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开元寺僧得圆法师

　　台南开元寺僧得圆法师

　　一、生平与出任住持

　　发行于1932年的《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有关得圆法师(1888—1946)的生平略历载曰：

　　开元禅寺现任住持得圆和尚，字印如，魏姓，俗名单字松。本籍台南州新营郡白河庄马稠后人，魏继昌先生第四子也。光绪壬午年十二月十四日生，赋性温纯高洁，自幼读书颇通文理，好善书佛典，念生死大事。于十八岁归依龙华，矢志精修，历经四偈位，于二十四岁圆顶，礼玄精上人为师。翌年丙午，渡中国登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比丘戒于妙莲方丈，住涌泉寺一年；戊申，转锡泉州崇福寺；明治己酉归台住台南开元禅寺。历监院职，大正元年壬子，莅台南水仙宫住职五年，丙辰转马稠后关庙住职，兼开元监院。1921年辛酉桂月，被选为开元住职，转住袭任，戒行精严，禅理达妙，孜孜勉励大众经济(?)精进，重修山门，注重僧伽教育，企宗风之丕振，克己淡薄，自乐古风者焉(标点为笔者所加)。

　　从以上得圆法师的略历我们归纳如下：1882年出生，18岁(1899)皈依斋教龙华派，24岁(1905)出家，1906年受戒于鼓山，1909年回台南开元寺，1921年农历8月出任开元寺住持(此点有争议，详后)。

　　关于得圆法师出掌开元寺住持的年代，《台南市志稿》比前述的《全台寺院斋堂名迹宝鉴》所载早一年，记为1920年传芳和尚圆寂，由得圆接任。不管得圆法师是1920年或1921年接任开元寺住持，1920年并非得圆的师公传芳圆寂之年，传芳是圆寂于1918年4月22日。另根据《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载，传芳是圆寂于1919年5月1日。因此，《台南市志稿》有关得圆出任开元寺住持之年代可能有问题，那1921年的说法就一定正确吗?恐怕也未必。根据当年《台湾日日新报》1924年8月4日所载，开元寺召开选举管理人总会，东海宜诚被推为议长主持会议，得圆当选新任住持。如果比对《南瀛佛教》的前身《南瀛佛教会会报》第1卷第2号(1923年9月)以降至第2卷第2号(1924年3月)的《本会役员住所氏名》名录中，所有的“役员”(负责人)都是该寺的住持担任，而当时开元寺的负责人是郑成圆而非魏得圆。得圆法师以负责人的身份出现是在《南瀛佛教会会报》的第2卷第4号(1924年8月20日)，这和前述《台湾日日新报》报导得圆是在1924年8月当选新住持相合，或许某个程度说明，得圆法师在1921年接任开元寺住持也是有疑问的，无疑1924年8月比较合乎实际。传芳圆寂之后从1919年的5月到1924年8月得圆就任住持为止，这近五年的时间，开元寺的住持是另有其人，这位住持就是郑成圆，他最晚在1919年的8月7日已就任开元寺住持了。

　　成圆继任住持之后颇有积极作为：1919年农历11月举办四众戒会，并至浙江南海普陀山迎观音奉祀；1921年以住持资格被选为“南瀛佛教会”创立委员；1921年11月争取到“南瀛佛教会”第二届讲习会主办权。只可惜成圆在1921年1月因犯戒卷款而逃，自此开元寺的住持又悬缺，直到1924年8月得圆被选为住持为止。关于这一段《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载是：

　　台南古刹之开元寺。自数年前住职郑从兴(按：成圆)拐人妾、携重金作鸿飞杳杳后，迄今管理人一席，虽魏松氏(按：得圆)监管万端，然未正式公认。爰去七月二十七日晚二时，在同寺讲堂，开管理人选举总会。出席者有绅商施主等，约三十余名。届则公推僧客东海宜诚师为议长；登坛上曰：从来开元寺，虽前郑从兴管理。然自大正十一年一月退职后，管理事务上，多感不便。爰今日开选管理…内有多数者为二十枚，选魏松氏为管理人，陈鸿呜、翁螺、谢群我三氏为信徒总代，满场一致可决……

　　从以上报导或许就很清楚了，得圆法师是接成圆之后为住持，并自大正十一(1922)年1月至大正十三(1924)年8月间，得圆虽监管寺务，但毕竟不是正式住持，其住持任期应从大正十三年8月算起。

　　当然，得圆法师在大正末期接掌开元寺住持，所面对的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一是台南士绅对寺产的觊觎，一是日本佛教当局想控制开元寺的组织运作。

　　二、寺产与管理权受觊觎的考验

　　至少在1932年得圆所住持的开元寺“土地共有三十甲余，外境内地六百余坪，信徒拥有二十余万”。因此，庞大的寺产与信徒，就成为有心人士觊觎的对象，大正年间就发生有人欲侵夺寺产之事，如礼得圆为师，后协助其改革的林秋梧(法号证峰)就表示：

　　据开元寺僧众说，大正年间台南市内有姓石的，系大布商，善利用神明赚钱，又很虚荣，塑自己寿像，令其子携至各处寺院安置，独本寺(按：开元寺)住职得圆和尚以无前例拒绝之，石父子俱含恨，遂结托某报恶德记者杨某，联络市内一班落伍劣绅，计划共管开元寺产，以恣他们的榨取吞消，因是屡次利用报纸，捏造设事，诽谤寺僧，想欲迷惑信者，无所不至。

　　得圆法师是1924年8月接任开元寺住持的，故上文的；“大正年间”必然指的是1921—1926年间。另外，得圆法师出、任开元寺住持后，首次的公开活动是与高雄大岗山开山林永定代表东海宜诚出席1924年12月18日在台北江山楼所召开的理事会，并为即将卸任的南瀛佛教会丸井会长送别。

　　事实上，开元寺至少在1915年就与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建立了本末联络寺庙的关系，同年，临济宗的台湾布教总监长谷慈圆还与开元寺合作创立“镇南学林”； 1923年临济宗在开元寺设立总本部开教所。由于开元寺已经与日本临济宗建立本末寺的关系，是故日僧欲介入开元寺的运作，亦非新鲜事，只是手段正当与否的问题。

　　1927年，属临济宗派下大本山开教使的日僧东海宜诚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台湾民报》所载：

　　东海师在开元寺，也设了信徒证，虽非信徒，也得买用。早时每张卖一圆，现在降价五角就可买得。外边传说若持此卷的，有犯罪被官厅拘留的时候，他们当为他设法交涉圆满解决，像一种的罪护符。

　　东海宜诚在开元寺贩售信徒证，目的无非是掌握信徒人数，进而控制开元寺包括住持在内的人事。东海宜诚在1927年原希望透过设立财团法人圆通会解决开元寺的寺产纷争，反而遭得圆的弟子林秋梧在《台湾民报》揭发其贪财、贪功的批评，这是得圆师徒等为阻止开元寺成为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过度介入开元寺之举。

　　从上述的例子可见，在得圆法师住持期间所面临的种种压力，甚至在1930年夏秋之间无视“受恶辈之诋毁”，创建圆光宝塔及重修天王殿，故得圆法师可说是日据中后期将开元寺顺利过渡至战后的重要人物，是毋庸置疑的。

　　由于开元寺在日僧东海宜诚介入下，使得开元寺分成东海派与非东海派，就连1927年3、4月间得圆住持欲派遣林秋梧赴日本驹泽大学留学亦生龃龉，不过最后还是得圆占上风。同年4月间林秋梧进入东京驹泽大学，学成回台后，就成为得圆的得力助手。

　　1930年4月，林秋梧学成回台，受得圆敦聘出任开元寺教师兼书记，这一年也是开元寺受到寺产觊觎冲击最大的一年。由于得圆法师起用林秋梧进行改革，致引起开元寺的副寺陈诠净(1892—?)的不满，加上其早与住持不合，1930年6月28日起一连13天乃利用《台南新报》攻击住持得圆与林秋梧，文中指摘开元寺“财政紊乱”、“淫风惑人”，得圆与女人有染，并暗指林秋悟“思想恶化”、“左倾”，不念佛，只论民族斗争。得圆对于指控提出名誉损之诉讼。而另一份报纸《台湾新民报》则直指开元寺风波背后乃是当地土绅对寺产争夺。两造的争执惊动了地方官府，因而招开信徒大会以决定住持；的任免，林秋梧在得圆的授意下广邀信徒与会，并在日本当局颇富人望的陈庄阿随临门一脚下，得圆乃得续任开元寺住持。

　　三、两位得力助手——林秋梧与高执德

　　(一)林秋梧(证峰，1903—1934)

　　1930年夏秋间，开元寺风波解除后，翌年1、2月间得圆正式展开了一连串的法务推展工作，先是在1月请林秋梧在开元寺的集贤堂设佛教讲习会，讲授佛学、日语、哲学三科，每天二小时；2月间调整寺中人事，监院吴专圆、副寺高印明、书记林证峰(秋梧)、知客李颂德及曾源净；同时进行圆光宝塔的动工。

　　1933年春，得圆法师得信徒郑玉(记)之助，重修弥勒殿完成，林秋梧特写下《郑玉翁重修弥勒殿记》以示纪念。1934年，得圆法师还是以林秋梧为教师在开元寺开讲禅学、佛学、老子、四书、作诗、讲演实习，只可惜林秋梧不幸于同年的10月10日病逝于开元寺，享年仅32岁。

　　1933年12月17日，开元寺举行7天的传戒大会，同时庆祝弥勒殿及东厢大讲堂的落成。这次四众戒会其实早在林秋梧生前就计划好的，也是得圆法师任住持以来的首次传戒。得圆任传戒大和尚，此次受戒比丘31人，比丘尼83人，优婆塞30人，优婆夷106人，合计250人。

　　(二)高执德(证光，1896—1955)

　　林秋梧病逝后，得圆又复敦请与林同是留学于驹泽大学的同学兼师兄弟的高执德来寺接替教师的工作。高执德礼得圆为师，法号证光。

　　高执德在林秋梧病逝的翌年(1935)2月10日，辞去原任职于永靖合作组的工作，赴厦门考察半年。就在高执德回台后不久，至少在同年的10月之前，高执德就接受得圆的召请出任开元寺的教师，关于得圆与高执德的合作，有以下的报导：

　　台南开元寺是全岛中名胜古刹，殊如住职得圆和尚，亦岛内佛教长老中之最理解者，而对佛教之振兴亦最为关心。……是以此番招请高执德氏为教授师欲重整开元寺之阵容，氏自入寺以后非常热心指导整理，殊如每月初一、十五日，两夜集全寺中之住众于客堂谓之布萨日……氏以为复古，实行于今日丛林，诚多有义，又创设教育每夜教授国语一时间，佛理禅理之讲义一二时间住众亦颇热心研究。

　　得圆有心于寺中僧众教育，因此才会在林秋梧过世之后，再聘请高执德接替其工作。当然，在日本佛教临济宗妙心寺派的推进下，像林秋梧、高执德具有留日背景者，某个程度也是沟通、交涉、平衡日台佛教。

　　1936年5月3日，开元寺成立了“台南佛教妇人会”，主要目的是欲将佛教导向家庭化、社会化，有二百余位加人为会员；1937年4月，开办“临济宗高等布教讲习会”四个月，有80学员结业；1941年9月，针对寺众开设讲习会；1943年8月，开办“南部佛教炼成所”，为期一年，有80学员结业。当然，在日据时期的后期，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开元寺在南台湾的地位，就成为临济宗派或其他联合性质的佛教战时讲习所，自有其历史的因素。得圆法师于1946年圆寂，僧腊42，戒腊43，享年65岁。

　　综合上述，得圆法师的生平略历简表如下：

　　1882年出生

　　1899年皈依斋教龙华派

　　1905年礼玄精出家

　　1906年于鼓山涌泉寺受戒，住寺一年

　　1908年住泉州崇福寺

　　1909年回台南开元寺

　　1912年任台南水仙宫住持五年

　　1916年转白河马稠后关庙住持兼开元寺监院

　　1919—1924年监管开元寺务

　　1924年8月被选为住持

　　1927年3月资助林秋梧赴日留学

　　1929年增设僧伽学堂

　　1930年4月聘林秋梧为寺书记、教师

　　1930年8—9月整建圆光宝塔及天王殿

　　1933年春整修弥勒殿

　　1933年12月举办四众戒会(弥勒殿及东厢大讲堂落成)

　　1935年10月聘请高执德为寺中教师

　　1936年5月寺中成立佛教妇人会

　　1937年4—8月开办“临济宗高等布教所讲习会”

　　1941年针对寺众开办讲习会

　　1943年7月(?)辞卸住持交予高执德

　　1943年8月开办“南部佛教炼成所”

　　1946年圆寂

　　四、结语

　　得圆法师主持开元寺是在日据时期的中后期(1924—1943)，他要面对的除了寺中部分僧众与地方劣绅勾结觊觎寺产外，还有来自于日本佛教当局在逐渐进入战时的“皇民化”运动将寺院纳入教线与强力同化的压力。是故安排弟子林秋梧与高执德赴日留学学习佛法，一方面可以沟通台日佛教，一方面以自己人担任教师教育僧众，也可避免日本佛教势力过度介入主导开元寺。

　　得圆法师在惊涛骇浪之中让开元寺安然地度过了20年，并在“皇民化”运动如火如茶中举办教育、传戒、进行寺院硬件建设，是开元寺顺利过渡到战后的关键人物，咸信没有得圆在日据时期的稳健行事，开元寺的寺产及管理权是否能保得住，恐怕还是一大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