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毓琇与太虚法师

　　顾毓琇与太虚法师

　　黄夏年

　　2002年9月10日，一代文理大师顾毓琇在美国逝世，享年100岁。他身后留下科学、音乐、宗教研究等专著及小说、诗歌作品共85部。

　　（一）

　　顾毓琇先生1902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23年被公派赴美国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曾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校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50年移居美国，为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

　　顾毓琇是一位集科学家、教育家、作家、诗人、音乐家和佛学家于一身的全才。他13岁考入清华，20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芝兰与茉莉》。他曾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共同发起文学社、并任戏剧组主席。抗战岁月，他的历史剧《岳飞》在国立戏剧学院公演。他还精通音乐，是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破译了中国古代乐谱中的疑难，尝试将姜白石的自度曲谱翻成五线谱，在纽约公开唱奏。尔后又整理成二十五调，译成英文，将我国古乐弘扬世界。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诗词创作，毕生创作词曲歌赋计8000首之多，出版各类词曲诗歌集达36部之巨。1976年，世界诗人大会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

　　作为科学家的顾毓琇，他的卓越建树主要在数学、电机和现代控制理论三个方面。他发明“四次方程通解法”，是基础数学突破性的成果；他应用英国电磁学权威海佛仙的“运算微积分”，分析电机瞬变现象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电机理论界称为“顾氏变量”，于1972年获“兰姆”金奖。他与美国科学家维纳等人，开创了现代自动控制理系论体系，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国际先驱。2000年，98岁高龄的顾毓琇又获国际电路及系统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千禧奖。

　　（二）

　　顾毓琇不仅在中国文学、音乐、诗词、小说创作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对宗教也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在禅宗研究方面有其独特的心得。他早年曾经对佛教有研究，中年之后，遍访中、日、美等世界名山寺院，出版了《禅宗师承记》和《日本禅宗师承记》等专著，并用英文撰写了《禅史》一书，宣传了中国的禅宗，引起国际佛学界的注意。

　　太虚法师是现代著名的佛教僧人，他于20世纪上半叶曾经力导佛教改革，主张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而闻名于世界，同时他又提倡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思想，因而影响了后人。顾毓琇曾经给太虚法师写过亲笔信，此信原件现在保存在重庆市档案馆里，存档号是“0123—第九卷”。笔者近期因到档案馆查资料，拍得四件的原件，抄出如下：

　　(1)第一封信

　　敬复者

　　三月二十六日大函敬悉，关于贵院常年费之补助一节，兹奉部长谕，准自本年四月份起按月补助四百元并指定为编译汉藏合璧教科书之用等因用特函达台洽。

　　致此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太虚法师

　　顾毓琇敬启

　　教育部签四月八日

　　(2)第二封信

　　太虚法席

　　四月十三日赐书及编译方案祗悉。按中央补助汉藏教理院之旨，本在助其编译汉藏合璧教科书，藉以发扬中土文化与现代新知，以启迪边民之德智。其底本可采用部编或审定之小学教科书，及民众学校课本，但视地方需要，得酌量删改之。

　　兹检寄小学国语教科书、民众学校课本，及高级小学历史教科书各一部，请即着手编译，定期完成，以便送部审定，颁布是盼。再每月补助费亦请由汉藏教理院届期出具即收，直接向教部具领，专此布复 并颂

　　教绥

　　顾毓琇谨启

　　五月十五日

　　(3)第三封信

　　太虚法师慧鉴

　　前奉手书并编译方案业有一函奉复

　　复承

　　惠赐译著多种亦经如数收到谢谢

　　本部补助经费当饬主管处汇交，重庆本部秘书处将转发，惟请补一正式函件到部以完手续为荷

　　专复

　　即颂

　　道安

　　顾毓琇敬启

　　五月十七

　　计附送：

　　初小国语读本

　　实验国语教科书 各一部

　　高小历史课本

　　民众学校课本

　　(4)第四封信

　　太虚法师法鉴

　　……四月份经费四百元已汇由重庆本部转交。除饬会计处收存四月份一纸外，余五六两月份印收，因款尚未汇，仍行寄还，请于领款时一并交重庆秘书处转送可也。专复即请

　　道安

　　顾毓琇敬启

　　五、二十三

　　（三）

　　阅读上面的四封信，可以知道，顾毓琇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汉藏教理院的经费问题，二是关于编纂汉藏合璧教科书的问题。以下就此两个问题进行考述。

　　在考述这两个问题之前，先谈谈这几封信撰写的时间。据《太虚大师年谱》云：“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四月，大师因顾次长毓琇来汉院，转商诸陈部长立夫，得其允予补助经费，于汉院成立编译处。”

　　由此可知，顾毓琇担任教育部次长是在1938年。他与陈立夫到汉藏教理院之后，才开始与教理院有了联系。此四封信的写作时间应在1938年及其以后的时间。

　　下面着重讨论信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关于汉藏教理院的经费问题。据《汉藏教理院成立文件汇编》介绍，教理院开始成立的经费来源是：“本院经费除收田租土租约洋一千四百元，暨杂项收入约洋三百六十元，及四川省政府年拨补助费洋五千元，又游客捐洋二百四十元，约不敷洋三千六百八十元，由院董捐助。”因此汉藏教理院的经费一年要一万余元大洋。后来四川省政府又增补五千元，每年达万元。

　　前已述知，教育部给汉藏教理院的补助经费四百元，这在汉藏教理院的经费里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笔经费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当时国民政府下拨的，代表了官方的态度，将它用来出版“汉藏合璧教科书”的，虽是一笔专项款，不能用在其它地方，而且要求严格，条件苛刻，教理院除了要将章程和预算送教育部备案外，还要受到教育部的审查，按月报告经费使用的情况，然而对汉藏教理院来说，却代表了当时在佛教界里的最高地位。所以太虚法师非常重视这笔款，他给当时管理教理院的副院长法尊法师写信，特意谈到：“(法)尊院长鉴：七、三十函悉。一、关教厅款，得由部代催，当有相当效力，但恐非久计。而郭司长所指示由部备案之方式，应照具呈，并托顾次长帮忙，分发在蒙藏司，再力托郭司长设法通融备案，则下年度可列入预算，而经费较可稳固也。关编译事，座下偏劳，殊有益于国于教；而藏人学汉文本，应如何编译，可请顾次长指示也。”太虚专门提到要“托顾(毓琇)次长帮忙”、“可请顾次长指示也”。说明当时顾毓琇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这也可从顾毓琇写给太虚大师的四封信中得到信息。

　　其次，教育部拨给教理院的四百元虽然在教理院的总预算中算不得什么，但是教理院自建立后，大部份时间都处在入不够敷的情况中。因此，顾毓琇经手的四百元，虽然在教理院算不了是一笔大的开支，仅是院董一年的年捐（注：教理院成立后设立了董事会，凡是担任董事人，条件是每年出资四百元，也就是太虚所说的所谓“年捐”）。但对寅吃卯粮的教理院来说，毕竟还是一笔固定的进帐，应该有一定的作用。太虚法师是非常关心这笔款的，经常写信询问：“教育部五月份未发下，圣观师可一向秘书主任探问。”“教厅费事，可速将督学室颜、章二君来调查事，函告何院护向教厅洽定。”“关教厅款，得由部代催，当有相当效力，但恐非久计。”（以上均引自《太虚大师全书》）

　　不过，据考证，教理院对顾毓琇经手的四百元使用，并没有按照顾毓琇所说的“编译汉藏合璧教科书”的专款专用的要求，来界定在编译的事业上，确实有过挪作它用，寅吃卯粮的情况。如教理院购买德格版大藏经，总费用要千元，其中就使用了这笔钱。太虚给法尊的信中谈到：“请德格藏，昨已将教部四百元，交肇干、次封居士填足千元，即寄黄、杜二君代购运此。”太虚到贵州等地游化，也使用了这笔经费作游化费。太虚给法尊院长、法舫、圣观主任等人信中称：“前拨教育部去年七月份四百元作游化费，赴贵阳前，苇舫师犹见全存在箱，乃抵贵阳后，一用一用即去其半；今抵昆明，又一用一用将告罄矣!如一月份四百元领到时，希仍拨来应用。托银行用航空汇昆明海子边云南省佛教会月沧法师转交。”等等。

　　第二个关于编纂汉藏合璧教科书的问题。“汉藏教理译场正式成立。初，法尊迎喇嘛东本格西来川，得刘文辉、格桑泽仁、牛次封赞助，成立译场于缙云山之石华寺。(太虚)大师任场主，东本任译主。”实际上太虚因为不懂藏文，对翻译的问题没有过多的议论，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法尊来负责，太虚只是协助，起到咨询和督导，以及协调关系的工作，如“但院中最注意为‘藏文教理’，亟望法师教授‘藏文菩提道次第’，并代催法本喇嘛来川。”“院内充实教材，当减汉文而加藏文，方符名实，希注意筹及!”等等。为了推动藏汉翻译工作，太虚还建议教理院成立“是西藏佛学组：此依宗喀巴大师的学说为主——一切佛法及经论皆为教授——其它各宗派经论为伴而研究之。此组推法尊法师为指导，开一法师助之。”编译处的书籍出版后，太虚感到欣慰，说“汉藏院译编，曾刻印十余种。内学院竟无逝后，无何表现，……”

　　为了按照教育部下拨款的要求，教理院将翻译处为编译处，仍由法尊负责，其工作重心也转到编纂与出版工作方面。根据顾毓琇所言，汉藏合璧教科书，“藉以发扬中土文化与现代新知，以启迪边民之德智。”法尊曾经编出撰写纲要送给太虚，得到了太虚的赞扬，“悉编西藏民族政教史作课本，甚好。”从1938年到1944年，编译处在六年的时间里，一共编译四十余种著作，出版十余种著作。重要者有：《菩提道次第广论》(1936)、《密宗道次第广论》(1937)、《现代西藏》(1937)、《西藏传弥勒菩萨修法》(1937)、《辩了不了义论》(1937)、《西藏民族政教史》(1941)、《通用藏文小辞典》、《汉藏合璧读本》、《汉藏佛教常识读本》等。特别是从1939年起，教理院为在教育部的催促下，专门成立刻经处，聘请刻工来院内刻造藏文字版，先后出版了《藏文读本》、《佛教各宗派源流》、《比丘学处》、《菩萨戒品》、《缙云山志》、《佛学概论》等。其中《藏文读本》专为青海、本康、丽江等地的院校使用，《佛教各宗派源流》则为佛学院专用。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些出版的汉藏交流的著作，以佛教内容并以经书为主，其中也有一些关于藏族文化的读本，这与顾毓琇所送的国语教科书样本和建议的“其底本可采用部编或审定小学教科书，及民众学校课本，但视地方需要，得酌量删改之”要求有关。此外，教理院确实也编过多卷本的教科书，在法尊回忆录里专门讲到了这件事情。法尊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除在汉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翻译了《入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成藏文。又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藏文课本》八册，《常识课本》六册，并未出版。”至于为什么两套教科书没有出版，法尊没有说，太虚也没有讲过，笔者推测大概有二种可能，一是可能该书的质量没有过关。二是可能该书的出版时间来不及了，教育部虽然后来追加了经费，但是当时的时代环境已经变了，国民政府马上就要回迁南京了，无暇再过问此事了。

　　（四）

　　太虚给顾毓琇的原信，在《太虚大师全书》里没有记录，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是从顾毓琇给太虚的四封信的内容里，可以看出就是太虚的信说的是关于费用和教科书两个问题。通过结合相关的材料分析，可以知道教理院的资金宽紧情况，也就说明了民国时代开办佛教教育的困难，以及佛教参与编纂世俗教育教科书的情况，包括汉藏两种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等问题。汉藏教理院能在编译与撰写藏传佛教与藏文化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与顾毓琇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虽然顾毓琇只是担任了教育部的次长，但是他是负责与教理院联系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已经从他写给太虚大师的四封信里可见端倪了。这四封信的史料价值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