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行精舍建立之因缘

　　解行精舍建立之因缘（达庵居士冯宝瑛撰）

　　世风亟变，震旦人民感于祸乱相寻，非亟谋解脱之道不可，于是佛学乘时复兴，广州吸此潮流，不欲让步他省，家研户习，渐见其盛，而多以净土为归；然独学无友，何以收切磋之功，则法会尚矣。岁乙丑，范居士明实倡议假地六榕寺之北堂，间来复而一会，会辄论教义究宗旨，自由聚散，绝无会章相缚，虽无所号召，而参预颇众。其明年，改七日一会，每于论究后，相率诵经念佛，以一炷香为度，堂主量光大师与焉。丁卯之夏，住持喜斯会之蓬勃，与夫法侣之笃实，而北堂地狭不能容，特辟大梅堂以居之，念佛所即堂内观音殿也。十年来潮安王公以重兴震旦密教为己任，文字宣传与日俱进，其始译权田大僧正密教纲要一书，流通海内，因此而发心东渡学密者，有沙门大勇、持松、显荫诸师。而大僧正以特殊眼光，于甲子之夏，躬莅潮安，传两部大法于公。沙门数人仗此机缘，遂得并与其列；是会也不惟大僧正对公多所给赠，而日本古义新义诸派，亦多随喜赞叹。或贻以秘笈焉，或贻以法具焉，良以震旦密教失传五百载，非公不能提倡也。公自是弘扬益力。丙寅夏，更得资东渡，获得大阿阇黎职位而归。此外以居士身先后东渡求法得职位者，有香江黎（乙真）阿阇黎，沪上程（宅安）阿阇黎。厥后缁素交相弘化，东密宗风遂播于神州。

　　（达庵）按：佛教有三乘一乘之分，三乘教以具受二百五十戒为最高标准，然非出家万不能具，故比丘尚焉；一乘教则以受持菩提心戒为极轨，苟能的实提起法界本性，则诸垢自除，不待受具足戒而后能净，故出家在家均无不可。众生根器不齐，有宜先习三乘戒而后进于一乘者，有宜迳受一乘心戒者。唐代禅宗，颇取后法，洎乎宋代，则多取前法，此固因时制宜也。日本密教，一向采用前法，故大阿阇黎职位祗属于比丘；若唐代密教，则两法并用。不空三藏弟子李元琮，惠果大师弟子吴殷等，皆以居士身而受传法灌顶，即其显著之例也。今权田大僧正之传法，不拣缁素，纯是遵唐制，未足为异。世乃有议之者，以拘于三乘教义，未会一乘法理故。或疑大僧正何不施行此制于日本，此则关乎国情，难以强改耳。

　　当法会迁大梅堂之际，正值黎阿阇黎首次开坛于香江。白衣得胎部受明灌顶者三十九人，斯会法侣占其六，时在释尊诞日也。密宗作法，兼重事相，坛场建设，势未可缺。戊辰春，乃假观音堂右室为公坛，规模简略，勉可暂用。或独修，或合作，任随法侣之意乐，从此大梅堂遂为广州净密二宗汇萃之场。

　　（达庵）按：居士行阿阇黎职务，自唐以后无闻焉。宋元之际，或不乏其例，而纪载阙如，不可稽也。黎阿阇黎此次开坛大事，允续千年莫见之纪录。或问：吴殷等，祗闻其受传法灌顶，未闻其为人开坛；黎公此举，宁非创格？答曰：据“造玄阇黎血脉次第”云：“不空传惠朗，朗传天竺，竺传居士赵政，政传喜贞、惠清、义灌。”是则居士直可为比丘开传法灌顶坛矣。今黎公祗为白衣开受明灌顶坛，更不足异。

　　或难曰：赵公虽有此举，安知其必符正轨欤？答曰：此有《大日经疏》为凭，疏为善无畏三藏口说，而一行禅师所笔记者也。卷九释如来顶相作法云：“阿阇黎自作毗卢遮那时，解发而更结之；若出家人，应以右手为拳，置于顶上，然后说此真言以加持之。”古者在家咸有髻，出家则否，故疏云云。细究疏意，是阿阇黎职位，不惟不限于出家人，且以出家人为陪笔。

　　或再难曰：善无畏虽有大士之目，究未能视为圆满佛身，疏释之词犹有疑在。答曰：更有《苏悉地经》为凭。此经为密教三大经王之一，其《持真言法品》说三部结发真言云：“当顶作髻，若是比丘，右手作拳……真言三遍，置印顶上。”经文如是，可为居士作阿阇黎之铁证，比丘仍是陪笔耳。更考“分别阿阇黎品”列举阿阇黎应具之德相，至为详尽，而独无出家之条，益可证明在家出家与作阿阇黎无涉。

　　或复曰：经文虽有诚证，居士传法，恐有流弊。答曰：此则存乎其人。如其人知见甚正，恪守本戒，即居士有何流弊？倘知见不正，于比丘戒乃至种种违犯，虽号沙门，亦奚以为？

　　是年释尊诞日，香江续开胎部灌顶坛，受明者十一，广州人居泰半，而限于财力及他种因缘，未克躬预其盛者，为数不少。故寖假有戊辰灌顶会之设，迎请潮安王大阿阇黎开坛于北堂，时在孟秋之朔也。是役受胎部灌顶者二十二人。越四日，更为女界开坛于城西观音精舍，受胎部灌顶者二十有七。

　　（达庵）按：香江两度开坛，未尝为女人灌顶。是年仲夏，王公始开坛于潮安，受胎部灌顶者六人，女子得占其二；事毕，即应戊辰灌顶会之请，为广州开第一次灌顶坛，仍祗限于男子，续于城西开第二次坛，乃专为女子设也。

　　灌顶人数既骤增，大梅堂研究密教之风，骎骎乎有驾净土而上之势。赵居士公壁，更得黎阿阇黎之许可，在广州泰康路梁居士季宽家，设方便密坛，代传简便印咒于曾经皈依港林之男女居士。自是密宗名词，几成为此都人士之普遍观念。同时梁居士有道侣多人，因积年研究显教各宗，信仰甚殷，皆欲得一修持善地，故于己巳冬间，与赵居士及胡居士毅生，陈居士少白等数十人，联向省市政府呈准，将白云山麓弥勒寺，及寺之右邻广化分院拨为广州佛教解行学社社址。不久又准拨粤秀山麓大石街广化善堂为解行学社下院，其详具载本刊前篇，今不复述。解行学社原定显密双扬，尤以特建庄严密坛为的。然鸠工他材，为费不赀，一时未能措办。庚午秋，住持和尚，以此堂迤东，即炼石堂故址，僧寮久塌，瓦砾山积，复以量光大师圆寂逾年，北堂虚无人，行且倾圯，特许解行学社御为平地。而于其上分建密坛、护摩坛、维摩室、信解地，最后复卸大梅东舍三楹，于东北隅建重阁，阁上为藏经修观之所，阁之前颜曰“解行精舍”，则赅摄一切场所之总名也。前此大梅堂北堂，至是名实俱变，其巍然独存者，惟观音殿而已。殿虽存而敷设有异。六载以还之念佛所，遂迁于觉皇正殿焉。

　　精舍之建，初拟去夏落成，届时迎请黎阿阇黎作开眼法，随开坛灌顶，以慰众望，卒以赀财未继，迁延其期。善男信女迫不及待，迳趣香江入坛者，不下四十人。是役为香江开胎部灌顶之第三次，时期自辛未释尊诞日始，人数都一百零八，男子三十有六，女子七十有二也。今夏精舍乃告成功，于国历五月二十七日举行庆典。黎公方有他缘，未暇莅止。学社诸公相与筹议，迎王大阿阇黎于潮安，补作法事，并组壬申灌顶会，请开金胎两坛接引有志，其期则在季夏云。

　　（达庵）按：香江、广州前后开坛共五度，皆属胎部；此番兼行金部，在当地为创举，对潮安则为第四度。据震旦密教重兴会专刊云，民国十八年冬，潮安开第四次受明灌顶道场，（王公于戊辰年开坛三次：潮安一，广州二，合计此次，名为第四）胎部十人，金部六人；二十年夏，开第五次道场，胎部二十七人，金部十四人；二十一年春，开第六次道场，胎部六十人，金部十四人，中有比丘尼一，其余皆白衣也。至每部男女各若干人，则未见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