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团体建设的现代性

　　台湾佛教团体建设的现代性

　　李海峰

　　传统的佛教以丛林清修为特色，而现代的佛教要适应当今工商业为主的社会形态。学者研究认为都市佛教的现代性包括以下诸要点：理性化、知识化、人文化[1]。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大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城市化的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人口移民城市，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正在逐渐转型为工商业化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变动，为佛教提出了严峻的历史课题，佛教也需要从农业社会中的传统型佛教转型为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具有现代性的佛教，需要在僧团组织建设、弘法利生事业、以及社会慈善公益、人心道德秩序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调整与适应。

　　邓子美《论人间佛教的现代品格》[2]中对于现代化作了一个归纳：“自15、16世纪以来的全球现代化的精神实质是以市场为基础，以效益为导向，对传统的、神秘的乃至神圣的一切，作理性的考量，并不断进行合理化改造的历程。”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就是理性化，而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众多大道场的迅速崛起正好成为佛教的现代性诠释的典范。

　　据官方统计，“台湾地区目前登记或立案的寺庙教堂数为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座。信徒人数据各宗教团体统计有一千二百九十六万人。其中以佛教的五百多万信徒最多。”[3]佛教在台湾的宗教信仰者中占有比例最高，佛教在台湾的发展秉承了太虚大师开创的人间佛教的传统，在台湾的社会生活、教育、慈善、文化等很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树立了积极有为的佛教社会形象。佛光山目前可以算是台湾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在海外不少地区和国家设置了自己的分支道场。而法鼓山弘扬的主要理念则是“人间净土”与“心灵环保”，尤其是在“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的理念下，法鼓山在佛学教育方面的成效十分显著，其所确定的佛学三大教育“大学院、大普化、大关怀”成为台湾提高佛学素养的普遍思路。在这一思路主导下，法鼓山创办了法鼓大学和僧伽大学，前者主要面对社会大众，后者侧重于培养佛教专业人才。至于慈济功德会，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台湾的慈善福利事业的发展方面，在台湾各地甚至全球很多地方都有慈济功德会从事社会救济活动而留下的影响。而中台山寺院与前面三个山头相比较，其所努力的方向更接近于中国传统佛教禅宗的意味。[4]

　　除此之外，台湾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佛教道场，在各个领域内做出了他们独特的贡献。比如心道法师创立的灵鹫山无生道场，筹备并且建设了世界宗教博物馆，将世界十大宗教的教义、仪轨、建筑等内容含括起来，以现代高科技的电子光学的方式作了精彩纷呈的呈现，使人们对于各大宗教的起源、宗旨、理想等都能在短时间内得以了解和认识；同时灵鹫山致力于全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对话，筹办多次各个宗教之间对话的国际会议。海涛法师创办的生命道场，通过生命教育电视台，以现代的电视节目进行弘法，同时把放生、印送免费的佛教书籍、光盘等作为弘法的主要手段。其他道场还有以弘扬净土为主的元亨寺，慧律法师的文殊讲堂，广钦法师的承天禅寺，成一法师创办的华严莲社等等。台湾佛教团体的建筑风格迥异，道风和弘法利生的侧重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在面对现代社会的需求和佛教团体建设的策略上都呈现出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性。

　　台湾佛教僧团建设的经验十分值得大陆寺庙借鉴，因为两岸有着同样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共同的佛教法脉传承系统，同样面临都市化加剧的现代社会转型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机遇。台湾佛教获得自由发展的时间并不长，1987年台湾“解严”后，佛教组织的多元化时代才开始，传戒上恢复了各宗派、各寺院的自主授戒的局面[5]。至2008年也就20多年的时间，但是佛教团体已经发展到组织完备、硬件道场建设齐全，运作制度化，影响国际化，在台湾社会以及国际救援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做了大量利益社会、民众，净化人心的事情，是台湾民众有目共睹的，改变了民众心目中对于佛教的古老印象，树立了正面而有为的佛教社会新形象。例如慈济功德会的慈善事业和医疗，法鼓山的文化和教育，佛光山的海外弘法，灵鹫山的佛教园区和宗教对话，都不仅仅发挥了佛教利益人天的作用，而且极大的提升了佛教在国际上的地位，佛教不再是社会的负担，扮演消极的角色，而是成为积极地在化解国际文化冲突、国际急难救助、社会慈善、濒危文化遗产保存等方面有所作为，弥补政府和官方无暇顾及领域的社会信誉度极高的组织。我们知道一般人在捐款时都会关注资金的流向是否是与捐款人的目标一致，而佛教组织的因果法则的教义和专款专用的信誉使人们能够更为放心地把资金捐助给佛教组织。

　　台湾佛教团体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与当今社会相适应的现代性特征：在道场和寺庙的建设过程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和展示手段；在佛法弘扬的过程中，运用声电光等电视、光盘、报纸、杂志、网络等现代资讯传媒；在发展的策略上，与国际相接轨，注重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培养现代高学历的人才，许多拿到国外博士学位的僧侣在进行弘法工作，纷纷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甚至在国外成立佛教大学，注重人才培养、健康生活模式的熏陶；以及现代化的管理和运作模式、资金筹款方式等，以维持高额消费的道场运作费用。台湾佛教团体建设涉及到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局限于购买山头和建设具有现代化特色的建筑物，而且在于整个僧团的人才教育培养、管理模式、经济运作模式、社会弘化方式的现代性策略。与传统佛教的清修为主、统一的寺庙建筑风格、固定的早晚课制度、佛教经忏仪轨等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模式。

　　一、台湾僧团风格迥异的发展模式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和运作模式

　　台湾各个重要僧团的发展模式和定位都十分清晰和不同，佛光山发展最早，把佛教包装成快乐、华美、富贵的人间佛教形象，吸引大批民众了解和信仰积极快乐的人间佛教；慈济功德会弘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爱之道，定位于慈善公益事业为主的发展；法鼓山以培养佛教人才，提升教育品质为己任，推展百年大计的佛教高等教育；而中台山的禅修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的弘扬和开办，鼓励人们了生脱死。不同的发展定位为每个道场吸引不同的信众和人才，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发展态势，避免由于相同的发展模式而导致的信众资源的竞争。

　　佛教的发展要求教团具有比较先进和现代性的组织管理模式。原始佛教具有民主议事和民主推选的优良传统……台湾佛光山移植了“大本山”制，首创了下属道场职事轮调制。慈济功德会采取了事业个人负责制与财务董事会决定制等。[6]

　　四大山头中规模最大的慈济功德会，据台湾学者研究：“慈济乃属民间部门或说私有部门之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由其自身完全负责福利供给活动经费及整体行动，个别独立性很高，几乎完全不受政府干预。就宗教伦理之探讨得知慈济在政治面上采不介入之角色，既不靠拢执政者，亦不评论时政是非，重点仍是修行持戒及救度众生；在社会面上表现出一种比积极公民权更积极的情况，解决了许多人于工业社会之疏离感及归属感问题，并吸纳之促其成为慈济会员或志工；在经济面上，慈济因其本身公信力及教戒对于会员造成社会价值改变之故，不但成功地将庞大的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释放出来，其本身并吸纳之将慈善事业扩大为慈善、医疗、教育、文化等四大志业。慈济会员遍布于社会各阶层，目前已超越三百万人口，就研究发现慈济功德会至少具备下列六大特色：访贫制度、集会特色、财务原则一般不作预算、组织内外部之次级团体蓬勃发展，慈济是个大家庭，自我实践及开拓型之组织。”[7]慈济独立性的发展和其在民众中的公信力是它的重要特色。

　　佛光山的发展模式主要运用四大理念：第一、星云法师早期在中国大陆接受丛林道场家长式权威的熏陶，寺院内部阶级分明，师徒、师兄弟之间严守伦理，绝对服从。第二、管理制度上采取军中的轮调制：各道场职事的调动一年检讨一次,避免道场内部结合为子弟兵，出现山头，瓜分了中央的权力。第三、采用日本寺院及企业的经营方式来管理台湾的道场，把佛光山建设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组织团体，如百货公司一般提供一切信众需要的商品。第四、普遍参与,分散经济来源的策略。方便信徒参与捐献，分期付款积少成多，避免大功德主的发言分量，左右僧团的决策。[8]

　　二、理性化、国际化的发展弘扬策略

　　人间佛教的现代特征就是理性化与多元化。台湾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很好地发挥佛教的理性化的人文精神，结合当今社会实际，破除神秘性，走出地区，面向世界。

　　佛光山势力伸展到全球五大洲。亚洲道场有12个，美加13个，欧洲7个，纽澳10个，中南美3个，南非6个[9]。全球入会人员据称已达百万人。至1995年底，台湾省内有45个道场、348个分会，在香港和国外有51个道场、70多个分会。佛光山不仅是一个僧团，而且大力兴办各种实业、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实际上已发展为一个国际化的宗教实体，据说其资产总值多达100亿元新台币，跻身台湾十大企业之林。

　　慈济功德会1991年后，在世界各地设立支会和办事处。现有会员400万人，委员3000多人，荣誉董事100多人，遍及海内外，其中许多是日本人、韩国人或美国人。该会资金主要来自社会捐赠，每年的捐款收入有十多亿元新台币，救济范围遍及岛内外。1991年该会发动的赈济大陆华东特大水灾的捐款达三、四亿元新台币。[10]

　　各大道场经常举办国际性的佛教学术会议。这些因素促成台湾佛教的国际影响日渐扩大。法鼓山的中华佛研所以佛学教育、研究、学术三者一体为立校根基，以达成培植中国高级佛学人才为宗旨。它不但是台湾佛学研究之重镇，更期望成为国际佛学研究之交流中心。中华佛研所长期举办中华国际佛学会议，从1990年第一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开始，到2002年第四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同时筹办多次两岸的佛学交流会议以及电子佛典推进的会议，邀请海内外相关学者赴会，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学学者的访学和讲学，在推动佛学国际化方面有突出贡献。

　　三、整合教育、慈善、文化的社会功能

　　台湾佛教团体大都整合了教育、慈善、文化研究的社会功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僧团都具有强大的社会教育功能,对于社会总体人文素质提升和终身教育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众多的台湾佛教团体在台湾各地区的分部、精舍等都兼具社区教育的功能。佛光山的宜兰分院，设置了众多的儿童速算班、作文班、乐器班、舞蹈班等以及成人的学佛班、读书班等等，周围社区的居民无论是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都可以来参加学习；灵鹫山创建的世界宗教博物馆成为周围小学的课外活动基地，以及美术院校的观摩实习场所，还开办相应的宗教课程；台北元亨寺的讲堂的社区教育课程针对儿童和成人也开设的十分广泛，少数项目收费，绝大部分都是免费提供给社区居民的教育资源；台北华严莲社也为有兴趣的人开设长期免费的佛学和健康类课程；台湾佛教团体的教育功能十分令人赞叹！

　　在慈善救助方面，慈济是最典型的，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大的灾难，慈济人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去救援，不分民族、不论国家，大爱周遍全世界。9·21台湾大地震时，慈济人在第一时间赶到救灾现场，并捐助受灾地区盖了50座小学。而其他的佛教团体在面对巨大的灾难面前也积极行动；5·12四川大地震，台湾佛教团体佛光山、法鼓山、慈济功德会等都派了志愿者深入到地震第一线来协助中国政府抗震救灾，参与灾后学校和医院的重建工作。

　　在佛教文化普及和提升方面，各大道场都不遗余力，十分重视，纷纷开设佛学研究所和高校。以提升佛教教育作为己任的法鼓山的中华佛研所，不断地培养佛学方面的学术人才，正在筹办法鼓大学；佛光山也出版了佛光大辞典等佛学学术著作，并在美国开设西来大学；而慈济功德会所办的慈济大学、慈济医学院也不落人后，中台山也有自己的佛学研究机构。其他一些小型佛教团体也重视发展佛教文化，弘扬佛法，高雄的元亨寺主持成立了元亨佛学研究所，三藏国际翻译中心，鼓岩世界教育基金会等组织，并积极筹办两岸的相关佛学学术会议，组织翻译了南传巴利文大藏经；华严莲社也成立了华严专宗学院，培养相关的学术人才，设立相应的奖学金，鼓励大中专学生进行佛学方面的研究，并且将他们研究的论文结集出版。像法鼓山、佛光山等大的佛教团体都设立了佛学研究方面的奖学金，鼓励高校学生申请研究相关佛教文化课题，法鼓山在北大设立的法鼓奖学金，金额丰厚，对于推动相应佛学研究很有鼓励作用。

　　总之，台湾佛教团体建设取得了众多有益的发展经验，不过各团体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大体上还是在华人圈中拓展，汉传佛教怎样能够较快扩展到西方语言和文化领域的世界还很值得重视和研究；各个道场创办人去世后的教团继承人威信的确立也是转型后的台湾佛教僧团必须要面对和妥善解决的。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注　释】

　　[1] 邓子美、毛勤勇《论都市佛教的人间性与现代性》，选自觉醒主编《都市中的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页156-158。

　　[2]来自中国佛教文化网。

　　[3]台湾“内政部”的网站：http://www.moi.gov.tw/dca/religion01.asp。

　　[4] 江灿腾《台湾佛教透视》，人民网， 2003年4月7日。

　　[5] 陈兵、邓子美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页61。

　　[6] 陈兵、邓子美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页73。

　　[7] 冯文饶《志愿福利服务组织形成及运作之探讨——以慈济功德会为例》，国立中正大学，社会福利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江灿腾著《台湾当代佛教》，南天书局，1997年，页23-25。

　　[8] 江灿腾著《台湾当代佛教》，南天书局，1997年，页23-25。

　　[9] 江灿腾著《台湾当代佛教》，南天书局，1997年，页14。

　　[10] 同4。

　　参考文献：

　　1、 觉醒主编《都市中的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2、 陈兵、邓子美著《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3、 江灿腾著《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南天书局，1997年版。

　　4、 江灿腾著《20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净心文教基金会1995年版。

　　5、 江灿腾著《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

　　6、 赵敦华编《欧美哲学与宗教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7、 张志刚主编《宗教研究指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信息来源：中国佛教制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