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永彬教授谈藏传佛教的西化

　　杜永彬教授谈藏传佛教的西化

　　顾钰

　　出生在四川泸定的杜永彬教授在北京工作已整整20年。最初从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安徽财贸学院工作，后来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跟随我国著名藏学家任乃强教授研习康藏，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期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西藏历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悉尼理工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加拿大（渥太华）等国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考察、讲学、做访问学者。杜教授在学术的道路上可谓一路芬芳，不仅在藏学研究领域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印，也为中国藏学和藏学新生力量的培养做出了独特贡献。他多次进藏考察，并游学海外，受聘为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经常出席国际藏学活动，在藏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和奔波。就在这次采访的时候，杜教授还在门头沟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国际会议之间来回穿梭。虽然因为占用了他宝贵的时间心有歉疚，但出于对杜教授在这次北京藏学讨论会上发言无法抑制的兴趣，笔者还是冒昧约下了专访。见面之后，这位在我印象里很有性格的藏学专家表现出让人钦佩和感动的随和，在不长的时间里，杜教授深入浅出地向我介绍了有关藏传佛教西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什么是藏传佛教的西化”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杜教授解释说：佛教进入汉地，形成汉文化背景下的独特形式的汉传佛教；进入藏地，形成藏族文化背景下的形式的藏传佛教；同样，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藏传佛教的西渐，为了生存、发展和吸引西方信徒，藏传佛教僧人不得不适应西方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受西方文化环境的熏染，表现出西方社会文化的浓厚色彩，形成与传统藏传佛教具有明显差异的西方式的藏传佛教，杜教授把这种现象称为藏传佛教的西化。

　　杜教授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表现藏传佛教的西化：一是物质层面的西化，比如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在中国藏区是寺院，而到了西方，由于经费和场地所限，加上大多数佛事场所都来自于西方人的捐赠，因而活动场所变成了西式风格的建筑，藏区传统寺院变成了佛法中心（Dharma centers）和坐禅中心（meditation centers），在国内时所具有的大经堂的寺院建筑样式就消失了；二是精神层面的西化，传统的藏传佛教可以概括为六个字：闻、思、修、讲、辩、著。到了西方，这六个字的内涵也发生了改变。比如“讲”，在国内是喇嘛给喇嘛讲，用的是藏语，到了西方则变成了喇嘛给西方人讲，用的是英语；又比如“思”，在藏地用的是藏族的思维方式，到了西方就要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像藏族人提到母亲都讲究孝，而西方人对此就很难理解，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对母亲这个概念进行思考；三是制度层面的西化，传统的学经制度和活佛转世制度也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如按照传统的学经制度，一个格鲁派喇嘛要用20多年的时间学习显密经论，而在西方学经时间被缩短成几个月，又比如按照藏传佛教仪轨，活佛转世要到神山圣湖观看吉相等，西方人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自然也就省略了这样的程序，而且还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认定了一些洋活佛。

　　关于“藏传佛教西化进程”

　　杜教授说，藏传佛教的西化实际上是和藏传佛教的西渐同步进行的。最初是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军人来到西藏接触了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而后通过游记、报告等形式将他们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入西方世界。于是，西方的思维方式、社会文化就开始了和藏传佛教的相互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藏传佛教传入西方之日起，就开始了藏传佛教西化的过程；藏传佛教西渐的过程就是西化的过程。

　　杜永彬认为，藏传佛教的西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自1950年代起从中国西藏开始向南亚和欧美传播，以格西旺杰为代表。这个时期流亡藏人到达印度，一方面促进了印度佛教的复兴，另一方面又使印度成为藏传佛教西渐的一个中转站。为了了解和研究藏传佛教、寻求信仰，很多西方人慕名而来。（二）1960－1970年代从南亚向欧洲和北美传播，以曲嘉仲巴、达塘活佛、萨迦达钦、噶鲁活佛等为代表；（三）自1980年代以来从中国藏区、南亚向西方传播。这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国内不少藏学家、喇嘛走出国门到西方讲学、传法，扩大了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影响。

　　藏传佛教上师在西方讲经说法已半个多世纪，到1960年代，藏传佛教的四大教派的上师就已到达北美。格鲁派的格西旺杰于1955年到达美国，并在新泽西州华盛顿镇的Freewood Acres建立了美国藏传佛教寺院。随后瑟曼、霍普金斯和克里斯托夫成为格西旺杰的弟子。1960年，萨迦派的德雄活佛应聘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与威利教授合作进行西藏研究项目。格西索巴于1967年受聘获威斯康辛大学的教席。喇嘛土登益西和喇嘛索巴建立了“保护大乘传统基金会”（FPMT），这两位上师于1970年代初开始在美国游历和传法。宁玛派上师达塘活佛于1968年到达加州伯克利，并于1969年创建了“西藏宁玛派坐禅中心”和达磨出版社。另一位宁玛派上师索嘉活佛因出版《西藏生死之书》而闻名。噶举派上师曲嘉仲巴于1970年到达弗蒙特州的巴勒特，并建立了“虎尾”寺，后来更名为“噶玛曲林”。噶鲁活佛于1970年代初到达不列颠哥伦比亚，后辗转到美国。于是，在大约15年内，藏传佛教四大教派都在北美的土地上立足。最早到达美国的这些上师们大多去世，但是他们的教义得到了弟子们的传承。

　　关于“藏传佛教西化的动力”

　　杜永彬认为，藏传佛教西化的动力，有宗教－精神－心理动力、文化－学术动力，以及经济和物质动力。而关键的动力则是世俗化、西化和现代化。传播者――藏族喇嘛和接受者――西方人（包括信徒和追随者、研究人员和教师、感兴趣的人）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藏传佛教西化的动力来源于师生及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合作和交流。

　　在西渐并扎根之后，一些藏传佛教上师便致力于适应西方社会、发展藏传佛教。他们首先建立寺庙、佛法中心、坐禅中心和出版社等机构，然后尽力学习英语，以便讲解藏传佛教、理解西方文化和适应西方的生活方式。随后，他们在西方国家教授藏传佛教，吸引了许多西方信徒和追随者。因此，大多数藏族喇嘛逐渐克服了语言和文化障碍，降低了文化冲击，从而较快适应了西方社会。这一适应过程体现了西化、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特征。

　　从接受者——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藏传佛教的西化，杜教授指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因素，一个是西方藏学专家学者们对藏传佛教的引进、研究和介绍。这些人在接触和表达藏传佛教过程中用的语言是英语，诠释的方式也是西式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在藏传佛教上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另一个是藏传佛教信徒和追随者的理解和实践，他们不是藏人，无法产生地道的藏族文化下对信仰的理解。或者说他们更多的是坚持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来理解并改变藏传佛教的内涵，即使是准确了解了某个教义的真实内涵，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和文化方式对此进行删改、取舍。杜教授用了一个英文来形容这种方式：“self help”，即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藏传佛教进行自助式的理解。

　　关于“西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杜教授说，自1960年代起，由于对西方人尤其是信徒具有独特的神秘感和吸引力，藏传佛教就开始在西方的盛行。随着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和研究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追随藏传佛教上师。因此，藏传佛教实际上已融入西方并成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的西化不仅对西方人和西方社会产生了独特影响，而且对藏传佛教自身、对藏人以及“西藏问题”都产生了影响。

　　显然，藏传佛教的西化一方面对藏传佛教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助于其在西方的生存和发展，并因此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一种著名的宗教，促进了藏传佛教信徒和追随者的增加。在当代，在美洲、欧洲和澳洲等西方国家，信仰佛教的人口相当多并在逐年增加，佛教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新兴的宗教。

　　杜永彬同时指出，藏传佛教的西化也对其自身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削弱了藏传佛教传统的西藏特点和风格。面对着庞大的西方文化，藏传佛教的独特本质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这是世俗化、现代化和西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趋向。

　　在采访结束前，杜永彬对我说：可以预料，到21世纪中叶，随着现代化和西化的影响的加剧，藏传佛教将会更加入世（engaged）并逐渐走向道德宗教，藏传佛教徒也将从传统信徒发展成为现代信徒。藏传佛教的西化、世俗化和现代化都必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信息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