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四大道场的经营与转型── 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中台山

　　台湾佛教四大道场的经营与转型── 佛光山、慈济、法鼓山、中台山

　　江灿腾

　　一、序　论

　　台湾四大佛教道场势力的兴起，显然与台湾社会早期的经济起飞，以及一九九○年代台湾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星云的佛光山势力和证严的慈济功德会，便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崭露头角的。亦即随着台湾的政治解严，社会力奔放和经济实力也再度提升，才使得佛教界找到发展的空间。而起步较晚、但以推销现代禅学切入信仰市场的法鼓山与中台山两股势力，也是趁着这股浪潮，才得以突出既有两大道场的范围，先后在北、中两地建立或扩充基地。

　　在本篇中，首先要说明的，是崛起较早的南台湾佛光山势力，在星云法师的带领下，于一九六○年代后期已经成形，由于远离台北，受到政治或中国佛教会的干扰较少，是它得天独厚的地方。

　　佛光山初期教势的拓展，几乎与台湾社会的脉动同步，因正当星云从宜兰移居到高雄逐渐站稳脚步之际，台湾南部正好陆续出现加工出口区，在这段时光里，台湾的经济形态开始急遽转型，导致农村年轻的劳动力纷纷投入大都市边缘的加工厂，而这时星云的佛光山刚好在高雄的大树乡出现。许多离乡背井的「田庄少年」，为要寻找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便在精于宣传、擅长说教的星云的引导下，成为佛光山初期的基本信众，何况佛光山又是他们假日休闲的好去处。

　　更重要的是，星云法师不但具有全台的知名度，他还首开风气之先，在电视台上制作第一个弘扬佛法的电视节目。星云的作法相当新颖，他把人间佛教包装成欢欣快乐、突破守旧形象的宗教，致使台湾的佛教徒对自己的信仰感到骄傲，面对西方宗教的评比，再也不必退缩，让人们对台湾的佛教大大地改观，这可说是星云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如果从扩展至今极其复杂但又有条不紊的佛光山组织看来，星云不折不扣是一位擅长组织规划和经营策略的良才。自他立足的宜兰雷音寺开始，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照料，成绩斐然；然后星云大胆尝试作跳跃式的扩张，把教势一下子延伸到南台湾的重镇高雄。他接着又向全台各县市攻坚，使佛光山的寺院及道场遍布各地，除了佛光山大本山之外，规模较大的别院计有五个，台湾岛内分院有三十多个，台湾岛外分院也有十来个，皈依佛光山的信众据称已达一百万人以上。

　　非但如此，星云于一九九二年在美国西来寺成立国际佛光会以来，佛光山的触角马上伸展到全球五大洲，台湾岛内的佛光会至今己成立三四八个，台湾岛外则有七十余个，明年﹝一九九七﹞该会还特地把年会，安排在中共收回主权后的香港举行。换言之，国际佛光会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正式登陆中共的管辖区，由此可见星云领导下的佛光山组织，渗透以及扩张的能力，真可谓强韧无比。

　　在佛光山之外，另一支稍后在东台湾发迹的佛教势力，就是赫赫有名的慈济功德会。这股力量的快速成长，其实主要归功于下列一些因素：首先，慈济的证严法师个人是一位说故事的天才，她能够用既通俗又流利的国、台语，运用简单且生动的比喻讲解佛经，劝人向善。在她许愿替东部居民盖一家不用先缴保证金，即可接受医疗的医院后，这项深具时代意义的人道呼吁，立刻赢得广大民众的赞赏和支持，使她无意间掌握到毕生难逢的机会。其次，她透过台大医学院的全力配合，让慈济医院顺利地落成，更成为东部的医疗权威，连带地也令她一跃而为台湾民间的传奇性人物，而她原已具有的个人魅力，从此就更加耀眼夺目。

　　而证严在建立世俗的权威地位之后，内部自然衍生出类似直销式的紧密组织，自上而下层层负责，一般捐款的信众为最底层，每个月都有专人到户收款，平时便积少成多。一旦证严为特定事件发出呼吁，捐款的数额就更加可观了。她全然以投入公益事业的经营手法，来领导遍及全台的会员组织。

　　又因证严法师坚持一生不受信徒供养，故而她对信众损献的钱财，处理得清清白白，让人找不到操守上的缺憾。举凡涉及大宗经费的使用，她都交由董事会来共同决定，如此更加提升慈济功德会的公信力，这就难怪慈济的会员得以从原先的三十人，于三十年间激增到四百万名。

　　人多好办事，慈济如今的会务也从当初的济贫赈灾，扩充至慈善、教育、医疗、文化四大方面，于今在花莲本会之外，台湾岛内分会共有四个，支会和办事处则遍及全国，海外分会计有四个，联络处有二十多个，会员据称多达四百万人。

　　除了佛光山和慈济这两大佛教势力之外，圣严的法鼓山和惟觉的中台山教势，都因为讲禅和修禅造成社会轰动而窜起于北台湾。工业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为现代人的心灵所带来的疏离感，迫使每日熙熙攘攘在都市里求生活的上班族，对探讨人的内心世界感到有迫切的需要，而禅学讲求心法和解脱的技巧，相当符合都市人的需求，再加上各种媒体的渲染，顿使学禅坐禅变成既时髦又有智慧的商品，所以政客、名人都来加入打禅七的行列，禅学便因此有逐渐脱离佛学研究、自立门户的味道。

　　现代人迷恋禅学的结果，便往往将禅当作是清除社会罪恶的万灵丹，连许多的政府单位过去都曾在经费和名义上，大力支持许多道场所举办的禅学活动，俨然把学禅视为改良社会风气及辅导少年犯的教育工具。其实这种作法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教育单位在事后，很少作过效果评估，也罕能追踪各道场的经营状况，因此才会爆发出令不少家庭悲痛不已的中台山剃度风波，这件事从中央以及地方主管教育单位都有失职，实在难辞其咎。

　　据了解，目前法鼓山的教势发展迅速，除了原有的农禅寺、中华佛学研究所、美国纽约东初禅寺之外，目前已有四个分院，台湾岛内各县市都设置了办事处，台北则有一个法缘会正在运作中，估计支持的信众约有三十万名。相形之下，现阶段备受九月剃度事件困扰的中台│灵泉寺教团，如今的教势规模幷不算大，计有三十多个精舍，六百余位出家的师父，尚有一所中台佛学研究院，信众部分则人数仍不明确，但应不会超过法鼓山。

　　综观台湾佛教的发展现势，四大教团的负责人都是魅力型的领导者，一个个年纪都不小，最年轻的证严法师都已是七十多岁了。然而，弟子们在他们师父魅力光芒四射之下，实在很难有出头的机会。这四「巨头」之中只有星云试过把大本山的宗长位子交给弟子心平，可惜心平法师前几年已告圆寂，所以这项努力等于是功亏一篑。是故四大教团目前都同样面临谁来接班的问题。

　　其次，处在台湾经济长期未见好转的情况下，超大型的道场如佛光山和慈济功德会，它们面对事业的转型就特别困难，因为过去财源滚滚而来的景况，恐怕时机已不再复返。星云一九九六年因为介入总统选举太深，一方面得罪了国民党，另方面也自暴其短，声势一时间很难恢复，因此佛光山起了封山的念头。直到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才又于去年（2001）重开山门。

　　证严法师一向用宗教情操来凝聚内部直销机构式的组织，架构虽然紧密，可是这种情操只有证严一个人才有那么大的威力，所以一旦她不在了，慈济的内部组织是否能够继续维持而不崩解，的确令人怀疑。最近几年慈济开始与企业界合作，例如莲花卡的发行或接受高尔夫球协会的捐款等，这种转型的尝试，不禁引起佛学界的深切关注，喜忧互见，唯恐慈济会向制造环境污染的企业妥协，不替中下阶层的民众请命了。

　　此外，由于经济现况不佳，各道场的募款能力大幅下降，可是各教团却又争相开办佛教学院或大学。长此以往，则将造成佛教教育资源的重复浪费。此一棘手的问题倘若无法解决，那么，这种趋势的走向肯定会把台湾的佛教推向一个临界点，届时若出现任一教团因财力不堪负荷而崩盘，那么最大受害者，也显然必是整个佛教界都在内，这是我们不能不密切注意的。

　　二、「经营大师」星云封山盘整与政商关系

　　星云法师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五日巴黎的国际佛学会上，突然宣布一九九七年五月佛光山过完三十周岁后即将「封山」，消息一出，当时曾引起台湾岛内宗教界人士的极端关注。

　　近三十多年来，佛光山一向是南台湾重要的地标之一，非但是台湾内、外游客必定前往朝山的旅游胜地，每到选举期间，佛光山的人脉更是各方政治势力必然拉拢的对象。星云法师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到高雄县大树乡，一来为兴建佛学院培育专业神职人员以提高僧伽素质，二来为广开佛门普渡众生，而入山开荒，如今却一度兴起封山谢客的念头，这种与开山初衷背道而驰的转折，的确十分耐人寻味──尽管如今已重开山门──。

　　a) 佛光山组织庞大　寺院分布海内外

　　据接近佛光会的人士表示，星云法师提倡富裕、华美、快乐的佛教，这种入世的宗教思想，与传统上佛教给人清贫的刻板印象极为不同，因此颇能迎合台湾一些大企业主的口味，随而政界人士亦趋之若鹜。

　　星云法师现今能够成为宗教界的传奇人物，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是一名组织和企画方面的天才。首先，他禁止门下弟子滥收信徒，俾免日后结群成党，在佛院内形成派系相互勾心斗角。再者，星云应用佛光山教团每年培养的一百多名僧尼，分发到海内外各级道场，积极弘扬佛法、服务信众，因而逐日建立起他的「佛教王国」。

　　依据康乐、简惠美在《信仰与社会》一书的统计，佛光山属下的寺院道场，截至去年为止已扩增至一百多个左右，其中有四十五个在台湾，其余则散布在全球五大洲，计有亚洲十二个、美加十三个、欧洲七个、纽澳十个、中南美三个、南非六个。各寺院道场幷依所在地人口数及经常性集会人数，区分为别院﹝如台北普门寺、高雄普贤寺、美国西来寺、东京别院和雪梨佛光寺﹞、分院﹝极乐寺、圆福寺、慧慈寺等﹞及禅净中心﹝永和、花莲、丰原等禅净中心﹞三个等级，分院若非以传统寺庙形式，则又称为道场或讲堂，三级之下还有若干布教所，组织相当严密，较之在台湾已逾一百三十几年的基督教长老会组织架构，毫不逊色。

　　此外，有别于僧伽系统的信众方面，佛光山的信众共区分为职事、功德主及国际佛光会会员三类，其中佛光会的膨胀相当迅速，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创办以来，全球已有三百多个分会，领导干部将近四千人，会员人数则远远超逾十万名。据一项非正式的统计数字显示，海内、外与佛光山有关的信众，大约在一百万人上下，而这些信众都必须是年满二十岁、皈依三宝的佛教徒，有关宗教信仰的纯度自然比不依这些条件为入会资格的慈济功德会高出许多。

　　b) 名门正派纷起，独占地位不再

　　若单就组织发展的角度而言，佛光山的教势扩张至今，已达至必须区隔信众与非信众的地步，以「内外有别」来加强信众对佛光山本山的向心力。尤其，佛光会迈向国际化的步伐年年加快，「圣化」佛光山为圣地的压力也就愈来愈大。把会员与闲杂人士区隔开来应是自然的趋势。所以前几年的「封山」行动实属必要。

　　不过，佛光山打算采取「封山」的行动，就好比股市进行盘整一样，但最终的目的是在财力不济的状况下想保住命根子。所以这几年的发展，还是决定重新开山，以免最后导致事业整个崩盘的严重后果。

　　若再进一步分析，则前几年的「封山」，应和下述五点原因有关：

　　首先，佛教界的名门正派近年来纷纷辈出，譬如北投法鼓山的圣严法师、福隆灵鹫山的心道法师、万里灵泉寺的惟觉和尚及花莲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等都各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致使佛光山先前独领佛教界风骚的地位不再。而这些大牌的法师所设立的大型道场，又可供各大企业主作自由选择追随的对象，佛光山的原有资源遂而渐次被瓜分，导致向社会吸取的大量财力日渐窘困。

　　其次，台湾佛教徒的特色之一，便是流动性大。而佛光山最大的弱点，就是商业味道较浓，世俗化太显著，难免会招来一些批评，长期累积下来，信徒自然容易流失。

　　第三，不论佛光会的扩张有多快，事实上它的财务根基仍在台湾，由于佛教界各门派彼此都在竞争募取财源，再加上台湾近几年又遭逢经济不景气，自然更使佛光山的财务压力明显地与日俱增。

　　c) 圣化大本山，截断政治纠葛

　　第四，虽然星云法师当初创设佛光山的目的非为旅游，但佛光山已成为观光旅游胜地则是不争的事实。倘若旅游业对道场收入的贡献不大，倒不如多找几位大企业主来支持。可是他们的忠诚度与认同感，都需要圣化本山来提高信仰纯度，否则反会加剧内部的不满情绪，加速流失现有的信众。

　　第五，星云法师过去与政界人士来往密切，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星云曾经介入撮合第三势力与国民党对抗，整合失败后又被认定为公开支持陈履安的人士，结果陈的得票率仅八％左右，这种惨状令外界对星云号召信众的能力备受质疑，选票缩水形同影响力锐减，如此自暴其短，已使佛光山的支持者向心力大降，内部的危机感同时上升。

　　因此而对外宣布 「封山」，适可截断佛光山与政界的进一步纠葛，甚至可以抹去星云法师曾与陈永和等黑道人物往来所留下的不良观感。不过，佛光山当时封山决定其实仍留有「但书」，星云法师在当年九月五日的记者会上幷未言明封山的期限，暗地留下相当的弹性，避免任何意外发生而扩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所以，他说封山的意义是「先缩小自己，以后再扩大自己」，他当时曾特别强调说，封山不是封闭，「佛光山要像鲲鱼一样潜入大海，有朝一日，蜕变成大鹏鸟时，要舒展宽大的双翼，庇护更多更广的无尽众生。 」

　　d) 当年封山是逆势操盘，以摆脱各方压力

　　按理说，佛光山应是一个不断扩张、成长的道场，然而几年前星云法师同意僧团的决议，断然采取封山的决定，那项举动颇有逆势操盘的意味，这或许正透露出佛光山的教势已进入高原期的讯息。事实上在台湾各大佛教派激烈竞争社会资源的情况下，许多功德主早已「一头牛被剥了好几层皮」，况且星云正积极推动「佛光大学」，开销比从前更大，财力的负荷十分沉重，而资源幷未丰沛如往昔。再加上高雄县的有些地方人士，对佛光山介入历次选举的动作颇不以为然，部分高县的政治人物甚至采取政治手段来对付佛光山，其中尤以《台湾时报》与佛光山在一九九六年三月间所爆发的争执最引人注目，可见佛光山历来所拥有的崇高声望，如今已大不如前。

　　如果说，前几年「封山」的压力，是源自信众的流失以及财力上的紧缩，同时星云法师在此时也正需「盘整」他自己与政界等的复杂关系，那么「封山」的行动或许可以力挽步向下坡的教势，给佛光山一个调养生息、重新出发的机会。所以去年才又重新开山。

　　三、星云的贵人──李决和

　　青年时代的星云法师只身来台，经过多年的辛勤奋斗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可是，不会说台语的星云，是如何在台湾乡间立足起家的？

　　当年廿二岁的星云是因逃难才来到台湾。在这之前，中国国民党内一批改革派的出家人，曾主张把佛教与社会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在江苏省举办了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年轻的星云曾参加受训，后来随同大部分受训的出家人避难到台，隶属于孙立人部队的救护队成员。一九四九年，陈履安的父亲陈诚，因为担心这些人中夹杂着「匪谍」份子，因此下令逮捕这批出家人，后来经由孙立人夫人张清扬的搭救才得出狱。

　　e) 结识李决和，开拓佛教事业

　　摆脱牢狱之灾的星云，最先在苗栗的法云寺「看山」，他初期的作品《无声息的歌唱》一书，便是在这段期间写成的。不久，新竹的一些出家人在青草湖举办台湾省佛学讲习会，星云在会中负责教台湾出家人的国文，因此他也趁便学八个月的日语，从阅读日本佛学的著作中吸收了比较生活化的佛教观，这可说是他潜修佛学经历上的一大收获。

　　处在白色恐怖期间的大陆出家人，当时为求自保便组织了「中国佛教会」，星云获得人数较多的苏北同乡推举为南京区的佛教代表，幷于一九五二年当选该会常务理事。一九五三年底，李决和邀请星云前往当时仍是穷乡僻壤的宜兰分会演讲。李决和早年曾在中国大陆经商，北京话非常流利，如今已是宜兰地区的一位大商人，过去一直参与雷音寺的活动。李决

　　和结识星云后，两人就非常投缘，李决和立刻协助星云于翌年取代因病无法视事的雷音寺住持，自己也成为星云在宜兰弘法的热心支持者，他即是目前佛光山慈庄法师的父亲。

　　星云在台拓展事业，一开始即获得宜兰本地李决和家族的全力配合，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捩点，通过这项结合，星云很轻易地便赢得宜兰士绅的认同，又由于当地没有大和尚，从台北总会移居的星云立刻居于「老大」的地位，从此一位原先没没无闻的小和尚，在很短时间内便雄踞一方，倘若星云当初沈迷于台北，那么他恐怕会卡在多位大法师的声威之下，难有施展拳脚打下一片江山的机会。

　　f) 小庙留不住大和尚，星云寻求外援

　　然而，虽说兰阳信众对星云法师十分崇拜，当地一般居民既少又穷的事实，终使雷音寺这间小庙留不住企图心旺盛的星云大和尚。就在星云投下近十五年心血稳定宜兰这片江山的同时，他每个月几乎有一半时间都来往于宜兰和高雄两地，试图﹁收集﹂各地的零星散户。这段期间，他顺便还到凤山会晤知音煮云法师，他们两人都同样主张通俗的佛教路线。

　　为求另辟一片天地，星云法师着手尝试各种快速而有效的吸引信徒的办法。譬如他一方面积极办活动、发传单；另一方面一有机会，就用乐队迎送星云游街，以这种方式来引起民众的注意。然而，在这些广告攻势中，最具成败关键的语言沟通问题，是星云占尽其他竞争者优势的地方，因为他拥有一件秘密武器，就是后来担任星云专属翻译秘书的李决和。由于李决和通晓国、台语，又熟识佛经，故而星云的每场演讲都能有精彩的台语翻译，使他力足以通吃本省及外省籍的佛教徒，这种优势较之其他同辈的外省法师，因语言隔阂而走不出都市显然有天壤之别。

　　除了全力推动宣传攻势外，星云法师本身拥有很强的发表能力，在当时台湾资讯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他非常勤于为电台撰写佛学广播稿，还经常在佛教刊物上发表文章，连自掏腰包买篇幅都愿意。我们必须知道，文字、声音媒体都是跨地域性的传播工具，而当年传播工具的数量甚少，人们没什么选择，所以如此长期累积下来，便使他逐渐享有全国性的知名度。

　　g) 结合高雄主流商贾，人脉深入党政军

　　星云到高雄活动的期间，正巧当地传统的一些老士绅因为不喜欢正在逐步扩张的基督教，因此就邀请星云襄助，便请星云协助他们住持貌似基督教堂外观的佛堂「高雄佛教堂」，于是星云便从香港聘来他的师叔月基和尚在该佛堂担任住持，幷因此和高雄地区的主流商贾搭上线了。

　　非但如此，星云再度展现他过人的社交才华，成功地说服军方，允许他在高雄海军管制区寿山公园内，修建寿山寺。盖起了寿山寺，就等于证明星云法师的人脉关系已经深入高雄地区的国民党、政、军社交圈内，经过这一段奋斗的历程，才让四十岁的星云于一九六七年抓住机会，买下高屏溪上游大树乡麻竹园十几甲的山坡地，终于奠定他的佛教大丛林，实现他所倡导的「佛教人间化，生活佛法化」的理想。

　　h) 经营佛光山开创商业化典范　星云一手拈出无限商机

　　堪称台湾佛教事业﹁经营之神﹂的星云法师，他一手辟建的佛光山向来是海内外佛教界争相仿效的典范，他非常善于利用媒体替佛光山广作宣传，深悟不断投资来扩张教势的道理，依不积蓄的原则把钱财转手投资于佛门事业，既是最先懂得利用现代传媒工具的大师，又是极富超时代经营理念的佛门中人。

　　星云法师首先在台湾运用经营「百货公司」的手法来促销佛光山，二十余年来获致空前的辉煌成果。同时，他撷取现代消费文明的「精华」，利用普遍参与原则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让许多信众得以共同参与开山建寺的功德事业，藉以分散经济来源，其结果还可以防止少数功德主对佛光山经营权的干预，真可谓慧心独具。

　　星云法师一向与台湾的政、商界人士，维系既广泛又友好的关系，幷以佛光山为场所促进信众间的联谊，或让彼此寻找到商机，或让他们结交成挚友，经由宗教信仰进行情感交流。星云首开台湾豪华型大法会普及化的风气，借着扩大参与和聚少成多的收费原则，使佛光山的各种宗教活动，在他刻意经营下，颇有﹁星云俱乐部﹂的轻松、休闲气息，旗下又大又堂皇的寺院，特别能够凸显出佛光山信仰大众化、人间化的宗风。

　　i) 运用四大理念，奠定事业根基

　　高雄佛光山的经营管理方式，主要受四大理念的影响：第一，星云法师早期在中国大陆接受丛林道场家长式权威的熏陶，寺院内部阶级分明，师徒、师兄弟之间严守伦理，绝对服从。为了不让钱财变成寺院里纠纷的来源，在经济上星云采取不积蓄和轻微负债的作法，使信徒的捐献不断用于投资事业上，绝不留在师父或弟子的身边，如此很快地便把现金转化为资产，大家两手空空，减少彼此眼红的机会，更没有被倒债的困扰，所以

　　星云法师永远叫穷，但佛光山的投资活动却向来就未曾中止。既然寺院的财源主要来自信众，因此佛光山非常注重动用居家信徒的资源，星云法师花费很大的心血来结合地方士绅名流的力量，藉以稳固佛光山的社会支持根基。据说，立法院副院长王金平在以前高雄的立委宣传品，每次都经由佛光的系统代为分发，然而不论外界如何抨击星云为「政治和尚」，他都少公开辩驳。最近几年，则以选择性的支持，分散支持对象。

　　第二，佛光山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沿袭自蒋氏父子时代的军队管理办法，这可分为：采取军中轮调制：各道场职事的调动一年检讨一次，避免道场内部结合为子弟兵，出现山头，瓜分了中央﹝大本山﹞的权力。这就好比蒋家在台治军的方式，部队经常轮调，士兵与司令官之间难有地缘、血缘和其他密不可分的袍泽关系。所以，佛光山一开始便确立职事的轮调制，各道场的发言权份量相同，这与慈济功德会的经营方式十分不同，佛光山把这个制度发挥得淋漓尽致；实施政工思想教育：佛光非常注重宗门思想，强调出家人必须服从、奉献等，把日常的劳动视为修行的一部分，每一个干部都必须善于处理杂务，进行全方位的锻炼，这就好比是国泰人寿的干部培训方式，与慈济以非僧伽为骨干的组织型态形成鲜明的对比。

　　j) 方便信徒参与捐献，分期付款积少成多

　　第三，佛光山受日本寺院和企业的经营理念影响甚深，这可追溯到一九六三年星云法师第一次出国的经验，他从日本寺庙学习到怎样向游客收香油钱的诀窍，如何安排多功能的文物展示以及如何举办大型的法会活动来刺激信徒的信仰热忱。星云经营学的特征之一，即是采用当时日本寺院及企业的经营方式来管理台湾的道场。星云把佛光山建设成一个综合性的组织团体，俨如百货公司一般，以信众所有的消费需要作为规画的重点，例如有托儿所、小学、中学、娱乐设施、文物馆、坐禅设备等，而朝山会馆落成时，足可媲美高雄的观光豪华旅馆。换句话说，佛光山把空间的利用规画到极限，包纳人一生之中衣、食、住、行的需求应有尽有。

　　第四，佛光山擅长利用台湾原有的宗教资源，把一般寺庙里传统的东西转化成佛教商品，创造无限的商机，譬如佛光山也有让信众或游客抽签问卜的地方，只是求签者拿到的幷非签诗，而是佛教的格言罢了。又如，佛光山改变地方财主捐赠石雕门柱等给寺庙的方式，透过大众化的价格让更多人能够参与捐赠活动。譬如，传统的寺庙都依赖少数几位财主捐输大笔款项来建庙，可是佛光山却鼓励许多人以小额款项共同捐献的办法来筹措同样一笔数额的善款，如此一来，钞票分文未少，信众反而增加得更多。所以，一片墙壁可由很多人一起捐款来修缮，一根门柱同样如此，佛光山到处蕴藏着无限的商机，他们甚至允许功德主分期付款来认捐，达到建佛寺的目的。

　　星云法师心知肚明，捐钱的功德主倘若过分集中就会衍生问题，这些少数人可能功高震主，左右佛光山的决策，但是，允许很多信徒共同参与，就等于降低大功德主的发言份量，如此方可避免受少数人操纵的危险。这种集资的手段，仿佛台湾中小企业主通过标会的管道累积资金一样，不必担心受制于大金主或股东，因此佛光山一直不受大财团的影响，而「普遍参与、分散经济来源」的经营策略，实属佛光山运用得最为成功。对照之下，慈济的荣誉董事组织，力足以左右事工的推展方向，而且这些荣誉董事都具有雄厚财力背景，无形中就掌控了中央的部分权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佛光山是一个具备多功能的超大型道场，足以提供信众各类需求，实际上是一座类似「百货公司」的佛教道场，把所有的佛教文物与知识集中在一起来贩售，这也是星云法师经营学的特征。相形之下，过去台湾寺庙的经营方式，就好象传统的杂货店，格局小，货色又不齐全，面对佛光山百货公司式的竞争，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k) 佛教道场精致化，挑战佛光山转型

　　然而，随着台湾社会形态的快速变迁，现阶段的佛教道场已经逐渐走向专业分工，呈现高度组织化和精致化的趋势，如此迫使佛光山不得不面对本身组织转型的问题，这可说是台湾社会由先前的农业文化，迅速转型到如今以服务业为主，各企业之间彼此的竞争加剧，反射到宗教界的一种社会趋势，佛光山自然脱离不了台湾社会转型所出现的暴风威力之冲击。

　　在目前各家奇招尽出，以竞逐社会资源的趋势下，例如全身投入慈善事业的慈济功德会，每场大型活动都经王端正等专业人士精心擘画，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也深悟个中三昧，曾特聘在家居士﹁安佳奶粉﹂的老板叶益和参与各项活动的设计，花莲和南寺传庆法师也专精于多媒体的经营，这些精致的现代化经营方式，都已经超越过去星云法师所熟悉的经营手法，佛光山的未来发展与存活，就必须跟上时代丕变的脚步，从中小企业的发展型态提升到高度的企业化经营管理。换句话说，佛光山今天面临的是如何转型为现代化的专柜百货公司和经营分布各地连锁店的问题。

　　特别是，今后佛光山到底能推销什么商品来吸引信徒？从前佛光山把台湾传统寺庙所贩售的各种商品，集中在一起来供民众选购。信众想要看大佛，佛光山就盖一尊全台最高的一百五十多公尺的佛像，佛教文物的展多，佛光山最齐全，香客的住宿设备，佛光山最豪华舒适。可是，在台湾未来的宗教文化必然走向精致化的过程中，论佛学造诣不如印顺法师，论禅学名气比不上圣严、惟觉，论推广慈善事业仍稍逊证严法师的星云，他虽集各人之所长但未必专精如他们，面对这些大牌宗师的声势挑战，将来怎么引导佛光山转型以保持住现有的优势，实在耐人寻味。

　　五、佛光山谁来接班？

　　谁是未来星云法师的接班人？这项问题目前在佛光山内部而言，仍然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原因是，获选为佛光山大宗长的星云大弟子心平，一九九五年突然过世，因此打乱了星云日后交棒的安排。

　　过去佛光山在扩张教势方面，力量绰绰有余，问题则在深度不足，特别是许多学术、文化和出版都靠外包﹝尤其大量利用大陆的学术资源﹞，在兼顾不到的情况下，内涵的充实极待加强，如此才能提升信徒的凝聚力。同时，佛光山必须正视未来转型的问题，惟有第二代的接班人选早日确立，佛光山才不至于陷入内、外交迫的困境。

　　在心平法师过世后，目前还看不出谁是主要的接班人，而一旦进行排名，内部必会引爆纠纷。

　　当然，佛光山至今没有明显的接班人，主因在于星云法师事必躬亲，一身总揽全权，弟子又对师父的权威绝对服从，所以第二代优秀的领导人才一直无法产生。事实上，连慈济功德会的证严法师和法鼓山的圣严法师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似乎都只能向信众推销单一偶像，没有开山祖师亲自到场，信徒的热忱就表露不出来。

　　未来星云法师指定继承人可能需要考量三项因素：首先，佛光山元老级的干部对星云法师的接班人选僵持不下，可是这些元老级人物大都是宜兰时期的弟子，所以地缘因素的考量非常重要，将来恐怕从「宜兰帮」之内指定继承人的可能性最大。其次，继任人选的能力与服从集体领导的意愿也将是重要的考量因素，能力差则无法孚望众，独立性过强则可能不服膺集体的方式，甚至还会结合外力以为奥援，对内进行夺权行动，历史上，佛教宗派的分裂，种因于此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可不引为借镜。第三，接班人必然同时是「护法会」功德主所能够接纳的人选，否则走了功德主立刻就会造成财政上的困难。向来，星云法师的公关手腕罕有人能望其项背，功德主莫不对他服服帖帖，继任者如何展现出类似星云法师的那般魅力，更是一桩难以克服的考验。

　　据说，星云法师当初作出对佛光山封山的决定，有设法早日解决接班问题的用意。。不过，星云法师在封山之后，仍旧总揽大权于一身，大宗长形同虚设，掌握不到实权，所以真正的接班人是谁？迄今仍待观察。

　　六、台湾奇迹造就慈济王国

　　慈济功德会慈善事业的创办，时间上与佛光山相近，但实际崛起的时间则甚晚，幷且与台湾在一九七○年代末，外交环境的丕变及经济快速起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再加上当时台湾社会对东部原住民的原罪感，进而激发慈济声望的急遽膨胀，缔造台湾空前庞大的慈善事业。

　　因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台湾社会基本上还是相当贫穷，而慈济功德会在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间即已出现，但当时即使在花东地区活动了将近十五年，它会员的成长一直非常缓慢。在此之前，一九五五至六五年间可说是基督和天主教会在台湾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教会在台湾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宗教，包括提供面粉、奶粉及医疗等极具民生价值的物品，神职人员既有学问又有拯救世人的道德使命，教势的发展可说如日中天，吸引了大批的台湾知识份子加入传播福音的行列。

　　然而，随着台湾于一九七一年退出联合国，继而于一九七九年与美国断交，从前在经济上和人员上积极支援在台各教会的外国机构及资源，便逐渐退出台湾，或把人力和资源移转到比台湾更需要的中国大陆，所以一度在台迅速扩张的基督教声势，便开始走下坡，但也因此促使台湾的教会走向自力更生的道路上。

　　四大因素辅助　慈济成长神速

　　当证严法师于一九七九年前后向台湾社会发出在花莲盖医院的呼吁时，正巧基督和天主教会的资源已开始萎缩，无力再在东部盖新的医院，非但如此，教会医院在此时也无法免法与其他医院相类似的陋规，其中尤以开刀之前必需先缴保证金的规定最受外界诟病。证严在目睹一位山地妇女因缴不起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因此血流满地的惨状，方才立下助人的心愿，从号召社会善心人士捐钱盖医院开始，一步步搭建起慈济功德会一呼万应的慈善事业。

　　由此可见，证严事业的快速成长，实际上是基于下列几项因素：在东台湾建医院的呼吁，处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是非常具有神圣性的，因为这时的东部原住民就好比被政府遗忘掉的一群，当地的医疗资源极端缺乏，生活异常困苦，故而原住民的问题便成为当时台湾社会有良知者的原罪。这也便是后来台湾女权运动，一开始即从关怀原住民雏妓问题着手的原因。所以，要怎样关怀东部原住民，在当时是一项相当能够打动台湾社会人心的议题。

　　l) 盖一座不必缴保证金的医院

　　证严希望盖一座不需缴交保证金就能医病的医院，在别人有难之际及时伸出援手，这是一种佛教普渡精神的具体表现。因此在这段期间的佛教杂志，都一致赞同支持证严的呼吁，在社会上也获得极大的回响。

　　事实上，全台湾教会的牧师、神父、修女等神职人员，他们过去对台湾医疗方面的项献是任何佛教界人士或团体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可是证严发愿的时机，正值基督教声势处于退潮时期，教会的力量伸展不开来，盖一家在东部的佛教医院已经没有面临教会医院竞争的威胁；同时在台大医学院的全力支援下，为慈济医院的成功奠下了极佳的基础。

　　此外，到了一九八一年之后，台湾已出现了一批靠炒作土地而发财的大暴发户，这些人为求赎回良心，便把具有济贫扶弱特色的慈济医院当作一个着力点，乐于出钱、出力来帮助东部的居民，使济贫扶弱的传统民间道德力量再度抬头，盖一家医院来照顾东部的民众，此刻变成大家都乐意的事。由于这些主、客观条件的成熟，证严法师的心愿很顺利地便得到实现。

　　m)小手册大功效　证严声望家喻户晓

　　不过，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慈济功德会在盖好医院之后，它的声势立刻扶摇直上，会员的增加非常神速，的确令人始料所未及，但这首先还须归功于一位名叫陈慧剑的居士，由他所写成的《证严法师和他的慈济世界喔》这本小书册，随着慈济医院仁心仁术的济世表现，把证严的个人魅力散播到全台各地，使台湾乐善好施的道德传统，再度从社会上的各个角落苏醒了过来。据了解，这本书一经出版便流通了三十多万册，威力的确惊人，书册把证严描述得俨如现代的活观音，如此既满足了人们对传奇性人物的仰慕心理，又树立了证严在宗教上的权威，让许多真正热心公益的人找到了追随的对象。

　　另外，证严法师拥有一项在当时佛教界比较缺乏的优点，那就是在钱财方面绝对公私分明。在那个时代里，一般道场的帐目通常都是黑盒子，劝募而来的善款往往会不知去向，因而社会上对少数住持在道德或操守上所产生的质疑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怪罪整个佛教界。

　　n) 帐目绝对清楚，台大医院共襄盛举

　　可是证严的作法明显地有所不同，她即连静思精舍的产权都是由自己家人替她买下的，一切自食其力，绝不亏欠信徒分文，也没有钱被师父私下用掉的怀疑。而一旦牵涉到钱财的用途，证严都会完全交由董事会来共同决定。因此，证严法师很快地就成了佛教界崇高道德的典范。

　　再就经营手法来说，证严法师为要取信于社会，她把慈济医院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把经营权委托给在台湾最具公信力的学术机构，也就是每年联考都是最高分的台大医学院。慈济医院的院长、医师等重要干部，最初都是从台大聘请过来的，这等于是两个机构的共生结合，使慈济医院就好象是台大在花莲的分院，这项十分巧妙的安排，让慈济医院在东部轻易地建立起医疗权威的地位，同时也使证严由此而赢得了世俗社会的权威。

　　o) 媒体资源丰富　慈济效应所向披靡

　　慈济功德会臻至今日的成功，其实还得感谢证严的弟弟王端正，这位出身自媒体记者的人物，非常了解掌握媒体关系的重要性，他不断利用各种管道让媒体替慈济造势，包括买广播时段、电视时段，慈济又拥有自己的刊物，可说是目前掌握台湾媒体资源最丰富的团体之一，而它在媒体宣传上的投资，恐怕也是最多的。所以，慈济只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不要让国民党感觉到它有支持反对党的倾向，那么它就不会像佛光山一样，三不五时地总要遇上政治麻烦。多年来，政府对慈济功德会的褒奖几乎持续不断，国际上的表彰也接二连三，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慈济效应」在短短几年内便深深地撼动了台湾的社会民心，使佛教与慈善事业紧紧地相扣在一起。

　　依此说来，证严法师发迹的时代背景，系在台湾社会处于转型期之际，时机上正是外在环境逐渐对佛教发展有利的时刻，她经过十多年的长期摸索，终于发现到能够扣紧时代心弦的社会议题，一俟她在﹁后山﹂发出

　　照顾弱者的人道呼吁，就打中当时社会心理的弱点，因为大多数的人对东部原住民都有一种原罪感，所以社会上的响应极为热烈。然后，证严在经营慈济功德会的策略上，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作区隔，让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菁英来筹办和管理，非常正确地规画了事业发展的方向，再倚靠造神运动及自食其力的优势，在媒体的充分配合下，很迅速地便征服了台湾社会，威力之大所向披靡，影响力还渐渐扩散到亚洲之外的地域。

　　七、慈济功德会步入高原期？

　　── 期待诺贝尔奖的肯定──

　　历经许多年发展的慈济功德会，在台湾经济持续不景气及救济的社会意义愈来愈模糊的冲击下，毕竟也有进入高原期的一天。有人认为，慈济已开始显现疲态，即使它的会员据说已从二百万增至四百万名，因为人数增加，新人参与的热诚，比如在捐款和担任义工方面，不见得一定能提高。

　　慈济未来即将面临的问题包括：第一，慈济医院所耗费的资源有多大？经营管理的效率有多高？鼎力协助它的台大医学院，其财务将况都须由立法院加以监督，但是慈济却不必，不论医院的亏损情况怎样，反正都有「师父」向外界募款来解决，久而久之，弊端还是会衍生出来，因为据传仍有不少非法团体一直都不肯放过这块肥肉。

　　p) 慈善托拉斯吸力大　弱势团体备受威胁

　　再就是，慈济早已是大家公认的慈善事业托拉斯，它垄断了社会上的大部分慈善资源，几乎使得慈善事业一元化，结果造成一些弱势团体筹措经费发生困难，长此以往，这种现象是否合乎社会正义，目前已经引起各方的议论纷纷。甚至慈济时下所进行的物资救济，是否为宗教上的必要性，也同样引发佛教界人士的争议。可见这种社会资源过分集中的负面效应，事实上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急难救助永远受欢迎，尤其是对弱势族群的支助，更容易赢得大众的敬意和喝采。但是，自从全民健保实施以来，穷人医疗不再是社会上最迫切的话题，这种转变无疑地将使以协助穷人解决医疗困境而起家的慈济，褪去以往工作成绩的光环，让慈济失去工作的着力点。此外，如今慈济的事业已经扩展到全台湾，西部的民众不再对东部的原住民抱持原罪感，证严的呼吁不再代表花东，民众支援的目标反而变得不明确。

　　近年来，佛教界对慈济的批评也逐渐加剧，火力集中在佛学所教诲的普渡与别渡的问题。就以慈济到大陆盖住屋给水灾受难户为例，因为受灾者遍及数省，慈济只在一小地方赈灾，这种作法明显犯了选择性救济的偏失，也就是别渡，不符合佛教「众生平等」的主张，慈善事业一定要着眼于普渡众生的作法。加上中共在对台湾连续进行试射飞弹的恫吓，慈济当初到大陆赈灾目的之一，希望减轻两岸敌意的目标，显然没有达成，据了解，这档子事现在慈济会员都尽量避免谈及。

　　q) 大陆赈灾引发非议　期待诺贝尔解危

　　证严法师过去各种传奇性的故事，由于重复性太高已经不新鲜了，而佛教界人士期待她站在宗教专业的立场，从比较根源性的问题着手，推动涵盖普遍性的社会改革或照顾。但因慈济经营慈善事业的方向幷不在这里，预计双方的意见差距一时之间仍难化解。故而，证严一方面必须面对台湾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致使内部意见难于统合的困扰，另方面像过去能够用单纯的道德问题作诉求的议题，由于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脚步加快，再也很难找到劲道足以一下子打动全社会脉动的议题。

　　在这种处境下，除非慈济获颁诺贝尔和平奖，藉由国际重要机构的再一次肯定，来加强她周身的光环，否则慈济功德会难免要停滞在高原期，所以它未来将要采取甚么样的经营策略，来重振雄风以与台湾各大道场争逐社会资源，外界唯有拭目以待了。

　　八、禅学与都市企业结合

　　──法鼓山独树一帜──

　　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圣严法师在经过三年多的筹画后，已正式举行开发第一期工程，占地达六十甲的﹁法鼓山﹂奠基大典，预计将于公元两千年完工，工程经费十二亿元据称已经筹措完毕。

　　典礼当天，圣严幷邀集内政部长林丰正、县长尤清、考试院副院长关中、教育部长吴京、各党立监委及影艺圈名人到场观礼，来自全国各地出席的信众也多达万余人，过程中还举行了一项别开生面的地宫安宝仪式，把一七○件佛教文物埋入地底，等到公西元三千年之际才予开启，而这些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据称都是为了劝募第二期工程款项所作的暖身运动。据释果选法师表示，下一期的建设重点是把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扩充为大学，加上其他建筑的经费，预计约需七○亿元。

　　圣严于十四岁时，便在江苏狼山广教寺出家，一九四九年随军队逃难来台而入伍，一九六○年从国防部情报侦查单位正式除役，不旋踵即投奔农禅寺东初老人门下，第二次剃度出家。

　　r) 圣严从小出家　勤于文字弘法

　　圣严法师是一位勤于撰述的佛学作家，所以在他投奔东初门下之际，

　　早已是佛教界大众媒体的闻人，经常用﹁张采微、醒世将军﹂等笔名，在刊物上以文字弘法。他的师父东初当时在北台湾佛教界也是一位大山头，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张清扬曾协助农禅寺最先在台出版大藏经，东初还发行《人生月刊》，即连星云法师在台初期也得靠这份佛教杂志打开知名度。

　　然而，东初、圣严这二位师徒因都是佛教界的名人，所以他们二人的结缘可谓相得益彰，但也可以说是微妙相克的。据指出，东初老人收纳圣严为弟子的盘算之一，是希望圣严一手接办《人生月刊》，但是圣严自忖出家的目的幷非替东初作廉价劳工，故而他入门一年多就因不愿编写佛学刊物，而转往高雄美浓朝元寺闭关六年，专心潜修、著述，再经由张曼涛居士的介绍，于一九六九年三月，负笈前往日本立正大学留，幷在历尽艰辛的求学生活后，于一九七五年拿到文学博士学位。

　　s) 荣列国建会代表　返台接任农禅寺住持

　　凑巧的是，圣严在日本的这段期间，台湾社会刚好面临一连串重大事件的连续冲击，首先是台湾于一九七二年退出联合国，紧接着是台日断交与蒋介石过世，而一九七五年四月间蒋经国正式上台后，便运用召开国建会的方式，每年邀请学者返台，藉以网罗人心。圣严刚好从立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便因此获列为佛教界的国建会代表。

　　获选为第四届国建会代表，可说是圣严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当时的国建会代表都是众所钦羡的社会名流，因此他有机缘得以与蒋经国、蒋彦士、李焕、潘振球、姚舜和谢东闵等人认识，其中特别是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履安，还特地邀请圣严到他家谈佛学与学佛的问题，由此而打开了圣严与高层政要间的方便之门。

　　虽说如此，圣严在国建会上出尽风头，却也在台湾佛教界引起不同的评价，再加上美国方面有教界人士邀请，所以他没有停在台湾发展，反而束装前往美国，在纽约等地自立门户改行当禅师，自立门户。经过一年多，东初老人突然于一九七七年圆寂，这项噩耗逼使圣严不得不立刻回国，但也有助于他回台接收道场的机运。

　　从一九六○年投靠东初门下，到一九七七年这段长达十六、七年的时间，事实上圣严可说两手空空，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的道场可供发挥，所以他必须把握住农禅寺更换接班人的机会。圣严自知本身对农禅寺贡献很少，倘若单凭博士学历和佛教界声望就想晋身住持之位，恐怕很难服众，因此圣严就趁办丧礼的时机，把全省佛教界有名望的法师

　　和国民党党政大老全都邀到农禅寺，因为这些﹁贵宾﹂都会赞同让东初的「博士」弟子接班，藉以提升佛教界的学历水准，大家同沾一份光荣，所以圣严就顺理成章地继承农禅寺的住持。可是中华佛学研究所目前的所在地，则由东初的另一弟子接管，圣严回台接班的结果，事实上已使得一个王国分裂为二。

　　此外，圣严一向用台湾的「第一位博士」来标榜自己，但是他所主持下的中华佛研究所，虽然还称得上是佛教界较具规模的，但因定位不清，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本身应有的学术地位，它仍然是台湾佛学生到外国留学的预备学校。

　　t) 兴建法鼓山基业　肩挑佛学教育重任

　　自从一九八九年起，圣严法师开始兴建法鼓山基业，作为他人生第二个事业的起点。圣严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是：第一，农禅寺的土地将因「关渡平原开发计画」而遭征收；第二，中华佛研所需要一个永久的所址，而现在租用的地方，幷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智慧型」的圣严法师深知自己起步较晚的不利处境，为求从佛光山、慈济两大势力之中突围而出，他必须设法作市场区隔。圣严头上顶着「海外博士」的光环，当年返国后便获张其昀邀为文大哲研所教授及中华佛研所所长，因此他就把兴办佛教高等学府「法鼓人文社会大学」的成败，拿来当作是佛教界有没有明天的诉求，使推展佛教高等教育的重责大任，很顺利地落在他的肩膀上。

　　如此一来，法鼓山事业的兴衰就变成是台湾佛教界，未来能不能发展的整体性问题。这种运用经营佛教百年大计的高等教育作策略性的诉求，很容易就能与积极传灯的佛光山以及关注慈善事业的慈济形成市场上的区隔，难怪法鼓山的名号很快地就传遍各地。

　　可惜的是，法鼓山兴学的诉求，其实本身具有阶段性的限制。它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间提出时的确非常有效，但教育部随后决定开放设立私立大学，紧接着华梵人文工技学院、慈济医学院、佛光山附属下的南华管理学院就相继抢先成立，由中国佛教会筹办的玄奘大学也将开始招生。这种客观佛学教育形势的重大转变，使得法鼓山创办佛教高等学府的时效性尽失，再也不像当初那般吸引人了，再加上一九九○年代台湾岛外一流大学的佛教界博士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圣严在佛学教育界原先所拥有的高学历优势，如今已经不再特别突出了。

　　u) 讲禅结合都市企业

　　备感市场行销管道日蹙的圣严法师，数年前赶紧提出「心灵环保」、﹁人间净土﹂的口号，以台北市的安和分院为活动重镇，力求结合企业人士，把宣教弘法的中心指向都市，推销﹁禅与企业管理﹂等新产品，希望经由这种新的行销策略来摆脱困境。

　　圣严法师推出法鼓山的企画案时，一般信徒的反应都异常热烈，初期每个月的善款据说曾有多达千万元以上者，如今恐怕全盛时期已过。现在为要成就法鼓山事业，各种开销必定大增，而如果台湾经济景气没有大幅度的改观，未来的募款活动能否在这次奠基大典之后，顺利恢复盛况，实在很难预料。同时，佛教界大家争相兴办大学的结果，是否会造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佛教的长远发展可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

　　处在佛教大学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景况下，圣严法师想要把法鼓山建设成一个世界性的佛教修学中心，这桩宏愿的实际达成与当前的预期目标，中间的差距到底会有多大，未来将是外界衡量法鼓山基业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乐观的人士认为，法鼓人文社会学院成功的机率相当大，可是道场的经营恐会遭遇困难；相对地，悲观者则预料两者成功的机会都不大。看来圣严努力从目前的农禅寺转型为超大型的佛教企业，仍将有一番苦心的挣扎。

　　九、特工、博士、大法师

　　一九九六年十月六日当天，出席法鼓山奠基大典的人士都曾听到一阵阵悦耳的乐声，那是由国防部示范管弦乐团的六十名官兵所演奏的，另外还有由军方色彩较浓的华视，包括总经理张家骧亲自出马，派员替这场相当热闹的盛典撑场面，可见国防部与圣严法交情之深。

　　其实圣严法师和国防部的渊源甚早，他在部里待了三年多才退役。据圣严于一九九四年获行政院新闻局颁发﹁金鼎奖﹂的自传式著述中，表明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他的工作单位改到了台北，「那是因为考取了国防部的一个情报侦搜单位，从事于无线电通信情报的侦搜工作。」，他对工作的内容进一步描述称：「那时候，虽然跟中共隔着台湾海峡，但是，每天都面对着中共的无线电通信人员，连他们的性别、姓名，甚至年龄都清楚。虽然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或者是已经知道，可是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谁。这种工作，完全是看个人的勤惰而向上级提供成绩。我还算是一个相当尽职的工作人员，所以也得到了几次奖励。」

　　圣严法师从小出家，经历了战乱、军旅生涯、二度出家，到如今已是名闻国际的一位禅学大师，如此传奇性的人生经历的确罕见。

　　十、剃度风波吓坏信众

　　被媒体过度吹捧为「大修行者」的惟觉老和尚，一九九六年九月一日为一百多人集体剃度，由于牵涉太多事先不知情的家庭，一听到消息，立刻有多位家长前往中台山一探究竟，而因寺方又推说不知道参加佛学夏令营学员的下落，就更加激起家长们如焚的心情，自此事态一发而不可收拾。

　　一九八七年以前，惟觉只是一名独居苦行的和尚，由于因缘际会，他苦修的茅棚因阳明山国家公园开辟的一条产业道路路过，他才为外界所知晓，慕道而来的宾客渐多后，惟觉便与四名弟子在台北县的万里乡修建灵泉寺。筑寺后，名建筑师李祖原、电视制作人孙春华、电影明星陆小芬、政界要人陈守山、钟荣吉、许水德、陈履安等常是座上客。

　　v) 「一代宗师」黄袍加身　媒体制造惟觉声势

　　一段时日后，媒体替惟觉的造势逐渐加大，过度吹捧他是得道「高僧」，圆满而有智慧，从此奠定了他在禅学界的声望。自从一九九一年起，他连续举行七期精进禅七，又于翌年举办一场万人规模的弘法大会，凑巧陈履安的儿子又皈依剃度在他的门下，这桩新闻事件远比任何广告更具宣传威力，于是乎，惟觉也就像媒体的宠儿般，一举一动都成各媒体争相报导的焦点，而由于名声达至鼎沸，「一代宗师」的虚誉就宛如黄袍加身一样，轻易地落在他的袈裟上。

　　忽略戒律引发争议　扩张教势操之过急

　　据报导，惟觉老和尚为要拓展中台山的大基业，急需一大批干部来协助他开设一百多个道场，所以他透过具有哈佛大学企管博士高学历的弟子见铎法师，担任小星辰夏令营主任来现身说法，非常有效率地吸引一百多人剃度追随老和尚。但是，经过一个短短的夏令营便替多位在学女学生和应届毕业女学子剃度的作法，事实上存在多方面的问题或瑕疪。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惠南就批评说，惟觉和尚大可不必为要扩张教势而操之过急，替自己惹来一大堆是非。

　　传统的佛教戒律规定剃度必须经过一年的观察期，这是具有相当的传统智慧作基础的。对妇女而言，这项规定与民法之中限制女性在结婚之后，于半年内不得再结婚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妇女有怀孕及生儿育女的生理现象，假如不经一段时间作生理上的观察，一旦出家女怀孕的问题出现，便会造成寺方极大的困扰。因此，中台山在九月初省略了观察期便剃度那么多妇女，俏若其中有人在剃度后怀孕生子，那么中台山将如何向社会大众作交代？

　　其次，依据过去的经验，有些人出家的原因是来自躲避债务或逃避法律的追诉，这些情况都会替寺方惹出连带责任的困扰，所以寺方实际上也需要一些时来了解要出家者的底细。

　　第三，寺方还必须利用一年的观察期间来探知他们有没有传染病、精神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特别是一些慢性病往往需较长的时间才会发作，俾免危及他人。

　　第四，新人大都需要一段期间才能适应僧团的生活，省略这段缓冲期，就必然会提高还俗的机率，这对当事人和寺方而言，都是一种煎熬和信仰上的损失。

　　w) 利用道场感化学生　投机政客见风转舵

　　近几年来，不论是政府官员抑或教育机关，经常把佛教的道场当作是改造问题学生，或改善社会风气的一种辅助力量。许多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社团的课外活动，都纷纷邀请道场的法师来进行辅导，每到寒、暑假期间也会到这些道场去参加佛学讲习的活动，因而这种互动关系早已变成正规教育体制下的一种延伸，不道场甚至是接受教育机关的委托，内政部也曾是许多佛教活动的协办单位。

　　令人喷饭的是，平常表现得相当热心赞助的政府官员和民意代表，一俟中台山事件引起社会的指摘，都赶忙撇清自己与各处道场的关系，有人甚至还大叫政府应深入调查道场与各学校之间的往来，投机政客的习性完全表露无遗。不过，过去教育机构利用政府资源支援佛教道场的作法，如今似己到了应加强全面检讨的时候了，因为道场的质量参差不齐，政府官员根本很难掌控，把它们当作感化问题学生的教育工具而任加补助，却从未对接受辅导的学员之行为进行追踪，这种作法其实是相当不负责任的，未来也容易再滋生弊端。

　　针对这些社会趋势，必须指出：滥用政府、社会和家庭对佛教道场和佛学夏令营的信赖，是相当不智的，应在今后有所反省，这才是中台山剃度事件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所在。

　　十一、中台禅寺基业处在剃刀边绿

　　倘若我们从一个佛教组织是否具跨地域性的扩张能力，以及它的大本山组织架构是否健全这两项因素，来观察惟觉和尚所领导的「灵泉──中台山教团」，未来能否与佛光山、慈济功德会及法鼓山等佛教势力，在北台湾以外的地方相抗衡，目前看来的确相当成问题。

　　以商业的眼光来看，「灵泉──中台山教团」一向只贩卖「禅」和灵骨塔位这两项产品，缺乏全方位的竞争能力，同时它在北台湾兴起的时间很短，来不及培育菁英的弟子群，而惟觉和尚的年事又大，幷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因此教团的组织松散而活动力不大，短期间内不可能在台湾衍生出具有穿透力的分支机构，来和其他佛教势力在各地互争雌雄，分享当地既有的社会资源。

　　就因为这些原因，惟觉才会急着替一大批女学生剃度，希望藉她们来充当干部，以提升中台教团的扩张能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一时「呷紧弄破碗」而惹发九月剃度风波，司法单位即刻如影随形地赶来办案，这对中台禅寺的建寺基业，无疑地将带来负面的影响，虽捐款可能继续，但社会形象将会一落千丈。

　　惟觉老和尚准备在南投埔里筑起预定地广达一二○甲的中台山禅寺，经历十年之久，耗费五十亿元的工程款之后，已告落成。当初他立下这项弘愿壮举的最初想法，是希望经由引导信众悟禅，来了却生死的人生大关，跟侧重医疗、慈善事业的慈济功德会作区隔，在信仰市场上与慈济一较长短，因此徒众之间遍传「中台了生死，慈济做功德」的说法。

　　讽刺的是，现在中台山本身已经必须先面对教团的生死问题。幷且经历这番波折的惟觉，往昔由媒体和社会知名人士在他头上所冠和的光环，恐已显得有些褪色。惟觉时下所面临的困境到底是很快就会雨过天青，抑或自此将导致他一心想要建立起来的禅宗王国，在从万里灵泉寺转型为中台山教团的过程中，因为这次的打击而一蹶不振，仍需作进一步观察。例如近年耗费近五十亿新台币才盖成的豪华大怪物中台禅寺，外界的责难生一直不断，批判性极强的《壹周刊》杂志也大篇幅登载其侵占国土的弊端，所以其未来的处境仍不宜过度乐观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