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法师与台湾佛教

　　慈航法师与台湾佛教

　　◎邹挺超 王荣国

　　(厦门大学历史系)

　　摘要：慈航法师于1948年移锡台湾，1954年示寂，在台湾弘法六年。慈航法师在台湾的弘法活动，对于台湾佛教消除“日本化”，对于台湾佛教的转型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他在台湾兴办僧教育的活动，当年跟随他学习的那些青年僧人后来都成了为台湾佛教推动发展的精英。慈航法师对现代台湾佛教的繁荣有不可忽视的奠基之功。

　　慈航法师，福建建宁人，17岁出家福建泰宁峨嵋峰庆云寺。1927年，人闽南佛学院学习，亲近太虚大师，由此萌发革新佛教之志。抗战爆发后，随太虚法师访问缅甸、锡兰、印度等国，宣传抗日国策。其后长期在东南亚弘法，促进大乘佛教在这一带的复兴。1948年，移锡台湾，直至去世为止。本文拟就其在台湾的主要活动作一番梳理。

　　台湾李炳南居士回忆1949年到台中市所见时说：“市内寺庙，虽有七八处；但是守清规的，却闭门自修；贪图名闻利养的，就玩弄一些迷信事项。再就错认龙华外道，当作佛教。敲敲打打，唱一些破坏佛法的歌谣。真正信徒，能解能行的固然有人；而佛天鬼神分不清楚的，实在不少。请看他们的家庭差不多挂一张画像，上有观音、有妈祖、有灶君、土地等等。……你若问他奉的是何教?他总自称是佛教信徒!”可知，当时的台湾佛教界， “能解能行”的正信教徒不多，更多的是信仰佛、观音和妈祖、土地等“神佛不分”的“民俗佛教”的信徒；还有“僧俗不分”的“龙华外道”，即龙华派的斋教徒。李氏文章又说： “当时是农历二月，正值北区宝觉寺举行观音法会，遂急往参加。四处云集的人，来来往往，却也热闹，大概多是求签问卜，祷福祈安的事。”说明当时台湾信众信仰“佛教”的目的“多是求签问卜，祷福祈安”。李炳南认为台湾佛教此状况与日本殖民统治有关。1948年5月，巨赞法师入台湾考察写下《台湾行脚记》一文。文章说： “斋教……又称在家佛教，对出家佛教而言。其实台湾大部分出家人的思想……在家、出家之分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但也因此保存了素食的美德，并不因日本化而改变。所谓日本化者，借口佛教应随顺潮流，举办社会事业，而公然娶妻食肉也。台湾僧徒之有家室者占大多数，食肉者仅数人，而经济大都不充裕，生活也过得很苦。原因是不能得到人家的信仰，尤其是斋教徒。据说留学日本，主张日本化的‘新僧’，前后共三十余人，现仅存十余人，其余都因做和尚养不活家小而还了俗。……至于僧尼人数，曾普信居士谓共三千余人，大致不差。”就是说，台湾的僧徒中，少数为“正统僧人”；大多数为“保存了素食的美德”娶妻不食肉的“斋教徒”。“娶妻食肉”的日本化的“新僧”为少数，总共30余人，到1948年仅存10余人。巨赞的文章还说： “日本化在台湾佛教之中不大行得通”。虽然，巨赞与李炳南的看法存在差距。但不可不为的是：当时台湾“民众佛教”盛行， “僧俗不分”、 “神佛不分”的现象普遍存在，同时也存在“日本化”现象。如何使之确立正信佛教，如何消除台湾佛教的“日本化”影响，如何使台湾佛教伴随中国佛教传统转换而实现转型，是慈航所面临的问题。

　　慈航法师生活的时代是中国佛教处于衰微而又致力于复兴的时代，而台湾佛教在经历了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存在上述“僧俗不分”、“神佛不分”的普遍现象。慈航法师要在台湾确立正信佛教，完成台湾佛教的转型，首先就要“广大宣传”，讲经弘法是其重要手段。慈航说：佛教比耶教传人中国要早，如今佛教衰落，耶教兴盛。原因何在呢?在耶教徒肯努力宣传布教。“佛教徒则墨守成规……所以佛教到今日几至汨没，就因佛教徒不肯负起责任来弘法之故。”他在((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一文中说：“要令人们信仰佛教，那就非要广大宣传不可”，口头宣传是其方法之一。所谓“口头”宣传，是通过讲演的形式进行宣传弘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讲经弘法。

　　慈航于抵达台湾中坜圆光寺的次日就开始在中坜镇一带弘法。据当时媒体报导： (1948年)lO月16日，附近寺庙缁素多人到圆光寺拜谒慈航法师， “法师高兴连日，连夜为众人演说佛法”。17日，接待李子宽居士等人的拜访。当晚，慈航为信众开示一个小时，听者达50余人， “欢喜信受”。21日上午9时，慈航应中坜镇公所、中坜合作社共同邀请，为该机关团体百余人演说佛法一个半小时， “极受感激，盛极一时”。当晚，借投宿中坜元化院之机，为僧尼、信众百余人演说佛法，听者“感激无量”。这些报导表明，慈航一到台湾即开始弘法活动，而且很受信众欢迎。

　　慈航法师到台湾主要是主持台湾佛学院僧教育的，但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巡回弘法，其弘法范围不限于圆光寺附近。在抵达圆光寺后不久，他就赴台北巡回弘法。根据当时媒体报导：10月25日，慈航前往台北。当天下午1点就应台北佛教分会之请在东和寺观音堂演讲一个半钟头。下午3点钟，应善导寺之请，为该寺僧众说法一小时。傍晚7时半，在大平町张亦泰楼上，为一般善信演说一小时，听众40余人，“欢喜信受”。26日下午3点钟，慈航到北投法藏寺演说一个小时，除该寺僧众外，还有当地的镇长、区长、镇民等共40余人。午夜，慈航又特地“为该寺住众等指导修持方法”。27日上午到汐止静修院，下午3时，演讲唯识心理，听众达60余人，“感激信受”。当晚，慈航又特地“为热心者指导念佛方法及佛教歌谣诗歌等”。28日，慈航前往月眉山灵泉寺，下午2时，讲演一个半小时，听众约60名，多为基隆市佛教支会会员，“各皆欢喜信受”。下午4时，在法师寮为一般热心者作问答演说，“颇获效果”。29日上午10时，为台北市十普寺一般信徒讲演一个半小时，听者达60余人，“热心倾听盛极一时”。当天下午2时，慈航“第一次北部巡教”圆满，返回圆光寺。1949年春，台湾佛学院放寒假后，慈航应宝觉寺之请，携自立、妙峰等青年法师前往台中主持弘法大会。当年夏间，台湾发生“教难”，许多大陆人台的僧人以“匪谍嫌疑”被捕，慈航也被关人牢房，弘法中止。“教难”过去后的当年冬季，慈航恢复弘法活动，常往台北演讲。1952年农历八、九月，慈航作环岛布教，他到一向被视为佛教化外之地的台东弘法。应该说，慈航法师的巡回弘法十分频繁，其效果甚佳。

　　慈航定居汐止静修禅院后，还设立星期日念佛会进行定点弘法。念佛会每星期日在静修禅院举行。他演讲通俗，说理圆融，喻解详明，深人浅出，引人人胜，对于接引初机人士，起很好的作用。慈航有“不吝法的弘法精神”，不论人多人少，只有一人也照讲不误，而且风雨无阻， “深令闻法者感动，纷纷皈依”，远近一带各界人士到弥勒内院问法的“几乎无日无之，弥勒内院也成了大家共知共晓弘法道场”。

　　慈航还定期前往监狱弘法。1951年，慈航应时任新竹少年监狱教诲师的皈依弟子唐清湘邀请往该监狱向犯人弘法，每逢星期一上午9时前往。他带了许多经书，让犯人“爱看的请诚心去看，感化自己”。显然，他通过向犯人宣扬佛法，让犯人用佛理改造自身，从而实现他通过参与公益事业传播正信佛教的目的。

　　慈航法师看来，文字宣传是佛教弘法宣传的又一种方法。所谓“文字”宣传，是以各种文体为载体，通过创办刊物进行宣传弘法。他认为，口头宣传弘法虽是直接，但不能及远，依靠文字宣传弘法，不但能普及远方，而且能永存不朽。一本书只要没有烂掉，那怕是经过千年万年，遇到有缘的众生，也会发生救苦的效力。文字宣传最通俗最大众化， “莫过于创办佛教杂志”。佛教刊物的作用就是“用佛学上的真理，发为文字来导人为善”。就是说，创办佛教刊物是弘法。慈航指出，要令众生信仰佛教， “首先要创办佛教杂志”。这是我对台湾佛教的希望。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创办佛教刊物。扶持朱斐居士办杂志是突出的例子。

　　首先是促成朱斐居士主办《觉群》杂志。《觉群》杂志最初是由大同法师主编，后来台湾发生“教难”，大同法师受此冲击后离开台湾前往香港，《觉群》停刊。慈航法师深感《觉群》有继续出版的必要，乃与朱斐商量，希望他工作之余担负起(傥君粉的编务。在慈航的要求下，朱斐接了办《觉群》杂志。

　　慈航还多方面支持《觉群》杂志。办《觉群》月刊最大的问题是“稿源”，朱斐回忆说，当他向慈航师父申述缘由， “老人立刻拍着胸脯说：‘如果缺稿就找我!”’1949年除夕，朱斐接手主编《觉群》不久，慈航法师于汐止写了《我对于(觉群)的建议》一文。在文中，慈航对《觉群》的体裁、经费和经营等方面都提出诸多建议，切切实实地支持《觉群》。他希望《觉群》能够长期地办下去。但不久《觉群》又停办了。

　　《觉群》停刊后，朱斐又登记主办新刊《觉群》。对于《觉生》的创刊，慈航同样给予支持。他撰写了《恭祝(觉生)出世》一文，文中写道：“敬祝‘觉生万岁!”’表达了他对(傥生》厚望。慈航还为其寻找资助经费。据朱斐回忆：慈航“在台北十普寺讲《八识规矩颂》时……下座后命我跟他来到客堂，同时将在座听讲的孙夫人张清扬居士也请来客堂，对她说：我的徒弟朱斐现在主编一本佛教刊物，宏扬正法，希望您发心助他一臂之力!孙夫人非常豪爽的一口答应，约我当天晚间到她南昌街的公馆见面。递给我一张千元的支票……”可见，慈航对于《觉生》是寄予厚望并不遗余力地支持。后来因朱斐与刊物发行人在“旨趣、作风”方面不合，辞去主编职务。

　　朱斐于1952年12月又主编出版《菩提树》杂志。慈航依然在文稿方面予以支持，并且在创办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呼吁“爱护《菩提树》的大护法，大家帮忙来筹足‘不动产’”以便使《菩提树》能一年一年地继续办下去。

　　慈航对于其他佛教刊物同样热情支持，主要是在稿源方面。据东初老人说：“无论那本杂志，都有他的大作，凡向他索稿件的，有求必应”。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在为佛教杂志撰稿。

　　四

　　慈航是应圆光寺妙果和尚之请主持“台湾佛学院”以培养新型佛教僧材的。这是他在台湾的主要活动。扩大与延续口头宣传与文字宣传佛教，最重要的是要有这方面的佛教人才，慈航主持佛学院教育，培养僧才与其密切关联。

　　慈航法师在台湾兴办僧教育的宗旨，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很清楚：“我台湾沦陷于异族人之手，五十年来固堪疾首，然民众信仰佛教尚未后人，虽一时曾被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纯洁无瑕之佛教，致蒙不白之冤!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提倡佛学教育，实不可缓。同人等本此意旨，为国家计，为民族计，故有创办台湾佛学院之举，所望爱国之士，凡有心提倡智育德育者，盍兴乎来。”可见，他在台湾兴办僧教育既是推行太虚大师的变革佛教的思想，又有消除“日本化”对台湾佛教的影响之目的。

　　1948年11月2日，台湾佛学院开办，原计划先试办训练班，然后升人正式研究班。按慈航法师的设想，课程内容主要是佛学、国文、英文、常识。由于院方在延请教员、教科书方面没有落实，慈航法师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佛学课程，还“拿南洋弟子们供奉的钱”买教科书来给学僧，学僧们的“笔墨、纸簿以及一切零用，亦多由老人供给。”后来随着依止慈航的大陆人台僧青年增多，慈航就将教务交给新来的圆明法师，自己带着大部分入台僧青年离开圆光寺到基隆灵泉寺，于1949年4月创办了灵泉佛学院。1949年5月28日，他又在苗栗狮山头开善寺开办了狮山佛学院。1949年6月，台湾佛学院试办期满，因没有续办正式班而告停。不久，灵泉佛学院、狮山佛学院也相继停办。其后，慈航被新竹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请去办佛学院，然而不久就发生了台湾现代佛教史上有名的“教难”，慈航和学僧被捕，灵隐寺的佛学院自然就停办了。

　　1949年8、9月间，慈航被保释出来，移锡汐止静修院。他谢绝了南洋的弟子让其返回新加坡的请求，将机票当众撕毁，继续留在台湾兴办僧教育。1950年8月，汐止静修院的达心、玄光二尼师在秀峰山兴建的精舍——弥勒内院落成，慈航与其学僧住进了内院，大陆来台亲近慈航研习佛学的僧青年相继聚集到慈航的身边，静修院的尼师和一些居士也随慈航受学。慈航在台湾创办僧教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弥勒内院与前面办的4个佛学院相比，已是较为正式的佛学院。其课程包括《楞严》《楞伽》《法华》《华严》《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大乘经论，还有《太虚大师全书》《圆瑛法汇》《谛闲大师遗集》等。慈航每天上午为大众授课，下午则在静修院为居士讲座。可以说，在1952年灵隐寺“台湾佛教讲习会”开办之前，“在那段时间，弥勒内院成了台湾佛学教学中心，培养了一批佛教人才，为台湾佛教的转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之，虽然慈航法师在台湾前后不足六年，但他在台湾的弘法活动，对于台湾佛教消除“日本化”，对于台湾佛教的转型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他在台湾兴办僧教育的活动，当年跟随他学习的那些青年僧人后来都成了为台湾佛教推动发展的精英。慈航法师对现代台湾佛教的繁荣有不可忽视的奠基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