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古代佛教典籍翻译概述

　　藏族古代佛教典籍翻译概述

　　作者：周润年

　　藏族佛教典籍翻译事业，可算是源远流长。自公元七世纪吐蕃有了本民族的文字以后，即兴起佛典的翻译。松赞干布首先邀请了许多学识高深的印度、尼泊尔和内地等地的著名学者和译师，组成了庞大的翻译队伍。《贤者喜宴》记载：“当时邀请了印度的阿阇黎古萨热(Ku—sa—ra)和婆罗门香噶热(shang—ka—ra)、克什米尔学者达努(ta—nu)、尼泊尔学者西拉曼珠(shi—la—mnydzu)、内地和尚玛哈德瓦且(ma—ha—de—wa—che，亦称为大天寿和尚)等人与藏族学者通米桑布扎及其弟子玛果夏(dha—rma—ko—sha)、拉隆多吉贝（Iha—Lung—rdo—rje—dpal）等人共同翻译了《宝云经》、《千手千眼经》、《莲花藏经》、《十一面陀罗尼》、《殊胜莲花经》、《仪轨咒续》、《如意宝贝经》、《大慈悲及时经》、《光明庄严经》、《莲花顶髻续》、《观音六字明经》、《妙法白莲花经》、《白莲花续》、《无量瀑流经》、《光明游戏经》、《百八名称经》、《极示现名称经》、《自在轮经》等佛教显密经典二十一部。”同时，在松赞干布的亲自指导下，还对拉托托日年赞时称为“年波桑瓦”（神物）中的佛经进行了翻译和“颂读”，结果发现这些经典为《宝箧经》、《百拜忏悔经》、《十善经》和《观音咒》。此外，松赞干布为了弘扬佛法，发展与各兄弟民族和邻国的文化交流，还多次派遣藏族青年到印度、尼泊尔和长安等地求学，向汉地学者学习《明灯书》、《卦书》、《天地寻迹》和《纸绳卦术》等。返藏后，并将此等典籍译为藏文。这一时期佛典的翻译，还设有专门的译经场。据《嘛呢丛书》记载，当时有三个译经场：一个在松赞干布的主持下，有印度译师古萨热译有《大般若经》等以及印度译师婆罗门香噶热译有《律藏》；一个在尼泊尔尺尊公主的主持下，由尼泊尔译师西拉曼珠译有《华严经》等；一个在文成公主的主持下，由汉僧大天寿和尚译有汉族的《医药、医方、医疗法和历算》等。是时，藏文翻译事业虽很兴旺昌盛，但文字不规范，译经词汇不统一，翻译的文体亦未有确定。因此，这一时期只是翻译的初步尝试，还谈不上系统化、规范化和条理化的翻译。总之，这一时期佛典翻译处于草创探索时期。

　　松赞干布死后，苯教势力抬头，公开反对佛教，佛典翻译事业受到影响。到了赤德祖赞执政期间，崇佛势力抬头。赤德祖赞为了弘扬佛法，派遣大臣程噶穆列噶夏(bran—ka—mu—le—ka—sha)和涅查那古玛热(gnyags—dzhya—na—ku—ma—ra)到印度去求取佛经。他二人到达岗底斯雪山时，与在那里修行的印度学者桑杰桑瓦(sangs—rgyas—gsang—ba)和桑杰细瓦(sangs—rgyas—zhi—ba)相遇，遂迎请彼等二位前往吐蕃，因故未能请来。于是，从这二位上师学法，默记了《显宗阿笈摩经》、《金光明经》、《密乘事部》和《瑜伽部》等经典。返回西藏后，又默写翻译出来，献给赞普。赤德祖赞为奉安这些经典，遂修建了拉萨喀札(lha—sa—mkhar—brag)、札玛贞桑(brag—dmar—mgrin—bzang)、秦浦那日(mchims—phu—nam—raol)、札玛噶如(brag—dmar—ka—ru)、玛萨贡(ma—sa—gong)等五座佛殿。

　　公元754年，赤德祖赞还派遣以桑希为首的四人到唐玄宗那里求取佛教经典。唐王赐给蓝纸金字的佛经1000卷。桑希等人又前往五台山学习佛法，和尚尼玛(nyi—ma)送给他们《十善法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佛说稻杆经》。桑希等人从汉地取得许多佛教经典和医学著作，返藏后进行翻译，为藏传佛教和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赤松德赞时期，不仅是前弘期佛教最兴盛的时期，而且也是西藏历史上翻译佛经的高潮时期。赤松德赞即位后，在崇佛大臣桂氏(blon—chen—mgos)和舅臣聂桑(blon—zhang—nya—bzang)等人的协助下，从印度迎请了莲花生大师和静命大师。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为培养翻译人才，派遣毗卢遮那(bavi—ro—tsa—na)等二人为一批，南喀宁波(nam—mkhav—rnying—po)等五人为另一批，先后去印度留学。同时又从内地邀请了译师程噶勒贡(bRan—ka—legs—kong)、拉隆鲁贡(lha—lung—klu—kong)和郭高模贡(v go—vgom—dmul—gong)等三人；从印度请来了译师意希旺波(ye—shes—dbang—po)；从克什米尔请来了阿难陀(a—nam—ta)。为了组织大规模的翻译队伍，培养本民族的翻译人才，在桑耶寺正式设立了译经院。桑耶寺译经院不仅是藏族地区的第一所翻译学校，而且亦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桑耶寺译经院的规模、译师人数和翻译的作品是前所未有的，当时翻译规则和翻译队伍的分工也较为细致、具体。藏文古典名著《巴协》记载，桑耶寺译经院成立后，赤松德赞便组织汉地译师程噶勒贡、拉隆鲁贡和郭高模贡三人，以藏族堪布琼布泽芒等为助手组成一个小组，翻译汉地佛经；另外汉地和尚玛尚麦郭苗和印度译师意希旺波等到二人，以克什米尔的阿难陀和甲买郭为助手组成一个小组，翻译印度佛经。翻译规则是在总的不违背原文原意的前提下，要尽量符合藏语的表达形式。翻译佛经时，若不打乱原文的次序，译成藏文后，意义和词句结合得很好，则按照原文词语次序进行翻译，不得调整。如若按原文词语次序进行翻译后，既不能表达原文的确切意思，又不符合藏语表达习惯的，亦可打乱次序，以求得译文确切、语句优美、通顺易懂。如原文中的词语未有多种意思解释，则不必晕头转向译，直接按原文意思翻译即可。对新译中未制定和未确定的词语，须由汉、藏、印度等学者集体讨论、研究、确定，再同赞普厘定后，方可使用。此外，还制定了翻译佛经时的“三大原则”、“四种译法”、“四项注意”。

　　“三大原则”是：第一、要符合《加嘎热》一书中指定的语音规则；第二、要做到不违反佛经原意；第三、要尽量通顺易懂。“四种译法”是：第一、音译；第二、意译；第三、直译；第四、倒译。“四项注意”是：第一、注意对佛、菩萨和声闻等的敬语；第二、注意对已制定的有关用语外，任何人不得自行修改，不得生搬硬造；第三、注意对新出现的词语经研究确定后，呈报大堪布和大译师阅定，最后由赞普厘定授命；第四、注意对密宗经典的翻译。密宗经典属于秘密，对不够条件修习密宗的人不得宣讲或翻译。除上级有令翻译之外，各位译师不准任意翻译。

　　这一时期曾出现有许多著名的译师，如印度的静命、莲花生、无垢友、佛密、比马拉米扎、次那迷扎、佛陀古哈耶、希兰陀罗菩提、萨尔巴扎德瓦、比耶迦里巴婆、比耶加罗僧哈、赞纳噶日巴等译师；内地的程噶勒贡、拉隆鲁贡、郭高摸贡、玛尚麦郭苗、马果列等译师；藏族的除“七试人”外，还有南喀宁波、贝央、轨范师扎西、贝吉伦波、仁钦达琼、仁钦强、却赛、释迦沃等人。据记载：“是时，还有九位最佳译师，即毗卢遮那、丹玛寨芒和阿难陀等三人，被称为三老译师；涅查那古玛热、昆鲁易旺波、玛仁钦乔等三人，被称为三中译师；噶瓦贝寨、觉若鲁易坚赞、尚易希德等三人，被称为三少译师。他们之后又出现了108位译师，内分上、中、下三等，上等者称为主校译师，中等者称为助校译师，下等者称为见习译师。”他们这些译师在桑耶寺译经院中将大量的佛经译成藏文，其中尚易希德译有《观差别》、《善行四释要义》、《彼世间成就》和《秘义四念录》等71部；觉若鲁易坚赞译有《深密解脱经大疏》、《中观了义》、《般若波罗密多集要》等47部；毗卢遮那译有《明义灯》、《六十正理论》、《无量光佛名号论》等；噶瓦贝寨译有《圣言宝论》、《于外境念续中除欲》和《三相概述》等；轨范师扎西译有《二十律仪释》和《中观庄严录》等10部。当时为了避免译经重复，将所译出的经典收藏在桑耶寺译经院附近的三所殿堂之内，编成目录，并以这三所殿堂命名，分别称为《钦普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此三大目录记录了佛教典籍的书名、著者、译者及其内容等，是指导阅读、检索佛籍的重要的工具。遗憾的是前二种目录已经佚失不见，惟有《丹噶目录》独存，并收入了《甘珠尔》中。从《丹噶目录》得知，当时已译有经典约六、七百种之多，其中包括大小乘、性相和显密等。现依《丹噶目录》略列如下：（一）关于大乘经典的分六类：1、般若经类，有般若十万颂等大小16种。2、大方广类，佛方广经等大小7种。3、大宝积经48种。4、各种大乘经、贤劫经等大小167种。5、大经类，大集经等9种。6、从汉文翻译的大般若涅槃经等大小24种。（二）小乘经，正法念住经等大小39种，尚有论藏中的“集法句经”等7种。（三）密咒续（四）各种陀罗尼经101种。（五）名号，佛及八大菩萨百八名经等9种。（六）赞颂，不可思议赞等18种。（七）愿文，回向愿经等12种。（八）吉祥颂，大吉祥颂等7种。（九）律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经及其注释等31种。（十）大乘经的注释，般若十万颂大疏等52种。内有般若经、深密经、三摩地王经、宝积经、十地经等的注释。尚有从汉文译的解深密经大疏等8种。（十一）中观宗论，中论等33种。（十二）禅修类，修次第论等8种。（十三）唯识宗论，瑜伽本地分等41种。（十四）各种大乘论，集菩萨学处论等31种。（十五）小乘论，俱含论等9种。（十六）因明类，观业果论等25种。（十七）赞普等著述，圣教正量论等7种。（十八）已译出而未教正的般若四千颂和念住经2种。（十九）未译完全的中观精研论及注释等9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