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顗[为《中原人物大典》所撰条文]

　　智顗[为《中原人物大典》所撰条文]

　　智顗（538—597），字德安，俗姓陈，原籍颍川（今许昌）。晋室南渡后，祖上迁居荆州华容（今湖北监利县西北）。父亲名起祖，“学通经传，谈吐绝伦，而武策运筹，偏多勇决”[1]。梁湘东王肖绎任荆州刺史时，对陈起祖特加赏识，列为门下宾客。552年，肖绎即帝位后，陈起祖又被拜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智顗的哥哥陈鍼，是梁晋安王的中兵参军。智顗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高门豪第的封建官僚家庭。

　　梁武帝大同四年（538），智顗生荆州(今湖北)之华容。据说智顗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常在梦中看见五彩的祥云在她怀中萦绕。智顗出生的那天晚上，屋内光亮如白日。他象传说中的圣人舜一样，眼有双瞳。僧传上还说，智顗从小“卧便合掌，坐必西面，年大已来，口不妄啖，见像便礼，逢僧必敬”，日常的言行总要依据佛经的要求。7岁时，智顗就十分喜欢往寺院跑。诸僧见其伶俐可爱，便将《法华经》中宣扬观世音信仰的《普门品》口授于他，只一遍，智顗遍记住了。但智顗的父母并不赞成他诵读佛经，也禁止他再到寺院去。智顗只得在家打坐修持。

　　15岁时，正逢“孝元之败”，刚当了两年皇帝的肖绎被西魏所杀。他的家庭也受到很大震动，父母相继亡故，家道衰落。智顗目睹“家国殄丧，亲属流徙”[2]，心中笼罩一片悲观厌世之情，萌发了出家修道、遁入空门的念头。待3年丧期满后，智顗求兄允许他出家。因哥哥不同意，他便去求助父亲的故旧湘州刺史王琳，在王琳的嘉许与赞助下，终于如愿以偿。

　　18岁那年，智顗投到湘州（今湖南长沙）果愿寺法绪门下，出家为僧。剃度后，法绪带他北上，从慧旷律师门下学习。慧旷不仅精通律学，而且熟悉各种大乘经典。20岁时，智顗随慧旷受了具足戒时。不久，他又隐居湖南衡州（今湖南衡阳）大贤山，潜心习读《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经过几年的学习，智顗对佛教纪律已是十分精通了。这时，他对佛教禅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当时南方义学发达，习禅者很少，智顗无从问学，每以此为憾。

　　南北朝时，因国家的分裂而形成了南北社会不同的风气和文化。南北两地的佛教，也有各自的特点。南方佛教承袭东晋以来玄学化的传统，偏重玄远的清谈与义理；北方佛教由于受北方民族粗犷文化的影响，比较注重宗教的实践，尤其是禅观的修行。

　　陈文帝元嘉元年（560），23岁的智顗又北上光州（今河南潢川）大苏山，从著名的律师慧思学禅。慧思（515—573），俗姓李，元魏南豫州武津（今河南上蔡县）人。他自说十五岁出家后，“诵《法华经》及诸大乘，精进苦行”；又“遍历齐国诸大禅师学摩诃衍。恒居山林，经行修禅”。据说慧思曾受学与北齐禅师慧文，慧文将自己读经所悟得的“一心三观”之理口授给慧思。慧思很注重在日课中受持读诵《摩诃般若罗蜜经》，他的《立誓愿文》中反复提及。另外，诵《法华经》也是他的常课。慧思倡导“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其学风走的是由定发慧，定慧双开的路子。慧的究竟境界就是“实相”。慧思继承了慧文的“一心三观”而归宿于“实相”。慧思既善义理的探讨，又中禅法的践行，是北方颇负众望的大禅师。慧思本来计划去南岳隐居，行至光州，适值梁孝元覆灭，战乱阻塞，只得暂时留居大苏山。慧思到了大苏山，“数年之间，归从如市。”[3]

　　智顗从学之后，慧思将“一心三观”之理传给了智顗，从而奠定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因此，慧文与慧思分别被天台宗尊为二祖与三祖。

　　慧思是深受中国道教和神仙思想影响的人。他在《立誓愿文》中曾表示“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甚至“誓愿入山学神仙，得长命力求佛道”。并在其中叙述几次险遭不测的奇遇。有一次他在河南兖州论以，遭遇诸恶比丘以毒药令他食，食后“举身烂坏，五脏亦烂。垂死之间，而得更活。”第二次，在淮南郢州讲摩诃义，有五恶论师用生金药置饮食中，令慧思食，所有残余被另外三人吃下，一日即死。慧思生命垂危了7天，但仍然奇迹般活了下来。如此神异的奇迹还有很多，这些不过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胡编乱造出来骗取信徒的鬼话。正因为如此，当智顗初见慧思，慧思便对他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夙缘所随，今复来矣。”表明自己今日为师是前声早定的。智顗对此心领神会。

　　智顗在慧思门下多年，主要研习《法华经》。他日夜勤苦，诵习不止。慧思常令智顗代为将经，他讲法滔滔不绝，辨析佛理，阐微抉幽，深得众僧佩服，博得了慧思的极大赞赏，慧思感叹说：“非尔弗证，非我莫识。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矣。尔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4]慧思临去南岳衡山隐遁前，说智顗与陈国有缘，嘱他前往东南传布佛法。智顗遵循师命，没有随行同去南岳。

　　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当30的智顗与法喜等27人，同至陈朝京都金陵（今江苏南京）讲播佛学。陈代的权贵，如仆谢徐陵、光禄王固、侍中孔焕、尚书毛喜等，对他都极表敬重。陈宣帝太建二年，智顗被朝廷迎请住进了瓦官寺，前后住了8年。

　　在瓦官寺，智顗曾讲了《大智度论》、《次第禅门》、《法华玄义》等。智顗开讲经论，更创弘禅法，把自己从慧思那里学到的禅定之法向众人传播。博识善辩的智顗，受到陈朝朝野的普遍欢迎。陈废帝、陈宣帝曾多次往瓦官寺听讲，并数次亲自为智顗主持佛教辩论会。当时陈朝的达官显贵如永阳王伯智、开府仪同三司沈君理等，皆与智顗有密切的交往。有的自称弟子，有的与智顗研习佛法，有的广施钱财以助智顗弘法，有的干脆请智顗受菩萨戒，成为“官和尚”。甚至，陈朝连军政要事和疑难国策，也不时向智顗征询问计。在南陈统治者的影响下，江南一带的高僧大德也纷纷抛弃先前所学，率弟子前来听智顗讲法。这样，南陈王朝成了智顗宣扬佛教的后盾和靠山，智顗成了南陈王朝的宗教国师和护国神主。一时间，禅学大盛。其主要原因，是江南僧人空谈义理，阻碍了佛学的发展。智顗的禅定之法，给江南佛教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

　　当然，智顗在金陵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天智顗正在讲法，忽然有人通报，小庄严寺的慧荣来访。慧荣精通佛理，善于辩论，号称“义虎”。众人听说“义虎”来访，知道他是来诘难的，都替智顗捏了一把汗。据说慧荣“轻诞自矜，扬眉舞扇，扇便堕地”。在座有人帮着智顗嘲笑慧荣：过去的义龙，今天怎么变成了伏鹿？慌乱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由于智顗应对事理，涣然清显，慧荣未能取胜。时在金陵弘盛“三论”之学的名僧兴皇寺法朗也曾派高足前来设难数旬，往复辩论。

　　由于智顗在讲说义理的同时，也注重禅定的修习，常在讲说义理的同时，也注重禅定的修习，常常感到京城杂乱，不利于修持。他回顾在瓦官寺传禅定，第一年有40人学禅，得法者有20人；第二年100人，得法者仍是20人；第三年有200人，得法者却是10人；后来学法的人更加多，得道的人却愈少。智顗常常想离开金陵，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去修行。据说智顗曾做过一个梦。梦中，他看到有石崖万重，白云缭绕，红日挂在一边，沧海无边，浪涛翻滚。在山上，一个僧人向他招手。智顗把他梦中所见的地方描述给弟子们，弟子们说那是会稽的天台山，是圣贤们曾住过的地方。

　　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当时智顗38岁，因忆梦游天台名胜及梦中的“神仙”嘱咐，正式提出带领弟子到浙江天台山隐居修道。陈王朝和金陵僧俗多方挽留，但智顗去心已坚，没有再留下。智顗将行时，陈宣帝率领文武百官，亲临江边送行，极尽排场礼仪，并派舟楫随从供他沿途使用。据说智顗没有到达天台山之前，僧人定光已经在那里居住了40年。他在智顗到来的两年前，预告山民：将有大善知识要来这。我们应该种豆做酱，砍苇编席，来迎接他。同年九月，智顗到达天台后，和定光相见，互相行完礼后，定光便问他：大善知识还记得我两年前在山上以手相招吗？两人一唱一和，甚为默契。智顗先居石桥佛拢山，后居华顶峰。智顗住天台山后，四方道俗蜂涌而至。智顗于是大开讲席，一边讲经，一边传授众人禅定之法。智顗在天台山隐居了近10年，阐发了佛教大乘派的止观思想，创立了著名的“天台宗”。

　　智顗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也很会活动的人。他虽然远居天台，仍然与陈王朝保持密切联系。太建九年（577），陈宣帝下诏云：“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5］足见陈代统治者对智顗是何等的尊重和支持。据有关记载，陈后主曾在短短的一年中向智顗接连发出17道敕，不断向他表示问候与倾角，并赐给大量的才物。智顗也给与相应的回报，即今奉迎之能事。后主沈后，请赐法号，智顗立即送上一个“海菩萨”的美名。

　　智顗也没有放弃任何可以抬高自身价值有机会，他仍不断制造各种神话来为自己增添神圣的光圈。据说一天晚上，智顗告别众僧，独自上华顶峰修道。忽然狂风骤起，吹折树木，魑魅成群，千奇百怪，向他围攻。智顗定心守性，不一会儿，这种景象就消失了。接着，智顗有感到身心烦痛，如被火烧。有见他死去的双亲，枕在他的膝上，陈述苦衷。智顗仍安心不动，精神专注地观悟佛理，即刻进入明月如水，清静平和的妙境中。突然西域神僧出现在他面前，对他的修行大为称扬。

　　智顗常在山上讲《维摩经》，时为天台山所处的乐安县令袁子雄崇信佛法。一日上山，适逢智顗讲经，一会儿，他看到三道宝梯从天而降，几十个天竺僧人乘阶而下，入堂礼拜，他们手持香炉，围绕智顗转了三圈，久久乃灭。当时只有袁子雄一个人看见，袁子雄因此而发心把讲堂改造一新。看来，这位县老爷也善于编造神话来吹嘘，这既吹捧了智顗，也标榜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天台山临近大海，百姓以捕鱼为生。智顗以慈悲为怀，怜悯众生，曾向渔人赎来所捕之鱼，予以放生。地方长官计诩请智顗讲经，劝说当地的渔民，放弃杀生，该做耕种。某日午时，忽起彩云，黄紫持白，状如月晕，凝于虚空，遥盖寺顶。又有黄雀群飞，七喜栖集檐宇，半日方去。智顗便对众人说，这是江里的鱼化作黄雀来谢恩。于是，他立即派门人向远在金陵的皇帝报告。陈宣帝为此下诏，严禁采捕，永为放生之地。后来还在天台山立碑，表彰智顗的功德。

　　幽居山林的智顗通过所谓的功德善事，并借助神异事迹，声望日高，名振都邑。为了更号地利用佛教来维护统治，陈后主亲自起草诏书，三番五派遣使者，到山中请智顗到金陵弘法。开始，智顗一再推辞，称病不行。最后陈后主又让过去与智顗来往密切的永阳王予以苦劝，智顗不得已，勉强出山，再赴陈都。

　　陈后主至德三年（585），智顗离开天台重返金陵。陈后主如获至宝，人未至京，派遣特使远道迎接。智顗入京后，被安排在灵耀寺。接着，陈后主请到太极殿，让他坐上用白羊驾着的华车，一童子在前引路，众官员在殿外迎接，把他延入东堂。陈后主以国师待之，请智顗升座，为他和众大臣开讲《大智度论》。智顗讲完后，陈后主从座上起立，躬身施礼，群臣也纷纷向智顗表示祝贺。智顗在宫中受到了隆重的礼遇，荣耀无比。此后，陈后主还为智顗广修寺院，光开佛坛，甚至还请他为太子授戒，以求得保佑。

　　隋开皇九年（589），隋军南下灭陈，智顗逃出金陵，前往庐山，想到那里静心修炼。隋文帝平陈后的第二年，便给智顗发出了一道敕书，邀请智顗前往长安弘法，并说：陈朝暴虐无道，隋灭陈是为民除害。我崇信佛教，愿意给予扶持。法师是出家之人，希望你好好奉持佛教戒律，安守本分，不要有什么越轨的举动。否则，就会招来诽谤和麻烦。你最好还是与我同心，为我服务。这道敕文对智顗既给予了鼓励，又施加了压力，智顗没有前去。

　　开皇十一年（591），杨广受封为晋王，出任扬州总管。他迫切拉拢和利用智顗，多次致书智顗，邀他到扬州去弘法。智顗一方面表示“我与大王，深有因缘”，另一方面又 “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三辞不免”，向杨广定约四条：不要以禅法高下、宗派体系相见欺；不要以过去的行为是非相责备；专讲佛法，不旁及他；来去自由，不加阻止。杨广一一答应，智顗才动身前往扬州。到达扬州后，智顗受到了杨广的隆重接待。同年十一月，因其不断请求，在杨广专设的千僧会上为杨广授了菩萨戒（一种最高的戒律，往一种最高的戒律，往往只授予王公大臣），并为之取法名为“总持”，杨广也回赠他“智者”的僧誉。从此，杨广成了所谓的“总持菩萨”，智顗则以“智者大师”的尊号称谓于世。

　　开皇十二年（592），智顗离开了扬州，途经荆湘，登庐山，下湘潭，回到了故乡华容。为了出生之地的养育之恩，特在故乡华容县创建玉泉寺，开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成熟的理论学说，先后历经三年多。

　　据说智顗刚回到家乡，适逢当地大旱。庄稼眼看就要干死，土地也裂开了口子。智顗决定亲自登上山顶，呼风唤雨，为民除害。他登上山顶，静坐入定。不一会儿，天空阴云密布，大雨滂沱。荆州总管王积曾跑到山上礼拜智顗，当时智顗高坐在法席上，神情严肃，不怒自威。王积一看，就感到浑身战抖，汗如雨下。出山后，王积对人说，我屡经沙场，勇振三军，临危不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害怕。

　　开皇十五年（595），智顗应杨广之请，再度到扬州。受晋王之托，应允撰写《净名经疏》。第二年春，智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天台山，重宏禅法妙典，重开止观法门。有一天晚上，他在山顶上独坐，连绵许久，若有人问难之状。第二天，弟子问他是怎么回事？智顗回答说：我看到了大风忽起，吹坏了山头的宝塔，又看到了师傅慧思禅师等人，乘风而来，他们要送我到一个有缘的地方去。我小时候，常梦见自己死在天台山。我将不久于人世了，我死后，你们要把我安葬在西南峰上，周围堆上石头，墓上种植松树，再立两座白塔，以便后人见塔向善。不久，智顗就得了病，在病中向弟子口授了《观心论》、《随语疏》、《法华玄义》等，要他们笔录整理，装帧成书。

　　开皇十七年（597）冬，杨广派使臣高孝信到天台山，敦促智顗三天内出山赴金陵。临走前，智顗画了张寺院的图样，让弟子们选好地址，依这个图样建寺。弟子们，见图样上的寺院规模宏大工程艰巨时，十分震惊，问：哪个大施主有这些资财势力可资造寺？智顗回答：若三国成一，自有王家造寺。寺若成，国即清，当叫“国清寺”。智顗行至天台山石城（今天台县赤城山旁）弥勒佛像前，病情加重，停止不进。在临死前3天写了《发愿疏文》，明确把“兴显三世佛法”与“拥护大隋国土”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再表示要竭诚为隋王朝服务。临终前口授遗书，并亲自写了64字，把杨广平时赠给他的莲花香炉、犀角如意原物奉还，表示：“留别大王，愿芳香不穷，永保如意也。”把一切安排妥当后，智顗不再吃药进食，面西端坐于佛像前。十一月二十四日，智顗死于天台弥勒佛石像前，终年60岁。

　　智顗死后不到五个月，杨广就登上了皇帝宝座。杨广即位后第二年，下诏派司马王弘按照智顗生前所绘的图样，建造国清寺。寺院落成后，又用篆书亲笔写成寺额，派遣通书舍人卢正方护送到国清寺安放。

　　智顗所创立的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是第一个正式的佛教派别，其影响长达近千年，并且超越了国界，流传日本。

　　[1] [2]灌顶：《智者大师别传》。

　　[3]道元：《高僧传·慧思传》。

　　[4]道宣：《续高僧传》。

　　［5］《大藏经》传记部：《国清百录》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