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慈航与太虚和圆瑛之关系探析

　　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慈航与太虚和圆瑛之关系探析

　　◎何建明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摘要：慈航法师既师承于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太虚大师，又受法于守成派的领军人物圆瑛法师。但慈航法师敏锐地认识到太虚与圆瑛二老在爱教护法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间的信任与敬重关系，从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现实出发，选择了接法与传法的形式来实现他的“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的伟大理想，这是慈航法师对太虚与圆瑛二老的超越。

　　一、问题的提出

　　在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佛教史上，新与旧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争论一直成为主流佛教界的中心问题。在新近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中，几乎随处可见这种历史的印记。这种新与旧或激进与保守之争，在清末主要表现为办学兴教与护产保教之争，在民国时期(1912—1949)则主要表现为僧伽制度改革与保产护教之争，而在1950年后的海峡两岸三地，则主要表现为推展现代人间佛教事业与继承明清中国佛教传统之争。在这场持续的新与旧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争论中，以太虚大师为首的新派或改革派与以圆瑛为首的旧派或守成派(或称保守派)之间的纠葛始终成为焦点。从近百年来的中国佛教发展历史来看，无论是新派或改革派，还是旧派或守成派，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可以说，正是这种新与旧或激进与保守之争，近百年来的中国佛教才在充满新旧古今之争的历史大变局中成功地实现了与这个充满新旧之争的中国社会相互调适，而迎来了当今海峡两岸三地佛教发展的全新局面。

　　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发展重心，1949年前在大陆，1949年后转移到台湾。而影响1949年后台湾佛教发展的第一位重要人物，就是1948年来台开创台湾佛教文化教育的慈航法师。他不仅来台创办了台湾历史上第一所佛学院——中坜圆光寺的台湾佛学院，而且以超常的慈心与悲愿，抢救、保护和教育那些从大陆来台无所依靠的僧青年和求法心切的台湾本地僧青年，如自立、印海、严持、妙峰、常证、会性、真性、了中、净良、宽裕、净海、宏慈、以德、幻生、唯慈、星云、煮云、真华、天乙、果宗、浩霖、能果、清霖、心然、心悟、莲航、广慈、广化及律航等等，因此被称作“真正的僧青年的导师”(星云语)[1]和“今日(1950年代)佛教界唯一的模范”(慈纯语)[2]。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和发扬了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传统，极大地促进了人间佛教在台湾及海内外的弘传。

可是，正是这位现代佛教运动影响卓著的人物，既师承于激进派或改革派的领袖人物太虚大师，又在太虚大师逝世后不久受法于旧派或守成派的领军人物圆瑛法师。因为后者，同是太虚门人的“苇舫法师曾写过一次信骂”他“胆大如天，敢作敢为”[3]。他受法于圆瑛，并在上生兜率净土前留下遗嘱，要传法给自立、印海、妙峰、严持等弥勒内院的学生弟子，但是，他并没有抛弃太虚大师所开创的佛教革新与现代人间佛教传统。恰恰相反，他在太虚大师上生后明确宣示“以师志为己志”，重新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呼吁海内外的广大佛教界、尤其是太虚大师的门人、弟子和继承者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更须努力”，甚至想将所主办的《人间佛教》月刊改名为《佛教革命》，以“佛教革命”作为《人间佛教》的全部内容。[4]他还述说自己“今后的志愿”，强调“‘我是闽南佛学院三个月的学生，太虚大师三课的弟子啊!’但是，我一生的转变是这三个月，一生的成就是这三课!想起大师的恩，是‘粉身碎骨，难以报答’!唯有三个志愿：(一)把中国的佛经译成全世界各国的文字，把佛法流传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去净化人间，以满大师之愿。(二)让全中国的每一个人民，都了知佛法。(三)把中国佛教整理到最高峰的圆满。”[5]直到晚年，他将自己的修行教学与安居之所称之为“弥勒内院”，并如他自己所说：“弥勒内院又是菩萨学处，又是太虚大师的纪念堂”，甚至宣称“本院供的佛，是释迦世尊、弥勒菩萨、太虚大师，是表示三位一体”。[6]因此，当1953年圆瑛法师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正在弥勒内院的法华关中的慈航非常悲痛，含泪写下了《风雨声中悼我9币》一文，并在该文最后写下一句“同门多误我骑墙”。[7]

了解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人，一定会知道太虚与圆瑛在这段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史中长期处于(新与旧)“对立”的位置的，可是，慈航这位口口声声自称“太虚大师的学生”，并自觉继承和弘扬太虚大师佛教革新传统和人间佛教路线的新一代僧青年领袖，在太虚大师逝世之后，一方面高扬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和人间佛教的旗帜，另一方面接法于圆瑛，自称“忝列大师(圆瑛)门墙”，不满于圆瑛门下之“同门多误我(慈航)骑墙”，并在临终前要求将所接圆瑛之法再传给他所寄予厚望的僧青年们[8]。毫无疑问，慈航的这一表现，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史上最独特的激进派与保守派并有的双面角色与形象特征。

如果说1949年前的中国佛教现代史是一部以太虚为首的改革派与以圆瑛为首的守成派之间冲突与激荡的历史，那么这是否意味着：1949年以后，慈航所影响的台湾佛教将要进人到一个新旧调和或并存的特殊发展阶段?

当然，本文的主题不是探讨慈航对当代台湾佛教的影响，而是着眼于慈航何以折衷或调和于激进与保守两派之间?如何理解他的这种独特的角色特征?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虽然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来探讨慈航法师事迹及其思想和历史影响，但是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却乏人问津。[9]本文以下拟从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1、慈航所受太虚大师佛教革新思想的影响及其转变；2、爱国爱教立场下太虚与圆瑛的相互信任和爱护及其对慈航的影响；3、慈航的护法观念及其对圆瑛法脉的传递。愿请正于方家。

二、慈航所受太虚大师佛教革新思想的影响及其转变

慈航法师在1947年太虚大师上生不久的《为圆瑛老法师祝寿》一文中多次说到，虽然他很尊敬、仰慕和赞叹圆瑛、印光、弘一等大善知识，但是，太虚大师是他“唯一的亲教大师”，他是“最信仰虚大师的一员新僧”，甚至公开表明：“太虚大师是我生命的崇拜，谁触犯了他老人家，我可说一句以命相偿!”[10]类似这样的语句，在太虚大师生前及慈航法师的晚年，也都经常不难看到。这都说明，在慈航法师的心目中，太虚大师始终占据着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中心位置。也正如太虚门下弟子与学生们所公认的那样：“他(慈航)所崇拜的，为太虚大师，他说过，‘以师志为志’。虚大师一生为革新佛教而奋斗，所以他数十年来，在南洋，在大陆，在台湾，似乎都在发挥虚大师的精神。”[11]也正如慈航的同门超尘法师所说：“虚大师生前讲学数十年，弟子满天下，而服膺大师遗教，所谓‘以师志为己志’的忠实信徒，慈老是大家公认也是他自负的一位。”[12]

慈航早年就学的闽南佛学院，虽然在那里他只听了太虚大师的三堂课，半年后又离开了闽南佛学院，但是他与太虚大师和闽南佛学院所结下的深厚因缘，却深深地影响了慈航法师后来数十年的弘法生涯，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太虚大师和闽院改变了他的一生。[13]因此当后来有人不承认他是太虚大师的学生，甚至散布谣言说他只是太虚大师一位冒牌弟子时，慈航非常气愤，生起了“无明火”。[14]1927年春，他离开闽南佛学院到南京毗卢寺，担当太虚大师领导的中国佛学会筹备处的庶务工作，成为筹备处与太虚大师之间的主要联系人，并经常得到太虚大师的关照和教导。当年秋天，太虚大师在毗卢寺创办“僧伽培训班”，慈航再次被选聘担任庶务。[15]这个时期，慈航称太虚大师对待他既“做老师又要代做老母”[16]。1929年，安庆迎江寺改革为十方丛林，慈航被推选为住持，他以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精神，使迎江寺面貌焕然一新，在僧制、寺制改革和教育、文化、慈善事业等多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受到太虚大师的高度赞扬。正是在担任迎江寺方丈的过程中，慈航深感学识与能力的不足，便通过武昌佛学院函授班向法舫和唐大圆学习法相唯识学，从此奠定了他后来探究唯识学、弘扬弥勒法门的基础。[17]1930年他应邀到香港弘法，次年即到缅甸的仰光，开始了他在海外弘法的新天地，也从此奠定了他在海外华人信徒中弘法的领导地位。

在香港和缅甸的弘法过程中，慈航始终坚持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精神和人间佛教路线，特别是在仰光成立了中国佛学会分会，与国内太虚大师领导的中国佛学会相呼应，亲任导师，定期演讲，并出版《仰光中国佛学会通俗演讲录》，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传播了太虚大师的现代人间佛教思想，并获得太虚大师的称赞。太虚大师后来因此称赞慈航法师：“盖一热肠古道魁奇磊落之人也!昔尝从余问学闽南院，旋就任安庆迎江寺方丈，以精进遭俗忌，去而至南洋印度，于仰光大得人信仰。”[18]

1936年春，慈航从仰光载誉归国不久就来到上海亲近太虚大师，随后亲侍太虚大师先后到常州、武昌、汉口和庐山等地讲经弘法。每到一地，太虚大师总是极力推荐慈航法师演讲或代为主讲，慈航不仅切身感受到太虚大师“做老师的模范”和“做师父的样子”及对自己的关爱与提携，更展示了他自己在国内讲经弘法的杰出才能，赢得了广大信徒和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因此深深感念太虚大师对他“师恩大如天”[19]。正是由于慈航在海内外佛教界的重要影响，1939年太虚大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时，特别邀请慈航法师参加，到次年5月成功实现了向东南亚各国宣传抗战救国的目标。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在结束此次中国佛教国际访问计划后，慈航并没有随太虚大师回到国内，而是应邀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继续弘法，先后创办了星洲菩提学院、槟城菩提学院、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各地的佛学会，还创办了《人间佛教》《佛教人间》和《中国佛学》等影响海内外的重要佛教文化期刊，并大力推动各种社会、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将太虚大师的新佛教精神和人间佛教思想在东南亚作极力的弘传与发扬光大，很快成为新、马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佛学导师。直到1948年，慈航法师才离开东南亚，应邀到台湾开办佛教教育和弘法事业，开始了他大力推动台湾佛教中国化与现代化的新时代。

与大醒、法舫、芝峰等等许多太虚大师早期的大弟子们相比较，慈航在学历和资历及能力等多方面都是明显地不及他的这些同门师兄弟的，但是，在继承和弘扬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精神和现代人间佛教思想方面，慈航丝毫不比他们弱，甚至常常过之。他除了非常敬佩太虚大师的德学与行持，更景仰太虚大师所开创的“佛教革命”精神。在1940年5月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结束前夕，太虚大师召开团员总结会，要求大家向他提意见，慈航法师一方面高度肯定太虚大师无愧于成为他和广大僧青年的大师，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太虚大师已经丢掉早期在金山那“冠盖古今”的“佛教革命”精神，因而不能称之为“我们革命的领袖”。慈航法师因此在太虚大师逝世后仍然十分感叹地说：

诸位读者们要知道：我对大师的信仰，完全是以理智，不带丝毫的感情，“是非”，非常的分明，我以为“上下古今内外”再找不出像大师这样一个人物!可惜，后期的大师，“慈悲太过分了一点”，所以他的“中国佛教革命”不能现世成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用万千分的诚恳，希望后之英俊，早想中国佛教革命早一日成功，是要再出一位“更激烈”的大师，以续吾师未竞之事业![20]

从以上的这段话里至少可以看出，慈航是一位中国佛教革命的追求者，希望有较近现代佛教中公认的佛教革新运动领导人太虚大师“更激烈”的太虚事业继承人来领导这场革命运动，并期盼着中国佛教革命的早日成功。我们从慈航于1946年底至1947年初分别发表在《海潮音》和《佛教公论》上的三篇大作(健设中国新佛教大纲》《中国佛教整理的程序》和《梦话佛教》来看，他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佛教千百年来的法派、剃派制度，打破庙产私有，实行十方选贤的考试制度，等等，其实都是太虚大师早先“整理僧伽制度论”在抗战胜利后的重新复活，甚至更大的发展。[21]他甚至在太虚大师逝世后，发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更须努力》的文章，呼吁大力推动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运动。[22]可是谁都知道，这是当时佛教中的传统保守势力占据主导的社会里很难实现的，这也是为什么太虚大师许多佛教革新理想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难道慈航在太虚大师之后就能够实现?

不管慈航是从什么角度来理解圆瑛法师在佛教中的地位，不能否认的是，圆瑛确实是数十年来中国佛教保守势力的主要代表和领袖人物。早在1932年第四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召开前，圆瑛就以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的名义特别致函全国各佛教团体，坚决反对和猛烈抨击佛教革新派及其言行。他说：

(几次庙产兴学运动)有一实行，皆足以灭亡佛教。圆瑛对此难关，先后入都请愿数次，幸赖佛光加被，众力撑持，方得保教自存。至于内魔作崇，有欲推翻佛制，打倒丛林，集中财产，垄断僧界，力谋解放，希图自由。有德之士，莫不目为丧心病狂。奈彼频年积极宣传，浅识之流，难免受其迷惑。最近主张要组织新团体，创立新佛教，惟愿凡我佛教徒，当依佛旨，具正知见，辨识邪正是非，发挥的当言论，唤醒佛徒，免受流毒。[23]

可是，就在太虚大师上生还不到一周年的时候，圆瑛法师来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弘法，慈航就毅然成为了圆瑛法师的法子。确实，在1948年以后，无论是在南洋还是在台湾，直到慈航法师在台北汐止的内院，曾经当面批评太虚大师丧失“革命精神”而一直有志于推动中国佛教革命的慈航，再也不提倡“佛教革命”了，转而提倡教育、文化和慈善是佛教复兴的“三大救命圈”!这种可以称得上巨大的变化，与他接法圆瑛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是圆瑛法师改变了慈航对振兴中国佛教革新路线的反省，还是慈航改变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佛教革命的认识而转向与保守派的调和与合作，从而接圆瑛法师的曹洞宗法脉?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慈航槟城从圆瑛接法后，慈航任社长的星洲《佛教人间》杂志发表了署名王嘉禄的文章《槟城极乐寺圆瑛法师传法之面面观》，相信这篇文章反映了慈航的基本观点。文中提到，慈航自幼曾一度与圆瑛法师结法缘，后才随太虚大师学习，并受太虚大师佛教革命思想之影响。但是，慈航法师虽然认同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工作，却觉得佛教革命需要人才，必须重视佛教人才的培养，而不可一蹴而就，“与其阔谈革命，滥唱高调，无补于实际，毋宁立定志愿，埋头苦干，从教育方面着手，始为有得，所以慈航法师近年以来，自西徂东口征笔伐无非想唤起僧众，以文化教育为前提。倘使教育能以上轨道，佛教不革而革，不兴而兴矣。此为慈航法师所见独到之处，亦即佛教同仁与社会人士所公认者也”。[24]

王嘉禄文好像将慈航思想的转变看作是早已有之，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是他确实说明了慈航法师已经自觉地思考太虚大师早年所提倡的佛教革命事业不可一蹴而就。这并不意味着慈航法师对其先师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主张的根本否定，而只是从更现实的社会基础——文化教育出发来为最终实现太虚大师及其门弟子们的佛教革命理想创造前提和条件。事实上，慈航法师所要继承和大力阐扬的太虚大师所开创的“佛教革命”事业，在当时确是应者寥寥。正如那段历史的亲历者续明法师在纪念慈航法师文中所说：

太虚大师圆寂不久教内呈现着一遍荒凉气象，而慈老法师在南洋，吹起了佛教革命的号角，他底那股诚信、热情、真挚、勇猛的精神，洋溢在字里行间，真是使我感动!也使各地方的青年佛徒感动!当时我只觉得，像他这样热心为教的人太少了，若多有几位像老法师那样至性纯真的人，汇成一股力量，佛教真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可惜大多数佛教徒，只知安于死寂的生活，提不起来向上努力的勇气，以致使老法师的号角，成为一种空洞的而无实际内容的事，这是多么遗憾的事![25]

当然，慈航在不到半年时间里观念上发生如此大的转变，这一方面固然与他对佛教所面临的现实处境的深刻反思有关，也不能不说与圆瑛在南洋的影响及其南来弘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圆瑛在民初创办宁波孤儿院并来南洋新加坡及槟城等地讲经弘法和筹措善款，后来他又在泉州创办开元慈儿院，并多次南下东南亚弘法及筹集善款，后来他多次来南洋讲经弘法，并为国内救灾和慈善事业，包括抗战时期南下筹集抗战善款等，与南洋佛教界结下了深厚的法缘和人缘，在南洋许多地区拥有大量皈依和受戒的信众，在东南亚华人华侨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因此，在东南亚弘法多年的慈航法师，通过他的亲见亲闻，不可能像国内的一些太虚大师门徒那样将圆瑛视作与太虚大师对立的保守派领袖而加以排斥，事实上他在新加坡和槟城等地弘法的许多护法居士，正是圆瑛的弟子。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慈航与圆瑛同为福建籍高僧，他们到南洋弘法，也多得益于来自福建地区的广大闽语信众的大力支持。况且在南洋弘法时，慈航还多次被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福建省分会的理事。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慈航对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理想和圆瑛法师护法保教实践的重新认识。

毕竟，在慈航法师的眼里，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之间的分歧只是对中国佛教复兴路线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二老复兴中国佛教的伟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既然如此，1948年前后慈航法师的观念转变，既不是因为圆瑛来南洋弘法的这个单一因素影响的结果，也不是完全背离甚至否定此前多年所一直坚守的太虚大师的佛教革命理想。

三、爱国爱教立场下太虚与圆瑛的相互信任和爱护及其对慈航的影响

笔者曾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太虚与圆瑛之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两位近现代中国佛教的主要领袖人物从晚清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相互关系的演变，指出他们从早年的“结拜兄弟”、相互帮助，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兄弟反目”、分道扬镳的曲折历程，并非完全是个人因素所造成，更主要的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与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26]这其实正反映了佛法的因缘观念，即任何事物都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而生成的。我们这样说，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太虚大师在其所留下的全部作品当中，虽然多次提及圆瑛法师，但是极少对圆瑛法师作意气式的批评，更没有谩骂；当然，我们从圆瑛法师所留下的全部作品中，也找不到他对太虚大师个人的批评和任何攻击。

太虚大师对圆瑛法师不仅没有意气式的批评，甚至多次公开说明他与圆瑛法师之间的深厚友谊。1931年和1936年正是当时的佛教界以太虚为首的新派和以圆瑛为首的旧派之间围绕中国佛教会问题而展开最直接和最激烈争执，甚至导致太虚与圆瑛“兄弟反目”、分道扬镳之时，大虚大师仍公开地表明他与圆瑛法师之间的个人友谊。1931年2月，太虚大师在为梅光羲居士的大作《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所作的“书后”中，特别提到“余初从八指头陀参禅及依水月禅师——七塔寺方丈一一诵持楞严、法华等，亦从道阶法师、杨仁老、谛闲法师等，究天台、贤首教义及相宗八要、唯识心要诸书。与圆瑛、云泉(已故)、静观(现金山方丈)、昱山等为友。”@1936年在中国佛教会章程问题陷入困境之时，太虚大师在给当事人之一的屈文六居士的信中，特意提到：“民十八(1929)以来之佛教会，殆因缺秩序而致欠和合欤!今佛教会既以仰承国政、应赴时宜所不容不设，洵有改善其机构，健全其组织之急需也。目前荷与大悲退居，陪同圆瑛法师偕临雪窦分院，殷殷以共举佛教会事为说。夫服膺无我，方为佛子，况圆瑛法师与虚三十余年之友谊，在人自无所间。”[28]

从以上的事例至少说明，太虚与圆瑛之间的纷争，从根本上讲不是个人因素决定的，而是对中国佛教之振兴方式存在不同取向而决定的，事实上主要是当时中国社会和佛教中所存在的新旧势力交织与冲突所决定的。大虚与圆瑛之间的这种关系，特别是太虚大师对待圆瑛法师的这种态度，从多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慈航等太虚门下的弟子们。

1947年就在太虚大师逝世后不久，圆瑛法师也迎来了人生难得的七十大寿喜庆，慈航法师特别为其祝寿，并在新加坡所主持出版的从间佛教》杂志上发表《为圆瑛老法师寿言》，并写七言诗四首以示祝贺，诗云：

参选如来自在禅，六根清净体中圆；心光普照无尽刹，海众欢欣庆大年。

曾闻心外别无传，未审如何施法筵；是否无言方是道，请公代扣一狮弦。

禅僧何必号诗僧，诗里谈禅更得称；借问阿师何所事，灵山重会续传灯。

佛国芳名早已播，祝公安优且逍遥；虔将一瓣心香献；堂上圆明望早朝。[29]

在太虚大师刚逝世的敏感时期，作为太虚门下的主要弟子之一的慈航居然为旧派领袖人物圆瑛公开祝寿，显然有“背离师门”之嫌。慈航当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从他对太虚大师的深切了解出发，在《为圆瑛老法师寿言》一文中公开阐明他的看法。

长期以来，有关佛教界新旧阵营的冲突和太虚与圆瑛之间不和的传闻不断，但慈航法师从自己对太虚大师多年来的亲见、亲闻的切身了解，坚信二老之间并非像传闻的那样势不两立，甚至是相互信任、相互关照和相互保护的，二老的分歧只是佛教内部关于保教与发展路向的差别，都是出于同一个爱国爱教的根本目的。他说：“说到二老本身，我非要亲眼见，亲耳闻不可。旁人讲的话，无论怎样，我是不会相信，这是我一生的秉性，孔老夫子也曾启示过我们。”他还列举了几个具体事例来加以说明。

1935年他从仰光弘法回国后不久，跟随太虚大师到到九江庐山避暑，刚巧星子县的知事想皈依大师，要他作介绍。太虚大师向这位知事说过了皈依之后，坐下来饮茶谈话，那知事不知道是不是故意，或者是试探性地，突然问到圆瑛老法师主持佛教会许多反面的话。太虚大师说：“圆公道德学问和资格都够得上，旁人的话不要去听，中国佛教的事，也是不容易办，只好慢慢再来!”后来那位知县出了门之后对慈航说：“大师的度量如大海，非有真实修养的工夫，不能到此境界”!慈航法师深为太虚大师对待圆瑛法师的态度所折服：“你看他(星子县知事)崇拜大师到了什么样子，我们学生脸上如何沾光?”

另一次是1939年末至1940年春，慈航受太虚大师指派一起组团到南亚国家宣传中国的抗日期间。当时太虚大师率领的中国佛教访问团，由锡兰乘船到新加坡，船一靠码头，几十个中外新闻记者堵住了大师，有一个记者故意挑衅，问大师：“人家说，圆瑛法师有汉奸嫌疑，大师觉得怎样?”太虚大师却回答道：“听说是日本人用势力把他挟持到南京去，后来又把他放出来了!我以为一个出家人，况且又有几十年的经验，决定不会被他们利用，这我敢担保，同时事实胜于雄辩，人家说的话是不能算数的。”次日星洲各家报纸纷纷报道此次采访，并配以大标题：“太虚担保圆瑛”。慈航法师说：“当时我在旁边听了这话，真是五体崇拜，真不愧为我们的大师，我们应当仿效!”

不仅太虚大师坚信圆瑛法师“爱国爱教”，并公开“担保圆瑛”，圆瑛法师同样坚信太虚大师也是“爱国爱教”的。毕业于闽南佛学院的谈玄法师和墨禅法师，都是太虚大师支持和推荐到日本留学的，可当时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有人就指责他们是亲日本侵略者的“汉奸”，甚至还有人想因此转嫁害于太虚大师，说他指导的学生同日本人相通——“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者”。说这话的人当然是支持圆瑛法师的保守派阵营的，他们本以为圆瑛法师会认同这种看法，哪知圆瑛法师得悉后，坚决予以否定，正如慈航法师所说：“圆瑛法师同上海一班居士出面声明：太虚大师决定没有这事!这也是我亲眼看见的。可见他们二位老人家是互相爱护、互相赞叹，所以都称为‘大善知识’。”

也正因为如此，慈航对于太虚和圆瑛这两位大善知识都非常的尊敬和赞叹，并不像宗派主义者那样因为他们之间的一些分歧就视若水火，甚至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扩大化，发展为两派不同阵营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慈航显然不愿意也不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帮派性的斗争逻辑，他甚至觉得天下所有大善知识都是应当像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那样受人尊敬和赞叹，因此对待太虚和圆瑛之间的关系之处理，慈航法师完全是从爱教护教的立场出发的，并不存在我执和他执之见。他说：

慈航所以崇拜二老者，也是在这一点上，我并不糊涂，也不是骑双头马，更不是双栖鸟，所谓“骑墙派”，唯是不凭感情用事，以二老之言论和行为来做根据，所以我承认太虚大师是我生命的崇拜，谁触犯了他老人家，我可说一句以命相偿!但是不因这最高峰的崇拜而诽谤他人，所以我常发愿“天下的善知识，都是我的师长!”太虚大师是我唯一的亲教大师，但是我写信与圆瑛老法师，我自己都是称“私淑弟子”，我愿意做天下善知识一切人的弟子。我虽然不能效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但是我也参过几位大善知识——冶开老和尚、谛闲老法师、楚泉老和尚、来果和尚、法一首座、度厄老师、世航老法师、密修老和尚，这是我亲近较久的，其余印光、弘一、虚云，这几位都是我心慕的师长，而圆瑛老法师在天童和七塔寺两次楞严法会我都参加过的，可说不算私淑，不知道圆公许不许我这小子入门?然而他的门人有几位却是我的好友，尤其是明德和深日二师。星槟两地追悼大师的法会多是圆公门下的发起和举办。我们是要感激的!现在大师上生，圆公寿诞，趁这个机会，我来一只寿桃，二老和天下善知识或许孺子可教，恭祝中国佛教水乳和合![30]

慈航生平多次亲身感受到太虚大师和圆瑛老法师爱国爱教的深切悲愿与高尚情操，从而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佛教界各位大善知识相互关系、特别是传闻中势若水火的新派领袖太虚与旧派领袖圆瑛之间关系等问题上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对待。在处理同一时期的太虚大师上生和圆瑛法师寿诞的问题上，慈航并没有像那些帮派主义者那样人为地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从爱教护教的根本立场出发，一方面哀悼太虚大师的上生兜率，为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巨大损失而痛惜，激励后继者们不断前行；一方面祝贺圆瑛老法师的在世长驻，为中国佛教未来的复兴与赓续发展而祈愿。

四、慈航的护法观念及其对圆瑛法脉的传递

慈航法师在哀悼太虚大师逝世后不久，曾经说过一段颇具深意的话：

我的“新僧”旗帜，是堂堂皇皇在手里摇。就是我最崇拜的大师骂我“可耻”，我还是得意洋洋地摇着。全世界最崇拜的我唯有太虚大师一人，这可见我对大师的信仰。然而谁也想不到我，不但不攻击旧僧，反而尊重、恭敬、赞叹!这真是“晴天霹雳”，摸不到头脑!究竟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老实告诉诸位罢，免得大家在那儿猜疑!我所信仰者是法，而不是人，那么我所攻击者也是法，完全不是人。如果从这一点看清了我的笔墨，那么冤别亲对于我也只好付之一笑![31]

太虚大师曾经批评慈航“可耻”，事发于1946年夏季，当时太虚主持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在焦山定慧寺办理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并委任门下大弟子芝峰法师负责班务，后来在台湾影响甚巨的星云大师和煮云法师等，都是当时这个训练班的学员。为了使这些青年僧伽更能适应社会又能保持佛教的本色，太虚大师特在上海设计了一套专为训练班学员穿的便服，寄给芝峰法师，后来一些报刊和杂志如《海潮音》等就僧装改革问题发表讨论。当时远在南洋的慈航法师不明其中的原委，以为太虚大师要改变传统僧服，使僧人都穿上类似俗家的服装，于是在其所主编的《中国佛学》上撰文予以反对，主张中国僧人应当采用南传佛教的黄色服装，同时还写信给太虚大师，措辞激愤，声言太虚大师如果不采用他的建议，就将反对到底，并将退出“新僧籍”。

太虚大师接到慈航的信后，觉得啼笑皆非，两次复信慈航予以教导：

慈航：八日函悉。你的耿直是可取的，但未将事理辨清，鲁莽言动是可耻的!一、谁说以“俗服”来代替?二、何处有“新僧籍”?你曾从何处入籍今要脱离?这二项都是没根据的!三、《海潮音》上曾有一二人议改僧服，乃一二人的言论，我未置可否，你亦尽可向作文的一二人在《海潮音》辨论。既无所谓新僧籍，亦不应对我及对《海潮音》言。四、试制训练班僧服，亦训练班僧在班时试用。往者救护队僧亦曾着大同小异之各队制服，仅可提为是否适当之讨论材料，未经一律规定。[32]

太虚大师的上述复信说明两点：一是新设计的僧服，只限于训练班试用，犹如僧伽救护队的专用僧服，并不是要取代日常的僧服，也没有硬性规定必须穿不可；二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新僧籍”，何谈加入或退出?太虚大师对长期以来佛教界和社会上将太虚大师门下弟子及其追随者视为“新僧”的说法予以根本的否定，实际上说明太虚大师并不主张、甚至明确反对佛教界所谓的“新旧”之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启示着慈航法师不要执着于“新旧”僧伽之辨，而应当注意到佛教革新不是否定传统，而是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传统，佛教界内部的分歧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慈航法师收到太虚大师的两封来信后，非常懊悔，不仅坦率认错，将他与太虚大师的来往信札公布在所主编的《中国佛学》上，还特加启事说明，宣称将改名“可耻”来纪念太虚大师的教诲。

1946年夏季的僧服事件促使慈航法师更坚信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与现代人间佛教思想，完全是爱教护法的立场和目的，太虚大师否定佛教界的新旧之争，正是从爱教护法的立场和目的出发，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名誉地位或利益之争。因此，在太虚大师逝世后，慈航明确表达不攻击“旧僧”，反而尊重、恭敬和赞叹“旧僧”，所信仰的是法而不是人，所攻击的也是法而完全不是人的立场和观念，不仅与太虚大师生前的立场和观点不相违背，甚至是完全相符合的——即他们都是完全出于爱教护法的立场和目的。[33]这也正是慈航法师在太虚大师逝世后不久还能不违心和不违师志地替圆瑛法师七十华诞祝寿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过，以上只是我们对历史的一种分析，并不代表当时所有，甚至是大多数佛教徒，特别是太虚大师门下弟子们的共识，实际上很多人是难以接受慈航的做法的，他当时所面临的师门内外的压力是相当大的。但是，一向“敢做能做”的风格[34]使他从爱教护法的立场出发，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太虚大师的遗志，另一方面自觉亲近一代高僧圆瑛法师。正如慈航自己所说：

圆瑛老法师的好坏，我是不下半个字的批评，因为大家明明知道，我是最信仰虚大师的一员新僧，若说不好，这明明是南能北秀党派的分诤，若赞叹几句，就有人说，老师死了还不到百日，这个孽子，就出卖他的灵魂。你看：做人难做不难做?其实我倒不以为然，无论怎么难的事，一到了我的心和我的脸，甚么事都能解决!因为我的心是“白”的，我的脸是“黑”脸。如果我要骂人的话，名字决定是用“慈航”，再不会用“子彦”的。苇舫法师曾写过一次信骂我“胆大如天，敢作敢为”。真的，如果不是我的老师溜得快，一直跑到内院去的话，我是预备好了一个对年——今年十二月再来和我的老师骂一回罗!所幸他老人家早已证了他心通，何必被我们这班小鬼拖下水!所以三十六计，走上为计，不如一走!而我小孩子的耍娇，也就一笑了事!试看：我最崇拜、最信仰、最心服的老师我都敢耍全武行，何况“子彦”君这一班小鬼，我真看不在眼下!我一动手，非要打得他头破血流、屎滚尿流不可，所以那班老战士“尘空、苇舫、东初”这几位阿哥，知道我是一个“福建流氓”，不好惹的家伙，不要中小鬼的计，只好一个“默摈治”罢了!“真是三个阴鬼”![35]

　　慈航法师“敢做能做”的风格虽然一时遭到同门的批评或非议，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问心无愧的，他仍不失为太虚大师最忠诚的门生之一，因为他是从爱教护法的立场和目的出发的。也正因为如此，慈航法师不仅赢得了海内外佛教界，特别是南洋地区广大的圆瑛法师的皈依徒众和受戒弟子的爱戴和拥护，而且也真诚地赢得了圆瑛法师的认可和赞赏。因此，当1948年春圆瑛法师来槟城在极乐寺传戒时，特别邀请慈航法师担任三师之一，并向慈航法师单独传授曹洞宗法卷，其意义真是非同寻常。正如当时王嘉禄居士评价此次传法时所说：

　　中国佛教宗派分歧，其中修持法门虽有不同，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求证佛果之最终目的则一也。……倘使学佛之人，不能破除我执断断于派别，意见分歧，不能精诚团结，共同努力，佛教前途殆矣。今圆瑛法师与慈航法师，深明大义以整个佛教命脉为前提，破除宗派互相歧视之恶观念，秉承如来一家亲之旨，以衣法一传一受，共同发展家业，接佛慧命，诚千古之盛事欤![36]

　　传法本是中国佛教丛林中的一种惯例，本是表明祖祖相传，奕叶相承，前一代祖师传法给后一代祖师，只不过是叫他们荷担如来家业，灯灯相续，并无其他用意。可是后来受中国传统家族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变相的法派家族制度，传法和受法成了抢占和霸占丛林地盘的有效手段。因此，近代太虚大师发动佛教革命运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革除僧伽丛林制度中的法派制度，提倡十方选贤制度。那么终生坚守为太虚大师之忠实的门徒的慈航法师，在太虚大师逝世后接法于一向被视为反对僧制改革最力的领袖人物圆瑛法师，是有意背叛师门，还有骑墙讨好?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太虚大师门人和圆瑛法师的门人及教界中的其他人。但是，如果我们从慈航法师临终前传法的遗嘱及当时教界的处境来分析，就不难看出慈航接法与传法的真实用心所在。同出于闽南佛学院的默如法师明确地指出：

慈老这次的传法，是打破地盘思想了。话又说回来，难道慈老不肯把地盘交给他的法子吗?慈老不是个刻毒的人，不是个贪吝的人，不是个死而不肯松手的人，我想，他有地盘绝对不会阻止法子接受的。那么，为什么说他这次传法是打破了地盘的思想呢?他觉得还有比地盘的价值更高的大法在，要把这大法真正的接受了去，才不愧是传了法哩。也有人说，他的学子很多，为什么不人手一支法，有的传，有的不传，不是将要闹成法子和学子的派系吗?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正因为传法的一事，既可以效法前贤，也可以勖勉后嗣。在这些学子中，接受了慈老的传法的人．使得他们不要忘记了慈师的恩遇；没有接法的人，更所以砥励品格，向上迈进，以便和那已接法者一决胜负。慈老传法的精神，他虽死了还是要做的。也就是说，他虽死了，他勉励后进的精神，仍如他的生前而没有异样的啊。[37]

默如法师对慈航传法的分析，透彻地说明了慈航的传法观念正立足于其护法观念。慈航的接法与传法，并不是像明清佛教传统的家族式法派制度那样只是为了自己占据和扩大地盘，而是从护法与弘法的目的出发，为了如来法脉的源远流长。他并不刻意地在太虚大师的法脉与圆瑛法师的法脉之间划上鸿沟，在他看来二老所护持和传递的都是如来一乘正法，只是他们传法和弘法的方式有些不同罢了。太虚大师生前除了1935年在香港给竺摩法师等人传过弥勒法外，没有其他传法之实验，他是八宗并弘不限一法而只认如来一乘正法的，并没有刻意地向他的门生弟子传法。而慈航法师自知太虚大师逝世后需要不断有中国佛教革新与复兴事业的继承人和发扬光大者，他的影响当然远不能与太虚大师相比，但他希望通过法脉传递这种形式来影响曾经追随过他并为其关爱和悉心教育的僧青年们，能够像他那样“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地不断推展中国佛教的复兴大业。因此，慈航从圆瑛法师接法并传法给自立等新一代知识僧，并不是要恢复明清以来的法派传统，而是借传统的传法形式来传递如来一乘正法在中国的弘扬与发展的精神传统。

五、简短结论

慈航作为太虚大师的学生，又接法于圆瑛法师，使近代以来佛教界内部长期纠葛的新旧或激进与保守之争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起来，这不是慈航对太虚大师佛教革新路线的背离，也不是他利用圆瑛的传法而成为明清佛教传统的骑墙者，他只是一个忠实的如来一乘正法的护卫者和弘传者。他敏锐地认识到太虚与圆瑛二老在爱教护法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间的信任与敬重关系，从而从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现实处境出发，选择了接法与传法的形式来实现他的“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的伟大理想。应该说这既是慈航对太虚和圆瑛的继承，同时也是他对二老的超越。而这正是太虚与圆瑛之后中国现代佛教复兴运动深具历史意义的宝贵传统。

【注】

[1]星云《伟大与崇高——纪念我最敬仰的慈公老人》，载《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211-223页。台北：财团法人慈航社会福利基金会。1984年。

[2]慈纯《慈航菩萨不可思议》，载《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511—530页。

[3]编者(慈航)《为圆瑛老法师祝寿》，载《人间佛教》第六期(1947年5月。新加坡)，《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53页。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4]可耻(慈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更须努力》，载《人间佛教》第三期，新加坡1947年夏历闰2月，《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393页。慈航《快邮代电》，载《人间佛教》第四期，新加坡1947年夏3月，《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12页。

[5]本人(慈航)《本人今后的志愿》，载《人间佛教》第五期，新加坡1947年夏历4月，《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33页。

[6]慈航《弥勒内院定名的意义》，载《菩提心影人生篇》，第318—325页。台北：圆明出版社，1994年。

[7]慈航《风雨声中悼我师》，载《慈航大师纪念集》(上)，第20—22页。台北：弥勒内院、大乘精舍印行，1998年。

[8]《慈航遗嘱》，栽《慈航大师纪念集》(上)，第14—15页。

[9]请参见：《慈航大师纪念专辑》，《慈航大师纪念集》(上、下)。

[10]编者(慈航)《为圆瑛老法师祝寿》，《人间佛教》第六期(1947年5月，新加坡)，《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威》第100册，第454页。

[11]东初《敬悼慈航老法师》，栽《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155页。

[12]超尘《敬悼敢做能做的慈老》，载《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185页。

[13]本人(慈航)《本人今后的志愿》，《人间佛教》第五期，《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33页。

[14]同上。

[15]当时时，道源法师参加僧伽培训班学习，与担任庶务的慈航法师“结拜兄弟”。道源《哭慈航法师》，载《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146页。

[16]慈航《师恩大如天》，《人间佛教》第七、八期合刊“太虚大师纪念特刊”(1947年夏历6月，新加坡)。《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506页。

[17]道安《发扬慈航法师的三大精神》，栽《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137—138页。

[18]《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序跋、外序《释慈航救国方案序》。

[19]慈航《师恩大如天》， 《人间佛教》第七、八期合刊“太虚大师纪念特刊”，《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lOO册，第506—509页。

　　[20]同上引。

　　[21]大雄(慈航)《建设中国新佛教大纲》，《海潮音》1946年第12期。大雄《梦话佛教》，《佛教公论》1946年11月，复刊第8期。慈航《中国佛教整理的程序》，《怫教公论》1947年1月，复刊第10期。

　　[22]可耻(慈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更须努力》，《人间佛教》第三期(1947年夏历闰2月，新加坡)，《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393页。

　　[23]《圆瑛法师致各佛教团体函》，《四川佛教月刊》第二年第八期(1932年8月)，《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57册，第330—331页。

　　[24]王嘉禄《槟城极乐寺圆瑛法师传法之面面观》，《佛教人间》第五期(新加坡，1948年3fi])，《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6册，第85页。

　　[25]续明((敬悼慈公老法师》，载《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204页。

　　[26]何建明《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太虚与圆瑛之间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台湾)《普门学报》第24、25期，2004年11月、2005年1月。

　　[27]太虚《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书后——二十年二月在厦门作》，载《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书评》之《佛学》。

　　[28]太虚《致屈文六居士书》(1936，6，5)，载《太虚大师全书》第七编《酬对》之《函电》。

　　[29]普门子(慈航)((恭祝圆瑛老法师古稀大庆》，《人间佛教》第六期(新加坡，1947年夏历5月)，《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54页。

　　[30]以上所引详见：编者(慈航)《为圆瑛老法师祝寿》，《人间佛教》第六期(1947年5月，新加坡)，《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53—454页。

　　[31]普门氏(慈航)《编完之后》，《人间佛教》第六期(1947年夏历5月，新加坡)，《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69页。

　　[32]《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七编，酬对，《函电》，《一与慈航书》。

　　[33]1953年冬，演培去汐止看望正在闭关的慈航法师，慈老见演培来，开门见山地批评印顺破坏佛法，“慈老真是位直心直肠的大德，很坦率的说：你以为我闭关，就不知道外面的事?近两天来，老老少少，来向我报告的多得很，不但说你们否定大乘，而且还提倡日本佛教，这不是反了是什么?你还有什么话说?”他告诉演培，他正在写一篇批评印顺否定大乘的文章，就是要坚定地护持大乘佛法。经过演培的解释。其实是一场误会，也是有人故意想整印顺法师而鼓动起来的一场阴谋。见演培《敬礼悲培上的慈航菩萨》，《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177—179页。这虽然是一场误会，况且印顺与他还有闽院同学之谊，他也深知印顺是太虚大师门下最有智慧的弟子，但慈航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印顺，足见慈航法师是认法不认人的，他的护法观念远远超过了他的师友和同门思想。

[34]慈航法师在佛教界向以“敢做能做”著称，参见：超尘《敬悼敢做能做的慈航菩萨》，《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183—185页。印顺《我对慈航法师的哀思》，《慈航大师纪念集》(下)，第25—27页。

[35]编者(慈航)《为圆瑛老法师祝寿》，《人间佛教》第六期(1947年5月，新加坡)，《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0册，第453—454页。

[36]王嘉禄《槟城极乐寺圆瑛法师传法之面面观》，《佛教人间》第五期(1948年3月)，《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06册，第85页。

[37]默如《述慈老临终时的两件事的措置》， 《慈航大师纪念专辑》第188—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