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也谈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1]

　　恒毓（博士）[2]

　　《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

　　电子信箱：hy@whpq.org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之说在我国民间流传已久，但却是贬义之语，我很是纳闷儿。可静下来仔细一想，却也觉得有点儿道理。

　　怎么说呢？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在许多世人眼中，头上不留寸发的和尚不就是逃避现实的消极懦夫，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甚至是除了吃饭就知吃饭的所谓的“寄生虫”吗？既然如此，那么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来形容那些对自己的工作不能或不愿尽职尽责而只想敷衍了事的人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人们之所以会以之为理所当然，还不是因为人们对地道的和尚生活不甚了解或者根本就不了解的缘故吗？要不然，为什么人们都知道《西游记》中的唐僧，可对于历史四大伟人之一的玄奘大师，那位在西方世界史著作中占有重要一席的印度人所家喻户晓的我国唐代的译经家、旅行家和佛学家，人们却往往感到陌生呢？

　　然而，有理归有理，人们的理只是片面之理、世俗之理，同历史的真实还是有很大出入的。作为学佛之人，对于人们这种无知、误解和偏见，我无法也不可能保持缄默，因为好端端地生出这样的近乎是无稽的言辞实在是太不公道了！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不可能否认，和尚之中，庸人或有；但是也同样不可否认，任何教内的庸人都代表不了和尚的全体，甚至连和尚的个体也无法代表，因为他没有权利、没有资格来代表和尚。

　　中国佛教数千年的发展告诉我们，作为佛陀灭度之后的弟子，不论其是否修行、如何修行，都得举行晨钟暮鼓之类的活动。这不仅是因为这样的活动是古时候所传下来的，更是因为它是佛教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凭借之一。要是没有自己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生活习惯、礼乐制度、组织系统和方法论体系，也就决不会有佛教及其和合之众的存在。退一步说，即便其能够存在，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存在，是不会同世俗万象有什么质的区别的。而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会把佛教当作一种宗教[3]来看待，还不是因为它那别具一格的晨钟暮鼓吗？

　　同世俗上那些只具眼前之功而无长久之效的走过场式的礼仪规范相比，晨钟暮鼓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流于形式，但是二者之间依然有著质的不同，因为它既不是纯粹的例行公事，也不是什么表面文章，而是佛门弟子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的体现。要不，那不紧不慢的节奏、抑扬顿挫而又悠然自得的音声为什么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的心灵得到震撼和净化，使人们的情操得到陶冶呢？

　　从宗教实践的意义上来说，晨钟暮鼓这种所谓的仪式并不仅仅具有音乐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存在著一种可以度脱人们的生死与苦厄的神奇的力量。不管人们是否相信，我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决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它不只是生活中才有，史书上也绝非少见，只不过人们不甚留意罢了。

　　或许，人们会觉得这样的观点相当离奇。其实，一点都不奇，就在几年之前，江西庐山的钟声还发过神威呢！

　　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在庐山脚下的一个旅店中，一名观光的大学生正坐在帐子里。突然，他发现自己床前盘著一条大蛇。怎么办呢？逃跑看来是来不及了。喊？又没有那个勇气。情况真是万分的危急！而就在救援人员欲进不能、求生之人欲退不得的紧要关头，若有若无的东林寺的钟声忽来。霎时，大蛇昏死了过去，不知所措的人们也从愕然中被惊醒。匆忙地，七手八脚地，人们将那条大蛇锁进了卫生间。次日清晨，那条蛇早已不知去向。

　　关于钟声的妙用，了解佛教的人也许都注意到了，佛典中就有“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的说法。试想，要是佛门的钟声没有这般神威，梁武帝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来亲自撰写《水陆仪文》，为什么要大力提倡佛寺的击鼓撞钟呢？难道那是他头脑发热的结果吗？难道安徽九华山的一大胜境──千百年来，在寂静的山空之中，昼夜六时都有悠扬而浑厚的钟声在回荡──也是为游人而设的吗？不，不可能！在旅游业尚无发展的古代，智慧的中国人才不会干那样的傻事呢！如果不是为了解脱烦恼，人们是不大可能独具慧眼而从那么多的音乐中对钟声欣赏备至的。

　　即使撇开了这些不谈，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非要对佛门弟子指手画脚。

　　不是吗？晨钟暮鼓虽然是佛门弟子的必修课，但并非是他们的主修课。“僧伽耶，众中尊，五德师，六和侣，利生为事业，……弘法是家务……遮身服毳衣，充腹采薪薇”，这是《瑜伽焰口》对标准的和尚形象所作的一个概括。他们的衣食是那样简单，而他们的事业却是那样伟大！为了造福社会，利益众生，解脱人们的痛苦与轮回，他们竟不惜舍弃世间的种种五欲之乐，割爱而辞亲，选择了清贫的修道生涯。像这样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佛门弟子，人们若要去诽谤、排斥和轻视，那可就太不应该了！邓小平先生不是说，要想跨越一个新的高度，就得先后退几步乃至数十步，然后才有可能一跃而过吗？既然这是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人们为什么就容不得佛门弟子一时的“消极”表现呢？不论是不容还是看不起，人们都无法彻底地否认，他们之所以宁肯多吃一点苦、多受一些累也决不愿为一点儿蝇头小利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之所以要默默地耕耘于自己的心田，正是因为要在不久的将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大众。对于这种不见利而忘义的举动，人们还有什么理由非要将它与“枯木倚寒岩”相提并论呢？

　　不知人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在佛教入华之后，我国社会结构能发生种种巨变，而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会得到极大的丰富？为什么古人会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感叹，为什么会有天下名山僧占多的现象呢？是天下之名山古来就有，还是天下之山因僧而名呢？为什么富丽堂皇、千姿百态的佛教建筑能够遍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不但给祖国的锦绣河山平添了无限春色，而且还成了众多名胜古迹的突出标志？为什么佛教雕塑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能够最终使我国本土艺术在风格上定型下来，而佛典的大规模译介则促进了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题材以及新的创作方法等等注入其中？为什么世界现存最早的刻印本书刊几乎全是汉文的佛经，为什么我国古人的思想能够不断地得到解放，而我国古代哲学命题和哲学思维方法也能岁岁而常新？为什么我国封建鼎盛时期的整体实力和同时代其它国家相比会那么雄厚，而佛教的养生之术和它那独具韵味的音乐能熠熠而生辉？为什么佛教典故会成为艺术家们进行创作的重要题材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而身为佛门弟子的一行禅师却能够创造出四个世界第一[4]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卓越的天文学家？这一系列的现象，只要人们稍加思考和研究就不难发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佛教的存在和参预的结果。而佛教之所以能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如此之深的影响，给人们留下丰富而灿烂的遗产，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有佛门弟子的存在，有他们对佛法的主持吗？如果世上从来就没有佛教和佛门弟子，那么佛教的文化和深受这种文化所影响的一切也就无法想像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要是没有那些撞钟的和尚，没有他们的智慧与勤劳，也就不可能会有我们民族的今日风貌！不论是谁，只要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他都决不会随便地指责一个人；如果非要指责的话，那么，真正应当受到指责的不可能是佛门弟子，而只能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那些只想索取而不愿“撞钟”的懒汉，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得过且过、不求有功而但求无过的人，是真正的相互推诿的人，真正的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拖后腿的混世者、寄生虫！而与之相反的是，由于撞钟之举乃是佛门弟子[5]自食其力的尽职尽责的表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的脊梁”。

　　佛门不是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警训吗？[6]社会在发展，时光在流逝，如果想无愧于自己、对得起他人、造福于社会，就一定要学会审时度势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做到万变不离其宗、万行不离其“钟”。假如人们都能以佛门弟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精神为榜样，那么中国的腾飞有必要发愁吗？

　　君不见“孤坟多是少年人”？一旦任等闲而白了少年头，不就只能徒然而自悲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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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早年曾发表于香港的《内明》月刊，此次出版时，作者对其作了部分改动。

　　[2] 作者恒毓（Hengyucius），《世界弘明哲学季刊》编委会主席，哲学教授，中国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思想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体系的方法论探讨，除了有《般若琐谈》、《金刚经悬解》、《现代佛学文库?印光卷》、《普贤行愿品指归》和《佛道儒心性论比较研究》等近百万字的专著之外，在海内外还有数十篇相关论文发表，并多次在国际佛学论文比赛中获奖。电子信箱：hy@whpq.org

　　[3] 有关“宗教”的规定性问题，我在《论宗教》一文中作过专门的探讨。我认为：“所谓的宗教，其实不过是同一定形式的祭祀或礼拜活动有关的以解决个体的身心性命问题为核心、以一定形式的身心性命的完善和超越为最高目标的有著共同或相近理念的人群所组成的具体的具有完整或相对完整之礼仪规范体系与道德修炼准则的组织总和的称谓。不管这种具体的组织总和内有多少宗派，都不可避免地会尊崇一个公认的创始人，比如释迦牟尼佛、穆罕默德等等。虽然它的中心点是个人，但独木不成林，只有符合这个具体的组织总和的种种规定性的才是宗教。”详见《世界弘明哲学季刊》1999年12月号，国际网址：www.whpq.org

　　[4] 第一个发明了水运浑天仪，第一个测出了地球子午线的长度，最早发现了二十四节气和恒星的位移。

　　[5] 尤其是出家之弟子。

　　[6] 《五灯会元?百丈怀海禅师》记载：“师儿时随母入寺拜佛，指佛像问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师曰：‘形容似人无异，我后亦当作焉。’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