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部官版大藏经的雕印

　　明朝第一部官版大藏经的雕印

　　出处： 作者：何梅

　　在明初的几十年间，先后雕印了三部官版大藏经。刊板于南京的两部称作《南藏》，刊板于北京的一部称作《北藏》。《初刻南藏》刊成后不久，经板因火灾焚毁，印本流传极少。而在随后十年，《再刻南藏》又刊竣。因为这两次刊板同在一地，并且先后刊板的间隔又很短暂，所以明末以后，人们已不知《南藏》曾有过两次刻板。

　　１９３４年，在四川成都附近的崇庆县街子乡（今崇州市街子镇）凤栖山上古寺，保存着一部完整的明刻本大藏经的消息流传开来。１９３８年春，南京支那内学院分建于蜀，设访经科。释德潜遵师嘱，将古寺经本抄目摹样，寄归比勘。经吕澂先生研究后发现，这是一部已隐沉五百载的《初刻南藏》。这不仅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继陕西开元、卧龙二寺发现宋元刻本《碛砂藏》、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刻本《赵城藏》后的又一重要发现，而且《初刻南藏》与《赵城金藏》一样，同为海内外仅存之孤本。

　　全国解放初的１９５２年，为妥善保管这部大藏经，崇庆县政府将其移交省图书馆，至今仍由四川省图书馆保存。

　　一、有关古寺及大藏经的历史记载

　　清嘉庆时，前明修《崇庆州志》已无存。今据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丁荣表等新修《崇庆州志》卷八记载：“古寺在味江西山，唐善思和尚开创。洪武初，悟空禅师焚修于斯。永乐十四年，蜀献王奏请，敕赐光严禅院，盖琉璃瓦。赐经文一大藏，计六百八十四箧。中竖藏经车轮，额曰飞轮宝藏。内有千僧锅，……善思塔、悟空塔……。”又“法仁，绵竹人。元末兵乱走西藏，皈依大宝法王为徒。太祖定天下乃归，隐州西古寺。……蜀献王为建石塔，遂跏趺而寂，王谥曰悟空禅师。（新增）”

　　又据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沈恩培等修《增修崇庆州志》卷十一记载：“上古寺悟空祖师碑记：原悟空祖师是明太祖洪武之叔。……蜀王游江，访知悟空祖师所在，上奏洪武太祖。太祖因敕赐寺名曰光严，又赐三藏金经，修藏经车一座，两旁殿宇修有藏经屋楼。其悟空祖师肉身，今犹坐塔中，上有‘悟空宝塔’四字，每年藏人时时朝礼。入后甲申（１６４４，明崇祯末年）大变，余殿无存，惟藏经车、藏经楼未遭灰烬外，琉璃瓦犹多存积，悟空法像犹如故也。（新增）”

　　又据民国十四年（１９２５）解汝霖等修《崇庆县志》记载：“上下古寺，唐刹，即常乐寺。……丈雪《常乐寺记》云：……洪武壬子，有悟空法仁禅师，从绵竹来，静隐于斯……又获高僧庆澄、万峰侍其左右，而禅学遂宗天下，衲子动成千百……丈雪《藏经楼记》云：……王于是发帑刷印，牙签缥帙，一匣一函，装潢精致，骇人心目。”

　　从上述记载，我们了解到：

　　１．古寺创建于唐代，旧名常乐寺。

　　２．明洪武五年（壬子，１３７２）法仁禅师来到古寺弘法。时蜀献王访知禅师乃太祖朱元璋之叔，上奏朝廷，于是敕赐寺名“光严禅院”。

　　３．永乐十四年（１４１６），蜀献王施资刷印了一部大藏经，共六百八十四函，赐予光严禅院，并修藏经楼及藏经车轮一座。

　　４． 法仁入寂后，蜀献王建石塔瘗藏肉身，谥曰悟空禅师。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皇叔悟空禅师在古寺修行弘法，才使古寺获赐大藏经，成为迄今发现的唯一一部《初刻南藏》，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部大藏经的雕印史以及有关方面历史的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已注意到上述记载中，有关古寺被赐名光严禅院和颁赐大藏经的时间不一致：一说是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所赐；一说是永乐十四年成祖朱棣所赐。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确定《初刻南藏》的刊板年代。另外，《初刻南藏》的总函数问题，清嘉庆时记载有６８４函，而现存经本仅有６７８函，其缺少的６函也有待探讨。

　　明末，古寺中除藏经楼、藏经车未遭焚毁外，余殿无存。清初，铸颜寂杲禅师重建光严寺。另外在《初刻南藏》本中，多处可见僧人阅藏、粘补经本等墨书记，年代自明万历、崇祯至清康熙、道光。特别是知藏僧焘惪，于道光六年至十年（１８２６—１８３０）一直在粘补藏经。又光严上寺僧宗兴，见藏经年久残缺，遂取新都宝光寺本，雇能书僧抄补，费金千余，函帙复旧。新都宝光寺藏本为清《乾隆版大藏经》。因成都气候潮湿，据古寺登宽法师介绍，他七岁来到寺里，每年都参加晾晒大藏经，防蛀的烟叶就要三担。古寺大藏经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正是僧人们一代又一代辛勤努力的结果。

　　二、《初刻南藏》的特点

　　《初刻南藏》在我国刻本大藏经的传承方面属南方一系。他是宋元刻版《碛砂藏》的覆刻本，又较《碛砂藏》新增入８７函诸宗要典，成为本藏之主要特色。因此《初刻南藏》不仅保持了《碛砂藏》集宋元刻藏大成的优势，而且经过详细校勘，使本藏更加完美。同时本藏收录中国僧人撰著的典籍较多，又启发了后来的刻藏向这一方面大大的发展。由此可见，《初刻南藏》在中国大藏经雕刻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１． 编目

　　《碛砂藏》总共５９１函，千字文函号自“天”字至“烦”字，收经１５１８部、６３６３卷。《初刻南藏》前５９１函与之大同小异，收经部、卷数稍有增加，计５部６卷：

　　（１）“必”十二（１７１）《佛说道树经》一卷，前梁月支优婆塞支陀仑译。（按：此部经是“必”三吴月支国三藏优婆塞支谦译《菩萨道树经》的重出本）

　　（２）“兵”九（５０４）《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一卷，元翰林学士承旨中奉大夫安藏奉诏译。

　　（３）“轻”八（５２０）《梵书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一卷。

　　（４）“曲”五（５３９）《梵本大悲神咒》一卷。

　　（５）“法”八、九（５８８）《大乘百法明门论疏》二卷，唐潞府沙门义忠述。

　　以上“兵”、“轻”、“曲”字函的３部３卷经咒，在汉文刻本大藏经中，是《初刻南藏》首先刊录而流传下来的。又“法”字函的１部２卷论疏，是元《弘法藏》本的覆刻。《百法明门论疏》有一幅扉画，虽然很可能也是《弘法藏》本扉画的仿刻品，但是《弘法藏》久已无传，因此《初刻南藏》本的这幅玄奘法师译经图，实为慈恩宗传本之珍品。

　　另外，《初刻南藏》“何”字函（５８５）录入元沙罗巴译《彰所知论》二卷，正好可补《碛砂藏》同函缺本待访之典籍。

　　《初刻南藏》后８７函诸宗要典，千字文函号自“刑”字至“鱼”字（５９２—６７８），收天台宗、禅宗、净土宗、贤首宗要典，共９６部８７７卷。现存本因年代久远，已有部分缺失。幸好《永乐南藏》是《初刻南藏》的再刻本，而诸宗要典的排列顺序又几乎同于《初刻南藏》，所以可据《永乐南藏》相关函号的收经了解本藏散佚部分之经目。只是“用”、“军”二字函（５９７、５９８）全函缺本，所收经目有待研考。笔者以为从这两函其前所录为天台宗典籍，其后为禅宗典籍分析，所收亦当是这两个宗派的典籍。因《永乐南藏》“实”字函（５２４）所录《慈悲水忏法》等１３部著作，有１２部是宋代天台宗僧人撰集的，属天台宗典籍，所以可初步确认为“用”字函所录。又据《永乐南藏》“勿”九（５６４）《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一尾有释净戒的题识，可知《初刻南藏》还缺禅宗典籍《雪窦明觉禅师语录》六卷，亦可初步确定为“军”字函所收。

　　２． 经文

　　《初刻南藏》在覆刻《碛砂藏》的同时，校正了《碛砂藏》部分经文出现的讹、脱、衍、倒之误。例如：（１）《碛砂藏》“重”二（６２）《放光般若波罗蜜经》卷十二脱文１０２字。《初刻南藏》自第９纸首行至次纸第４行止，将每行１７字改刻为２０字，就是为补足缺文。（２）《碛砂藏》“翔”四、五（７２）各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前者为“元魏三藏留支译”，后者是“元魏留支三藏奉诏译”。并非经文重出，而是译者的著录出现错误。《初刻南藏》将后一部经的译者改正为“陈天竺三藏法师真谛译”，并于卷尾增补了一篇跋文，记述真谛译经之始末，实属真谛译本所固有者。（３）《碛砂藏》“髮”二（１４８）《入楞伽经》卷二首纸第４、５行，有“尔时，圣者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诸识几种有生住灭？”一句，《初刻南藏》将“诸识几种有生住灭？”更正为“诸识有几种生住灭？”

　　３． 题记

　　《初刻南藏》在覆刻《碛砂藏》时，保留了一些题记。例如：“天”一《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尾存湖州吴兴妙严寺经坊的刊记，说明《碛砂藏》宋刻经板至元代时，已有部分残缺，并用妙严寺本替补。又“大”十（１５０）《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卷十尾存杭州路南山大普宁寺大藏经局的校记，说明《碛砂藏》元刻经板已改依元初《普宁藏》为底本刊板。我们知道《普宁藏》和妙严寺本都堪称精校本，所以《初刻南藏》依旧采用。

　　４． 版式、装帧

　　《初刻南藏》是折装经本。每版５页，每页６行，每行１７字。每册首末经题下有千字文函号及册次。版间折页处的小字注文为千字文函号、册次及版次（首版仅注版次）。此行注文，凡单数版次，见于经文的第６至７行间；凡双数版次，则见于经文的第１２至１３行间。版框天地边线宽约２４cm。《初刻南藏》的这种版式，将《碛砂藏》宋元刻版式的不一致，统一为元刻版式。

　　在仔细比较《初刻南藏》与《碛砂藏》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初刻南藏》的刊板是利用《碛砂藏》刻板的刷印件直接附在板材上进行雕刻的，而不是由书经人先据《碛砂藏》本缮写后再镂板。这也是为什么《初刻南藏》竟会保留一些《碛砂藏》的刻工和书经人姓名等内容的根本原因。《初刻南藏》这种做法，可避免重新抄写产生新的错误，节省了抄写和校对的时间，从而大大加快了刻藏进度。当然《初刻南藏》在增加新内容和校勘出《碛砂藏》的问题必须更正时，还是要重新书写、刊补的。因此凡新写刊部分，字体都有明显变化。

　　现存《初刻南藏》的封皮，采用泡桐树的板材，加工成长约３１cm、宽约１１．３cm、厚约０．２５cm的薄板，直接作为折装经本的封面和封底，封面中央粘贴着印制的题签。

　　三、《初刻南藏》的刊板年代

　　《初刻南藏》刊板于何时？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以往一般认为，《初刻南藏》始刊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刻事进行到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全藏已大体完成，又续将各宗乘的要籍编入，而刻事的结束在洪武末年或永乐元年（１３９８或１４０３）。但是笔者根据新资料及对原有史料的考察和分析后认为：《初刻南藏》始刊于建文元年，竣工于建文四年（１３９９—１４０２）。

　　笔者在考察《初刻南藏》时发现了这样一则刊记，见于此藏本“誉”八（６０６）《古尊宿语录》卷八尾，全文如下：

　　“大明□□改元己卯春，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诸宗有关传道之书制许收入。然吾宗虽不执语言文字，若《古尊宿语》诸录，实后学指南，又不可无者，乃依旧本誊录，重加校正，传灯重复者去之，谨以《六祖坛经》列于首，南岳、马祖四家语继之，而颐公所未收者，则采《广灯录》诸书，以联《尊宿语》，自南岳至晦机等，又通得四十二家，共四十八卷，谨缮写进刊，与经律论永久流通，故书此以识岁月云。越三年壬午春，僧录司左讲经兼鸡鸣禅寺住持沙门幻居净戒谨识。”

　　这是目前所见明确记载《初刻南藏》始刊年代的唯一资料，非常珍贵！这篇刊记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１．“大明□□改元己卯春”的年号问题。在明代改元的各年号中，只有建文元年是己卯年。因此在“大明”二字后，原板剜去了建文二字，这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在靖难起兵称帝后，全力毁灭建文一代历史的又一见证。由此说明，《初刻南藏》始刊于建文元年。

　　２．“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一句中的“佛心天子”，是明惠帝朱允炆，为太祖孙，懿文太子的第二子。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闰五月，太祖崩，惠帝即位。由此可知，《初刻南藏》是惠帝敕命雕造的一部官版大藏经。

　　３．“诸宗有关传道之书制许收入”并“与经律论永久流通”两句话，指明了惠帝重刻大藏经的内容，既有经律论，又有诸宗典籍。若以为建文年间或许仅刻了８７函宗乘要典，那就不能称之为“重刻大藏经板”，而是续刻了。

　　４．禅宗的《古尊宿语录》四十八卷，经过释净戒重校后，于建文四年壬午春已缮写进刊。由此可知，自建文元年春至四年春的三年中，《初刻南藏》已刊至６００余函。以平均每年刊经２００函的进度计算，余下的约７０函，只需四个月即可刊毕。

　　虽然目前尚未见《初刻南藏》刊毕之具体时间的记载，但从《永乐南藏》“勿”九（５６４）《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一尾释净戒的题识中可了解到，其刊板当止于建文末年。题识云：“新藏经板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圆悟》、《大慧》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损衣资，命工刊补。”初刻经板在永乐二年（１４０４）时已多有损失，自建文四年以来仅两年时间，何至于此？其原因当是兵燹所致。从已损失的经板中有“贡”至“劝”字函（６６７—６６９）《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二十一卷，已至全藏的尾部，也可说明《初刻南藏》的镂板终于建文末年。

　　有关《初刻南藏》刊于建文年间的史实，还有明释居顶撰《续传灯录序》可以为证，文云：

　　“洪武辛巳冬，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敕僧录司：凡宗乘诸书，其切要者，各依宗系编入。”

　　在这里先要说明一下“洪武辛巳”年（１４０１）的记法问题。据《明史·本纪》记载：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崩。惠帝朱允炆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又建文四年六月，金川门开，成祖朱棣即皇帝位。七月下诏：“今年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明年为永乐元年。”由此可知，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戊寅，１３９８）与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壬午，１４０２）之间，正是建文年号，共四年。因此“洪武辛巳”，原本就是建文辛巳年，即建文三年。而“洪武辛巳”的记法，只能看作是一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朱棣要毁灭一切记载建文年代的历史，甚至连“建文”二字也不许出现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研究这段刊经史，则当还历史之本来面目。

　　在明确了释居顶所记朝廷刊刻大藏经律论将毕的时间是在建文三年冬，这就与前文释净戒所记建文元年春佛心天子重刻大藏经板是相互呼应的了。不仅如此，居顶所记建文三年冬敕命编刊宗乘要典入藏，也与前文净戒所述建文四年春，已将禅宗的《古尊宿语录》缮写进刊，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内容上，均相吻合。

　　认为《初刻南藏》是洪武年间刊板的，其主要根据有二：其一是吕澂先生在《南藏初刻考》一文中引用的居顶撰《续传灯录序》云：“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冬，朝廷刊大藏经律论将毕。”但是这与《卍续藏经》同序所记“洪武辛巳冬”不一致。干支纪年的一字之差，不仅在时间上相差了十年之久，而且重要的是朝廷帝王已变更。为印证这一时间问题，笔者专程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了明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刻本，释居顶撰《圆庵集·续传灯录序》卷四，此书所记时间与《卍续藏经》相同，也是“洪武辛巳冬”。其二是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葛寅亮撰《金陵梵刹志·钦录集》卷二所记：“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明洪武初年，在蒋山寺举行过多次大法会，而以洪武五年正月的这一次最为隆重。会前有明太祖《御制蒋山寺广荐佛会榜文》晓喻天下；会后又有翰林学士宋濂撰《蒋山寺广荐佛会碑文》铭记始末。但是宋濂在蒋山法会三个月后所撰碑文中，却未提太祖曾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一事，而是用“退阅三藏诸文”的记法。这说明太祖虽有点校藏经之命，但后来因种种缘故，或许明初百废待兴，朝廷还顾不上出资雕刻大藏经，所以蒋山法会以后，也不见有太祖敕命重刻大藏经以及朝廷在监造刊藏的明确记载，而且缺乏实物为证。因此笔者认为，仅凭太祖有命点校藏经这一条根据，还不能确定洪武年间雕造过一部大藏经。

　　四、僧录司官员及天禧寺经板

　　《初刻南藏》的雕印是在僧录司的领导下进行的。僧录司属礼部，掌管全国僧务。僧录司的官员由皇帝任命，其职务的设置，自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起定为：善世二员，正六品：左善世、右善世；阐教二员，从六品：左阐教、右阐教；讲经二员，正八品：左讲经、右讲经；觉义二员，从八品：左觉义、右觉义。据现有资料，建文年间出任僧录司官员的，有如下几人：

　　溥洽，字南洲。洪武十一年召为右讲经，后命兼主报恩寺，遂升右阐教，又升左善世。洪武三十五年（１４０２）十月，因僧道衍辅翼太宗文皇帝举义师居首功，被召至南京主教事，溥洽则退居右善世。

　　大佑，字启宗，号蘧庵。洪武三十一年（１３９８）二月任左善世，永乐初起修释书。

　　道谦，灵谷寺住持，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任右阐教。

　　居顶，字玄极，别号圆庵。洪武二十七年选僧补官，召为左讲经。后升左阐教，兼住持灵谷寺。

　　道成，字鹫峰，别号雪轩。洪武十三年，授以青州府僧纲司都纲。二十七年选僧补官，召为右讲经。三十年秋八月奉旨住持天界寺。

　　净戒，字定岩，号幻居。洪武二十七年选僧补官，召为左觉义。三十年秋兼住持鸡鸣寺。后升右阐教。

　　由于居顶和净戒都直接参与了《初刻南藏》雕印的领导工作，并且净戒又是此藏所录多部禅宗典籍的重校者，因此他们关于《初刻南藏》雕板情况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僧录司原在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天界寺火灾，迁天禧寺。

　　《初刻南藏》的刊板地点虽无记载，但经板存放在天禧寺则是明确的。因此可以认为，其刊板地点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