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9期

8月初在青岛召开了中国唐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隋唐史学术研讨会，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的主题是研讨中国六至十世纪的社会变迁，共收到了约80篇论文，近10部专著，汇集了近期中外最新研究成果。不计会议论文，本年度正式刊发的研究专著共有近30部，论文400余篇，这里仅能作极简略的概述，有关利用敦煌文书进行隋唐五代史研究的论著，特别是侧重敦煌地区史和文书研究的论著，请参阅《2001年敦煌史学研究述要》，篇幅所限，敬请学者谅解。

政治与典章制度
有关政局研究的论著主要有：韩昇《贞观永徽的政局》（《中华文史论丛》1辑，总65辑）认为贞观永徽之际的政治纷争都是由贞观后年唐太宗废立太子而引起的，政治旋涡的中心人物是长孙无忌。孙英刚《唐代前期宫廷革命研究》（《唐研究》7卷）认为唐前期的皇位传承呈现了“一君二储三方”格局。何灿浩《唐末政治变化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7月）论述的主要是唐末懿、僖、昭宗三朝历史，将对唐末社会的考察重点放在政治权力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上。杜文玉《南唐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3月）系统研究了南唐政权的历史，探讨了南唐在我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对我国古代经济与文化重心南移的贡献。
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李焕青《唐宪宗中兴与藩镇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3期）认为宪宗朝藩镇政策的局限性使其中兴只能是暂时的。王玉群、谷立新《试论节度使为晚唐中枢的一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强调从僖宗中和元年开始，强藩节度使在晚唐中枢中可起主宰作用。李鸿宾《唐朝中央王权的衰落：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民族史研究》4辑，民族出版社2月）探讨了晚唐中央与地方、地方势力与民族势力的结合等问题。关于周边地区政治史，张荣《7世纪上半叶“前庭州地区”历史考述》（《新疆大学学报》3期）指出长久以来生活在前庭州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以突厥化的铁勒部落——处月为主的诸“胡”，但他们并未建立过独立政权，西突厥北庭不在前庭州地区。刘安志《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高宗咸亨年间的西域政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认为咸亨年间吐蕃未长期占据龟兹，安西都护府也未迁回西州，咸亨元年罢弃的只是于阗、疏勒，而龟兹、焉耆二镇仍在唐手。李明伟《安西大都护府的伟大功绩和突厥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西北民族研究》3期）论述了安西大都护府为维护丝路和发展丝路贸易作出的贡献。程喜霖《吐鲁番文书所见唐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甘肃人民出版社8月）指出安西都护府治所东西移徙的原因在于唐以安西都护府统四镇为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西州则为后方根据地。刘安志《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武汉大学学报》1期）考补了不见史籍记载的唐高宗上元三年的安西某都护，及唐玄宗开元十五至二十一年间的北庭都护阴某。艾尚连《北庭节度使赵玼及其任职期限》（《西域研究》1期）考证岑参诗中的“赵节度”就是赵玼，其任职期限为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迄至德二载初。艾冲《唐代安北都护府迁徙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高宗永徽元年未设立“瀚海都护府”，圣历元年安北府仍驻在河西走廊的“西安城”。何天明《唐代单于大都护府探讨》（《北方文物》2期）探讨了单于大都护府的设立时间、名称演变及职官设置等问题。张铭心《“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问题的再考察——以高昌墓砖为中心》（《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提出了“重光复辟”最后胜利时间为正月、义和六年九月复辟政权已占领田地城、“重光复辟”时义和政权出现了分裂迹象，及“义和政变”为王子争权而引起的宫廷政变等观点。
关于政治中枢的研究成果很多，戴显群《唐五代政治中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月）对三省制、宰相制、翰林学士制、枢密使制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兼论中古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历史研究》2期）提出了“中书门下体制”的概念，认为开元十一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后，中书门下已成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三省的机构建制和职权性质随之发生了变化。可归入此类的论文尚有林怡《论唐初君主专制政体中的三省分权》（《华侨大学学报》1期）。关于宰相制度，张创新《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期）所分五段为：三省长官均为宰相；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中唐以后,“使相”出现；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刘后滨《敕后起请的应用与唐代政务裁决机制》（《中国史研究》1期）论证了政务裁决机制的变化和政务文书形态的转变，认为“敕后起请”及“敕后商量状”的应用，表明宰相决策权逐渐走向实务化和宰相职权日渐政务化。冯金忠、郝黎《论唐代的“出将入相”》(《河北学刊》1期)认为李林甫对初唐盛行的“出将入相”在玄宗以后的盛极而衰影响很小。戴显群《关于五代宰相制度的若干问题》（《长沙电力学院学报》3期）指出五代时宰相的品级虽得到统一固定和提高，但权力却遭到枢密使、翰林学士和端明学士的侵夺分割。关于翰林学士，傅璇琮《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中国文化研究》3期）指出永贞新政实际是以翰林学士王叔文为代表的文人集团与握有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的政治斗争。作者认为现在有些论著把中唐以后翰林学士政治职能提得太高。赵雨乐《唐代翰林学士院与南北司之争》（《唐都学刊》1期）认为翰林学士补救了宰辅不能于禁内议政决事的问题，形成制控宦官权限的法治力量。北衙宦官则对翰林强烈制控，到唐后期，宦官群已摆脱了翰林、宰相的牵制。程遂营《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东方论坛》3期）认为五代时宰相职权削弱，枢密、翰林（或端明）学士地位进一步提高。黄洁琼《论五代枢密使之权最重》（《鹭江职业大学学报》3期）认为五代时枢密使改由士人充任，枢密院的机构建置得到完善，枢密使权势极重。
关于宦官干政，王守栋《试论宦官对维系唐中后期统治的作用》（《德州学院学报》1期）观点颇为独特，认为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对监视朝臣，控制藩镇，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政权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张艳云《论唐中后期的宦官参预司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则对宦官干政持否定态度。卞孝萱《唐宋申锡冤案研究》(《扬州大学学报》3期) 认为发生于大和五年的宋申锡案起因于唐文宗与宋申锡密谋除阉，失败后文宗屈服，造成冤案。卢向前《李训郑注矛盾与甘露之变——甘露事件研究之二》（《文史》3辑）以为李训郑注矛盾的关键在诛杀王守澄，杀王守澄的主谋和甘露之变悲剧的主角为李训，郑注乃陪衬。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官制研究的论著很多，吴洪琳《评隋炀帝官制改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隋炀帝自大业三年起对官制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消除了隋文帝改革北周官制后仍然存在的弊病，奠定了唐代职官制度的基础。曾小华《隋唐资格制度述略》（《浙江学刊》3期）认为资格制度已广泛运用于唐宋之际。张艳云《唐代量移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4期）否定了量移始见于开元二十年十一月的传统说法，指出量移不仅适用于左降官，而且也适用于流人，后者在开元三年就有了，前者至迟在开元十一年十一月也已存在。相关研究尚有：程遂营《唐代台谏官的选任制度》（《社会科学战线》3期），李佩娴《唐代谏官作用浅论》（《民族史研究》4辑），廖良梅《略论唐代史官制度》（《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期）。石云涛《唐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僚佐辟署制度》（《唐研究》7卷）指出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已由临时征行转变为长期驻守，幕职由使职差遣变为固定实职，出现节帅为僚属奏请朝衔和宪衔以表示其身份和资历的作法。李方《唐西州参军职掌考证——西州官吏职掌考证（一）》（《民族史研究》4辑）论证了西州参军的特点。同作者《唐前期地方长官与判官在公文运作中的作用及相关问题》（《唐研究》7卷）研讨的核心是唐代公文书四等官连署问题。孟宪实《麴氏高昌追赠制度初探》（《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探讨了高昌国给死者授予新官位的追赠制度。政府机构方面，石晓军《隋唐四方馆考略》（《唐研究》7卷）指出隋四方馆非客馆，而是临时性外事接待管理官署；唐代的四方馆仅沿袭了隋馆的名称，实为隶属于中书省的通事舍人们的执务机关，其性质与职能均是隋谒者台的延续。
论述隋朝科举制的论文为周怀宇《隋朝科举制形态探赜》（《学术月刊》8期）。有关唐及五代科举研究的论著很多，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4月）全面论述了唐代士人如何通过吏部铨试而进入仕途以及在职官吏如何进行铨选等问题，首次提出了唐代举子经吏部关试后还需有一定时间守选的观点。杜成宪《唐代进士考试三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唐初进士科只试对策，唐高宗晚年形成帖经、杂文、对策三场。唐中期三场考试偏重杂文，尤重诗赋，唐后期则强调经史，五代时又出现以经义代帖经趋势。陈飞《唐代“常明经”试策考述》（《文史》4辑）认为试策是唐代明经考试中最为重要的试项。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1期）认为唐时《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史记》的地位又远高于《后汉书》。穆宗时设立了常科“三史科”，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李润强《唐代举子是用传奇行卷的吗》（《西北师大学报》3期）对该命题予以否定。郭绍林《唐五代洛阳的科举活动与河洛文化的地位》（《洛阳大学学报》1期）特别强调洛阳和河洛文化对科举制的影响。周腊生《南唐贡举考略》（《文献》2期）考证南唐首开贡举于升元末年，先后共开科19次，其中自保大十年始可落实开考年份的10次，仅能大致推定年份的4次。同作者《〈登科记考〉所载唐代状元正补》（《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期）纠正了《登科记考》误将分场榜首当状元、误将状元当该科知贡举或视为普通进士、及漏载或张冠李戴等疏误。相关文章还有刘建强《略论唐代科举制度(《高校理论战线》8期)、许友根《唐代科举科目考述》（《海南大学学报》3期），马丽《唐代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洛阳工学院学报》2期）等。
礼仪制度方面，已对敦煌本书仪及唐五代礼仪制度进行了精深研究的吴丽娱又发表了多篇论文，很值得相关学者注意，具体介绍见《2001年敦煌史学研究述要》。同属礼制研究的还有王美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东北师大学报》5期）。其他制度史方面，雷闻《隋唐朝集制度研究——兼论其与两汉上计制之异同》（《唐研究》7卷）考定隋朝集制度建立于开皇六年，推测武德七年四月定新令之时唐正式建立此制。李方《唐西州政府机构的点检制度与值班制度》（《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指出唐代西州有日常点检和例会点检两种类型，职掌点检上值的部门是录事司，文中又探讨了需参加点检与宿值的人员问题。有关法制研究的论著所见不多，戴建国《唐“天宝律令式”说献疑》（《法律史论集》3卷，法律出版社1月）认为唐天宝时仅制定过《天宝格》，没有刊修过天宝律令式。相关文章还有朱海《从判文看唐代的执法以情——以家庭关系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叶英萍《唐之婚姻家庭法探析》（《海南大学学报》1期）。

经 济
财政研究方面，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6月）分“财政机构及职能”和“财政收支”两编展示了唐后期财政史的面貌，并对货币、物价、商品经济的影响、唐后期财政与政治及其在中国财政史上的地位等逐一探讨。具体财政政策研讨方面，何汝泉《唐代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探讨了户部别贮钱的设置过程、钱源、与青苗钱的关系，对其设置给予了高度评价。李志贤《在危机中开创生机：评武周时期的逃户措施及其意义》(《史学月刊》2期)肯定了武则天所采取的积极诱导安抚，使逃户得以复籍安身的逃户措施。孟宪实《中央、地方的矛盾与长安三年括户》(《历史研究》4期)认为长安三年括户失败的主因在于武则天对地方政府不信任。同作者《宇文融括户与财政使职》（《唐研究》7卷）认为宇文融组建的高效率的判官组织使括户终获成功，而这种使职体制也被后人继承，成了他要维护的制度之外的一种新制度。张宇《从〈乾符二年南郊赦〉看唐后期对逋悬欠负的追征和免放》（《武汉大学学报》2期）论说唐后期逋悬欠负日益严重，政府被迫声言放免，但往往仅为口惠。赋税研究方面，刘太祥《唐代税务管理制度》（《郑州大学学报》4期）对该制予以肯定。张荣强《唐玄宗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财赋特征》（《文史》2辑）认为河北、河南、河东三道是以支留为特征的财赋区，安史乱后三道屯兵日重而财赋自专。陈明光《汉唐之际的国家权力、乡族势力与“据赀定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3卷）指出唐朝实施均田制时，通过开征资产税性质的户税和地税处理贫富差别与赋税负担的关系。实施两税法后乡族势力却在“据赀定税”中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
象往年一样，土地关系与田制研究仍然是在发掘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基础上进行的。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7月）首次揭出了部田授受一分为三、西州土地总数、各类土地租佃比率、土地贬值及土地兼并迹象等十几个新问题。同作者《唐代西州合户之授田额——唐代西州田制研究之五》（《敦煌吐鲁番研究》5卷）对其专著中已涉及的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研考。朱雷《吐鲁番出土唐“勘田簿”残卷中所见西州推行“均田制”之初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认为该“勘田簿”是唐平高昌后为了解西州高昌县民各户实际占有土地状况以推行均田制而做的。关于屯田，李宝通《隋代屯田的历史作用及其限制》（《西北师大学报》3期）论说隋代之富在于推行均田制，屯田之效微乎其微。论述特定地区屯田状况的文章主要有：冯金忠《试论唐代河北屯田》（《中国农史》2期），贺吉范《唐代的疏勒屯田》（《丝绸之路》4期）。
关于各种经济形态，雷依群《隋朝的殷富与隋政府的农业政策》（《唐都学刊》2期）指出农业政策对隋朝的殷富有积极作用。关于种植经济，主要有王艳明《从出土文书看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的蔬菜种植》（《敦煌研究》2期），陈习刚《唐代葡萄种植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期），娄雨亭《薛涛与唐代成都的荔枝及气候冷暖问题》（《中国史研究》3期）等文。刘玉峰《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形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5期）认为唐代官府手工业具有很强的政治干预和自给自足的特点，从而摧残了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徐东升《唐宋民营企业管理试探》（《学术月刊》2期）认为唐宋民营企业虽获得长足发展，却仍具有不稳定不平衡等特点。刘玉峰《唐代矿业政策初论》（《齐鲁学刊》2期）指出唐朝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矿业政策。吉成名《唐代盐业经营方式》（《盐业史研究》3期）认为唐代盐业经营方式既有官营，也有私营，可能还有官私合营。袁庆新《刘晏盐政改革管窥》（《盐业史研究》2期）认为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本是为加强封建统治，但客观上却严重破坏了封建经济。骆永寿《唐朝后期的理财能臣刘晏》（《四川教育学院学报》5期）对刘晏的改革予以肯定。陈朝云《唐代河南的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郑州大学学报》6期）指出唐王朝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境内曾设立了太仓、正仓、转运仓等完备的仓储体系。区域经济方面的研究论著主要有：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2月），周怀宇《论隋唐统一对淮河流域手工业的促进》（《安徽史学》2期），谷更有《试论唐代船商的地域特征和经济实力》（《思想战线》5期），张葳《唐中晚期山东北部地区民众的经济生活与社会信仰初探——以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

军 事
探讨隋朝军事问题的文章所见不多，娄建勇《隋末骁果兵浅探》（《宜宾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期）指出隋炀帝招募骁果兵的最初目的是为征辽,“雁门之围”后骁果兵发展为完全由他控制的亲军部队。马晓丽《重新评估杨玄感起兵的历史作用》（《文史哲》1期）认为杨玄感起兵客观上援助了高丽的抗隋,推动了农民起义的发展。唐五代军事方面，张国刚《略论唐代藩镇军事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探讨了唐代藩镇军队的基本任务、结构、基本军事据点设施等问题。孟彦弘《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0月）论证了军队地方化的过程，认为军队的地方化导致了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和控制。李吟屏《新发现于新疆洛浦县的两件唐代文书残页考释》（《西域研究》2期）推断出这两件古文书是705年至8世纪八九十年代唐朝的军事事务文件，其中的“副守捉将军”一职可补两《唐书》职官记载的缺漏。贾志刚《唐代中后期供军使、院及相关问题探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认为供军使要在中使和主将的监督干预下向行营将士发放供军物资，但主将经常改变供军标准，激成兵变。何灿浩《唐末五代的水军和水战》（《宁波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末五代水军建置普遍，水战作用渐趋重要，在兵种、战式上的南北差异则逐渐缩小。程喜霖《唐代桂州戍卒兵变论析》（《湖北大学学报》1期）论证了桂州兵变由反压迫的戍卒暴动发展成反封建的农民起义的具体过程，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运动的两个阶段。何灿浩《王闽三次福州兵变及其原因》（《福州大学学报》1期）认为王闽政权用人政策明显偏向闽人所导致的北人势力与王氏的矛盾冲突，是北人发动三次福州兵变的主要原因。此方面的研究还有贾艳红《唐后期军乱原因浅析》（《历史教学》9期）。曾国富《略论后周的南征北伐》（《湛江师范学院学报》4期）分析了后周世宗对后蜀、南唐南征以及对北汉、契丹北伐的成败得失。有关战役研究，李明《后周与南唐淮南之战述评》（《江西社会科学》4期）认为后周为夺取南唐淮南十四州于显德二年至五年进行的战争，是后周统一全国战争中的重要一环。梁安和《白江口战役及其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4期）认为白江口战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对中日双方都有利。相关文章还有朱子彦《黄巢起义军南征辨析》（《军事历史研究》3期），王俊奇《论武术对唐代军事武艺发展的影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1期）等。

民族与中外关系
有关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张文生《试述隋朝对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内蒙古师大学报》4期）认为突厥沙钵略可汗上书隋文帝称臣，标志着内蒙古地区已置于隋朝有效的管辖之下。李鸿宾《唐代的民族交融与政治发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4期）认为政治一体性对民族互动的一统性产生着重要影响。同作者《论唐朝的民族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5期）认为中央集权地位的强盛与衰弱，直接导致了民族观念从前期的华夷一家变为后期的华夷有别。曾国富《论五代时期对契丹的民族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2期）分析了中原五代政权对契丹政策的变化。王成国《唐代契丹民族论略》(《社会科学辑刊》4期)论说在唐王朝帮助下，唐时契丹形成了大贺氏部落联盟，奠定了建立民族政权的基础。刘复生《五代十国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2期）指出五代时代表中原政权的后唐以及“十国”中的前蜀、后蜀、楚、南汉等政权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曾发生过有时较为密切的关系。牛致功《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突厥的执失思力最终促成了双方议和罢兵。宋蜀华《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云南民族学院学报》5期）指出在南诏与唐、吐蕃三者关系中，唐王朝始终起主导作用，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关系的变化有关。王尧《云南丽江吐蕃古碑释读札记》（《唐研究》7卷）论述了立碑前后唐、吐蕃与南诏的政治关系。魏文斌、吴荭《炳灵寺石窟的唐蕃关系史料》（《敦煌研究》1期）研考了有关仪凤三年李敬玄率大军伐蕃、开元十九年崔琳率使团和蕃，以及唐代召募防秋健儿防御吐蕃抢麦等历史事件的题记。同类文章尚有李天石《论唐宪宗元和年间唐朝与吐蕃的关系》(《西藏研究》2期)等。
关于周边民族，刘建丽《唐代吐蕃与汉民族的融合》（《西北师大学报》4期），《唐代吐蕃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甘肃社会科学》3期）论述了公元 7世纪吐蕃与汉、吐谷浑、党项、回鹘、沙陀等民族的融合。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关于唐安史乱后的西域角逐》（《西域研究》3期）对于葛逻禄作为附蕃异姓突厥政权性质，回鹘西迁中的三支实为一支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金滢坤《吐蕃节度使考述》（《厦门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吐蕃五道节度大使的名称及其内部建制的变化。陈楠《墀松德赞兴佛措施考述》（《民族史研究》4辑）论及吐蕃佛教中有名的渐顿之争时采用了渐门取胜的旧说，与经戴密微《吐蕃僧诤记》修正，目前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的以摩诃衍为首的顿门汉僧取胜的说法相左。关于粟特，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12月）重构了昭武九姓胡聚落的网状分布，叙述了他们的商务活动及其与本土居民的互动，并考证了祆教、摩尼教、景教的东来过程及粟特、波斯等伊朗文明对中古中国的影响。同作者《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4期）认为同州萨保安伽墓和检校并州等地萨保府虞弘墓的图像可以支持萨保是粟特胡人聚落政教大首领的说法，墓中的祆教题材足以证明北朝末期到隋朝胡人聚落中流行的主要是祆教而非佛教。陈海涛《初盛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入仕途径》（《文献》2期）总结其入仕途径为归附入仕、使节入仕、入质入仕、技艺入仕等。同作者《从葬俗的变化看唐代粟特人的汉化》(《文博》3期)认为入华粟特人葬俗中国化的过程标志着粟特人异域性质的渐失和中国化倾向的显著。刘惠琴、陈海涛《唐末五代沙陀集团中的粟特人及其汉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期）认为沙陀人中的粟特人多是在六胡州叛乱之后逐渐融入的，并于五代后期随着沙陀的汉化而进一步融合于汉族之中。专门研究沙陀问题的主要是贾艳红《略论沙陀骑兵在镇压黄巢起义中的作用》(《济南大学学报》4期)、刘正民《西域籍沙陀人在中原称帝及其历史作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4期）。其他民族问题，薛宗正《后西突厥两厢可汗的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西突厥汗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阿史那汗统的结束，入唐后其后裔对内称可汗，对唐称都护，依两厢分治的历史传统又各自传承了四世。王义康《阿布思考略》（《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3期）认为开元三年归降之阿布思乃思结别部阿布思部落；天宝元年归降之阿布思则是出自九姓铁勒之同罗，后来官至朔方节度副使之李献忠。钱伯泉《汉唐龟兹人的内迁及其扩散》（《西域研究》2期）附带考出白居易为龟兹移民后裔。仲高《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西域研究》1期）认为隋唐时期的于阗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突厥文化、吐蕃文化，以及印度文化、波斯文化、粟特文化之间进行着双向回授。杨政业《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及其家世评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5期）认为云南和白族历史上有过白子国，南诏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本年度关于渤海国的讨论十分热烈，魏国忠、郝庆云《渤海建国前史事考》（《学习与探索》1期）认为“营州之乱”后大祚荣领导的东奔队伍的主体和主导力量为粟末靺鞨。魏国忠、郭素美《论渤海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3期）论证了渤海国的主体民族只能是粟末靺鞨，渤海国是靺鞨人的，绝不可能是高句丽人的国度。徐学毅《关于渤海历史考古的两个问题》（《北方文物》2期）指出唐代的渤海上京龙泉府城曾是中国与亚洲的第三大城市。吉林省和龙市八家子镇河南屯古墓葬的主人应是靺鞨大首领多蒙固，而不是大都利行。徐日辉《唐代渤海国高氏与中原望族的关系新证》（《洛阳工学院学报》1期）认为渤海国是唐羁縻州中的一员，高氏不少族人在唐朝做官和与中原望族联姻。马一虹《8世纪中期以后黑水靺鞨与渤海关系考》（《文史哲》6期）指出8世纪中期后黑水靺鞨可能役属或臣属于渤海，但不曾被吞并而成为其编户。9世纪末期后黑水靺鞨独立。程尼娜《渤海与日本交聘中“高丽国”的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期）认为渤海从未表示过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国。武玉环《渤海使臣使日与日本宫廷的外交礼仪》（《北华大学学报》3期）探讨的重点为当时日本的外交礼仪。
外交方面，何勇强《论吴越国的海上外交》（《杭州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吴越国自钱镠起即确立了尊崇中原、连横诸蕃、对抗淮南的基本国策。韩昇《从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论唐日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期）得出了日本曾向唐朝提交国书的结论，否定了一些日本学者坚持的两国间没有国书往来暨日本不曾向唐朝称臣的说法。孙晓丽《王玄策的印度之使及其意义》（《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从唐玄奘名下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中检出了一些本属于王玄策的事迹。

文化艺术宗教与社会民俗
文化艺术方面，程遂营《卫儒、逆儒与异儒——唐代儒学及其贫困原因刍论》（《河南大学学报》1期）探讨了造成唐代儒学贫困的原因。杨逊《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期）认为中唐出现尊孟思潮的原因在于庶族走上了政治舞台。赵伯雄《〈春秋〉学在唐代的历史命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3卷）论述了九经取士与《春秋》学的衰落、《左传》成为春秋学主体、折衷三传与舍传求经等问题。岳纯之《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烟台大学学报》1期）认为早在贞观十五年就可能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唐朝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相关文章尚有王志刚《王劭史学二题》（《山西师大学报》2期），王厚香、汲广运《论唐代家庭教育》（《临沂师范学院学报》3期），介永强《唐代行宫文化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朱利民、白月梅《大唐：一个文化上开放勃发的朝代——唐代乐舞壁画的文化注释》（《人文杂志》2期），屈红梅、任丽萍《唐代艺术交流对乐舞的影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8期），廖永民、刘洪淼《唐代异军突起的黄冶窑唐三彩艺术》（《文物世界》1期），武原《略说唐代的法书名画交易》（《人文杂志》2期）等。文物或器物研究方面，郭绍林《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考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6期）认为该天枢命名的寓意在于吹捧武则天，天枢通高应不少于唐制147尺，它耸立在端门外而非定鼎门内。王翰章《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文博》2期）认为该碑是于阗国在葬高宗时所进。黄正建《唐代的戒指》（《７—８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２月）指出戒指在唐代仍具有神秘性、胡族性，并非经常使用的装饰物，直到唐晚期人们才对外国习俗中戴戒指的意义和佩戴方式有所了解。相关文章还有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华夏考古》2期）及盖金伟、董理《论东都太庙与唐代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4期）。
宗教方面，王光照《隋晋王杨广“宝台经藏”建置述论》（《唐研究》7卷）认为筹建宝台经藏活动起于开皇十年末，约迄于开皇十四五年，其纂成及其促成的南学佛典北传在佛教史上有积极意义。杜文玉《隋炀帝与佛教》（《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指出隋炀帝采取的是既利用又限制佛教的政策。韩金科编著《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五洲传播出版社4月）是自法门寺地宫开启以来有关法门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汇聚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李斌城所作序探讨了法门寺文物面世引发的史学问题。薛平拴《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兰州大学学报》4期)认为唐玄宗推行的是大力扶植道教，对佛教“抑而不毁”的政策。陈怀宇《论韩愈反佛》（《唐研究》7卷）称韩愈企图用儒家三宝反对佛教三宝。王永平《论唐代的“鬼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唐代“鬼道”继承了五斗米道的特点，并与巫术迷信结合，对唐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历史研究》3期）认为该墓志中透露的是米继芬家信仰景教的情况，足以证明唐长安的景教势力绝非弱小。姜伯勤《唐安菩墓所出三彩骆驼所见“盛于皮袋”的祆神——兼论六胡州突厥人与粟特人之祆神崇拜》（《唐研究》7卷）认为突厥人的祆教信仰可反映六胡州粟特人文化和突厥人文化的影响互动。
有关唐代士人的讨论非常热烈，付满仓《唐末朝士的心态与命运及其影响》（《甘肃高师学报》3期）指出唐末朝士们在政治军事斗争中往往处于下风，故心态扭曲，具有悲剧色彩。查屏球《天宝河洛儒士群与复古之风》（《中华文史论丛》1辑）认为天宝河洛儒士群既是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更是崇儒复古思潮的倡导者与实践者。陈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3卷）认为唐亡前一个多世纪，闽士在科举制下备受压抑，只有“孤寒平人”的身份。张兴武《马楚政权下的文人群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指出该群体对湖湘文化中心的确立别有建树。郭锋《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以清河张氏成为同姓共望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3卷）指出晋唐士族的兴衰是以唐肃代至宪宗时期为变化期。五代至宋，以郡望转为姓望为标志，晋唐士族运动的最后影响也结束了。施新荣《也谈高昌麴氏之郡望——与王肃先生商榷》（《西域研究》3期）认为其郡望只能是金城。相关研究还有屈小宁《唐代儒隐的基本模式》（《唐都学刊》1期），杨小敏、庄虹《唐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变迁》（《甘肃社会科学》3期），李中华、唐磊《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3期），张金铣《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广东社会科学》2期），王少华《唐代中州的文化世家》（《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期）等。关于社会其他阶层及特殊人群的考察主要有：周佳荣《唐代和亲公主的出身问题》（《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期）指出唐代20位“和亲公主”中，真正出自皇家的只有6位,其余都是宗室之女、宗室外甥女或功臣之女。靳翠萍《有关唐和亲的几个文献记载出入问题》（《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期）认为固安公主出嫁时身份是县主；与唐燕郡公主和亲的契丹首领的名字是李郁于而非李郁子；突骑施首领苏禄之妻应为金河公主。相关论文还有：蒙曼《开元政局中的唐元功臣集团》（《文史》4辑），彭炳金《唐代公主与政治》（《锦州师范学院学报》3期），邹流芳《论唐德宗时期对公主政策的整顿》（《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期）及《唐代公主入道现象探析》（《衡阳师范学院学报》4期），杨春蓉《唐代女仙与唐代女冠探析》（《天府新论》6期），赵宏勃《唐代巫觋社会职能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3卷），朱利民《唐代侏儒考》（《唐都学刊》1期）等。关于胡人或其他外来人，袁书会《唐代“劫江贼”考略》（《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期）认为劫江贼的主体即山棚，是玄宗朝内徙于河南、淮南宽乡安置的河曲六州突厥“残胡”后代。尚衍斌《唐代入华“兴生胡”的社会权益评析》（《西域研究》1期）对唐代商胡入华后享有的社会权益进行评析。同作者《唐代“兴胡”与元代“斡脱”名义考辨》（《新疆大学学报》2期）指出唐代的“兴胡”是元代“斡脱”的先驱，但“斡脱”对当时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前者。韩香《隋唐长安中亚人考索》（《人文杂志》3期），李令福《来唐日本人在唐都长安》（《唐都学刊》4期）具体探讨了长安地区的这两种外来人。葛承雍《唐长安黑人来源寻踪》（《中华文史论丛》1辑）认为应从南海或印度洋群岛毗邻的东南亚和南亚诸种族去探寻唐长安地区出土的黑人俑或昆仑人的种族成份。周伟洲《再论“昆仑奴”与“僧祇奴”》（《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则认为唐宋时的“昆仑奴”应主要指今东南亚（南海诸国）人，但也包括今非洲东岸一带的黑人（僧祇）。
家庭婚姻与妇女研究方面，王楠《唐代女性在家族中地位的变迁——对父权到夫权转变的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3卷）揭示了女性孝道行为从针对本家父母为主到对夫家舅姑为主，以及贞节观念从淡薄到浓重的风气的转变。焦杰《谈唐代妇女名字的特点》（《中国史研究》3期）指出唐代妇女拥有小字、大名和字号，这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直接关系。相关研究还有李志生《唐代百姓通婚取向探析》（《河北学刊》4期），段塔丽《唐代婚俗“绕车三匝”漫议》（《中国典籍与文化》3期），侯虎虎《唐宋婚制的演变及其流弊》（《延安教育学院学报》1期），段塔丽《从夫妻关系看唐代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兰州大学学报》6期），刘健明《〈隋书·列女传〉的贞烈观念》（《唐研究》7卷），夏绍先《从墓志看唐代妇女的贞节观》（《楚雄师专学报》2期）。关于社群，孟宪实《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期）分析了唐朝政府对民间结社从禁断到承认的变化。杜正乾《唐病坊表徵》（《敦煌研究》1期）认为唐代病坊肇建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滥觞于武则天长安年间的悲田养病院。与此略有关系的为范家伟《从医书看唐代行旅与疾病》（《唐研究》7卷）。

关于社会生活与风俗，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1月）全面探讨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俗状况，分析了其具有的特点。张广达《唐代的豹猎——文化传播的一个实例》（《唐研究》7卷）认为唐代贵族狩猎已有了“豹猎”和“猞猁猎”。关于占卜术，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５月）是第一本利用敦煌占卜资料研究唐五代占卜的著作，具体介绍见《2001年敦煌史学研究述要》。同作者《占卜与唐代政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3卷）研究了中央管理占卜的机构从强化、系统化到弱化乃至消亡的过程及其意义，指出在重大政治斗争中帝王并不太看重占卜。该文最后还研究了占卜对唐代政治人物命运的影响。讨论唐人生活方式和风习的论文还有：柳敏《唐代的避暑》（《唐都学刊》1期），王永顺《盛唐春游考》（《德州学院学报》1期），韩长荣等《唐代宫廷的几项体育活动述略》（《西北大学学报》4期），顾向明、刘晓华《略论汉魏唐宋时期蹴鞠运动的兴盛》（《临沂师范学院学报》1期），张燕波《唐代的博戏》（《华夏文化》3期），汪聚应《唐人侠风略论》(《唐都学刊》3期)，介永强《唐代尚舞风气溯源》（《人文杂志》5期），孙鸿亮《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唐都学刊》3期)，王雪玲《试论唐人身居陋室的心理及其原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期），雷巧玲、赵更申《唐长安筑宅趋势探析》（《文博》6期），刘礼堂《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武汉大学学报》5期），赵振华《武则天与缑山“杳冥君”》（《洛阳工学院学报》2期），王双怀《唐陵陪葬墓的分布特征》（《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1期），李天石《唐代中后期奴婢掠卖之风的盛行及其原因分析》（《历史教学问题》4期），李华瑞《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1期）等。

历史地理研究及其他
历史地理方面，霍军《隋末农民起义根据地瓦岗寨在浚县大伾山初探》（《河南大学学报》4期）否定了该根据地在今河南滑县南部瓦岗乡的说法。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4期）认定该关应位于今甘肃省安西县双塔堡一带。类似研究还有阎希娟《〈隋书〉中有关长城修建地点纠谬》（《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张书城《李白先世“谪居条支”别探——条支即龟兹，兼及月氏、屈支、库车、金陵等地名》（《兰州大学学报》3期）认为此条支是唐朝之龟兹，现今之库车。郭声波《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3期）考出岩州系调露二年置，元和后于廉州大廉县置行岩州，南汉乾亨二年又改名常乐州，宋开宝五年废入廉、辩二州。方鹏《唐代的海南岛崖州建制沿革考》（《新东方》1期）认为武德五年唐朝设立崖、儋、振三州，崖州都督府设于贞观元年，废于贞元五年。郭声波《唐宋集群羁縻州之类型——雅属羁縻州》（《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唐宋剑南道雅州都督府境内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羁縻州类型。同作者《唐宋泸属东部羁縻州县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期）则重新论证了唐宋泸州所属东部各羁縻州的沿革与地望。相关论文还有周尚兵《唐代前期的山南东道——兼论唐前期汉水中游的战略地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期），穆渭生、侯养民《李白何处识子仪──兼正<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地名一误》（《文博》3期），介永强《唐代行宫考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期）和《唐代行宫三题》（《唐都学刊》4期）。孙晓岗《玄照法师求法印度经行路线考》（《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认为除文成公主外，其余人的经行路线均非“唐蕃”交通道，玄照法师走的仍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唐朝敕使李义表、王玄策等走的则是 “麝香之路”。相关文章尚有陈忠凯《唐长安外郭城区域结构之研究》（《文博》2期），王静《唐代长安新昌坊的变迁——长安社会史研究之一》（《唐研究》7卷），陈习刚《黄巢起义大军自岭南北伐始发今桂林市区考》（《湖北大学学报》2期），曹家齐《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等。
蓝勇《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支持唐代是一个温暖湿润时期的说法，并赞同八世纪中叶有一个由暖转冷过程的观点，认为气候转寒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压力增大。相关研究尚有周尚兵《唐代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形式及自然灾害原因》（《中南民族学院学报》5期）。
张德美《试论唐前期人口重心北移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前期周边地区及南方人口日渐向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集中，并对唐代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7月）对历史时期今陕西省境内的人口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同作者《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4期）认为以往学者对隋代陕西人口数量的估算普遍偏低，文中给出了新的统计数字。
有关城市研究主要有：张剑光《略论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3期），王涛《唐代中后期城乡关系之状况及其成因》（《山西大学学报》4期），周益、姚丽君《从长安、扬州的繁荣看唐代城市个人消费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期），周怀宇《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3期）。

人物研究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是王素《陆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4月）的出版，此外尚有单篇文章（如朱玉龙《南唐张原泌、张泌、张佖实为一人考》）五六十篇，其中不乏与唐时政治经济及民族史研究多有关涉之作（如牛致功《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贾艳红《论唐宪宗对永贞革新之继承与发展》、俞兆鹏《黄巢生平事迹考异》、陈暋《黑齿常之评述》），但限于篇幅，不再介绍。

本年度的墓志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王育龙、程蕊萍《陕西西安新出唐代墓志铭五则》（《唐研究》7卷）考证了朝请郎右卫骑曹参军马晤夫妇、资敬寺尼常清，及承议郎成纪县令韦昊夫妇的墓志。此外尚有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唐研究》7卷），鲁才全《唐崔泰之墓志探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冻国栋《唐〈崔暟墓志〉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8辑）等。其他文献研究整理论著（如马俊民《中华书局校点本〈新唐书〉质疑一百一十则》、张固也《唐代佚著考证释例》）尚有三四十篇，亦受篇幅所限无从介绍。

总之，2001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深化拓展了往年的研究工作，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启示影响今后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