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佛教文人的风采

　　唐宋佛教文人的风采

　　诗佛王维

　　以禅入诗，为唐诗注入特有禅趣的王维（七○一至七六一，一作六九八至七五九），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维摩诘进入室中，故取字号“摩诘”。开元九年（七二一），举中进士。张九龄为宰相时，擢升他为右拾遗，不久转任监察御史；一直到他辞官退朝之前，官拜至尚书右丞，当时的人尊称他为“王右丞”。归隐后，时常与高僧共游，又和处士裴迪等日谈经典，兴趣浓厚，不觉疲乏。曾经皈依荷泽神会禅师，从之参禅。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画家、书法家，兼通音乐。当时有被推崇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而王维则被称为“诗佛”，三人在盛唐诗坛上多有建树，可说是居三足鼎立的重要地位。

　　王维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于道光法师。他一生习禅，与南、北二系的禅师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禅学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泽一系禅学思想的影响。他的母亲崔氏曾“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高足普寂。王维并写有《为舜闍黎谢御题大通大照和尚塔额表》、《谒璇上人并序》、《过福禅师兰若》等，大通就是神秀的諡号，璇上人就是瓦官寺的道璇，出于神秀门下，福禅师就是受神秀亲传，与普寂同门的义福或惠福，可见王维与北宗禅师有密切的接触交往。

　　王维与南宗的关系更为深厚，他除了皈依慧能大师的弟子神会外，还受神会之托，撰著《能禅师碑》，这是最早撰述南宗创始人思想的文献资料。他经常向神会请教佛法，他的许多诗作更常常“遥契南宗”，说明王维深受慧能、神会禅学思想的影响。另外，王维在《送衡岳瑗公南归诗序》中写到“滇阳有曹溪学者，为我谢之”，曹溪是慧能的传法处，曹溪学者是指南宗禅师，由此可知，他与南宗禅师交往的频繁密切。

　　王维非常推崇佛教史上的维摩诘居士，尤其《维摩诘经》的“净名杜口，文殊绝名”的“不二法门”，对禅宗影响很大。所以王维推崇禅宗与推崇维摩诘居士是一致的。

　　此外，王维对于净土宗的信仰，也倾心归向，他在《西方净土变尽赞并序》中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王维常去听法的香积寺，就是净土宗寺院。他还与传扬密宗的温古和尚交往颇深。这一切都说明了王维对于佛教十分崇信，而且涉猎很广。

　　在安史之乱时，王维被安禄山拘留在洛阳，并被迫担任官职，待动乱平息，朝廷以附贼之罪要将他下狱，后来肃宗怜惜他的诗才，只贬了他的官职，让他任“太子中允”，再经多年的升迁，才任职尚书右丞。但是经过这一次的动乱，王维自觉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廷纲纪紊乱，不思振作，使他更想落尽繁华，回归田园。当时他一再表示要奉佛报恩，苦行斋戒，避开纷扰人世。于是他在京师每天供养十数名僧侣，以玄谈为乐。三十岁丧妻后，就不再续絃，独自生活三十年。平日茹素，不着彩衣，居室当中，只有茶铛、药臼、经案、绳床，此外一无所有，完全过着禅僧一般的生活。每当退朝后，在净室焚香坐禅诵经，别无余念。又营建辋川别墅，与友人裴迪谈禅赋诗，悠游度日，以至终老。

　　王维不仅对佛学有深厚素养，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修行者，他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与禅宗思想相互印证后，而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主张“自性内照”，强调以内心的自我解脱来克服现世的苦难，因为自性本自清净，一切苦难的感受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要做到明心见性，就要能忍。这是他对禅宗哲学的一种深刻领会。

　　王维是一位优秀诗人，他不仅写过一些阐扬佛理的诗文，还把宗教思想与宗教感情化为诗思，在唐代诗坛上独树一格。他所作的诗文，风格淡远，意境幽绝，王维的诗篇主要是山水诗，通过田园山水的描绘，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辋川集．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他善于在诗中表现一种“空”、“寂”、“闲”的境界，正是得力于他的禅学修养的完美呈现。如《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禅宗影响王维的诗歌创作艺术，可分为三个层次：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如《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这是一首好诗，参入禅语，影响整体的禅趣。另有一首《送别》：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卧归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这是表现随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征，也是“禅心”的流露。

　　王维的诗歌受佛教影响很深，因此早在生前，就得到“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赞誉，后来更有“诗佛”的美称。他不仅能把佛教义理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而且能以其对佛教的认识来丰富诗的内涵。

　　唐宋佛教文人的风采 为大颠折服的韩愈

　　唐代大颠宝通禅师（七三二至八二四），广东潮阳人，法号宝通，自号大颠和尚。据《潮州府志》记载，大历年中，大颠禅师与药山惟俨禅师一同在西山师事惠照禅师，受戒后，往南岳参谒石头希迁禅师，大悟宗旨，并得曹溪之法。唐贞元初年，入罗浮，至潮阳开辟牛岩道场，并于潮州西幽岭下创建灵山禅院，出入有猛虎相随，门人传法者多达千余人。大师驻锡潮州时，折服了一代大文豪韩退之，后来韩愈对大颠禅师问道留衣致敬，成为千古佳话，大颠禅师也因此闻名于当代与后世。

　　唐代有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大文豪韩愈（七六八至八二四），大半生不信佛法，反对佛教。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唐宪宗遣使率领众僧至法门寺奉迎佛骨，次年将佛骨迎到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养三天，再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拜。这件事可说是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相走告，掀起全国上下迎佛骨的热潮。韩愈因反对佛教，竟上书《谏迎佛骨表》，触怒宪宗，被贬官到潮州做刺史。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遇见他的侄子韩湘，引发无限的感慨，作了一首诗送给他侄儿。该诗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

　　本为圣朝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被贬到潮州做刺史的韩愈，当时因为潮州文化未开，知识份子少，几乎没有可以论谈的对象，而上表哀谢并祈求东封泰山的表疏也久未见回报，因此郁郁寡欢。闲暇无处排遣寂寞，便四处游山玩水，以遣孤寂不得志的心情。一日，在登灵山时，偶遇大颠禅师。

　　大颠禅师问韩愈：“听说使君是因直言犯上，才来此做地方官的吗？”

　　韩愈答道：“是的，我本在朝做刑部侍郎，因上表谏迎佛骨，被放逐到这瘴毒疫疠之地。我自幼体弱多病，而今更是发白齿摇，怎受得了这里的气候与苦毒？所以一到此地便上表请皇上东封泰山，希望早日召我回去，然而至今仍杳无音讯。唉！”

　　大颠禅师听了，责问他：“我听说为人臣者，不能择地而安，不重名位而行其所当行。今竟遭放逐而不乐，趋时求名，实非善臣之表现。何况你敢直言犯上，是忠于君而不顾自身，心安理得，又有何怨言呢？唐室自天宝之乱，奸臣乱国，皇上讨伐都来不及了，做为人臣，既不能助上戡平内乱，以安邦国，尚且起动心意，触圣发怒，如今还要上表讨封泰山之地，岂不是不识时务呢？以穷治乱而祭其鬼，是不知命；动天下人心而无安邦定国之志，是不知仁；强言以干上怒，遇困而悒悒孤忧，是不知义；以乱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礼。”又说：“你既然上表谏迎佛骨，不赞成皇上信奉佛教，想必一定对佛教了解甚深，所以才不赞成。”

　　韩愈听了大颠禅师一番开示，很不满的批评：“你们佛教，口不说先王之言，而妄谈轮回生死之法；身不力行礼仪，而诈传祸福报应之说；无君臣之义，没有父子之亲；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以残贼先王之道，我怎能默然不语？”

　　韩愈口无遮拦，一派狂妄的态度，令大颠更下决心要折服他。

　　禅师便问韩愈：“你批评佛教如此的不合先王之道，不言仁义，无父无君之事，你是在那些佛经上看到的？”

　　韩愈回答：“我那有闲暇读那些书？”

　　于是大颠禅师对韩愈说：“你该知道“跖狗吠尧”的故事吧！盗跖畜养一只狗，有一天，尧经过跖的家门，那只狗竟然向尧吠叫，这是狗不认识尧，并非尧是坏人。今天你不看佛经，不谙佛理，而肆意攻讦佛教，与跖的狗相差又有多少？”又说：“今天你贵为唐室大学子，文章自成一家，然而你的文章能比得上姚秦时代的罗什法师吗？知往预来，能媲美晋朝的佛图澄吗？披剥万象，不动其心，能如萧梁时代的宝志禅师吗？”

　　韩愈默然良久，说：“不如。”

　　禅师说：“你既不如先贤，而先贤所从事者你又反对，这岂是智者所当为？今天你将自己局限在小小形器之内，奔走于声色利欲之间，稍有不如意，便愤懑郁悲，如此，与蚊虻争秽壤于积蒿之间，又有何不同？”

　　良久，韩愈问大颠禅师说：“禅师还有指示吗？”

　　禅师说：“去尔欲，诚尔心，宁尔神，尽尔性，穷物之理，极天之命，然后再来听闻佛法的至理吧。”

　　由于这一次的机锋论辩，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韩愈对大颠禅师的智慧由衷佩服。从此，大颠禅师便成为韩愈被贬潮州时唯一交往的高僧，因而渐渐改变他对佛教的看法。

　　有一天，韩愈抱着问难的心情去拜访大颠禅师，此时，正当大颠禅师禅坐入定，不好上前问话，因此苦等了很久。侍者看出韩愈的不耐烦，于是上前拿起引磬在禅师耳边一敲，轻声对禅师说：“先以定动，后以智拔。”

　　韩愈在一旁听了侍者的话后，立刻行礼告退，他说：“禅师门风高峻，我已由侍者得到佛法的入门。”这一次，韩愈不再请开示了。

　　关于韩愈与大颠禅师的因缘，在《韩子外传》有所记载，世传有：“一见大颠禅师后，文豪毕竟也低头。”

　　宋儒也曾咏诗道：

　　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黄山谷说：“韩愈自从见过大颠以后，他的文章出情入理，而排佛之论亦不见了。”

　　由此可知，大颠和尚对韩愈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唐宋佛教文人的风采 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居易（七七二至八四六），字乐天，陕西下邽（今渭南县东北）人。儒家出身，敏悟过人。贞元十六年（八○○），中进士，元和二年（八○七），任翰林学士，后来又迁任左拾遗。他热心世务，志在兼济，耿直敢言，曾经因为上表谏言，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晚年以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官拜至刑部尚书。在洛阳时，居于龙门香山寺，与如满禅师等结交，作诗参禅，共结“香火社”，自称“香山居士”。他是一代诗坛宗主，以写讽喻诗和“新乐府”知名朝野，在“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上，都显示了最优秀的成果，成为中唐诗歌的代表人物。白居易出身平民，寒窗苦读，到了“口舌成疮”的地步。由于亲身体验到贫穷的艰苦，从政之后，忧国忧时，一心想造福社会人群，但自江州之贬后，深知仕途艰险，于是寄情于山水诗酒之间，借旷达乐天以自遣，转而炼丹服食，进而皈依佛教，正如他在《赠杓直》诗中所说：

　　早年以身化，直赴逍遥篇；

　　近岁将心地，回向南宗禅。

　　在他早岁进士及第回到洛阳时，就师事洛阳圣善寺的法凝禅师，从禅师那里听受了禅的心要。法凝禅师在世时，白居易便积极地求取佛教的真髓，将禅师的八言心要“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曰舍”，铭记在心，此时白居易心中已经蕴酿着宗教的情操。

　　白氏中年亲近高僧，从受净戒，勤习禅法，他奉佛的虔笃及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深刻，可从他的遗编中看出。后来他在自撰的《醉吟先生墓志铭》中记述自己生平的志行，有这样的句子：“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他还作了一首赞佛诗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

　　我今尽知，无如佛者。

　　堂堂巍巍，天人之师，

　　故我礼足，赞叹皈依。

　　他曾经向牛头宗的道林禅师问禅，禅师常在松树上栖止修行，故有“鸟窠禅师”之名。

　　据说，有一天白居易来到树下拜访禅师，看到禅师端坐在摇摇欲坠的鹊窠边上，就说：“禅师住在树上，太危险了！”

　　禅师回答：“我坐在树上一点也不危险，倒是你的处境才非常危险。”

　　白居易问：“何以见得？”

　　禅师说：“薪火相交，纵性不停，怎能说不危险？”意思是官场沈浮，勾心斗角，危险就在眼前。

　　白居易似乎略有领悟，便问：“如何是佛法大意？”

　　禅师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对这一回答颇感失望，认为这是三岁小孩也懂的道理。禅师便说：“三岁小孩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才恍然大悟，便作一偈请教禅师：“特入空门问苦空，敢将禅事问禅翁，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意谓人生本身就是梦，就是幻影，无须对梦与人生横加区别。从此，白居易对佛理完全折服，遂拜禅师为师。

　　对于佛教各宗，白居易采取通融态度。他曾经研习南宗禅，在洛阳时结交的惟宽禅师，在江州时结交的智常禅师，都出于马祖道一门下，晚年结交智如、如满二禅师也都是南宗弟子。在东林寺的经藏中，白居易披阅了慧远大师的遗文集，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所以，晚年的白居易整理自己的诗文集，捐赠给曾经结过缘的寺院，如庐山东林寺、洛阳的圣善寺等。白居易除了捐赠诗文集以外，足不出户，一来想修心养性，同时发愿以自己的文学来贡献社会国家。

　　到了晚年，白居易道心更加坚固，既归心南宗，又信仰净土，如他重修洛阳香山寺，至心念佛，发愿往生西方，不怠不堕，以迄终年。他去世后也葬在寺内，至今香山寺仍有白居易的墓。在他的《重修香山寺毕题二十二韵以纪之》诗中所云：

　　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

　　生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

　　可见白居易的佛教思想与佛教信仰，对于他诗歌的创作影响很大。除了那些直接宣扬佛教的作品之外，他的整个创作倾向的转变，佛法给他带来了积极的启发作用。

　　唐宋佛教文人的风采 以佛济儒的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七七三至八一九），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杰出的散文家与诗人，在文坛上与韩愈齐名。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山西）。他的父亲柳镇，历任录事参军、长安主簿及殿中御史等官职，为人刚正，富有学识，所交多天下善士。母亲卢氏，是一位具有文化素养的妇女。有一次，柳镇在吴地为官，她带着孩子在长安，家中缺少书籍，于是，她凭着记忆，为刚满四岁的柳宗元传授十几篇深奥的辞赋。家庭的教养、父母的为人，对柳宗元性格的形成以及学习造就，都有深刻的影响。十三岁那年，柳宗元作了一篇向德宗道贺的奏表，这是他在中唐文坛上初露头角。

　　柳宗元自幼信佛，这与他家庭环境有关。他少年时，随父亲去任职的洪州（今山西南昌），马祖道一禅师正在那里传法，称为洪州禅，受到江西观察使李兼的礼重。李兼正是柳镇的长官，也是后来他的夫人杨氏的外祖父。当柳宗元在长安做官时，正值德宗崇信佛教，在朝廷上讲三教讲论，对佛教的发展具有风吹草偃之功。柳宗元本人也与文畅、灵澈等法师有密切往还。他很赞赏东晋、刘宋以来谢安、王羲之、习凿齿、谢灵运等人与高僧支道林、道安、慧远大师交游的事迹，也称扬社会上尊礼圣教的人。

　　“永贞革新”失败，所谓“八司马”被贬，柳宗元谪居南荒永州，当时他处在壮年时期。刚到永州时，他没有官舍，寄居在一座古庙龙兴寺，那时他已鳏居，老母卢氏年近七旬，同赴永州，仅半年就因为水土不服而病逝。柳宗元在身心上都受到严重摧残，龙兴寺重巽和尚是湛然的弟子，对他多所照应，两人成为方外知交，经常共同探讨佛理，因此，柳宗元为他写了《巽公院五首》，其中《净土堂》一首：

　　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

　　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

　　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

　　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愧导师，超遥谢晨昏。

　　柳宗元描写重巽和尚重修净土院焕然一新的景象，表示自己领悟我空、法空、空空等三空的真理，同时肯定西方净土。

　　另一首《禅堂》写道：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

　　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

　　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这是借诗谈禅，表现空有双亡、心境一如的境界。

　　这段期间，他写了不少宣扬佛教的诗文，其中包括一些释教碑。他写释教碑是因为他结交的多为僧侣，在佛教界中有很高的声望。这些碑文中，以写慧能的《曹溪第六祖赐諡大鉴禅师碑》为最重要的佛学著作。

　　元和四年（八○九）九月，柳宗元至永州法华寺游览，饱览西山胜景的山峦秀色，写下了《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四篇游记。当时住在法华寺构西亭，认识一位僧侣“觉照”，他当下就着法师的名号，写了《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发挥佛教义理“觉”与“照”的真义。三年后，柳宗元又游览袁家渴一带，写下《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四篇。以上八篇游记，就是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

　　柳宗元自认为对佛教有独特的认识与领会，他注重佛教义理的阐扬。例如他与韩愈之间就佛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争。他两人是好朋友，对于文学观，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古文创作上互相服膺推崇，共同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但是，韩愈是儒学古文主义者，认为佛道横流是纲纪紊乱的根源，要挽救世运就要承袭周孔圣人之道，因而大力辟佛。

　　柳宗元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士大夫，所以当晚年在永州做官，仍是兢兢业业，尽心吏治，他接受佛教的同时，也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的观念纳入儒家的理论系统。他强调佛教的伦理观，主张孝敬父母，并提出佛经中有《大方便佛报恩》等十篇宣扬孝道的经典。他把佛教的心性学说与儒家的性善说相结合，又把儒家的礼义与佛教的戒律等同起来。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柳宗元的这种思想，正是佛教思想进一步与中国儒家融和的表现。

　　佛教思想在柳宗元的创作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佛教的碑文、记祠庙、赠僧侣的文章等，在他文集中占有相当的份量，一百四十多首诗中，与僧侣赠答或宣扬禅理的就有二十首。他的释教碑多涉及僧史、僧传，也有不少谈到佛理。

　　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接到长安的赦令，于二月回到京城长安，但三月又被贬到更远的柳州去作刺史。六月，抵达柳州任上，开始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引导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兴办学校，使当地青年获得教育的机会。由于柳宗元坚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经过三年的努力，使柳州面貌一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十四年的边地谪居生活，严重地摧残了柳宗元的身心，在永州时已是病魔缠身，到柳州后，因为工作辛苦，病情更加恶化。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病逝柳州，终年四十七岁。他在临死之前，写了一封信给刘禹锡，请他整理保存自己全部文稿，后来刘禹锡替他编为《柳河东集》，并为他作序。柳州人民在他死后三年，兴建了庙宇。现在的柳州市有一座人民公园，里面还完好保存着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冢，表示对他永远的怀念。

　　唐宋佛教文人的风采 天才诗人苏东坡

　　苏东坡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人间修道者的最佳写照，他才华洋溢，履进仕途，也因此遭忌遇陷，多灾多难；然而他始终保持赤胆忠诚、豁达放旷的胸襟，与禅门高僧多所往来，对佛性的显发无不助益，坎坷的政治命运更洗炼出他的内证境界，留下多首脍炙人口的禅诗。

　　苏轼（一○三七至一一○一），字子瞻，自号东坡，北宋眉山（四川眉山）人。出生文学世家，高祖苏杲，曾祖苏佑，祖父苏序，都是蜀中名士；父亲苏洵在苏轼诞生后，发愤苦读，后来在散文和学术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苏轼的家学渊源与个人教养，和他后来学佛的关系很大。他的故乡四川地区，自唐代以来佛教就很发达。我国第一部官版大藏经开宝藏，就是宋初在益州刊刻的。苏洵与蜀地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惟简禅师时相往来，母亲也笃信佛教，弟弟苏辙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在与苏轼的唱酬诗中写道：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

　　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

　　宋仁宗嘉佑六年（一○六一），苏轼奉派到陕西凤翔任签判，这是他第一次出仕。在苏辙相送的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和子由渑池怀旧》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从这首诗可以看见早熟的苏轼对去来无常的人生已略有所悟。在凤翔任上，他随同事王大年习佛，真正接触佛教。因此，他在《王大年哀辞》中说：“嘉佑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

　　在《凤翔八观》中，苏轼初次以佛教为题材作诗，歌咏凤翔天柱寺的维摩诘像：“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变化浮云随。世人岂不硕且好，身虽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谈笑可却千熊罴。□□见之使人每自失，谁能与结无言师？”

　　苏轼推崇维摩诘是一位不惧生死的“至人”，他一生中也常以维摩诘自比，而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苏轼在凤翔任签判三年，期满回到汴京，值宋英宗初即位，英宗打算重用苏轼，范仲淹以养深积厚为由谏止。英宗在位三年即病逝，神宗继位，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因极力反对新法求治太急，进人太锐，终被新党诬陷贩卖私盐。后来此事查无罪证，真相大白，苏轼无意再留汴京与王安石等人相争，遂请调出任地方官，神宗奏准，命他任杭州通判。

　　杭州自吴越以来就是佛教兴盛之地，高僧云集，苏轼在此结交了许多具有文化素养的大德，如杭州都僧正慧辩、天竺观音道场辩才、天台知礼的高足梵臻、圆通居讷的弟子怀琏、《辅教篇》作者契嵩、孤山的惠勤、惠思、诗僧清顺、可久、宗本等法师，杭州名僧与他有交往者十之八九。他在《海月辨公真赞》中提到与慧辨法师交往的心境：

　　“予方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

　　杭州任满，苏轼又请调至山东任职，以便与在济南的苏辙就近往来。不久，苏轼奉派到山东密州为太守，一本勤政爱民的作风，颇得民心。但是密州连年蝗灾、旱灾，苏轼为官清廉，并无积蓄，在此过了几年穷苦困顿的生活。从他在密州超然台所作的《水调歌头》，不难看出他超尘出世之志和热爱人间生活的两种心情：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神宗熙宁十年（一○七七），苏轼改任徐州，在任二年，和徐州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元丰二年又改知江苏湖州。到达湖州上任之后，他在给神宗的谢表中写到：

　　“臣荷先帝之误恩，擢置史馆。□□蒙陛下知过听，付以两州。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想不到变法派藉此对苏轼群起攻之，纷纷上书弹劾他愚弄朝廷的妄自尊大，神宗在众人的连连上章奏请之下，终于下令拘提苏轼进京审问。变法派有意借此机会根除旧党势力，因而牵连甚广，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但宋神宗并无意置苏轼于死地，不久就将他贬谪到黄州。

　　苏轼的继室王氏闰之也好佛，她在熙宁七年（一○七四）从苏轼，到元佑八年（一○九三）往生，临终遗言，令他的儿子绘制阿弥陀佛圣像供养丛林，苏轼礼请著名画家李龙眠绘画佛陀及十大弟子像供奉于京师，并亲自作《阿弥陀佛赞》。他的妾朝云也学佛，早年皈依于泗上比丘义冲门下，后与苏轼一起到惠州，以念佛为自课。于绍圣三年（一○九六）临终前，仍诵读《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的偈颂。苏轼做了一首《悼朝云诗》：

　　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

　　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元丰八年（一○八五），神宗病逝，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摄政，起用旧党，苏轼也被召回汴京，在短时间内他连连被擢升，官拜翰林学士。汴京三年是他一生官运亨通的极盛期，具有朝廷重臣、文坛领袖的地位。后来苏轼因直言不讳，得罪程颐，为了避免再度陷入官场斗争，他向高太后乞请外仕，而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出知杭州。

　　久别十五年，再莅杭州，苏轼已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重视教育、赈济灾荒、减免百姓积欠、兴修水利，杭州至今留存“苏堤”，成为西湖胜景之一。在《宋史．苏轼传》也记载着：

　　“轼二十年间，再莅杭，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苏轼的仁政待民，堪称是人间菩萨。

　　自元佑六年（一○九一）起四年之间，朝政变化不定，苏轼两次被召回汴京任职，三次出任知州，一旦被召回汴京就遭打击，一再从他的诗词中去挑剔。哲宗亲政后，排斥旧臣，苏轼虽然做过他的老师，也难免贬谪的罪过，从此再无回朝之日。

　　苏轼先被派往宋朝北部的边防要地定州，他并不气馁，打算努力作为，建树边功。正当苏轼认真整饬边防，抚恤军民时，厄运又接连而来，先是被贬至广东英州，再又被贬到更远的岭南惠州，据说古来就是罪臣流放之处，被称为“蛮貊之乡，瘴疠之地”。年近六十的苏轼，在流放迁徙的路途中，舟车疲顿，疾病缠身，资用不济，潦倒窘迫，但是他始终关怀人民疾苦，为文载诗，叹颂各地民情。

　　到了惠州，苏轼深深为当地的山清水秀，人情淳厚所吸引，决定在此终老，认作第二故乡。朝中政敌一听说苏轼不仅没死，而且还怡然自得，又奏请朝廷，将他贬谪至海外的琼州（海南岛）。琼州之地，极其荒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泉，纵然如此，苏轼随缘自适，尽一己之力裨益当地。他讲学著述，培养人才，宣导教育，开发民智，环境愈是艰难，他的精神创作愈是更上层楼。

　　苏轼曾发愿作《观世音菩萨颂》、《南华寺》诗，他早年写的诗，往往流露不堪世事沧桑困顿以求解脱之感，但是后期的诗作，则能以禅理来认识人生，超然物外。从他的诗文所引据的佛经来看，他最熟悉的是《维摩》、《圆觉》、《楞伽》等诸经及禅师语录。此外，他也曾研习华严著作，曾作诗云：

　　孤云抱商丘，芳草连杏山，

　　俯仰尽法界，逍遥寄人寰。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

　　东坡居士的学佛，不执着于斋戒、持律、诵经，也不喜欢虚玄之谈，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裨益各级各层的现实人生。在佛寺的清幽环境中，焚香静坐，悟得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获。他曾作《阿弥陀佛颂》：

　　我造无始业，本从一念生；

　　既从一念生，还从一念灭；

　　生灭无尽处，则我与佛同。

　　因为有这种万法唯心的信念，使他能超然于苦、乐、兴、衰、称、讥、毁、誉之外，而有人生如梦的大乘空观思想，自然面对世事变化无常，也能坦然适应，无所牵挂。

　　元符三年（一一○○），徽宗即位后，大赦，苏轼终于结束他多年的流放生活。苏轼回到常州，远离汴京，不久即病殁，享年六十六岁。一代天才诗人苏轼，给人的怀念不仅是诗词歌赋，他的散文、书法、绘画、音乐、医学、建筑、水利、农业等，各方面的才能，都曾嘉惠世人，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颗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菩萨心。

　　传说苏轼的前世是位高僧，从他的诗中发现他自己也颇有感悟：

　　海风石上金山寺，白发东坡又到来，

　　前世德云今是我，依稀犹记妙高台。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