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

　　莫高窟61窟中心佛坛造像为绘塑结合“新样文殊变”试考

　　中国 沙武田 梁红

　　敦煌莫高窟61窟是曹氏归义军时期营建的一所大窟，具体是为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功德窟，其建成时间约在947-951年间。61窟以大型全景式地理地形图五台山图，以及在成作于951年的敦煌卷子《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就有当时人对该洞窟的俗称即“文殊堂”而著名，也因此而赔受学界关注，其中以赵声良先生以五台山图为中心对61窟的全面考察，和赖鹏举先生对61窟主题思想的研究为代表和集大成者。本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力图复原考证61窟中心佛坛上的彩塑造像组合为主题，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一、中心佛坛及其造像遗迹

　　经过笔者的实地考察，发现现今61窟佛坛上，除较为清晰的狮子立小台与四蹄、并控狮者遗迹外，最外侧一圈二侧各三四身大像痕仍在，均不是一般小像，是敦煌洞窟中心佛坛上彩塑常见布局结构与方式；但在狮子小台的二侧与前方，有几处大面积的似有造像痕迹，不是十分清楚，但是肯定有像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初步确定在此佛坛上的造像布局大概为：主尊骑狮文殊菩萨像，左侧控狮人，另在主尊的二侧和略侧前方有像，各有二三身；在坛上的最外一圈也有造像，左右分别各有三四身。

　　另外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背屏上狮子两侧画有大量的菩萨像与天王等人物，是为文殊法会中出现的天众，毫无疑问是与坛上的造像合而为一，因此这种布局表示的是大型绘塑结合的文殊变。约略看到，当初曹元忠功德窟“文殊堂”中心佛坛上以骑狮文殊为主尊，绘塑结合，有大量随从眷属前呼后拥的文殊法会情形。

　　二、同时期敦煌文殊变考察：以“新样”文殊为中心

　　敦煌的文殊变，自初唐发展以来，一直到归义军晚期和西夏元时代，从总体上考察，可以划分为二大类，一类是传统的文殊变，一类是被称为“新样”的文殊变。一类文殊变与本文所论关系不大。

　　作为第二类的“新样”文殊变，是与上世纪莫高窟220窟的新发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样文殊”之“新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原报告中所指出其粉本来源于于阗，且有三个基本的特征：文殊为单独出现，而一般传统所见文殊与普贤必定一同存在；文殊造像中常见的控狮者为昆仑奴，而新样中则改为于阗国王；文殊像为正面像，而一般常见则为侧身像。其实作为新样文殊之特征，主要是于阗国王、善财童子，以至佛陀波利、圣老人的出现，亦即文殊三尊、五尊像。

　　在敦煌我们又看到二类“新样”文殊变的存在，一类即为如莫高窟220窟和藏经洞版画者，是为文殊三尊像，即正面骑狮的文殊像、控狮者于阗国王、参礼的善财童子；另一类是大型文殊变，有传统文殊变的众多随从造像，另外出现了五台山，又有文殊五尊像，即，即正面骑狮的文殊像、控狮者于阗国王、参礼的善财童子三尊外，又有佛陀波利和文殊老人，榆林窟19、32、3、莫高窟25、149等窟所见者。同为“新样”，却有明显的区别，或许这才是敦煌新样文殊图像的客观事实。

　　三、61窟营建时代背景下的敦煌和于阗及其与新样文殊造像的关系

　　二类敦煌的“新样”文殊图像流行的时代均是在曹氏归义军时期，也正是莫高窟61窟营建前后，也就意味着此一阶段在敦煌的文殊信仰中突出了“新样文殊”的特色。 “新样文殊”信仰在归义军敦煌地区的兴盛，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特殊关系所致。敦煌洞窟大量于阗瑞像和于阗建国史迹传说故事画的集中绘制，并有“新样文殊”中于阗国王像的出现等等，所表达的是一种“外交图像”意义一样，集中反映着佛教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功用。同时这样也使得当时以二地共同所信仰的佛教石窟为中介纽带，在归义军所辖地瓜沙二州的最大也是曹氏全力经营的石窟群均有与于阗人关系密切的内容，作为特殊的外交手段而发挥着其特有的历史作用。由此“新样文殊”的绘画为于阗和曹氏归义军关系史上书写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四、P.4049新样文殊画稿与61窟关系

　　P.4049作为敦煌“新样文殊”画稿，画面中画五尊像并一狮子，分别是为骑狮的正面文殊菩萨、驭狮人于阗国王、参礼的善财童子、佛陀波利与圣老人。

　　作为比较的结果，我们发现P.4049画稿与二类“新样”文殊变均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意思的是，经过我们的比较，发现画稿P.4049中的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之画像，特别是服饰特征，更多地与莫高窟61窟五台山图画面中出现的二相同人物相似。是不是表明该画稿的成用时代也基本上是在五代归义军中期，而且就是与莫高窟61窟坛上造像相一致者，或者说本身就是61窟坛上造像的画稿。

　　五、61窟中心佛坛造像“新样文殊变”试考

　　结合坛后西壁大型文殊道场五台山图，加上大量归义军时期在敦煌留下的有关敦煌和其它各地僧人参礼五台山的行记文献，表明61窟是在当时文殊信仰兴盛的历史背景下，曹氏归义军政权为了信众的需要，而就近在莫高窟营建的一处“五台山文殊道场”，可以认为是敦煌的“五台山”，因此坛上的文殊造像及其组合关系定当强烈反映量时代信仰。考虑到与新样文殊流行关系密切的时代背景，即敦煌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紧密关系，因此作为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文殊堂”，是当时敦煌的“五台山”，又是敦煌人们们礼拜文殊菩萨的“五台山文殊道场”。61窟是一大型洞窟，中心佛坛面积空间也很大，其上按惯例与坛形结构并功能各方面考察，必将是以骑狮文殊为主尊的群像组合。而我们知道，新样文殊版画是为三尊，雕刻印行的时代基本上是在曹元忠时期，因为与大量有曹元忠发愿印行的毗沙门天王像、观世音菩萨像、普贤菩萨像等风格手法完全一致，极有可能这些新样文殊版画也是曹元忠发愿之作品，也就表明曹元忠时代新样文殊信仰的兴盛。那么作为同样为曹元忠时代并为曹元忠功德窟的“文殊堂”，其时曹元忠时代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关系正处在顶峰，洞窟供养人画像中也有于阗“天公主”像，主尊骑狮文殊像。在这样的情形下，曹元忠营建“文殊堂”内中心与主要造像即中心佛坛上的主尊造像组合，基本上可以断定是为“新样”文殊，绝不可能是以传统文殊变的形式出现。而是为敦煌第二类“新样文殊”，即文殊五尊像：主尊正面骑狮文殊菩萨像、控狮者于阗国王、参礼的善财童子、佛陀波利与文殊老人。但是由61窟中心佛坛的面积大小和坛上的造像遗迹表明，坛上最初的造像远不止此，至少在坛上外围一圈仍有至少六身造像的存在。组合坛上、背屏壁画，莫高窟61窟中心佛坛上的造像就包括有文殊五尊像，并众天人、随从、眷属、护法等天众，形成了当时敦煌流行的第二类“新样”文殊变，即与榆林窟29、32、3、莫高窟25、149等窟相同的，与第一类以莫高窟220窟和藏经洞新样文殊版画为代表的“新样文殊”，二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此结合第二类“新样文殊变”，我们认为61窟的坛上新样文殊变图像的解读，另必当加入位佛坛后西壁大型五台山图。因此在以上这些新样文殊变中除在坛上已具有了的文殊五尊像并众天人、随从、眷属、护法等天众等外，又有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图的存在。这样莫高窟61窟中心佛坛上的“新样文殊变”才完整无缺。至此敦煌的“五台山”和“五台山文殊道场”也就全面形成。

　　沙武田 男，汉族，敦煌研究院敦煌学博士。1996年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主要从事敦煌石窟考古与石窟艺术研究。出版《敦煌石窟艺术概论》、《敦煌文明再现》等，发表专业论文37篇。

　　梁红 女，汉族，敦煌研究院编辑部《敦煌研究》编辑，2000年毕业于吉林师范学院，主要从事敦煌佛教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