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对佛教的态度

王船山对佛教的态度
　　刘立夫
　　王船山与佛教之间似乎存在着双重的关系。一方面，王船山作为宋明理学的继承者，他固守儒家的“道统”，对佛教的出世主义持否定态度，每每斥佛教为“异端”，人们很容易从他的那些辟佛的言论中勾画出一个排佛者的形象。另一方面，王船山却与出家的僧人来往甚多，他的方外之交超过了俗世的朋友；他写过有关佛、道二教的诗词与文章，这又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佛教的支持者，至少不属于反佛派。如果说王船山与佛教有什么因缘的话，他与佛教的这种双重关系是谁也不能够回避的，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批判佛教，又支持佛教，这在逻辑上属于“悖论”。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对佛教持有双重看法的人并不只有王船山一个人，宋明时代的理学家几乎人人都有类似的矛盾心态。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哲学家如此的“无特操”呢？在我看来，这其实并非一种逻辑的“悖论”，也不是思想的“无特操”，而是人们没有看清事实的真相，缺乏对外在现象的内在分析，结果变成了一种判断上的错觉。王船山对待佛教的态度，既源于宋明理学的学术背景，也源于其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时代关系。仔细分析宋明理学的思想背景和王船山的时代环境，也许不难发现，王船山所“批判”的佛教与他所“支持”的佛教，实际上不是同一个对象。具体地说，王船山所批判的是“士大夫佛教”，而他所同情和支持的却是“僧人佛教”；前者的主体是在家的文人和官僚，后者却是寺院里的那些希望超凡脱俗的出家人，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佛教”。只要看到了这样的区别，这个逻辑上的悖论就会自然消解。以下是本文的分析。
　　王船山对佛教确实多有“微辞”，甚至还有过激的言论，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他写过专门的攻击佛教的文章。他的排佛言论散见于各种著述中，代表性的则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传》、《读通鉴论》、《宋论》等。在《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论中，王船山有感于梁武帝佞佛而亡国，用很长的篇幅表达了对佛教的不满。这段文字非常经典，可以看成是王船山批判佛教的“代表作”。特摘录如下：
　　自晋以来，支、许、生、肇之徒，皆以庄生之说缘饰浮屠，则老庄、浮屠说合于一久矣。尝览昭明太子二谛义，皆以王弼、何晏之风旨诠浮屠之说。空、玄之说息，则浮屠不足以兴，陶、何之论，拔本之言也。夫浮屠之误人国，岂徒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税已乎，其怀人心、隳治理者，正在疑庄疑释、虚诞无实之淫辞也。
　　盖尝论之，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三者之致祸异，而相沿以生者，其归必合于一。不相济则害犹浅，而相沿则祸必烈。庄生之教，得其泛滥者，则荡而丧志，何晏、王衍之所以败也。节取其大略而不淫，以息苛烦之天下，则王道虽不足以兴，而犹足以小康，则文、景是也。若张道陵、寇谦之、叶法善、林灵素、陶仲文之流，则巫也。巫而托于老庄，非老庄也。浮屠之修塔庙以事胡鬼，设斋供以饲髡徒，鸣钟吹螺，焚香呗咒，亦巫风尔；非其创以巫民，充塞仁义也。浮屠之始入中国，用诳愚氓者，亦此而已矣，故浅尝其说而为害亦小。石虎之事图澄，姚兴之奉摩什，以及汉武之之靡财于同泰，皆此而已。害未及于人心，而未大伤于国脉，亦足以为深患乎？
　　自晋以后，清谈之士，始附会以老庄之微词，而陵蔑忠孝、解脱散廉隅之说，始熺然而与君子之道相抗。唐宋以还，李翱、张九成之徒，更诬圣人性天之旨，使窜入以相乱。大其为言，以父母之爱为贪痴之本障，则既全乎枭獍之逆，而小儒狂惑，不知恶也，乐举吾道以殉之。于是而以无善无恶、销人伦、灭天理者，谓之良知；于是而以事事无碍之邪行，恣其奔欲无度者为率性，而双空人法之圣证；于是而以廉耻为桎梏，以君父为萍梗，无所不为为游戏，可夷狄，可盗贼，随类现身为方便。无一而不本于庄生之绪论，无一而不印以浮屠之宗旨。萧氏父子所以相戕相噬而亡其家国者，后世儒者沿染千年，以芟荑人伦而召匪类。呜呼！烈矣！是正弘景、敬容之所长太息者，岂但饰金碧以营庙塔，恣坐食以侈罢民，为国民之蝥螣矣哉！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之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故张居正蹙天下于科条，而王畿、李贽之流，益横而无忌。何也？夫人重足以立，则退而托于虚玄以逃咎责，法急而下怨其上，则乐叛弃君亲之说以自便，而心无罪灭，抑可谓叛逆汨没，初不伤其本无一物之天真。由此言之，祸至于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端本之法，自虚玄始，区区巫鬼侈靡之风，不足诛也。
　　王船山在文论中没有就梁武帝佞佛之祸而回到历史本身，而是从“异端”之害和佛教的历史发展来攻击明末的王畿、李贽之流。王船山虽然将佛教（浮屠）等同于老庄、申韩，称之为“天下三大害”，似乎有些刻薄，但这不过是在重复唐宋以来儒家士大夫的旧调，并无多少新意。王船山的新意，则表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佛教与法家的申（不害）、韩（非）之术虽然相隔甚远，实则鼙鼓相应，统治者如果靠严法峻刑压制士人，则士人只有借“玄虚”以逃避责任，从老庄玄学或佛教禅宗中寻找安慰。这不是在批判佛教，而是托古讽今，是对晚明政治黑暗的鞭笞，揭示了王学流于“狂禅”的政治根源。
　　其二，佛教对中国的真正“危害”，不是它那近乎“巫术”式的斋戒焚香、鸣钟吹螺，也不是“糜金钱、营塔庙、纵游惰、逃赋税”之类的经济问题和伦理问题，因为这些都不能伤及国家的命脉（“未大伤于国脉”）。在王船山看来，佛教最大的危害是同老庄之道混合，迷惑了那些不明真相的读书人，乱了世道人心。于是就出现了“无善无恶”的“良知”说，出现了“事事无碍”的“率性”说，出现了“无所不为”、“随类现身”的“方便”说，如此等等。王船山认为，王阳明心学的最大危害就是借“致良知”的心性功夫修养而逃避了儒家提倡的君臣父子等道德责任，“阳儒而阴释”，走入了老庄玄学和佛教禅学的“误区”。
　　王船山的批佛，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贯古通今，注重经世致用。他对佛教既有历史的批判，也有现实的反思，而真正的目的，则是借历史之鉴以明当今之失，这是我们理解王船山反佛思想的关键。所以，王船山虽然不乏排佛之说，但他所反对的佛教却与历史上韩愈、傅奕等人所反对的佛教不同。王船山不作夷夏之辨，也不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纠缠，他批判的矛头对准的是让“小儒狂惑”的陆王心学。我们知道，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后期逐渐超过了程朱的影响，但日久生弊，晚明的士大夫在空谈心性中置天下国家于不顾，这种学风在真正的儒者看来，是佛教、老庄、申韩之类的“异端”，与魏晋士人的“玄谈”没有什么两样，不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从这个角度上看，王船山不是批佛，也不是批禅，而是对晚明的士人的“狂禅”之风表示出强烈的痛恨和不满。
　　在中国哲学史上，人们常说王船山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说他宗师张载，纠正程朱，批判陆王。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他把晚明时代的王畿、李贽之学等同于佛教的禅学，又由于师承的关系，他连带地攻击王阳明、甚至陆九渊的心学。明末清初的几大思想家，出于亡国之痛，大都把明朝灭亡的责任推到了王阳明和他的“良知”说上。这虽然有些不公平，但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刘宗周曾针对王学的弊端说：“今天下争言良知矣，及其弊也，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洁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亦用知者之过也。夫阳明之良知，本以救晚近之支离，姑借《大学》，使《大学》之旨晦，又借以通佛氏之玄觉，使阳明之旨复晦。” 王阳明的后学，特别是泰州、浙中二派，或者将人的自然情欲混同于本然的良知，或者把良知等同于佛教的“玄觉”，与王学的本意相差甚远。黄宗羲与李贽都是王学的传人，李贽是泰州学派第三代传人，黄宗羲师承刘宗周，刘宗周上接王阳明，但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不给李贽立传，认为李贽的学问不是儒学，而是禅学。顾炎武更加极端，干脆认定心学就是禅学。他说：“象山自立一说，以排千五百年之学者，而其所谓‘收拾精神，扫去阶级’，亦无非禅之宗旨矣，后之说者递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 他不仅指责明末的王学弟子，而且连宋代的陆九渊也不放过，骂陆九渊的心学就是禅学。在这一点上，王船山与顾炎武有些相似，但言辞更为尖刻。他说：“自异端有直指人心见性之说，而陆子静、王伯安附之，陷而必穷，动之不善宜矣。”又说：“王龙溪、钱绪山天泉传道一事，乃模仿慧能、神秀而为之，其‘无善无恶’四句，即‘身是菩提树’四句转语。附耳相师，天下繁有其徒，学者当远之。” 直接攻击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是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翻版，甚至认定王阳明天泉证道的“四句教”是神秀、慧能证道的“四句偈”的模仿，其中所谓的“秘传密语”不是正宗的儒家学说，而是异端邪说。 王船山憎恨王学末流，但因憎恨的情绪过于激烈，他把王阳明甚至陆九渊都连带地痛骂，视陆王心学为佛教的禅学。
　　有些人可能不太赞同我的看法，觉得王船山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辟佛老、辨异端的言论，怎么可以用痛恨士人的“狂禅”来下结论呢。这里我再举王船山《张子正蒙注》的例子来说明。
　　众所周知，张载的《正蒙》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张载利用道家的“太虚”和“气”的概念，结合儒家经典《孟子》、《易传》和《中庸》的有关思想，以“太虚即气”为基本命题，批判佛教的因果轮回，对佛教生灭无常的宇宙论进行总体的批判，重构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理论。由于在文中对佛教数度予以正面的抨击，《正蒙》成为张载反佛的“杰作”。王船山为张载的《正蒙》作注，对张载的立论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在《正蒙?太和》的篇首作注说：“首明道之所自出，物之所自生，性之所自受，而作圣之功，下学之事，必达于此，而后不为异端所惑。”在该篇的第三章末又作注说：“此章乃一篇之大旨，贞生死以尽人道，乃张子之绝学，发前圣之蕴，以辟佛、老而正人心也。”总之，在《张子正蒙注》中，王船山称佛教为“异端”，并借张载之名，表达了自己要继往圣之“绝学”，“以辟佛、老而正人心”的价值取向。
　　然而，细心研究宋代理学的历史，将会发现一个重大的思想转向，那就是包括张载在内的宋代理学家所批判的佛教已经不是僧人的佛教，他们所谓的排佛运动实际上把矛头对准了士大夫的“禅悦”之风。
　　张载生活的时代，正是佛、道二教，特别是佛教“弥漫滔天”，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空前挑战的时代。宋代的大多数帝王都推崇佛教，他们曾自觉地将佛教作为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工具，用宋孝宗的话说，就是“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儒佛道三教有明确的分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士大夫争相谈禅，与僧人的交往几乎成为一时的风尚。佛教在宋代的思想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可以通过当时的儒家学者的言论体现出来。与张载同时代的程颐曾断言，当时的士大夫们谈禅成风，朝中能免其惑者，仅有司马光、范仲淹等数人而已，不禁发出了“其何能救”的感叹！程颐还说，“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智）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 他认为，佛教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不过是用因果报应去恫吓，用“崇象设教”去迷惑，这并不可怕；而士大夫则被佛教的“性命道德”的说教所控制，而且越有才能的人，越容易被佛教迷惑，这才是最可怕的。这种情况到朱熹的时代仍无多少改变。朱熹说：“今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子妇人，皆得入其门。” 佛教不仅成为普通百姓的信仰，而且将士大夫官僚也俘虏过去，这在正统的儒家士大夫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不过，朱熹又认为，佛教尽管用“高明”的心性学说俘虏了一大批儒家士大夫，从而导致了儒家的“信仰危机”，但这并非儒家真的不如佛教，而是由于人们没有发现儒家有比佛教更高明的心性修养和伦理主张，儒家学者的任务就是要重新发掘儒学的“微言大义”，再立儒学的权威，以抗衡佛教的威胁。
　　余英时先生曾指出：“与唐代韩愈和宋初李霭不同，道学家如张载、二程并没有与佛教正面交锋过；他们直接攻击的对象绝不是出了家的僧侣，而是士大夫中之在家学禅者。在这一点上他们根本改变了韩愈‘辟佛’的方向。” 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是余英时先生的发明，清代的五台山僧人明玉早就指出来了：
　　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批缁之徒畏昌黎而不畏宋儒，衔昌黎而不衔宋儒也。盖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
　　韩愈批判的佛教，是愚夫愚妇崇信的烧香磕头一类佛教，而宋儒所批判的佛教，则是明心见性一类的禅学。因而，佛教徒不畏惧宋代的理学家，却害怕韩，因为理学家们不过是在为衰微的儒学争夺学术的正统地位，改变士大夫的禅悦之风，韩愈却不同，他主张对佛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将佛教扫地出门。
　　由此可见，张载等理学家所批判的佛教，确实是“士大夫中之在家学禅者”，他们真正要做的则是复兴儒学的工作。王船山注《正蒙》，他借张载之名以辨“异端”，继“绝学”，“辟佛、老而正人心”，他所指的“异端”，同样也是“士大夫中之在家学禅者”，他要“正”的“人心”，首先是“士大夫之心”，然后方可移风易俗，带动天下。我们今天也许很难理解王学的末流在晚明时代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和危害，但王船山是有亲身感受的，一个儒者，将士大夫作为天下兴亡的主体，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当然，王船山的“辟佛、老”，也包括出家人的佛教，但在我看来，像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那样言论，这只能视为历史的批判，只能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不能判定明代的佛教威胁了儒家的生存，更不能判定王船山本人与佛教僧人有正面的冲突。由于佛教在宋代就实行了“度牒”制度，出家人的数量已被政府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不再构成对政治和社会的威胁，明代的佛教就更加衰落了，因此，王船山所批判的佛教，实际上还是王学的末流，是“士大夫佛教”，而非“僧人佛教”。对于明末清初的其他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辟佛，也应作如是观。
　　王船山尽管痛斥士大夫逃避责任的王学的末流，却对出家的僧人保持了应有的尊重，这是王船与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稍有不同的地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王船山能够留下《相宗络索》、《规矩赞颂》、《愚鼓词》、《十二时歌》等有关佛、道方面的著作，他能够结交先开上人、瞻大师、药地（方以智）等佛教名僧，这绝不能归结了偶然的因素。在抗清失败、复兴明朝的希望落空后，王船山在著书立说中重振儒学的权威，总结明亡的教训，但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保持了对儒学的终生信仰。王船山在个人处境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没有像方以智那样选择出家，但他尊重出家人的选择，并且保持与出家人长久而深厚的友谊，他的心胸是开阔的。从学术上说，王船山的伟大，来自于他在既信奉儒学的价值，又没有放弃对佛学和道家思想的吸收和改造，成为包容三教、自成一家的哲人。这是包括朱熹在内的许多宋明理学家所不能做到的。王船山的这种高扬自我、兼收并蓄的精神，对于在中西文化大融会的当代，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