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地域·嬗变：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浅论——以北朝佛教的流布为例

　　环境·地域·嬗变：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浅论——以北朝佛教的流布为例

　　作为探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形成、分布特点、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内在规律的历史地理学科，就其作为一门规范学科的属性而言，主要包括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疆域政区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之下又有不同的分支学科内容。可见作为一个完整而有系统的学科体系而言，历史地理学所关注的内容以及纳入其研究视域的对象，几乎包括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自然界凡是有人类活动作用所在之处，我们就可以找到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过程，并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讨在历史环境变迁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变化及其内在发展规律的探讨，始终是历史地理学研究所要直面的问题。这里说的“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已然受到历史上人类活动影响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自然界环境，更有人类社会基于自然界基础之上的、通过人类社会文明、精神文化等意识因素所建构出来的人文地理环境，这主要表现为风俗习惯、文化特征、方言民俗等在一定区域内的同一性及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形成具有自己的人文特色的独特地理区域。由此可见，我们在探讨历史地理问题的时候，除了首先要确定好研究的对象，更加重要的乃是如何初步发掘研究对象的区域性差别特征，以及这种区域差别特性形成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在这一基础上深入探讨人地关系之嬗变，发掘其中的变量因素，从而对这一历史地理现象的“所以然”达成比较深刻的了解，这就是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规范的技术学科所具有的特性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但是如果仅仅将“历史地理学”简单地当作一门学科规范的要求来看待的话，我们似乎会遗漏很多有用的东西。历史地理学在学科建构上的意义和基本要求已经如前所述，这是我们所能熟悉的，但是除此之外历史地理学，或者说“历史地理”的基本思维方法又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无疑又会给予我们新的启发。“历史地理”性质的思维，就是要求我们在探究地域人文现象以及自然环境的变迁的时候，要注意将“地理”的因素放大，以往我们的很多研究之所以思路不能够很好地打开，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借鉴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思路。所谓“地理”因素的放大，就是要求我们在具体研究当中要把地理因素进行重点的考察，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文现象、人类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人口变迁的因素对于环境的影响，不同特性的地理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等等。所有这些“地理”因素的放大，基本的表现就是环境区域差异、区域划分以及人类活动的区域变迁和差异现象，等等。这样的思路边话对于我们以往总是讲求“历史”的因素的研究方式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因素和现在重视的“地理”因素之间存在交集，但至少在“地理”因素所强调的看来，我们更加应当看到环境影响的“主动”，从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背景来探讨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是要深刻地多，毕竟就人类现在的发展程度以及具有的征服外界能力来看，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受到外部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不仅自然地理环境仍旧像以往那样造成阻隔和分割的差异，而且人文的地理环境对于我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而久远的，所以我们在具体考察研究的对象的时候，一定要有放大“地理”因素的研究意识，并遵循其基本的研究方法论来探究。

　　在对“历史地理”的基本思维有了了解之后，我们就应当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用方法论意义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历史地理学”，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地理学在方法论意义上成立的，乃是一套基于“历史地理”思维的，并具有自己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和思考体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回答什么是历史地理学的时候，我们除了界定其在学科规范上的含义，更要注意其方法论层面上的定义，因为历史地理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科知识体系，其中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学科知识和思维，更有这门学科独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路，这是我们今后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在我们国家是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即“舆地沿革的地理学”，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范型转变，所以我们所说的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不仅继承了传统学科的优良特点，而且在将现代地理学的基本要素引入并参与规范这门学科的时候，又为其赋予了新研究方法的开拓，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并在实际研究中得以充分应用的。那么究竟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什么？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如何运用的？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话题，笔者拟结合自己所关注的北朝时期佛教与佛学流布的课题来简单谈谈如何在实际研究中借鉴和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以及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是什么样子，并给自己所措意的课题作出一个基本的写作预期，由此就教于方家。文中所论，基本上就是结合方法论的借鉴和实际运用而提出问题，并尝试给予初步的解决，由此构建出对于基本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的集合，并以之作为今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基础。

　　纷争不断的南北朝时期，除了在政治上南北都要争夺“正统”，因而出现不同特色的国家统治形式之外，在经济和文化上同样都有很明显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一般我们就称之为“南统”以及“北统”，这里所指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法统，更加一般的就是表明南北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人文特色景观，两者在保留自我特色的同时，通过中间地带的媒介作用，不断地发生交织和牵连，在一部分文化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前沿地区，出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我们一方面可以认为这是大一统趋势的不可阻挠的结果，但是从历史地理学上来看，文化地理现象的交织是人类文化环境中最基本的生存特征，没有交流的文化是一潭死水，因而表现在中间地带或者是前沿发达地区的文化交融就是我们所要探究的文化地理现象。但是我们仍旧应当看到，当时在南北方各自的文化领域内，还是有很多自己的特色存在的，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之，就可以看到鲜明的南北差异特色。尤其是北方地区的人文环境极具特殊性，在异族文化的羼杂交织过程中，北方的传统文化特色结合了异域风情，故而出现了一些与南方地区所代表的“正朔文化”所不同的文化形态，故而北朝时期的文化是值得我们细细探究的，一般我们所言的“魏风尚淳”的文化特点，在北朝的人文环境中体现得极为鲜明。北魏统治者在文化上确乎是落后于当时的汉族的，但是由于在北方大兴三教，使得儒、佛、道三教都在北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融合和北方民族的特色，由此表现在文化特征上，同当时的南方地区正统文化形态相比较，特色尤其明显；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北方人文具有极强的历史地理属性，人文现象的差异性比较明显，特别是异族因素以及政策性因素的介入，比如政治对于文化的干涉，人口的迁移流动等等，都对于北朝的文化特性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这是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朝人文环境的基本特色所在。

　　北朝的佛教和佛学流布，和这样的几个基本因素有莫大的相关：经典的翻译、流传，主要经论的思想讲解，政教关系、政俗关系的嬗变，以及佛教与士人贵族阶层的关系，还有更为一般的北方民间信仰的地域分布。我们从这样几个基本因素，有些看上去就是极有地域风格差异，而有些需要我们运用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来进行“质料加工”，发掘出其中的差异特色，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便利。对于北朝佛教，或者说北朝的佛学思想流布的探讨，第一步就是资料的问题，思想史的地域分布资料是寥若晨星的，而且就现存的北朝基本史料以及北朝佛教史资料来看，很难发现明显的地域特性，那么我们如何从现有的资料里面掘取出我们需要的有效成分呢？要了解北朝佛学的发生、发展以及盛衰的整个过程，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经典文本的流播史，当然这首先体现在对于古印度佛教经论的译介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这段翻译的历史以及学术成果，在几本著名的经录，例如《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等里面都有翔实的记载，同时在《续高僧传》等人物史传资料里面也有对于译经历史的爬梳。为什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就是立足于基本历史发展过程来探讨人地关系的变迁及其内在规律的，所以我们要把这条线索理清楚，把相关资料的“断限”分析清楚，这是很重要的。资料的有效性就是体现在对于基本的时代“断限”的判明，这是传统历史地理学处理资料的基本方法，如果推而广之，那么在处理思想史资料的同时我们也是要遵循这样的理路来甄别我们运用的资料，对于经典的译介过程我们要有个时代发展的线索，搞清楚发展脉络，并注意同时期的南北差异。比如南北朝译经史上关于《涅槃经》的佛学争论，最终就是根据译介时代的不同以及文本的差别（“北本”和“南本”）而定夺取舍的。可见我们在探讨重要经典的思想时，不能不兼顾到南方地区义学家们的见解，这样才能更加了解北朝译经者在翻译时对于资料的抉择，体现出思想的差异特征，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加深进一步的探究。所以在处理最基本资料的时候，我们仍然能看到南北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文化现象，所以在梳理译经线索的时候，仍旧要注意对比同时期的南方地区翻译的历史，基本资料也是在上述几种里面，这样的对比能够使我们在最初的资料整理中发现基本资料的差别，从而找到北朝佛学思想的独特性所在，并由此追踪其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

　　翻译之同时以及之后的经典讲解，是北朝佛学和佛教得以流布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传播媒介。我们要明了这段历史，弄清思想来源和今后的发展，就要对讲解者、讲解地点、受众的倾向，以及同时期南方的经典研究作出细致的比较。因为有这样一个特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南北朝时期在佛学发展史上，很多的思想理论以及经典的传播流布是同时进行的，南北各自为政，翻译的方法和技术也不尽相同，译者对于思想的抉择并结合本土特色所作出的笔译文风等也各不相同。比如一般来说北朝的译经秉承了鸠摩罗什开创的“关河之学”，崇尚朴实的文风，故而译经史资料里面一再提到北方译经乃是“秦言质朴”；然而同时期江南地区的经典传译，即使是同一部经典，由于译者师法和传承的不同就出现理解上的差异，造成对经典的臆解甚至误读，在文风上更是“玄远流畅”，和玄学思想的风气结合得很紧密，讲究文字的美感，故而就会牺牲一部分真实的文义而由思想家来自由阐释。所以在理清经典的学术史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南北方在大致同一时期内（因为梵文原本经典的传来是有时间差的，多是在北方首出，然后传到南方，所以不大可能都在一样的年代出现翻译作品）所翻译的同样经典的差异，包括思想上的、理论研究上的，等等，由此来进一步追溯义学家和翻译者的理论思想师承、派别的演变。所以从这里来看，所谓北朝的佛学流布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经典的译介以及思想理论的解读、传播的历史，这也是理清这段历史的一条学术思想史意义上的主线。

　　当然我们不能够只是就学术而论学术，北朝佛学的发达，和统治阶级的支持提倡有很大的相关，同时和贵族士人阶层的喜好取向的关系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们还要考察北朝佛学、佛教发达的人文地理环境，探究其与南方地区的差别所在。我们这里界定的人文地理环境，乃是就统治阶级的政策、士人的价值取向、一般民众在信仰层面上的认同等因素综合起来而论的，简单地说，就是北朝统治地域内形成的对于佛教、佛学认同的人文环境氛围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这样意义上的探究，就是把历史地理的问题解析为几个方面来分别进行考察，然后综合起来以人地关系互动的观点来综合考量这种人文环境的特性。这里的“人”就是指上面所说的问题的几个方面，涉及到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在《续高僧传》、《广弘明集》《魏书》、《北史》等基本史料里面都有涉及。《魏书·释老志》给我们提供了北朝佛学、佛教基本概况的资料解读，我们应当对于其中关于政教关系的部分加以重视，政教关系的演变也对于北朝地域环境之于佛学的认同氛围在地理上的区域分布有莫大关联，政策的倾斜程度，统治阶级对于佛教、佛学的认同态度的变化，都对于北朝佛教及其基本思想的流变有莫大的影响，具体的就表征为实际地理意义上分布上的寺院、石窟以及宗教场所的分布变迁。僧人活动范围的盈缩，通过对这些实际的宗教存留的统计，我们也可以从计量的角度来看出在不同时期内统治阶层及其政策对于北朝佛教兴衰的影响程度，但是由于资料的缺失以及统计样本的不足，这一思路还是应该有所保留，还是要结合具体的政教关系发展史来做具体的印证。如果是研究教俗之间的认同氛围环境的演变，那么现在存留的石窟、壁画、雕塑、碑刻以及“造像记”等都是很好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从北朝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内普通信仰阶层的认同所及的地理范围来大致推测出北朝佛教及佛学思想的普及程度以及在实际地理上的表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侯旭东、王青等人的著作（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王青：《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其基本的思路便是就现存的文物遗留以及北朝“造像记”来探究认同的氛围在不同时期的地域上的分布，并由此探究政教关系、政俗关系的演变，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要注意的是通过这种计量统计的方法来推定佛教流布以及佛学兴盛的区域及其大致分布位置，仍然要结合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进行考量，因为毕竟还是可用资料阙如。所以我们对于北朝地域内形成的对于佛教、佛学认同的人文环境氛围以及在具体地理意义上的表述、历史发展的过程等的研究，一方面还是要以基本的佛教史实和北朝历史为准，另一方面不妨可以借鉴现代地理学的分布计量统计方法，开拓新的思路，这是第二条主要线索。

　　综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历史地理学注重“断限”的特点和现代历史地理学强调地域差别的个性、地理环境氛围的分布以及在地理意义上的界定、注重考察人文地理现象变迁中人地关系的演变等的基本思想方法都在研究的预期设想中得以体现。上述两条线索的得出，一方面兼顾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特征，另一方面结合了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特点，将历史地理学的问题进行化解，成为具体的一般历史学意义的小问题进行解决，最后我们站在人地关系演变的层面来进行综合的归纳与审视，这就是历史地理学在作为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上所给予我们的在问题意识和思维模式上的启示。

　　（本文已发表在华东师范大学《青年史学》第61期，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