古尊宿语录》缮写进刊，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内容上，均相吻合。

　　只是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的时间，吕澂先生在《南藏初刻考》一文中引用的居顶撰《续传灯录序》所记为“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1391），与《卍续藏经》所记不同。干支纪年的一字之差，不仅在时间上相差了十年之久，而且重要的是朝廷帝王已变更。为印证这一时间问题，笔者专程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了明宣德八年（1433）刻本，释居顶撰《圆庵集·续传灯录序》卷四，此书所记时间则与《卍续藏经》相同，也是“洪武辛巳冬”。

　　《初刻南藏》刊板年代的确定，使我们对明初建文一代的佛教发展史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尽管建文只有短短的四年，但是能够刊成明朝的第一部官版大藏经，不仅反映出当时佛教界对重刊大藏经的迫切需求，而且说明了朝廷对发展佛教文化事业的重视。同时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出金陵雕板印刷业具有的实力。所以《初刻南藏》的存在，无疑已成为这一时期佛教界乃至文化界、出版界值得铭记的一项业绩。

　　四、僧录司官员及天禧寺经板

　　《初刻南藏》的雕印是在僧录司的领导下进行的。僧录司属礼部，掌管全国僧教事务。僧录司的官员由皇帝任命。其职务的设置，自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二十四日起定为：善世二员，正六品：左善世、右善世；阐教二员，从六品：左阐教、右阐教；讲经二员，正八品：左讲经、右讲经；觉义二员，从八品：左觉义、右觉义。[１７]

　　据现有资料，建文年间出任僧录司官员的，应有如下几人：

　　溥洽，字南洲。洪武十一年，召为右讲经。后命兼主报恩寺。四方学者，归响益盛。遂升右阐教，又升左善世。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因僧道衍辅翼太宗文皇帝举义师居守功，被召至南京主教事，溥洽则退居右善世。[１８]

　　大佑，字启宗，号蘧庵。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任左善世。永乐初起修释书。[１９]

　　道谦。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照灵谷寺住持道谦，见任右阐教。[２０]

　　居顶，字玄极。洪武二十七年，选僧补官，居顶应召为左讲经。后升左阐教，兼住持灵谷寺。[２１]

　　道成，字鹫峰，别号雪轩。洪武十三年，授以青州府僧纲司都纲。二十七年，选僧补官，召为右讲经。三十年秋八月，奉旨住持天界寺。[２２]

　　净戒。洪武二十七年，选僧补官，净戒应召为左觉义。三十年秋，兼住持鸡鸣寺。太宗文皇帝即位，敕住灵谷寺，升右阐教。[２３]

　　由于居顶和净戒都直接参与了《初刻南藏》雕印的领导工作，并且净戒又是此藏所录多部禅宗典籍的重校者，因此他们关于《初刻南藏》雕板情况的记载是可信的。

　　僧录司原在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寺灾，迁天禧寺。

　　《初刻南藏》的刊板地点虽无记载，但经板存放处则是明确的。据《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记载：

　　永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午时，本司官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锦衣卫指挥

　　赵曦，于武英殿题奏：天禧寺藏经板，有人来印的，合无要他出些施利？奉圣旨，问他

　　取些个。钦此。

　　由于《初刻南藏》刊成后，经板藏于天禧寺，因此可以认为，其刊板地点亦当在天禧寺。

　　天禧寺自洪武十五年起，由礼部确立为讲教之大刹，居义学僧，令务明诸经旨义。又天禧寺在明代，与蒋山寺、天界寺并称金陵三大梵刹。据《金陵梵刹志·报恩寺》卷三十一记载：

　　聚宝山报恩寺，在都城外南城地，离聚宝门一里许，即古长干里。吴赤乌间，康僧会致舍利，吴大帝神其事，置建初寺及阿育王塔，实江南塔寺之始。后孙皓毁废。旋复晋太康间，刘萨诃又掘得舍利于长干里，复建长干寺。晋简文帝咸安间，敕长干造三级塔。梁武帝大同间，诏修长干塔。南唐时废。宋天禧间，改天禧寺。祥符中，建圣感塔。政和中，建法堂。元至元间，改元兴天禧慈恩旌忠寺。至顺初，重修塔。元末毁于兵。国朝洪武间，工部侍郎黄立恭奏请修葺。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梵宇，皆准大内式，中造九级琉璃塔，赐额“大报恩寺”。

　　又同卷之永乐五年十月十五日《报恩寺修官斋敕》记载：

　　敕喻天下赴会僧众：朕惟佛氏之道，清净慈仁，弘深广大。……仁孝皇后崩逝，举荐扬之科，启无遮之会。广集僧伽，讽扬经典。百日之间，嘉祯翕集。慧灯降于金刹，法云覆于绀园。

　　又同卷之永乐十一年《重修报恩寺敕》记载：

　　朕即位之初，遂敕工部修理，比旧加新。比年有无藉僧本性，以其私愤，怀杀人之心，潜于僧室，放火将寺焚毁。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黄金之地，悉为瓦砾。浮图煨烬，颓裂倾敝。周览顾望，丘墟草野。

　　又同卷之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御制大报恩寺左碑》记载：

　　永乐乙酉，尝命修葺。未几厄于回禄。

　　据上述记载可知，天禧寺及九级琉璃塔的前身可追溯至三国时。吴大帝孙权赤乌年间

　　（238—250）敕造之建初寺及阿育王塔，是江南寺塔之始建者。其后至明初的千余年间，虽几度废毁，但又敕建重修，且屡易寺名。

　　天禧寺在明洪武十九至二十一年（1386—1388）及永乐三年（乙酉，1405）均有修葺。永乐五年七月仁孝皇后崩逝，曾于寺内启建无遮法会。但此后不久，天禧寺即遭焚毁，《初刻南藏》经板一副，亦毁于一旦。

　　五、《初刻南藏》的特点

　　《初刻南藏》在我国刻本大藏经的传承方面属南方一系。他是宋元刻版《碛砂藏》的覆刻本，又较《碛砂藏》新增入87函诸宗要典，成为本藏之主要特色。因此《初刻南藏》不仅保持了《碛砂藏》集宋元刻藏之大成的优势，而且经过详细校勘，使本藏更加完美。同时本藏收入中国僧人撰著的典籍较多，又启发了后来的刻藏向这一方面大大的发展。由此可见，《初刻南藏》在中国大藏经雕刻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以下先就《初刻南藏》与《碛砂藏》的比较情况记述如下：

　　1. 编目

　　《碛砂藏》总共591函，始自天字函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终于烦字函的《天目中

　　峰和尚广录》，目前已知收经1518部，6363卷。[２４]《初刻南藏》与之大同小异，虽然总函数依旧，但是收经部、卷数稍有增加，计5部6卷：

　　（1）必十二（171）《佛说道树经》一卷，前梁月支优婆塞支陀仑译。

　　经核查，此经是必三吴月支国三藏优婆塞支谦译《菩萨道树经》的重出本。据《开元释

　　教录》卷四记载，前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译的四部六卷经中，未见《佛说道树经》。又同录卷六记载的前梁八位译撰人中，亦无月支优婆塞支陀仑。由此说明，“前梁”的“支陀仑”，实为前凉支施仑的笔误。

　　（2）兵九（504）《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一卷，元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安藏奉诏译。

　　（3）轻八（520）《梵书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一卷。

　　（4）曲五（539）《梵本大悲神咒》一卷。

　　（5）法八、九（588）《大乘百法明门论疏》二卷，唐潞府沙门义忠述。

　　以上兵、轻、曲字函的3部3卷经，在汉文刻本大藏经中，是《初刻南藏》首先刊录

　　而流传下来的。

　　《初刻南藏》何字函（585）录入元沙罗巴译《彰所知论》二卷，正好可补《碛砂藏》同函缺本待访之典籍。

　　另外，《初刻南藏》对《碛砂藏》宋刻版部分经的排序，依据元刻《普宁藏》作了调整

　　和增补。例如：将《碛砂藏》翔字函中《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卷下与《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合刊为一册，调整为《实相般若波罗蜜经》与《大明咒经》、《心经》合刊作翔九一册。又《初刻南藏》良字函（168）较《碛砂藏》新增《咒三首经》一卷，因此将《碛砂藏》原良七所录《佛说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千转陀罗尼观世音菩萨咒》、《咒五首经》、《摩利支天经》、《六字大陀罗尼咒经》五部经中的《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移后良八收，而在良七册尾增入《咒三首经》。

　　2. 经文

　　《碛砂藏》诸经中的品题名前，一般不冠以经名。而《初刻南藏》在《般若》、《大集》、

　　《华严》诸大部经的品题名前，则补刻经名。如：问三（107）《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七，《碛砂藏》的品题名记作“第八不动地”，《初刻南藏》则记作“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八不动地”。

　　《初刻南藏》在覆刻《碛砂藏》的同时，校正了《碛砂藏》部分经文出现的讹、脱、衍、

　　倒之误。例如：《碛砂藏》重二（62）《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二有脱文，《初刻南藏》已刊补更正。原经文第9纸第14与15行之间脱文102字，《初刻南藏》自第9纸首行至次纸第4行止，将每行17字改刻为20字，以补足缺文。又《碛砂藏》翔四、五（72）各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前者为“元魏三藏留支译”，后者是“元魏留支三藏奉诏译”。并非经文重出，而是译者的著录出现错误。《初刻南藏》将后一部经的译者改正为“陈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并于卷尾增补了一篇跋文。文中详述“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号拘罗那他，此云真谛。”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译出此经之始末。这篇跋文实属真谛译本所固有者。又

　　《碛砂藏》髮二（148）《入楞伽经》卷二，首纸第4、5行有“尔时，圣者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诸识几种有生住灭？”一句，《初刻南藏》将“诸识几种有生住灭？”更正为“诸识有几种生住灭？”

　　3. 题记

　　《碛砂藏》多于每册经尾行间空白处刊录书经人名，或于版间折页处的下方刊录刻工人

　　名等，《初刻南藏》间或亦有保留，这已成为证明《初刻南藏》是覆刻《碛砂藏》的最有力的根据之一。例如：乃七（85）《阿弥陀经》卷下尾存“戊戌嘉熙季冬云谷臞庵书”一行；钟八（483）《法苑珠林》卷二十八尾存“当院比丘清满书”一行；克一（205）《梵网经》卷上尾存“章桂”二字；又合一（548）《大般涅槃经》卷三十一尾存“延圣经坊合字号”一行。[２５]

　　《碛砂藏》宋刻经板至元代时已有部分残损，并用湖州吴兴妙严寺刻本替补，《初刻南藏》仍延用，例如：天一《大般若经》卷一尾存妙严寺经坊的刊记。又《碛砂藏》元刻经板保留了元初《普宁藏》的部分校记，《初刻南藏》继续保留于本藏中，如：民四（98）《观虚空藏菩萨经》和大十（150）《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卷十尾存普宁寺经局的校记；竟七（304）《五无反复经》（别本）卷首经名下存竹堂讲主校记。由此证明，妙严寺本和《普宁藏》都是精校本，因而必然为《初刻南藏》继续采用。

　　4. 版式、扉画、装帧

　　《初刻南藏》虽然是覆刻《碛砂藏》，但是在版式上，已将《碛砂藏》宋元刻本版式的

　　不一致，统一为元刻本的版式。其特点是在每册经本的卷首、末经题下，不仅标注千字文函号，而且还有册次；在版间折页处，以小字注明此版所在的千字文函号、册次，以及版次（按：首版仅注版次）。《初刻南藏》是明官版大藏经，因此在版间不录刻工及书经人姓名。但是在《初刻南藏》个别经卷的版间折页处，仍可见保留《碛砂藏》宋刻版小字标注格式的痕迹，如：菜二（61）《放光般若经》卷二第二纸，《碛砂藏》的版间小注记作“菜 放光二 二 方”，《初刻南藏》也记作“菜 放光二 二”，只是未录刻工人名“方”字；乃一（85）《大方广三戒经》卷上第二纸，《碛砂藏》小注记作“乃 三戒上 二”，《初刻南藏》记作“乃一 三戒上 二”。

　　以往见到《初刻南藏》覆刻《碛砂藏》有“其行格疏密，波磔欹斜，悉如原式，”的描述，因未见实物，又不知其与被称作《开宝藏》覆刻本的《高丽藏》和《赵城金藏》的情况有什么两样，所以难免感觉有言过其实的味道。但是在亲眼目睹了《初刻南藏》原件，并与《碛砂藏》本细细比较后，确实很震惊。应该说，《初刻南藏》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覆刻本。《初刻南藏》的刊板，应该是利用了《碛砂藏》经板的刷印件，直接附在板材上进行雕刻，而不是由书经人先据《碛砂藏》本缮写后再刊板。这也是为什么《初刻南藏》竟会保留一些《碛砂藏》的刻工和书经人姓名等内容的根本原因。因此《初刻南藏》虽然与清《乾隆大藏经》的刊板都是用了四年时间，但《初刻南藏》前591函，几乎未重新书写就直接镂板，节省了抄写和校对的时间，从而大大加快了刻藏进度。

　　《初刻南藏》只有在增加新内容，以及校勘出《碛砂藏》的问题需要更正时，才重新书写、刊补。这样一来，凡新写刊部分的字体都有很大变化。常见字中“般”、“说”、“为”、“愿”、“能”、“经”等字的写法，已明显不同。

　　《初刻南藏》无全藏的扉画，只有三部经附见本经之扉画。其中武十二（559）《密迹力士大权神王经》和宁九、十（568）《大阿弥陀经》的两幅扉画，都是《碛砂藏》同经之扉画的仿刻品。扉画两页，四周单线边框。另一幅是法八、九（588）《大乘百法明门论疏》的扉画。《百法论疏》见录于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的兹字函（654），因此《初刻南藏》此部论疏是《弘法藏》本的覆刻，其扉画很可能也是《弘法藏》本扉画的仿刻品。不过《弘法藏》久已无传，故《初刻南藏》保存下来的这幅唐玄奘法师译经图，实为慈恩宗传本之珍品。扉画五页，四周双线边框。

　　现存《初刻南藏》的封皮，采用泡桐树的板材，加工成长约31cm、宽约11.3cm、厚约0.25cm的薄板，直接作为折装经本的封面和封底。封面中央粘贴着印制的题签。

　　以上是《初刻南藏》前591函收经的特点，以下记述的是后87函的情况：

　　《初刻南藏》后87函的编刊，正如前文已述，是在建文三年冬季，即将完成大藏经律论的雕板时，僧录司又奉朝廷敕命，选择诸宗要典，各依宗系续刊入藏，与经律论永久流通。那么这87函都收录了哪些典籍呢？由于现存经本已有部分残缺，虽然有手抄本补入，但仍未补全。因此尚有缺函的问题待研考，及补抄本的若干错误待纠正。为叙述方便起见，先将研查结果，即87函经的还原目录，以表格形式著录如下。下表中，凡序号前带“*”符号者均为散佚经，而据《永乐南藏》相关函号的收经补入，因为只有《永乐南藏》这部分典籍的排序几乎同于《初刻南藏》。《永乐南藏》的函号见于“千字文函号”栏中括弧内。

　　《初刻南藏》最后八十七函典籍还原目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