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部宗轮论》导读
《异部宗轮论》导读
高永霄
别序 : 谈锡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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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佛学的学者,将佛教传播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大乘佛学。
原始佛学指的是释尊在世时期,以迄其涅槃后第一百年。释迦是西元前六世纪时人,所以这个时期,相当于西元前六世纪至四世纪。
于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并未分成部派,和合一味无诤。当释迦在世时,释迦所传以“四谛”为主,说法的重点完全针对人生的现象,人生是“苦”;苦的原因是“集”(有种种积聚,如色受想行识等五蕴,即是众生在物质界以及精神领域上的种种聚集);是故佛家必须“灭”苦,灭苦的方法即是“道”。--这苦、集、灭、道四者,即是“四谛”,意思即“四点真理”。
释迦涅槃以后,他的大弟子众将其生前说教,结集为经典,主要为四部《阿含经》--即是属于原始佛教时期的根本经典。
部派佛学时期,指的是释迦涅槃后第一百年,以迄大乘佛学开始流播,其时约为西元一世纪顷。是故这段时期,便相当于西元前四世纪至西元一世纪,共约五百年。
在这五百年间,佛教开始分裂,起初是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上座部代表当时的资深弟子,因耆年有德,故称为上座;与之相对的则是一般佛弟子,因为人数众多,是故称为大众。--这两部分裂,实在可以看成是佛教内部传统势力与革新势力的争议。
至于为甚么会分裂,则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跟南传的佛法一起流播,是故称为“南传”,另一种说法则跟北传的佛法一起流播,是故称为“北传”。汉土属于北传佛法的弘播区,因此便主北传之说。本论讨论佛教分裂的情况,以及各部派的不同主张,即属于北传。
可是有一个情况却值得注意,西藏所传虽亦属北传佛学,可是关于部派佛学的分裂,却主南传之说,详见克主杰的《密续部总建立广释》(谈锡永居士译并导读,收本丛书中)。为甚么汉藏所传会有所不同,这情形很值得留意。
北传说法,部派分裂是由“大天五事”的争论引起,关于这点,“导读”中已有述及,此处不赘。但却应该指出,大天所提出的“五事”,是明显地将阿罗汉(修小乘佛学得到成就的人)人性化,如说阿罗汉亦有梦遗,即是一例,而反对他的上座部,则显明地是维持著圣者的尊严。
南传的说法,于此不妨稍加叙述,作为“导读”的补充。
于释迦在世时期,佛教并无浓厚的宗教色彩,释迦只是带著一群弟子,到处去宣扬他自己的学说,以及教导止观的修持。可是于他涅槃之后,佛弟子由于怀念释迦,开始建塔、礼拜他的舍利,慢慢变成建塔造像。是故于释迦涅槃后的第一百年间,佛教便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宗教色彩。
宗教色彩一浓,跟释迦当时并无宗教色彩的戒律,难免便有抵触。举例来说,跟著释迦游行乞食,到处接受供养的僧众,可以不接受金钱布施,但一有佛塔佛像作为礼拜的中心,甚至还可能有说法的中心,那么,不接受金钱布施的戒律便很难遵守。
南传的说法,部派分裂即根源于戒律的争议。
事件发生于吠舍离。吠舍离虽为释迦弘化之地,而且地处印度东方,接近佛的出生之国,但基本上却属于耆那教的势力范围。当释迦涅槃之后的第一百年间,印度众多王国之中,摩揭陀国崛起,并吞了东方诸国,如跋耆,侨萨罗等。摩揭陀一向护持佛法,因而跋耆等东方诸国也就变成佛法盛行之地,跋耆首都吠舍离也就成为佛教徒聚集中心。
吠舍离向来商业发达,由于社会富裕,因此信众对僧侣便习惯以金钱布施。他们对耆那教的僧侣一向如此,对佛教的僧侣亦自然如此。当时领导吠舍离僧团的上座,接受客观现实,允许僧侣接受金钱。
可是,西方僧团的上座耶舍比丘来到吠舍离,见到这种情况,便根据戒律加以反对,由是争议,耶舍于是召集各地上座比丘,在吠舍离开会,一一检讨,结果裁定吠含离僧团十事非法,将他们驱逐出境。当时参加会议的上座比丘共七百人,是故称为“七百结集”。
“七百结集”,即是佛教的第一次分裂,裂成上座与大众两部。
比较南传北传两种说法,似乎南传的比较可信。南传之说传入藏土,可能是由印度佛教后期诸师传入,也即是说,大乘佛教的后期,实主南传之说。
本论主北传之说,论主世友论师属“说一切有部”,故北传之说,可以看成是小乘有部的观点。他们将部派分裂说成由两位“大天”先后引起,而二者相距的年代达百年,如此巧合,不能无疑。是故我们宁愿相信南传之说,第一次部派的根本分裂,实由吠舍离“七百结集”引致。
第一次根本分裂之后,上座与大众两部亦内部相继分裂,五百年间共裂成十八部,实际上可能还不只此数,于是连原来的上座、大众两部,即共成二十部派。
这些部派分裂,主要由两次事件导致。
首先应由摩揭陀王朝的没落说起,代之而兴的是难陀王朝。其时为西元前四世纪初叶。
与此约略同时,希腊亚历山大入侵印度。于西元前三二六年,亚历山大占领了犍陀罗,犍陀罗所造的佛像,带有希腊的造型色彩,称为犍陀罗风格,便是当时所受的影响。
其时,原被难陀王朝驱逐的月护,回到摩揭陀城,号召印度人恢复国土,于是推翻了难陀王朝,成立了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即历史上有名的阿育王。阿育王恢复国土,将印度北方统一,势力寻且扩充至南方。他于西元前三六八年即位,行灌顶礼,因感战争残酷,由是皈依了佛教。
据南传的说法,阿育王举行过一次集会,而北传则没有记载。
这次集会,是因为阿育王供养比丘过万,连非佛教徒也冒充为比丘,接受供养。故阿育王便在华氏城结集,一方面为了清洗非比丘众,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统一当时佛学者的意见。据说其时提出不同的异见共计五百条,一正一反即共千条。会议中争论得最剧烈的,是犊子部与化地部。由此可见自“七百结集”之后,上座与大众两部,本身已不统一。
华氏城论事之后,阿育王派遣几批上座四出弘法,东至今之缅甸;西至西北印,寻且入大夏;南则至今之锡兰。传法范围之广,为前所未有。
然而阿育王死后,其王朝即为巽伽王朝邅代。王朝信奉婆罗门,佛教受到遏抑。其时为西元二世纪顷。
与巽伽王朝同时,印度南方则崛起了一个案达罗国。他们即使在阿育王时代,实在亦独立自主,阿育王死后,他们便完全独立,与巽伽王朝对抗。
由于阿育王曾派上座往案达罗传教,所以巽伽王朝虽然灭佛,可是案达罗却支持佛教。当时案达罗的佛教由两位上座弘化,一位上座为大天,其部派称制多山部;一派上座则为大昙无德,其部派称为法藏部。
据南传的说法,“大天五事”之争,即是两位上座之争,亦即制多山部与法藏部之争。大天原属上座,当时称为大众部,则是因为他们的部派于当时属于多数派之故。
制多山部后来发展为西山住部、北山住部等,此两部称为案达罗派,大乘思想即由此两部流出。是故大乘佛学的发源地即在南印。
总的来说,佛教部派分裂,主要由三件事件引起,即“七百结集”、“华氏城论事”与“案达罗争议”。兹将这三次分裂的情形,表列如下,将有助于理解部派佛学的分裂与发展--
--犊子部
--上座部
--化地部
七百结集--
(第一次分裂)
--鸡胤部
--大众部
--说假部
由表可知,于根本分裂之后,上座部又分裂为犊子与化地两部,大众部亦分裂成鸡胤、说假二部。连二根本部,即共六部。
--贤胄部 --法上部
--犊子部
--正量部 --密林山部
华氏城论事--
(第二次分裂)
--饮光部 --说转部
--说一切有部
--法藏部
--化地部
--雪山部
此次论事,引起上座部中枝末两部分裂。此枝末两部即犊子部与化地部。犊子部分裂为贤胄部与正量部,其后由贤胄部发展出法上部,正量部发展出密林山部。化地部分裂为说一切有部及雪山部,前者分出法藏部,及发展为饮光部。故华氏城论事,所引起者主要是上座部的分裂。
--法藏部
案达罗争议-- --西山住部
(第三次分裂) --制多山部
--北山住部
此次争议,大众根本部中别出一部,即制多山部,与上座部中属于化地部系统的法藏部争议。制多山部后来又发展成西山住、北山住二部。即是说,在这时期,大众部的分裂情况如下--
--西山住部
--制多山部
--北山住部
大众部-- --鸡胤部 --多闻部
--说假部
其中制多山部的系统,即所谓“案达罗派”(Andhara)。由此发展成大乘思想。
然而上述的却只是基本情况,事实上各部派亦彼此有合流的情形。例如上座部中的雪山部即与大众部中的制多山部合流,然后才发展为案达罗学派。因大乘思想中,实含上座部的一部份学说,以及大众部的一部份学说。又如上座部中的法藏部传至锡兰,专说“方广”,即据他们自己的意见,演绎佛家所说的空性,他们的学说,亦曾影响西山住及北山住部,由是成为大乘“般若”思想传播的先行。至于后来法藏部演变为“恶取空”,即将一切事物看成“空无”,便反成为龙树说空时所破的对象,那已是公元二世纪时的事。其所演变,当然跟各部派所宗的修持见地有关。
要全部研究二十部派的思想及与修持的关系,现在已变成是困难的事,因为原始资料已经散佚。在这情形下,本论以及其他同类论著,因述说部派分裂,从而说及各部派的思想,便成为相当重要的资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论著,如《成实论》,因为要站在本部的立场来批判余部,因此也就不得不连带说及他们的思想,到了今天,也就成了研究部派佛学的素材。关于各部派的思想开合,读本论时应加注意,于研读本论后,对部派佛学应已有一定的了解,我们要补充的,只是案达罗学派思想对大乘思想影响的脉络。
前已说过,案达罗学派发展于南印,南印的案达罗王朝,崇信婆罗门教,所以佛教在当地得不到高层的支持,只能得到民众的信仰,这些民众,主要为印度四种姓中的第三阶层。因此,案达罗学派便注入了民间的色彩,不纯是“王者之风”的高调。这就形成了他跟上座部不同的风格。
案达罗学派主张“一意趣可行淫”,这对当时的佛教界来说,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之举。这个说法,主张出家人在信行及愿行同一意趣的情形下,可以结为夫妇。这个主张便等于打破了出家与在家的分别。
为甚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呢?主要原因即在于吸收下层信众。下层信众忙于生活,要抛开家庭来出家,实际上有困难,倘若出家而依旧能够继续维持家庭的结构,那就比较方便一点。所以案达罗派的主张,可以说是根据实际情况出发。
或者说,为甚他们不可以分别出家人与居士的身份呢?佛在世时,一向就有出家在家的“四众”,要在家的佛教徒,就维持其居士身份好了,何必要提倡“一意趣行淫”?
这个问题,恐怕牵涉到传法的问题。依照佛家制度,有许多仪式都须由出家人来主持,例如授戒、剃度等。因此,一个僧团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比丘,然后才可以如法进行一些活动,在工农业阶层中,比丘的数量不足,是可以理解的情况,正因这样,他们才不能不打破出家与在家的界限,让一些比丘既能传法授戒,又能照顾自己的家庭。
北传大乘佛教,只有我国的比丘与比丘尼严守出家生活,其余日本、韩国的比丘,都许可有家室,恐怕即跟案达罗的传统有关。
至于大乘初期经典,如《维摩经》,维摩诘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向出家的菩萨及阿罗汉说法,连释迦都对他的说法认可,这更是打破佛制。这种提高在家居士身份的经典出现,应该即是案达罗思想的承继。--至于维摩诘原是密乘的祖师,那已是另一个问题,详见本丛书《维摩经》导读及其附录文件。
由对在家居士的重视,便发展出“菩萨行”的概念。菩萨以应化身化度众生,他的身分便可以是任何阶层人士,不限定为出家众。是故由对阿罗汉的尊崇,演变对菩萨的礼拜,其间脉络实可追寻。
此外,由小乘过渡到大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法我空”的问题。
小乘行人承认“人我空”,即“自我”没有本质--提不出一种真实的成份,来证明这即是“自我”的本质(本体)。可是他们对“法我空”却有犹疑。
所谓“法”,在这里是指一切形而上的概念及心理状态,释迦说的道理以及所教导的止观修习,当然也包括在内。对小乘行人来说,如果连释迦传下的法义、修持与戒律,也视之为无自性空,那是很难理解的事,但案达罗学派却强调法性空。为甚么呢?正因为他们要适应环境,改变传统,是故他们便主张法义可以分阶段传播,只须不违背释迦传法的精神,便不须墨守成法。由是也就为其后建立的修持次第,开了先路。
这个“法我空”的慨念,可以推广至一切事物与现象,强调“法我空”,正是大乘佛学的特色。在《金刚经》中,对此即有强调,因而也就成为《金刚经》在“般若”系列经典中的特色。其详可参考本丛书《金刚经》导读。
大乘经典初出,时当西元一世纪中叶,其时部派佛学经互相竞胜之后,主要只分四个部派,即上座部,以及属于这系统下的犊子部,与说一切有部,此外即为对立的大众部,主要为案达罗派。案达罗派善于说空,而大乘初期经典亦说空性,由此亦可见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若无案达罗派的法义作为先行,般若思想的传播便时机当未成熟。
高永霄居士的《导读》及其附录一文,若能细读,并参考笔者的拙见,读者于所谓“部派佛学”便当能得一轮廓。至于各部派在修持及行持上的开合,恐怕便要求之于南传佛教诸国的传统了。西元一九九八年岁次戊寅四月修订 谈锡永于加国图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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