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静坐韬光

　　高攀龙静坐韬光　　　文 / 甸甸

　　高攀龙（公元1562—1626），字云从，一字存之，别号景逸。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年少读书，即有志于程、朱之学。举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行人。但凡读书人，一旦举了进士，居一官职，便想舒展宏图，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高攀龙也一样，京都初及第，春风得意回，是好好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当初凭了一支笔，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考取进士，能不好好驰骋一番么！惜乎，高攀龙生不逢时，他想振翅高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可以让他博击长空的机会。明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持了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窳败，财政拮据，苛政暴敛益形繁重。面对这种国事日非的形势，一些政治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当时，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写了一副对联，很能说明当时他们的心态：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也是无赐人，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直言敢谏，常和一些正直的朝中官员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一次，首辅（相当于“宰相”）王赐爵别有用心地对他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指朝廷）之是非，天下（即指舆论）必欲反之。”顾宪成针锋相对地说：“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一针见血地戳破了朝廷当权者们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丑恶现象。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一事，引起神宗的反感。翌年，朝廷会推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均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加触怒了神宗，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他在家乡，将宋代的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进行修复，与他弟弟等人一起进行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他德高学湛，在士大夫中声望颇高，得到许多人的响应。

　　那阵子，高攀龙面对政治腐败的局面，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作为国家栋梁的士大夫，如果不出来关心世事，主持公正，“君子无取焉！”神宗身边的奸佞小人太多，长此以往，国必亡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高攀龙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几句真话，于是写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力劝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挽大厦于将倾。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有个相同的特征：正直、善良，并试图将这份美好品德无私地奉献给国家，上自屈原，以而孔子、而孟子、而……至高攀龙无一不是如此，而其实，这只能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只能是他们的自作多情。没有人需要你的正直与善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没有了培植正直与善良的土壤了。故一旦他们的正直与善良冒出水面，厄运就会来临。高攀龙也一样，自以为那一份花了他心血的谏疏能够得到皇上的欣赏，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纸降职书，他被调到边远地区去当一介可有可无的小官了，史书上说他是“谪揭阳典史”。高攀龙心灰意冷，不久便辞官归里，与顾宪成等人一起操持“东林书院”，被人称为“东林党”，而他与顾宪成则被称为“高顾”。《明史·高攀龙传》载：“初，海内学者率崇王守仁，攀龙心非之。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书院，以静为主，操履笃实，一出于正，为一时儒者所宗。”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与思宗崇祯三个朝代，长达半个世纪。他们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竭力反对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疯狂掠夺，主张重视农业与工商，要求惠商血阝民、轻徭薄赋、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提倡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等等，从而使天下“欣欣望治”。多么美好的愿望！

　　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顾宪成逝世，高攀龙忍悲含痛，继续在东林书院讲学，继续宣扬他们一贯的政治主张。第二年，为排解心中的郁闷，高攀龙与好友一起到了杭州的灵隐天竺一带游览。这一次游览，留下了“高攀龙静坐韬光”的佳话。早在年轻时，高攀龙就喜爱静坐，这是养性之功。他觉得读书没有长进，同“德性工夫”大有关系，而静坐能够使人生慧。故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每逢外出公差或出游时，他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次，他游了灵隐三竺胜地后，再上游至韬光，觉此地茂林修竹，绿树如云，泉声逸响，鸟喧林幽，心想：此地不静坐，更待何处？于是，他便决定暂时住在韬光，天天静坐，前后竟然有三十七天之多！

　　韬光清寂，与宦海官场完全不同。宦海纷扰沉浮，如萍随波，飘忽不定。官场如波涛，凶险异常，不如就在林中静坐吧，听风，听泉，听鸟，听禅；观云、观月、观花、观僧。将一颗心荡涤殆尽，毫无负担地生活着，多好！静坐中，仍常会冒浮出历历往事，那些坎坷的人生遭际，不禁生出悲叹之感。他写了《三七日而去书二诗纪胜游云》，其一曰：

　　落日在平野，怅然怀千秋。

　　缅彼临安区，当年栖王侯。

　　楼台何郁郁，冠盖纷相酬。

　　一朝世事尽，百代成荒邱。

　　徒存指点迹，令人心伤忧。

　　何如蓬庐士，偃息岩壑幽。

　　诗书共朝夕，花木递春秋。

　　觞酌洽朋友，卧起新凫鸥。

　　岂不念世故，中心自有求。

　　生有无穷娱，既没名长流。

　　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昔人往矣，故事逝矣。“一朝世事尽，百代成荒丘”。现在能够看到的，也只能是仅供指点的那几处残迹了，指点处，叹息与悲凉同在，抬望眼，天高云淡，林深涧幽，不如就寄身于岩壑间，效仿那蓬庐士，偃息林壑间，与诗书共度朝夕，与花木同送春秋。闲时请三五好友来喝喝酒，睡醒之后与鸟儿说说话。这也不比在官场中差！

　　其二曰：

　　偶来山中坐，兀兀二旬余。

　　心中澹无事，宛若生民初。

　　流泉当几席，众山立庭除。

　　高树依岩秀，修竹夹路疏。

　　所至得心赏，终日欣欣如。

　　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虚。

　　寄言养性者，速驾深山居。

　　从这首诗来看，高攀龙的确是对官场心冷如灰了。他再也不想踏入宦场了！“流光易蹉跎，此日良不虚。寄言养性者，速驾深山居。”他似乎是想明白了，明白时光易逝，生命宝贵，好象要把所有的“养性者”都叫到深山里去住，过一辈子与林为友，与鸟为朋的好日子！

　　我倒是希望高攀龙先生能够一直住在韬光，直到离开人世。这样的话，他也不会这么早就投池而死。

　　“终南捷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爱走这条道。尽管走这条道得先吃点苦，但总有一天要离苦得乐。这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显”的一面。虽则说失意之时，亲近自然，偃居深山，然一旦有机会，还是要出去闯荡的，美其名曰：“大丈夫当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岂能避世山野自保耳！”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恩赐启用废黜的朝廷旧臣，高攀龙诏拜光禄寺丞。明熹宗元年（公元1621年）拜光禄少卿，后转太常少卿、太仆卿，旋又晋升为刑部侍郎、都察院都御史。身在庙堂，景况又是另外一番了，不知此时的高攀龙，是否经常回忆起在韬光静坐的那三十七天？是否还写那样的诗句？也许，此一时，彼一时了。乌纱重戴，愿望又起，他想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努力为朝廷作贡献。知识分子总爱犯老毛病，犹如妇人生孩子，阵痛时大喊：“痛死我了，以后再也不生了。”接下去仍然接二连三地生，每生一次都说下次不生了。知识分子善忘，失意时，想着去深山疗治心灵创伤。要是得了意，这伤就自动痊愈。高攀龙初任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总是要放的，更何况他确是想大力整顿吏治，使得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就从一位名叫崔呈秀的含官（御史）入手，准备挖一批朝廷蛀虫出来。谁知这崔呈秀系魏忠贤心腹。时魏忠贤权高皇上，专断国政，谁敢动他的毫毛啊？你想把他的心腹崔呈秀拉下马，那不是笑话么！到头来，高攀龙没把崔呈秀铲除掉，反让崔呈秀诬告公报私仇。明熹宗在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兴起大狱，追杀东林党人，高攀龙被逐出朝廷，崔呈秀仍居高位。

　　至此，我想，高攀龙应该有所醒悟了，这个时候倒真的可以去深山“偃息”了。但他没有去，仍在观望，仍在想着有一天，神州出青天，让他官复原职，大展宏图。这一等，等来了杀身之祸！第二年，崔呈秀想斩草除根，以免后患，派兵逮捕他。到这时，他才知道，他活不了了，只得“肃衣冠，草遗表，”临死之前给熹宗皇帝留下一份遗疏，说：“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矣。谨北面稽首，以效屈平之遗。”他说他要向屈原学习，不愿让你们杀掉，不如跳进水里死去清白！

　　高攀龙就这么死了，明崇祯时得了一个谥号：忠宪。平生操履笃实，涵养邃密，文格清遒，诗意冲淡，被称为当代大儒。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易》学著述有《周易孔义》、《周易易简说》，另有《春秋孔义》、《二程节录》、《正蒙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