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摄之我见
四摄之我见
恒毓(博士)[1]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
电子信箱:hy@whpq.org
【提要】 本文[2]是作者第一次对佛法问题所作的正面阐述,是作者进行写作风格转变时的一篇尝试性作品。在文中,作者分别从力行四摄乃学佛之必修课程、四摄的界定和“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三个方面对四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而又不失独到的论述,朴实无华,掷地有声,即使是教外之人,也足以受用三分。
【关键词】 四摄 布施 爱语 利行 同事
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曾在《赤壁赋》中将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喻为人人皆可共享的“造物者之无尽藏”,而相形之下,内涵极为丰富的四摄之藏则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奢侈品”,成了大多数人所“无暇顾及”的不关痛痒之物,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摆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四摄的产生远不如清风、明月来得随便、自然,更为重要的,则是人们那普遍存在的害怕吃亏的心理在作怪。那么,到底什么是四摄?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 力行四摄乃学佛之必修课程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需要某种形式的帮助,那种能够自始至终自力更生的人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才能创造出良好的互助环境而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最好的帮助呢?
孟子有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3]只有那些德行高洁的人、只顾奉献而不思索取的人才最能争取到各种援助,因为,唯有以我为人人为前提,才能真正地实现人人为我的全社会的团结、协作和友爱。虽然这样的局面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今都是不曾有过的,但是对于它的期望则不仅仅是我们人类才有,更是一切生命的共同心声。这,很自然地就同以一切生灵的拯救而为己任的佛门弟子的愿望不谋而合了。而作为支撑佛教、绍隆佛法的佛门弟子,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得有一定的规范,不可放任自流,否则,任何不当的言行都可能对佛教的形象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直接关系到自己学佛的成败得失。因而,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投身到利生的事业当中都是我们佛门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既不能以某种自私之心予以推托,也不可只是洁身自好地遵守五戒的教条。
当然,对于五戒的遵守是必需的,是每一个佛门弟子都必须做到的学佛之基石,谁遵守了,谁就会由此而赢得众多善神的拥护、十方圣贤的加被和护念。不过,对学佛来说,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我们人世间,这样唯事持戒的人不但很难被人们理解和接受[4],而且,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的一切修养都是与自己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的,那种“出淤泥而不染”[5]的境界并不是我们能力极其有限的凡夫俗子所能具备的,不利于学佛的环境将会使那些生性懦弱的人、因缺乏正知正见而立场不定的人经不起风吹草动的冲击而不得不败下阵来。因此,怎么样才能使自身在不断得到完善的同时也使他人从中获益,如何才能避免人们的误解、中伤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种种不利的影响,便是摆在我们佛门弟子面前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而也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英明而伟大的佛陀才把一个非常有效的法宝──《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所说的“一切菩萨皆应修学”的趣菩提之路、利众生之根的四摄法门──传给了我们。
二 四摄的界定
四摄并不见于一切佛法,而是只有大乘才有特别的强调。
关于“什么是四摄”的问题,相当一部分人也许会感到神秘。这并不奇怪,因为毕竟是刚刚步入佛门,生疏的感觉总是在所难免的。但作为学佛之人,我们就不应被困难所吓倒,而应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的精神去迎接现实的挑战。
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在大乘佛教的流行区域,虽然能讲经说法的不计其数,述说四摄的也代不乏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依然有那么多人对四摄的认识相当模糊,不知四摄为何物,岂不悲哉!
其实,只要人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把握大乘经典所说的四摄法门之关键只是一个“摄”字而已。
什么是“摄”呢?摄,就是吸取、保养的意思。吸取什么、保养什么呢?对于我们佛门弟子来说,摄,就是要通过我们的言行来影响周围的一切,吸取那些乐于对解脱之真理献身的有情,保养他们的善根,使之早脱苦趣而证菩提、顿悟无生而得涅槃。
可是,要吸取众生、保养善根,没有一定的方法怎么能行呢?于是,为了更好地利益众生、度脱众生,佛陀便提出了四种方法,也就是:布施、爱语、利行和同事。
(一)布施
任何有一定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芸芸众生,皆为幸福而忙碌;大地含灵,悉为饱暖而奔走。不论是什么人,他们的行为,诸如升官发财、谋取暴利、安居乐业、沿街乞讨等等,都是由其衣食之欲所支配的:没有衣食的,想方设法也要得到衣食;衣食充盈的,却又患得患失。人们一旦为此所缚,则烦恼难脱、幸福难至;而即使人们能乐以忘忧,也难免有山空之后的悲凉。不管人们是得还是失,奋斗毕生,却不离一个“苦”字,何必呢?虽然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文明的进化史,但如果是从人生幸福的角度上考虑,它又何尝不是一部辛酸的血泪史呢?
既然人类的现状是这个样子,那么是不是人类的幸福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呢?
佛陀告诉我们:它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皆有份儿的客观存在;可是要切实地感知到幸福的永恒存在,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布施。
佛教中布施的涵义是非常宽广的,既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唯是给予财物的施舍,也不是变相敲诈他人财物的手段,而是培养自己的福田所要首先付出的一种手段,因为任何丰收的硕果和喜悦都是由先前的勤劳与汗水换来的。虽然人们劳动的付出不一定能同收入成正比,也不是每一份的耕耘都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绝对的不劳而获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的红眼病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但我们佛门弟子可千万不能染上这种毛病,对别人的安享其成产生嫉妒、打击的心理则更是要不得。试想,谁的福报会是上天所赐予的?难道以不法手段或者是空想一下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吗?不可能!因为这些都是极为幼稚的想法,是代替不了事实本身的。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任何人的任何福报都是其历劫所积之善根成熟的结果。因而,我们唯有以理智的态度探索其福、禄、寿的原因与方法,沿著某种正确的道路努力前行,才不失为一个佛门弟子;也唯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明智的举措。而这样的通往福、禄、寿的道路,在佛法看来,它只能是佛陀所谓的布施。
“布施”是一个非常抽像的概念,本身并无确切之内容,不过具体到了佛法当中,它也就有了具体的所指。
通常,在一切佛法中,布施都被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这三种形式。所谓的财施,就是对自己所给予别人的一切人力、物力之帮助的总称;法施,乃是对自己所给予别人的一切有关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解脱烦恼等方面的方法与技巧之类的帮助的统称;而无畏施,则是对自己所给予那些处在惊恐或水深火热之中的生命的一切能令其安乐或内心平静的帮助之总称。不论是财施、法施还是无畏施,都是同一布施心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相互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严格的界限,因为其实际上已将一切对他人有益的言行概括殆尽了:其无一不是财施,无一不是法施,无一不是无畏施。而不论是何种布施,它们都有多种多样的内容。[6]有了佛法中这形形色色的布施方式,无形之中就可以产生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使每一个人都变成这个网络系统的一个联结点。在这个网络之中,虽然处于每一个联结点上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有自己的远亲近邻,但人与人之间却无一不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谁都无法脱离这个网络大家庭而单独地存在。
这里,我们谈到了网络系统。有人也许会问了,当今社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的确,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网络系统,一个联系密切的网络系统,毫无疑问。然而,这并不等于它一定就是佛法所谓的网络系统,因为它的密切只是相互联系的密切,是充满痛苦的密切,而不是关系融洽的其乐融融的密切。它们同是网络,之所以会存在著天壤之别,是因为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心灵的净化在人类幸福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更没有以自己的圣洁之心来对待周围的一切。试想,要是人们都能像佛门弟子那样设身处地地为别人多想一想,那么我们的世界还会像今天这样污浊吗?
当然,四摄中的布施由于是相对于六度之布施而说的,因而它在实践的过程中还是有所偏重的。一般情况下,财施是它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一切凡夫都是贪、嗔、痴三毒俱在的,贪便宜、捞实惠是其普遍的心理,如果我们能在资财上给人以尽可能的帮助,则不仅可以使人心欢喜,而且还可以解决其燃眉之急,从而为自己的现身说法扫清彼此间的心理障碍,建立起相互沟通的渠道和桥梁。一旦这条渠道得以畅通,则人类的团结、进步、和谐、幸福不就能指日可待了吗?而人间乐土又何愁不能从桃花源中普及开来呢?
(二)爱语
也许人们都不会怀疑,顺心则喜,逆意则嗔,此乃人之常情。
是啊,人之常情,我们不能说不好,但是也决不能认为凡是常情就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六欲虽然同人们的遗传不无关系,但它决不是由遗传所决定的,更大程度上,则是受后天熏陶的结果。对于这样的常情,如果善于因势利导,则人人皆可为圣贤;反之,如果引导失误或者放任自流,则不仅于事无补,甚至还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长期以来,之所以乐土难以建立、幸福难冀其成,不都是因为人们那无始的三毒在作祟的缘故吗?虽然任何形式的布施都能使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获得一定的快感与欣慰,但由于人们需要的多样性、布施者资财的局限性等原因,单靠布施[7]是不可能解决人们的幸福问题的。在这种杯水车薪的形势下,大智佛陀便教导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最为普遍的交际工具——语言——来不失时机地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创造祥和的社会气氛,以便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于是,爱语之法就作为布施的继续和补充而诞生了。
佛法之爱语决不同于我们生活中表示爱慕之情的悄悄话,它指的是一种具有坦诚的爱怜之心的行为,一种通过深入浅出的平易近人的和颜悦色的亲切真实而又不失分寸的话语来适时适量地给人示以赞美、理解、体贴以及解脱之法等等的行为。具有爱语这种行为的佛门弟子有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唯事耕耘而不问收获,虽日日行而无怨言。因为很清楚,任何不恰当的言辞都不但对别人的健康人生没有好处,而且,即使是对佛教和佛门弟子本身也是很有害处的。
君不见《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有“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如来;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之说吗?既然一切菩萨都得如是行之,那么爱语的重要性还有什么不可想像的呢?
(三)利行
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8]的确,谁会把专事破坏的人看作是坦荡荡的君子呢?可是,要当上一个成人之美的君子又谈何容易?如果没有一点儿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踏踏实实的作风,单靠一时的经济上的帮助、言语上的中肯恐怕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知道,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己是需要帮助的,同样,别人也是需要帮助的;人们对帮助的需要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有生活、事业和感情方面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中“于诸病苦,为作良医;于失道者,示其正路;于黑暗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伏藏”的话语不就是对人们的多层次需要所作的扼要而具体的说明吗?那么多的合理需要,谁会有这个可以使之一切如意的能力呢?这样的能力,不要说我们没有,恐怕就连我们的佛陀也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我们还要不要普利众生呢?如果要的话,怎么样才能使众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利益呢?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不过佛陀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佛陀认为,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对象的佛门弟子还是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的,只是,实现这种作为的方式不是布施和爱语,而是利行。
佛陀所说的利行,也可以叫做“劝导利行”,当是劝导人们行善的意思。佛陀的本意,是叫我们佛门弟子多方引导,使之通过自身的与人为善的努力而最终使人们的命运得到好转、各方面状况得到彻底改善。这样的利行,如果从劝导的一方来说,则与孔子所谓的“成人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论是一般的人还是大富大贵的人,也不论是恶贯满盈者还是外道徒众,只要我们能通过自己的身教或言教而促使其积极主动地修正自己的心行、广行利生的事业,那么其自利与解脱的问题就将不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了。自己生死自己了,自己吃饭自己饱。一切都要靠自力更生,别人是无法代办的,最多,别人只能从旁边帮一把而已。在成人之美和利行之间所存在的唯一鸿沟,是二者在内涵上的差别,因为后者是对一切有益于社会大众的或方便或究竟的包括布施、爱语乃至一些正当的生产活动在内的言行的一个统称,而前者却不是。
然而,不管利行和成人之美有著什么样的不同,利行摄与成人之美所要达到的目的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谓的“成人之美”才变成了“利行”的一个代名词。
(四)同事
一切形式的利行都是必需的,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佛门弟子的任何劝导利行都决不能草率或盲目行事,更不能片面地一刀切,而应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予以区别对待,否则,就很可能帮了倒忙,导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为了使我们的行为能够产生出最佳的效果,佛陀一再地告诫我们,不论是布施、爱语还是利行,都一定要做到同事,以同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同事的精神来鞭策自己。
前些时候,民间不是流行一句“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的顺口溜吗?[9]表面看上去,也许它并无多大的学问可言,实则不然。它不只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闪烁著人类智慧的火花。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可以肯定,它是历史的现象,但同时也是社会的现象,是处于国家状态下的全体民众的心理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能够对一定的时空有所超越,是因为人类自身所具有的效仿功能、促使这种功能发挥出来的效仿欲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种种差别在起作用。假如人们没有这样的功能、这样的欲望和一切的差别,那么谁还会去效仿别人呢?没有了对他人的效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还有什么可以攀比、可以效仿的呢?群众还有什么非要看他们干部的必要呢?
当然,我们佛门弟子并不是干部,我们在群众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同国家、集体的干部大相迳庭的。不过,既然要化导众生,使之诸恶莫作而奉行众善,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树立起干部那样的威信,因为言而不威、言而无信的人是没有资格也是无法来化导他人的。任何人,不管是谁,要想赢得群众的信任、争取民众的支持、树立良好的形象,都得身先士卒,与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同甘苦、共患难,否则,定将一事无成。
不知人们是否想过,毛主席、周总理之所以能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并成为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好公仆,靠的是什么呢?难道是上帝的恩赐、菩萨的保佑吗?我想不是的,上帝不可能会那么慷慨,菩萨也不可能有那样的威力。说实在的,他们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自信:是他们对自身能力的肯定帮助了他们,是他们对群众力量的团结造就了他们,是他们那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不息的拚搏精神鼓舞了他们。他们的这种敢为人天楷模的做法,难道和佛法之同事没有共通之处吗?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说:“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以宰官身而为说法……”凡此种种,莫不是同事精神的体现。虽然这是对观世音菩萨随类化现式的同事所作的描述,是我们常人所难以做到的,但我们却可以用普通的方式而将其努力参预、共同承担与分享的同事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不断地使之发扬光大。一旦我们做到了这样的同事,那么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通力协作、同心同德、荣辱与共的局面难道还会是憧憬中的海市蜃楼吗?
所以我认为,佛法中所谓的同事与人们工作中的同事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指同一单位里工作的人或者是在同一个单位里进行工作,而是指能以大公无私的精神而在社会这个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努力去做好自己所应做的、必须做的和不可不做的事情,尽可能通过一己之努力来实现他人的愿望,使之心满意足地同自己一起献身于解脱之法的弘化之中。简而言之,同事,就是同其所愿[10]而为之的意思。
三 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
从四摄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对于任何一个以普度众生而为己任的佛门弟子来说,它都绝非是做不到的不切实际的空洞的口号,而是大乘佛法的精髓所在,是菩萨济世的生动体现,是任何人都十分需要却又不易接触得到或者不易完全做到的四种活生生的以大众为直接受益对象的行为方式,是促使人们学佛成功的必要保障。
然而,这举足轻重的四摄法门说起来似乎相当简单,但是要真正做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不要说是佛法的四摄,即使是普普通通的一件事,难道空有一腔热情就够了吗?如果是这样,谁还去老老实实地工作?既然工作是多余的,那么人们为什么又害怕失业呢?很明显,任何没有实际行动的东西都只能是妄想,是闲聊,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人们的理想以某种正确的方式落实到了人们的行动上之后,它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更何况,四摄法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不论少了谁,事情的成功率、满意率都会因之而降低呢?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将四摄统统地贯彻到了自己的行动中,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耐心、坚韧不拔的毅力,难道能达到“摄”字所蕴含的[11]人人为我的局面、同修佛道的目标吗?因此,我们在对四摄法门进行躬身实践之时,不但不可将其机械地割裂开来,而且还一定要做到孔子所谓的“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2]。
常言说:“众擎易举。”[13]当我们抱著吃亏是福的态度而将四摄法门切实地变成自己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之时,自然而然地,我们就会像众星所拱的月亮那样普遍地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了。既然有了向心力和凝聚力,那么世上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那时,翻天覆地、移动泰山都不成问题,我们还用得著为人间净化、幸福到来、佛道圆成而发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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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电子信箱:hy@whpq.org
[2] 本文早年曾发表于新加坡《南洋佛教》,此次出版时,作者对其作了部分改动。
[3] 《孟子?公孙丑》
[4] 人们往往将这样的行为看作是反常的,是与普通意义上的人的观念不相容的。
[5] 北宋周敦颐《爱莲说》
[6] 诸如财施可以再分为内财之施和外财之施,内财之施又可以分为知识产品的奉献、体力劳动的付出等等。
[7] 尤其是财施。
[8] 《论语?颜渊》
[9]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于中国大陆的一种说法,意思是:大家做事,谁都不愿带头,而是互相观望,一定要等干部带了头之后才肯动手。大家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害怕犯错误,不知道上面的政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具体到佛法中也是这样:不管我们如何弘法,说到底,如果自己不带头,不首先让人们感受到佛法的正确性和意义所在,人们是不可能相信佛教的,更不可能信仰和修学佛法。这,其实不正是佛陀在《楞严经》中所说的“如人说食,终不能饱”的生动体现吗?
[10] 这里指美好的愿望。
[11] 同时也是自己所希望达到的。
[12] 《论语?泰伯》
[13] 清代李绿园《歧路灯?第七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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