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佛教

　　五代时期的佛教

　　五代佛教是叙述从公元907 —959 五十余年间，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佛教。这时中国又南北分裂，北方是五代更迭，南方则先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又称南平）、楚、后蜀、南唐诸国（通常连同北方在后周时割据独立的北汉、合称十国）。北方兵革时兴，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又对佛教执行严格的限制政策；南方则各国相安，社会比较安定，帝王都热心护教，因此两方的佛教，一则勉强维持，一则续有发展，其情况各不相同。

　　北方从后梁到后汉，各代对于佛教多因袭唐代的旧规，也例行诞节诣寺行香、斋僧、僧道对论、赐紫衣师号、度僧等事，但对僧尼的管理则比较严格。管理机构为祠部（后梁），后设功德使（后唐）。度僧一向禁止私度，如后梁龙德元年（921 ）即再申明令，愿出家者须入京师比试经业。后唐、后晋也同此限制，并禁新建寺院。不过后来功令渐弛，寺僧仍归浮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兵役，所以到了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 ）便毅然对佛教予以沙汰。凡未经国家颁给寺额的寺院，基本上一律废除，仅在原无敕额寺院的地方许留一、二所。又禁止私度，出家必须通过严格的读经试验。更禁止当时流行的烧身、炼指等眩惑世俗、残害肢体的行为。这一措施的结果，国境内寺院废除的过半。因废寺院还连带将民间保存的铜制佛像全数没收，用来铸钱，以充实国家的经济。这对佛教本身来说，澄清了一切紊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整顿，并不算是很坏的事，其性质也和前代各次的破佛措施不同，只是北方佛教原来仅获维持的，经此波折就更见衰落了。

　　其在南方，各国割据的局面，如吴越、南汉、闽国等，历时都比较长久，又大体相安，互不侵犯，各在境内还实施些有利民生的改良政策，使经济有所发展而社会日趋安定。各国帝王多有浓厚的宗教信仰，对于佛教的建寺（如闽地在王氏统制时，凡增建寺院二百六十七所，后改属吴越，二十七年中又增二百二十一寺；到后周显德初大废佛寺，杭州寺院获存者仍达四百八十所）、造塔（如闽王王曦于永隆三年即941 年在福州乌石山麓建崇妙保圣塔，南汉王刘鋹于大宝十年即967 年在广州造千佛铁塔，今均存；又吴越王钱弘俶于后周显德初效阿育王故事，铸造八万四千小铜塔，中纳《宝箧印陀罗尼经》印刷卷子，颁布境内，十年方竣）、造像（如闽王王审知在后唐同光三年即925 年冶铜铁三万斤来铸释迦、弥勒诸像）、写经（如闽王室在后唐同光元年即923 年写金银字藏经五藏等），以至度僧（如闽地初于后唐天成三年即928 年度僧二万，自后闽僧日见增多，降至南唐，度僧仍极浮滥，金陵一地即有数千人），所以当时南地佛教始终在发展。

　　唐代所有各宗派，到了五代时，只禅宗和天台宗因根据地在南方，条件优越，得到更大的开展。南方禅宗在唐末时，曹洞崛起，大振青原（行思）一系的宗风。

　　同系德山门下的闽僧义存（822 —908 ）参学归来，构居福州西山的雪峰，唐末受到闽王王氏的优礼，十数年间，替他建寺造像、厚施养众，于是教化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僧众趋集，冬夏常有千五百人。其门徒中又多杰出人材，如玄沙师备（835 —908 ）、洞岩（越州）可休（874 —940 ？）、鹅湖（信州）智孚、长庆（福州）惠棱、鼓山（福州）神宴，都得闽王尊重，分灯化俗。其中玄沙从《楞严经》入道，识见尤属特别，化行尤广。继有罗汉（漳州）桂琛（867—928 ），曾参雪峰法会，但得旨于玄沙，门众推为上座，大弘玄沙之教，遍于全浙。从桂琛得法的有文益（885 —958 ），后为南唐元宗迎住于金陵报恩禅院，死后私谥法眼，衍成法眼宗。其弟子有天台德韶（891—972 ），为吴越国师。门下有永明延寿（904 —975 ）沟通禅教，后著《宗镜录》，成一大家。还有义存另一门人云门（韶州）文偃（？—949）为南汉高祖所尊礼，教化很盛。其门下香林澄远（？—987 ）后更光大，成为云门宗。此外，临济宗由兴化（魏府）存奖（830 —888 ）、宝应（汝州）慧颙（？—952 ）相承；曹洞宗由洞山云居道膺一系同安道丕、同安观志相承；沩仰宗由仰山南塔光涌（850 —938 ）一系相承；

　　各弘化一方，与法眼、云门并行。禅家五宗，至此完全建立。

　　天台宗在五代时直传湛然之学的有义寂（919 —987 ）。他因德韶的推荐，见重于吴越王钱弘俶。钱氏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又接受他的建议求会昌以来散失了的天台教籍于高丽。其后高丽遣谛观送了智者诸大部著述来浙，于是一宗典据大备，呈中兴之象。义寂之传有义通（972 —988 ）、宗昱，通后传四明知礼，更大昌此宗之说。

　　当时北方的义学是不主一宗而以疏通性相、精研大小乘的综合形式出现的。

　　常习的经论有《法华》、《涅盘》、《仁王》、《维摩》、《弥勒上生》等经，《中观》、《唯识》、《俱舍》等论，而以《百法》、《因明》二论归之名数与立破法门，视为研学方便，敷讲尤为普遍。讲家著名的撰述有彦晖（后梁，840—911 ）的《百法论滑台（所住地方）钞》，归屿（后梁）的《百法钞会要》，虚受（后唐）的《俱舍疏钞》及《法华》、《百法》、《唯识义章》，贞辩（后唐）的《上生经钞》，可止（后唐）的《法华顿渐教义钞》，智江（后周）的《百法瑞应钞》，继伦（北汉）的《因明论演秘钞》、《法华经钞》等。又《法华》的研究本来在南方是以天台之说为正宗的，而北方学者南来讲说却常用慈恩宗义相沟通。如可周（后唐）于乾宁四年（897 ）节《法华玄赞》为五卷《评经钞》，又为音训并解释道宣的《法华经序》，乾化二年（915 ）以后即在浙江一带弘传其说。又皓端于杭州撰《金光明经随义释》，会通慈恩、天台两家宗要，而启发了天台内部异解的端绪。象慈光悟恩（912 —986 ）即曾从皓端听习经论，而后契入天台，著《玄义》、《文句》、《止观》、《金光明金錍》科总三十五帖，继而就发《金光明玄义》真心观之难。

　　此外关于律学，从中唐以来就是南山、相部、东塔三宗并行，未得统一。五代时还保持着同样状态。其在北方，新章宗即东塔一系仍在流行，著名的律师如贞峻（847 —924 ）即在东京开宝律院为新章宗主。从乾化元年（914 ）以来，十年之间度僧尼三千余人。又相国寺澄楚（889—959 ）亦为新章宗律主，后晋初入内道场，为皇宫妃主等落发受戒。他一生临坛度僧尼八千余人。至于江浙地方，则南山律更盛。律师元表原在长安西明参与法宝讲席，广明中（880 ）来越州讲南山律钞，诸郡学人莫不趋集。其门人杭州景霄（？—927 ）著《简正记》二十卷。又有守言再传元解，后为南山宗正系。又法宝高足慧则（835 —908 ）亦于广明中南来传律，其弟子希觉（864 —948 ）著《集要记增辉录》（《集要》为慧则之作）。其门下有赞宁（919 —1001 ），为吴越僧统，都是宏传南山宗的有力者。

　　五代时写经阅藏的风气也很盛，但南北所写大藏，依据略有不同。北方多写《贞元录》入藏经，这较《开元录》入藏的多出三百余卷。南方通常依《开元录》

　　写经。南唐升元二年（938 ）曾由僧勉昌请编李长者所撰《华严经论》四十卷入藏。保大三年（945 ）僧恒安又从关右写到《贞元录》续入藏经，连同《千钵曼殊室利经》十卷，《一切经源品次录》三十卷，共三百七十三卷，编成《续贞元释教录》，请写录施行，这样南方就也有《贞元录》入藏经的写本了。另外，和写经连带着有音义之作。如汉中沙门可洪，从后唐长兴二年到后晋天福五年（931 —940）费了十年功夫，撰成《大藏经音义随函录》三十卷，订正了玄应、厚师（西川）、谦师（浙右）、郭迻（河东）诸家旧作的错误，其书今存。又行瑫（895 —956 ）也以订正郭迻音义的用意，撰述《大藏经音疏》五百余卷，几乎等于疏解一部大藏音义。其书曾风行两浙，全部已佚，最近仅在日本发现其第三百零七卷写本一卷。当时讲家博学的大都遍览全藏。如贞海（后唐）擅长《法华》，三十余年间讲经三十七座，阅览藏经两遍。从隐（后汉）通《弥陀》、《中观》、《百法》三种经论，尝为大众一日作三讲座，阅藏一遍。智佺（后周）讲《百法论》百?啾?登座多不临文，但凭记忆讲述，却极流畅详尽，阅藏三遍以为参考。

　　文辇（南唐）习禅，也览大藏三遍，以佛言为定量。义楚（后周）精于《俱舍》，讲《圆晖疏》十余遍，也阅藏三过，并纂成类书《释氏六帖》二十四卷，今犹存。

　　五代时佛教艺术无大发展。如在教煌石窟，五代所筑窟存三十三个，其中塑像仅保存了唐代的旧规模，壁画也缺乏生气。惟雕像之存于杭州南山区的摩崖龛像（西方三圣像等）较胜。在此时塑像和画像里，十六罗汉等题材特别流行。如杭州雷峰塔有金铜十六罗汉像，烟霞洞有十六罗汉像，皆吴越时造。在僧俗间有好些人以画罗汉著名，如后梁的李罗汉（因善画罗汉而得名）、后蜀贯休（禅月大师）等。又唐末奉化（明州）有布袋和尚契此，自称弥勒化身，江浙间多有信者，也时图画其像。至于佛教建筑，特别在造塔方面，因鉴于木材之易引火灾，改用砖石，其结构形式虽基本上模仿木塔，但附加雕刻，别有特色。现存遗构在南方较多，如福州的崇妙保圣塔（闽国时造）、杭州保俶塔（吴越时造），南京栖霞寺舍利塔（南唐时改建）、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南唐时造）。

　　另外，当时僧徒有学包内外、吟咏风骚的好尚，故很多擅长诗文或书画的。

　　如可止（后唐）有《三山集》收诗三百五十篇，齐己（后梁）有《白莲集》收诗八百首，栖隐（楚）有《桂峰集》，汇征（吴越）有诗文集七卷,虚中（楚）有《碧云诗》，希觉（吴越）有杂诗赋十五卷，贯休（后蜀）有《禅月集》等。其能书的则有贯休和他的弟子昙域（能篆书），又晚峦（能草书）等。能画的有智晖（后唐）、智蕴（后周）、蕴能（吴越）等，都很著名。

　　四、五代十国佛教

　　五代十国（907—960）历时只有半个世纪多一点，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相当深远。来自西北的各部族，完全控制了河西广大疆域，直逼灵州、秦州，发自东北的契丹，寒光铁骑，出入于河北境内。以两京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不断进行改朝换代的战争，前后建起梁、唐、晋、汉、周五代政权，而势力只能向南推到淮河流域。江淮以南，也是群雄竞起，割土立国，先后出现十个小朝廷。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混战的局面。

　　北方五代，大都是军阀当权，他们迷信长枪大剑和金钱万能，不得已时，还有出卖国土、做儿皇帝的一途；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和文化建设，不知为何物。南方诸国相对稳定 ，地方经济得到新的开发，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全国南北的经济文化格局，开始了重大的调整，也影响了佛教的发展。

　　1.五代王朝的佛教政策和周世宗限佛

　　北国不停息的战乱，造成赋役沉重，掠杀连年，既给佛教设施以严重破坏，也驱使更多的丁壮和人口流入僧侣阶层。从政治上说，佛教对统治者是无害的，从急需兵源和财力上说，佛教却是暴敛和强征的重大碍障。因此，北方诸朝对佛教普遍采取限制赏赐名僧和度僧人数的政策。

　　梁龙德元年（921），祠部员外郎李枢上言：“请禁天下私度僧尼，及不许妄求师号、紫衣。如愿出家受戒者，皆须赴阙比试艺业施行，愿归俗者，一听自便。”诏曰：“两都左右街赐紫衣及师号僧，委功德使具名闻奏。今后有阙，方得奏荐，仍须道行精至，夏腊高深，方得补填。每遇明圣节，两街各许官坛度七人。诸道如要度僧，亦仰就京官坛，仍令祠部给牒。今后只两街置僧录，道录、僧正并废。”

　　这是后梁君臣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也是整个五代王朝时佛教的基本态度。唐庄宗同光二年（924），“敕并无名额小院舍”。明宗天成元年（926）敕，此后不得辄造寺院，衷私剃度。晋高祖天福二年（937）亦敕，今后违章私度者，“并请重行决断发遣，归本乡里收管色役；其元招引师主及保人等，先具勘责违犯条流愆罪，亦请痛行决断。”至后汉乾佑二年（949）。司勋员外郎李钦明上疏，更请沙汰僧尼；国子司业樊伦上疏，请禁僧尼剃度。

　　君臣上下的这种三令五申，说明统治者有过不止一次的决心，但实际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史载，有胡僧自于阗来，唐“庄宗率皇后及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顿，所至倾动城邑”。“庄宗自好吟唱，虽行营军中，亦携法师谈赞，时或嘲挫”。唐末帝也对佛教“颇宗奉”。晋高祖更多次赐寺院名额及僧尼紫衣师号。出令者就是毁令者，这是有令不行的重要原因；而只禁“此后”，实则承认全部现状，往往使国家政令变成儿戏。在中原地区彻底限制佛教扩张的，是周世宗。

　　公元951年，郭威建国周，从称帝之日便着手进行改革，包括对佛教的切实控制。广顺三年（953），柴荣以开封尹兼功德使封晋王，功德使管理僧道，执掌出家、度牒、试经等事项。同年诏废都城开封无名额僧尼寺院58所。翌年，柴荣继位，是为周世宗。他在坚决击退北汉刘崇和契丹联合进攻的同时，推行改革，整顿国务，对佛教则采取大规模压缩和坚定限制的方针。显德二年（955）诏令禁止私度僧尼，违者重惩；严禁“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出家；废除所有无敕额寺院，并不许再建任何寺院、兰若；鼓励僧尼还俗。其中对革除佛教旧弊的规定尤其精采：“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诸般毁坏身体、戏弄道具、符禁左道、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之类，皆是聚众眩惑施俗，今后一切禁止。”

　　准确地说，周世宗是整顿佛教，而不是毁灭佛教。上述措施的结果是，“所存寺院凡2694所，废30336所，僧尼系籍者61200人。”从另一方面看，其存废寺院总数比会昌毁佛时的44600所要少一万余所，但唐武宗令行全国，周世宗只能实施于中原一地，可见唐末五代以来，中原的佛教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继续发展。周世宗以前的限佛法令，全是废话。

　　柴荣是五代中最有作为的君主。当权以后，“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而方内延儒学文章之士，改制度，修《通礼》，定《正乐》，议《刑统》。其制作之法皆可施于后世。”他正是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宗法伦理角度，废除淫祠，整饬佛教教团的。当然，经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赵匡胤开宝二年（969）巡访正定龙兴寺时说：“朕忆得先皇显德年中，世宗纳近臣之议，以为奄有封略，不过千里，所调租庸不丰，边备校贯屡空，于军实算口莫济于时，囚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铸以为钱。”

　　周世宗采取的佛教对策和振兴儒家的设想，对宋代确立新的统治思想无疑是有影响的。

　　2.吴越佛教

　　唐末五代，随着文化逐步向南转移，佛教也受到南方各国帝王们的保护和支持，继续广泛而又稳定地传播。禅宗五家中除临济宗创立于北方，其余四家都在南方，面临济宗的后继者，不久也渡江南下，标志着佛教中心也在往南迁徙。

　　南方十国的佛教，以吴越、闽、南唐诸国为代表。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钱镠被封吴越王，此后历五世72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归顺北宋，吴越境内未受战乱之扰。吴越诸王以杭州为中心，大力提倡佛教，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

　　吴越武肃王钱镠，青年时代信奉道教，后转而并奉佛、道，晚年则深信佛教。据载，钱锣的奉佛与禅僧洪諲的活动有关：“初，諲有先见之明。武肃王家居石鉴山，及就戍应募为军，諲一见握手，屏左右而谓之日，好自爱，他日贵极，当与佛法为主。后累立战功，为杭牧，故奏署諲师号。见必拜跪，擅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为了收罗才学异人，他吸引各地高僧来杭州，“僧侣者，通于术数，居两浙，大为钱镠所礼，谓之国师。”同时广建寺塔，“倍于九国”。

　　文穆王钱元瓘继承钱镠的佛教政策，予高僧以优礼，他专为禅僧道您创建龙册寺，“学侣奔凑，由是吴越盛于玄学。”

　　吴越诸王中奉佛最热忱的是忠懿王钱俶。据传，当周世宗整饬佛教时，他曾制8万4千铜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刻印卷子，颁发境内。又以杭州为中心，兴建大型寺院数百，招揽当时全国的佛教精英，其中突出的有德韶、义寂、延寿等。德韶是法眼宗创立者文益的法嗣，当钱俶早年刺台州时，便已“延请问道”；嗣王位后，“遣使迎之，申弟子之礼”，尊为国师。义寂是天台宗著名僧侣，曾被钱俶召至金门建讲，“问智者教义”，钱俶又特为他在天台山建螺溪道场。延寿是德韶法嗣，也深受钱俶优礼。北宋建隆元年（960），钱俶重建灵隐寺，请延寿住持，次年又接住永明寺。

　　吴越佛教对以后佛教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三教合一的提倡。钱俶在为延寿《宗镜录》所写的序文中说：“详天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亲父子、厚人伦，儒，吾之师也。寂兮寥兮。视听无得，自微妙升虚无，以止乎乘风驭景，君得之则善建不拔，人得之则延贶无穷，道，儒之师也。四谛十二因缘，三明八解脱，时习不忘，日修以得，一登果地，永达真常，释，道之宗也。唯此三教，并自心修。”就是说，儒、释、道三教各有特色，都是修心的必要课目。钱俶的这一说法，协调了有唐以来三教互争长短高低的纠葛，对开创宋代的三教合一说有重要意义。延寿的《宗镜录》保存了大量唐代各宗的思想资料，评述了他们的教义，体现了作者以“心”为宗，调和禅教二家的愿望，受到钱俶的特别重视。

　　为了寻找国内散佚殆尽的天台宗论疏，义寂奏请向各处搜求，钱俶乃遣使往高丽、日本等国。其后高丽僧谛观携带大量天台诸部论疏来华，使天台宗在宋初时呈现“中兴”之象。相对于北方诸国佛教重戒律和经义而言，以杭州为中心的禅宗和以天台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相融合，构成吴越佛教的基本特点，在南方诸国中也有普遍意义。

　　吴越对东南经济的开发是有贡献的。在这个政权统治下，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得到发展，佛教的寺院经济也繁荣起来。钱镠晚年，招致台州禅僧师彦。师彦经“累召，方肯来仪”，最后以“寺仓常满”为由辞去。事实上，居留于“仓常满”寺院的禅师多起来，中唐以后南方禅师多隐遁山林的状况，至此有了新的变化，其中部分又回到了都城闹市。

　　南方热衷奉佛的政权还有闽。闽以福州为国都，对福建的开发和中外海上交通的开辟，作用良多，经济和文化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太祖王审知待禅僧义存以师礼，“凡斋僧构刹，必请问焉。为之增宇设像铸钟以严其山，优施以充其众”。义存居闽讲法40余年间，“四方之僧争趋法席者不可胜算 矣，冬夏不减一千五百”。使福州地区成为禅宗活动的重要基地。义存弟子也多得闽王礼遇，如师备在闽说法30年，闽帅王公待以师礼，奏赐紫衣、师号。王审知子王延钧也奉佛，曾于后唐天成三年（928）“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

　　南唐君臣更是酷好佛教，常为史家所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