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皓月映中川（上）——我与木鱼法师的交往

一轮皓月映中川（上）——我与木鱼法师的交往

朱馥生

我与木鱼法师在65年前就在温州结识了。他长我6岁，但他的言行，一直受到我像老师般的尊敬。岁月沧桑，人事多变，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又在温州重叙，更有了诗文交往的内容。2006年，他在温州江心寺圆寂，我闻讯已迟，未能参加在杭州灵隐寺法堂举行的木鱼方丈示寂回向法会，更无法参加温州佛教界人士举行的追念活动了。说起来不无遗憾。木鱼法师是温州江心寺、杭州灵隐寺一身两兼的方丈，又是杭州市政协委员、温州市人大代表一身两任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职务可以写出一系列：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各誉会员，杭州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温州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温州市诗词学会理事，温州市海外联谊会理事，又是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的会员。而在我心目中，他是集诗人、佛教徒、爱国主义者三位一体的爱国诗僧。

木鱼法师俗姓毛，字廷权，出生于平阳县南阳乡石柱村。少年时期好学嗜文，喜读唐人律绝，尤爱朗诵白居易新乐府诗篇，从小就显露了他关心社会国家命运、同情民生疾苦的精神世界。

1932年，毛廷权进入福建省厦门大学中文系学习，该校华侨子弟颇多。厦大校董会主席就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校长林文庆是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林是留学英国的医学硕士)，他们对响往民主的青年学子毛廷权也颇多爱护。后来，毛廷权因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被迫出走，江心寺钦云和尚收留了他并取法名东衡(后来自号木鱼)。

温州江心寺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胜的古刹，它给青年木鱼的成长以巨大的滋养。他在诵经礼佛之余，常流连于谢公亭、澄鲜阁、浩然楼、文信国公祠，对“乘潮一到中川寺，暗图中兴第二碑”的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十分仰慕。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犯日亟的时刻，木鱼常以文天祥在温州招慕义民抗元复国的悲壮史事及诗篇向僧俗人等宣传。这在他撰著的《孤屿明灯彖》寺史中与他的《沧海吟余》诗集中多有反映。如《寺史》中他说：

“江心寺系全国重点开放的著名古刹丛林……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由于金兀术举兵南下，寇犯临安(杭州)，宋高宗赵构由越州、明州航海至温州，避居孤屿，驻跸普寂禅院(今温州烈士纪念馆)，在避居期间，御书“清辉浴光”四字……翌年，高宗再度在临安登基，改号绍兴……于绍兴七年书诏蜀僧青了(字真歇)禅师，由普陀来主普寂、净信(今温州博物馆)二寺……”

在《寺史》中，木鱼对我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侵占江心屿东塔的史实写得很突出。他说：

“清光绪年间，英人在此塔下建立领事馆，(后改为海关税务司别墅)，以塔上栖息鸟群鸣声嘈杂，并撒粪于其房顶为借口，强制政府拆除其全部飞檐回廊，毁坏扶梯，乘机盗取塔中所存文物，破坏古迹，现仅遗下六面秃塔身……”

1994年11月间，我访问木鱼时，他陪我环游全屿，还指着这座秃了顶的像工厂烟卤似的古塔叙述了这个使人心痛的往事。那天，他还向我讲述寺傍一株生态十分离奇的“樟抱榕”的传说，也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株樟抱榕的树龄已有上千年，相传明代状元顾锡畴因忠谏触怒于温州总兵贺君尧，在一个晚上被贺总兵杀害于江心。顾锡畴有一个儿子曾在这颗古树的洞里躲避这场灾难。事后这树中分两干，一樟一榕，好似顾锡畴父子的化身与象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木鱼正在杭州云居山圣水寺习禅。卢沟桥事变的炮声打碎了他一心潜修以求来日弘扬佛教的好梦。他白天过着暮鼓晨钟的恬静生涯，而在晚上不止一次地自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这国家危难、民族遭殃的时刻，我岂能隐居山林，袖手旁观”。

这时，正好西湖弥陀寺的大愿法师，激于爱国义愤，发起组织杭州市僧尼救护队。青年木鱼闻知此讯首先报名响应，并积极参加了救护工作。他在求学时代所获得的生理、卫生知识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久，日军侵略者从南京直逼上海。随着淞沪战事的进展，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战局急转直下，杭州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温州江心寺钦云法师用长途电话催木鱼回寺，温州的僧俗故旧，也希望木鱼回去整顿永嘉县佛教分会，以建立一个能适应战时需要的佛教组织。木鱼权衡再三，乃于1937年10月离开杭州回到温州江心寺。并立即和同道向永嘉县抗日动员委员会负责人柯逢春、刘景晨及国民党县党部提出整顿永嘉佛教组织的建议，并得到了各界士绅的支持。

1937年11月，在温州城内天宁内召开了永嘉县全县僧尼大会。这次大会在木鱼人生道路上发生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从一各佛教僧徒成为一名抗战斗士。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新的佛协机构——中国佛教协会永嘉县分会，九位理事：木鱼和天宁寺释启明、准提寺释雪生、西山堂释依定、庆福寺释因弘五人为常务理事，推木鱼为理事长。从此，木鱼一名普通僧人成为佛教团体的负责人。他主持了该协会的第一次常务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杭州僧尼救护队的先例与经验，组成了一个适应战时需要的抗日团体，全名为中国佛教协会永嘉县分会僧尼救护队。救护队由在俗时当过兵的天宁寺释启明任队长，驻地就设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天宁寺。

僧尼救护队得到地方人士的支持，广大僧众热烈拥护报名踊跃。全队共青年僧尼45名，年龄最大的30岁，最小的18岁，僧30名专门负责抬担架，尼15名专任包扎、护理。他们每晨上天宁寺集合，然后训练、上课。军训课由启明负责，护理常识课，请一位军医官杨学诚尽义务，教练包扎及人工呼吸等，另设政治课、形势课。队员们不分男女，脱了僧衣，一律自费制作藏青色中山装，打绑腿，穿布草鞋。木鱼自己先学会《流亡三部曲》等抗战歌曲，然后在全队教唱。一座本来幽静沉闷的寺院几乎成了军营，佛殿僧寮，经常回荡着激越悲壮的抗战歌声。

何以能把广大僧尼很快动员起来组成一支“生活纪律化、行动军事化”的执行战防任务的救护队?木鱼曾对我的忆述中讲到了当年爱国僧众的思想心态。他说，旧中国的僧尼，历来是处于被压迫受岐视的地位，与贱民乞丐差不多。俗众早上出门见到尼姑就会吐唾沫，喊“晦气”，她(他)们在晨钟暮鼓中消蚀青春。当祖国一旦遭受日寇侵凌轰滥炸时，眼看无数同胞惨遭杀害，无不义愤填膺，大家认为参加抗日救护工作，既可打破世俗偏见，改变人们对僧尼的看法，更可救死扶伤、救护生灵，尽佛门弟子的天职。因此，一经动员，抗日救国热情就像火山爆发，谁也不甘落后，而且尽责尽职，生气勃勃。

那时节，日机在浙江沿海轰炸频繁。1938年春，温州南塘飞机场被炸，1939年4月起开始轰炸闹市，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每次空袭后，木鱼就带领救护队奋勇当先，抢救受伤群众，指挥队员抬往医院治疗。尤其在温州朔门屯前、东门上岸街、南门山前、西门等处遭到日机大轰炸后，队员们表现得十分英勇、沉着与敏捷，完成任务之后立即回队部汇报。

救护队还救护在轰炸中与家人失散的儿童，带回天宁寺暂行抚养，先后收留过6名儿童，其中4名找到父母，2名外地人则送往平阳县仙坛寺战时儿童教养院收容。救护队还协助驻军挖掘海坛山战壕，当时在江心屿西塔下挖掘的防空洞，遗迹犹存。

木鱼法师在抗战八年中一直在江心寺。温州战时僧尼救护队除在三次温州沦陷时期临时疏散隐蔽外，始终和全县人民一道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在中国佛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木鱼根据国家的需要参与了各项社会活动。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更加自觉地把宗教活动服从于、服务于国家民族的利益的大前提之下，他多次出国弘扬佛教文化，增进中外各民族之间的和平友谊与文化交流。他率团去日、韩等国，向受众宣传中国的宗教政策及改革开放的成就，特别是2002年，他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护送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恭迎台湾岛内供奉瞻礼，为促进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友好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台湾岛内惟觉老和尚说：“三通未通，宗教先通”。海外媒体指出，这是千年佛门盛事，不仅感动了两岸的佛教界文化人士，也有力打击了台湾当局暗暗推动“渐进式台独”、“文化台独”的阴谋。2002年4月，年已九十高龄的木鱼在杭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上，为灵隐寺与台湾中台禅寺结为“同源禅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木鱼法师平日十分注意读报，留心国内外大事。他自觉地坚定不移地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这对一位爱国主义者来说，是必然的。他一生殚精竭虑地建设佛教寺院，充实寺院的设施与文化内涵，为宗教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