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尼玛：鉴真东渡

　　格桑尼玛：鉴真东渡

　　一、 天皇的困惑

　　公元6世纪，佛教经由朝鲜半岛相继传播到了日本。到了公元七八世纪，日本佛教在天皇的大力倡导下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局面，全国各地的寺院多达540多座。天皇还仿照唐朝的做法，下令各地要修建僧、尼两寺。到了公元742年，圣武天皇执政时，首都奈良已经成了日本佛教文化的中心。

　　然而，随着佛教的盛行，日本出现了不合佛教戒律的“私度”和“自度”出家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随便剃了头就可以成为出家人。当时，日本的寺院享有免课免役的特权。于是，为了逃避政府的税役，人们纷纷自我剃度，出家为僧，使得朝廷的税收急剧减少；同时也使得僧侣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严格禁止私自剃度传教，借以整顿和完善授戒制度，试图挽回国家的税收损失以及佛教的颓废现状，但是收效甚微，仍然不能改变局面。

　　如何能有效地改变逃税现象?如何能更好地建立出家授戒制度?成为日本天皇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元兴寺有一位叫隆尊的和尚，向天皇建议，要想改变目前税收不平和佛教的混乱状况，则急需派人去唐朝聘请轨范传戒师来，以改变日本佛教传戒不合佛教律制的做法。建立了严格的出家传戒制度，也就能够堵塞随意出家的现象，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逃避国家税收了。

　　这个双管齐下的建议被天皇采纳。为了尽快实施这个计划，政府当即就挑选了兴国寺的荣睿和大安寺的普照前来唐朝学修佛法，聘请传戒高僧。

　　二、大唐求法僧

　　公元733年4月，年轻的荣睿和普照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日本第九次遣唐使的船只，与他们同来的还有玄朗、玄法两位僧徒。四条大船从日本的难波出发，在海上漂流了近四个多月，终于在当年的8月，抵达了中国的著名的丝绸城市——苏州。

　　初到大唐帝国的荣睿和普照，被安排在洛阳的大福先寺随定宾律师修习佛法。这年，普照师从定宾律师授具足戒，成为一名真正的佛陀弟子。

　　在大福先寺学修佛法时，荣睿和普照并没有忘记他们所担负的使命和任务，那就是时刻不能忘记他们此行的目的，为天皇陛下物色得道高僧前去日本传戒授法。

　　在大福寺学修期间，他们看上了一位深明佛教戒律的道璇法师，这位中年法师在寺里受到不少僧众的敬重和欢迎，于是荣睿和普照决定邀请他去日本传戒说法。

　　公元736年5月，道璇和另一位印度僧人菩提被邀抵达日本，在东大寺等地讲说戒律学说。尽管道璇的到来对日本当时的佛教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由于道璇的佛学造诣和修为还不够理想，加上没有三师七证，仍然不能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在日本进行正式规范的传戒仪式。而日本天皇认为，荣睿和普照尚没有完成聘请真正大唐高僧来日本传戒的使命。

　　三、寻访鉴真

　　日本奈良著名的唐招提寺，古色古香、清净雅致的仿唐式寺院建筑使人们仿佛回到了盛唐时期的江南寺院。寺院开山堂内有一尊干漆夹纻造像，他盘腿而坐，双手结印，面目凝重，双眸紧闭，这位高僧就是我国唐朝六次东渡日本、舍身传法的鉴真大和尚。

　　唐朝时期，洛阳和长安不但是北方经济文化发达的繁华都市，而且也是佛教文化的两大重镇。大唐帝国繁荣的商贸经济，强大的军事力量，开明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政策，使得唐朝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呈现出一派泱泱大国的盛唐气象。

　　许多高僧大德和外国译师长年游走于长安、洛阳、南京和西域诸国之间，他们翻译佛经，讲说佛法，传戒收徒，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佛教文化的繁荣昌盛。而李唐王朝开明的宗教文化政策也使大唐帝国成了整个东方各种宗教文明的荟萃之地。

　　在洛阳学修佛法多年之后，荣睿和普照于公元737年终于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故都长安游学参访。在这里，他们始终未敢忘记为天皇寻找一位真正精通佛教律学，又能登坛受戒传法的得道高僧。

　　在长安修学时，他们认识了不少的年轻僧人，其中有一位叫道航，而他就是鉴真和尚的弟子。通过道航，荣睿和普照了解到鉴真是一位深受人们崇敬的德高望重的传戒高僧。

　　而此时的鉴真在江淮地区已经是颇有盛名的受戒大师，他曾登坛宣讲《律钞》70遍，讲《羯磨疏》10遍，讲《轻重仪轨》10遍。具修三学，博达五乘，外秉威仪，内求奥理，前后度人、授戒略计4万余人。惊喜万分的荣睿和普照此时才觉得他们真正为日本佛教的未来寻找到了一位理想的大德高僧。

　　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坐落在江苏大运河边的大明寺迎来了两位日本僧人，他们便是天皇派遣在中国留学了十年之久的荣睿和普照和尚。

　　远道而来的日本留学僧通过道航的关系，请当朝宰相李林甫给他扬州的侄子李凑写了一封介绍信，要给予帮助，准备船只、食物和其他的旅行用品，并一同来到大明寺拜见当时名重江南的律学高僧鉴真和尚。

　　此时的鉴真正在为弟子们讲经说法，荣睿和普照并没有立即打扰正在讲课的鉴真，而是与其他僧人一起聆听大和尚的律学开示。鉴真庄严的威仪和博学的佛教造诣，使他们油然生起无比的恭敬之心。眼前的这位和尚才是他们苦苦寻求了许多年的理想高僧。

　　终于等到讲课结束，荣睿、普照和其他两位日本留学生怀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匍匐在鉴真和尚的面前，顶足行礼，以表示他们对鉴真和尚的崇敬之心。

　　这时荣睿对鉴真和尚说：佛法传入日本已经180多年，但是因为没有得到过真正的传戒师傅，所以，一直不能正规地举行传戒仪式。因此，恳请大和尚推荐传戒法师，到日本弘扬佛法，整顿戒律为盼。

　　日本僧人的到来，使鉴真自然地联想到了民间关于南岳慧思禅师转生为日本王子， “兴隆佛法，济度众生”的传说。又想到日本长屋“崇敬佛法”，远赠1000件袈裟给大唐僧众，共结佛缘的故事。有感于日本僧人的一片诚意，鉴真认为日本是一个“有佛缘之国”，于是就问周围的弟子们：“你们有愿意接受邀请到日本传法的吗?”

　　可是在场的僧徒一个也没吭声，有一位名叫祥彦的僧徒代表大家说：“日本国离中国太远了，性命难保，中间隔着茫茫沧海，百人中无一人得度。”

　　鉴真又一次问道：“另外有谁愿意去?”

　　仍旧无人回答。此时，鉴真站了起来，他面向释迦牟尼佛的座像，顶礼问讯；然后，神情严肃地说道：“弘法是大事，浩淼沧海何所畏惧，出家人应该早把性命置之度外。你们不去，那就让我去吧!”

　　见到师傅如此坚定的态度，祥彦等17位僧徒也纷纷表示愿意随同师傅东渡传法。于是，鉴真在他55岁的时候，开始了彪炳史册的东渡壮举。

　　四、六次东渡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并不一帆风顺。唐朝初期的海关政策并不容许国民擅自渡海去其他国家。因此，鉴真一行的东渡只能是偷渡了。

　　第一次东渡，因为高丽僧人如海的诬告，致使所有物资没收殆尽。第二次东渡，万事具备，不想船刚出长江口，便遇到了台风，船被打坏，大家被浸泡在严冬的江水里；好不容易修好船只，又在舟山海面触礁，被困在一个荒岛上。第三次总算起航，历经海上种种的磨难，然而抵达目的地时，才发现他们到达的是中国的海南岛，而离日本更是遥不可及。

　　经过多次艰难险阻，鉴真一行又回到了故地大明寺，此时的鉴真不禁感慨万千。远道而柬的日本僧人荣睿病死在路上，最钟爱的弟子祥彦同样没能经得住长期的病痨，死于非命。鉴真自己也因为酷热双目失明。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动摇这位和尚献身东渡，传播佛法的决心和意志。

　　公元752年，日本孝谦天皇派出了以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为首的第十次遣唐使。遣唐使准备返回日本时，向大唐皇帝玄宗正式提出聘请鉴真和他的五个弟子赴日本传戒的要求。此时，崇信道教的玄宗并没有反对遣唐使团的请求，但却提出也要道士们一同东渡日本。

　　这让日本和尚们十分为难，这些奉天皇之命来唐朝恭请传戒和尚的日本僧人不知如何作答。其实，玄宗心里盘算着大唐佛教在日本传播的同时，也让华夏道教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

　　然而，玄宗的这个请求却遭到了日本僧人们的婉言谢绝。藤原清河禀告玄宗皇帝说：因为日本天皇和王臣贵族们都不信仰道教，而信仰佛教。崇信道教的玄宗听了后心里并不舒畅，为了不使皇帝的尊容受到冒犯，藤原清河甚至建议留下四位日本学僧在唐朝学习道教，等他们将来学成后可以回国传播道教。可是这样一来，也就不便再请求皇帝允许鉴真等人东渡日本了。

　　公元753年的10月15日，遣唐使团一行由在唐朝任官员的日本留学僧阿倍仲麻吕的陪同，从首都长安来到江苏扬州延光寺，特意拜访鉴真和尚，并邀请他第六次东渡日本。

　　然而，此时扬州的官员与僧俗百姓都不愿意早己双目失明，饱受五次东渡失败折磨与打击的鉴真和尚再去冒那个没有必要的风险去日本弘法。扬州宫府得知此事后便派兵将寺院包围起来，不允许鉴真及弟子们外出。但这一切都没有难倒舍身传法的鉴真和尚。

　　五、日本十年

　　公元754年2月，66岁的鉴真最后一次搭上日本遣唐使团的船，在经历了狂风暴雨的考验后，终于踏上了令他难以忘怀的东瀛日本。

　　这年的2月初一，鉴真一行终于抵达了日本难波，也就是今天的大阪并受到了在日本的中国传法僧人和日本僧人的热烈欢迎。四天后，鉴真一行抵达了首都奈良，日本天皇派安宿王作代表，以敕使名义率领朝野大臣和王室成员在奈良的正门罗城门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安宿王的亲自陪同下，鉴真一行特意到东大寺礼拜大佛，以感佛菩萨的护佑。而此时的天皇并没有马上召见这位让日本佛教界翘首期盼了十多年的唐朝大和尚鉴真。

　　在奈良期间，日本朝廷派遣吉备真备以敕使的身份来到东大寺拜见鉴真和尚，宣读天皇诏书，委任受戒传律的重任，“自今以后，授戒传律，一任和尚”。没过几天，天皇下诏书授予鉴真“传灯大法师”的名号。

　　其实，远在鉴真之前，律宗就从唐朝传播到了日本的各大寺院。但那时的律宗只是讲经说法，并没有能力举行正式的登坛传戒仪式。

　　4月初，鉴真按照道宣的戒坛图，在东大寺佛殿前修筑戒坛。初五，鉴真正式登坛主持日本佛教史上空前盛大的授戒仪式。圣武天皇以鉴真等授戒师父，授菩萨戒；皇后、皇太子也依次登坛受戒。接着，为沙弥澄修等440人授戒，最后为内道场兴行僧策等55人重授大小乘戒律。

　　这个时期的日本佛教才开始走向如法如律、规范传戒的道路。公元761年，是日本佛教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当时著名的东大寺、下野药师寺、筑前观音寺等也修建了戒坛。从此以后，无论是何人，若不登上述三大寺的戒坛授戒，便不能取得僧籍；换句话说，也就拿不到国家正式认定的合法的僧人身份。

　　随着鉴真和尚的到来，日本的出家和授戒制度得到了逐步的确立。圣武天皇时期，由于大批民众私自出家，所造成国家税收不平的现象此时也有明显的好转。

　　那种以为出家就可以逃避纳税的现象逐渐得到了截止。尽管鉴真是一个佛门人物，然而，他的到来却让日本的经济制度和佛教政策走向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

　　而东大寺自然成了日本佛教界的“总本山”。后来，他被圣武天皇委任为“大僧纲”，掌握佛教传律的大权，成为日本佛教历史上律宗的开山祖师。

　　公元759年8月，天皇赐额“唐招提寺”，并且宣布，凡是出家人必须首先到唐招提寺研修佛教戒律，然后才有可能选择自己的宗派。因此，唐招提寺名声大震，前来出家为僧的人也络绎不绝。鉴真在此授戒传律，这一年他刚好是73岁。

　　公元756年5月，对鉴真推崇和优加礼待的圣武天皇有崩，他的去世使鉴真甚为悲痛。此时的鉴真不免担心：新任天皇将会怎样对待他们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佛教徒呢?

　　事实正如鉴真所担心的那样，随着圣武天皇的去世和孝廉女皇的退位，鉴真失去了朝廷最有力的两个支持者。

　　作为一代高僧的鉴真，在日本的弘法利生也并非那么事事如意、一帆风顺，排挤与打击也始终伴随他在日本度过的难忘的十个年头。

　　鉴真抵达日本后，受到了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的礼遇和重用，因此也损害了原先把持日本僧纲的旧的佛教势力的威望和利益。

　　自从鉴真在日本设坛授戒后，日本佛教界在有关佛教入门的仪式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以贤景、志忠等人为首的日本僧人，极力主张自誓授戒；换句话说，就是自己发誓和剃度就可以成为僧人，排斥从唐朝传播而来的三师七证的受戒仪式。在兴福寺的维摩堂举行了一场辩论会，结果是以鉴真、普照一派获得了胜利。于是贤景、志忠等80多位日本僧人放弃了旧戒，重新由鉴真在戒坛院为他们再次受戒。

　　另一方面，鉴真抵日后的一系列佛教改制做法，也并非完全适合日本统治阶层的要求，有时甚至与预期的目的恰好相反。这种微妙复杂的宗教和政治争斗，对于双目失明的鉴真来说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情况下，皇室集团对鉴真的态度，也开始由热情支持转而逐渐冷淡。

　　公元758年8月，就在圣武天皇死后不久，天皇诏书宣布为了减轻鉴真的负担，停止他的僧纲行政职务：“大僧都鉴真和尚，戒行转洁，白发不变，远涉沧波，归我圣朝，号日‘大和尚’，恭敬供养。政事操烦，不敢劳老，宜停僧纲之任。集诸寺僧、尼，欲学戒律者，皆属令习。”这其中的奥秘，或许是鉴真自己明智的退却，或许是来自旧派势力的斗争。

　　尽管如此，鉴真与他的弟子们仍然恪守着一个出家人的戒行风范。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十年弘法生活的鉴真，此时的身体却是越来越差。

　　公元763年的5月初六，鉴真已经明了自己往生的时限，便在唐招提寺自己的僧房，面西端坐，进入禅定，以76岁的高龄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东渡弘法生涯。

　　六、伟大的贡献

　　鉴真东渡日本的伟大事迹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千古景仰和赞叹，一方面在于他的百折不挠、信守诺言、不怕困难的顽强精神；另一方面还在于他架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把大唐帝国的先进文化带到了日本，对于日本奈良时代天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或许人们不仅要问：鉴真一行对于日本文化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真的起了那么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吗?

　　的确，鉴真的东渡看似是一个佛教的僧团组织，实示上却是一个规模宏大完整的文化技术传播团体。

　　成书于公元779年的《唐大和尚东征传》曾记载，随鉴真和尚赴日本的僧人中，有雕刻玉器的、有雕塑人像的，有镌碑的，有懂得铸造工艺的，有擅长绘画和书法的，有精通医药医术的，还有擅长手工的建筑师。可以说，他们把当时最成熟的大唐帝国的艺术与科技文明全面地介绍到了日本，对日本后来文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建筑、雕塑艺术方面，鉴真及其随行弟子们所建造的唐招提寺是盛唐建筑和唐风格雕像的集中体现。金堂没有采用日本习惯的主殿双层结构，而是采用单层的结构，其建筑结构特征与我国唐朝时期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正殿极其相似。唐招提寺带有唐朝风格的金堂、戒坛、讲堂经历了1200多年的风雨沧桑，今天依然留存，它们是今天日本留存的天平时代最大、最优美的古建筑之一。

　　唐招提寺东部安放的鉴真和尚坐像，是鉴真的弟子思托在师父圆寂前就完成的一件珍贵的艺术作品。坐像高2尺7寸，是一尊等身造像，逼真地再现了鉴真生前的姿态、神情与睿智。据说，在日本美术历史上，鉴真坐像是最早的肖像雕塑，被定为日本的国宝，受到特别的珍视和保护。1981年，鉴真坐像回到了故里扬外I，在大明寺供奉瞻礼，数千万计的信众前来朝拜鉴真坐像，他不仅是日本的国宝，也是今天中日佛教友好情谊的宝贵象征，是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17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唐招提寺迎来了一位著名的俳句诗人，他的名字叫松尾芭焦。伫立在鉴真坐像前的芭焦，看到一束阳光折射在鉴真大和尚失明的双眼上，宛如垂泪欲滴。此刻的芭焦有感于鉴真东渡的伟大，心情异常的激动，不觉从心里流出了这样的俳句：

　　愿将一片新叶，

　　揩掉您的眼泪。

　　鉴真带到日本的绣像、雕像、画像、金铜、书帖等唐朝艺术，使奈良时期的绘画和雕塑等艺术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日本奈良时期，开始流行书法艺术。大批唐朝的写经传入日本后，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书法艺术的发展，尤其是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王羲之、王献之的真迹法帖，对日本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鉴真和他的弟子法进也都是书法的高手，唐招提寺正仓院内至今还保存了他们师徒二人的笔墨手迹。

　　作为从小就“开悲田而救济贫穷”的鉴真，到了日本仍然没有放弃他治病救人的习惯。据说在他讲经说法之余，还为人们传授医道和制药的方法。光明皇太后有病时，鉴真所开出的药方据说疗效很好。圣武天皇生病时，曾请126个禅师进宫医疗，其中就包括鉴真和他的弟子。

　　日本史籍上还记载着，鉴真和尚用鼻嗅的方法，把正仓院所藏的药物一一加以辨证，并说明每一剂的用途。直到日本江户以前，日本的药商都还奉祀鉴真为始祖，凡药店的药袋还绘制有鉴真和尚的肖像。虽然这只是传说，但是《日本国见在书目》中，依然列有《鉴上人秘方》一项；而在《医心方》一书也有一条，据说是鉴真所写。

　　据说鉴真东渡时，还带了大量的甘蔗和蔗糖，正仓院中收藏过唐朝时传入的蔗糖。有人认为鉴真有可能把制糖的技术传播到了日本。据说，今天日本人吃的豆腐、酱油等都与这位伟大的和尚有关。日本佛教学者道端良秃先生在他著名的《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中曾这样说道：

　　鉴真不仅传来了佛教、戒学，也带来了各种文化艺术。在鉴真渡海传记《东征传》中，有鉴真带到日本的各种物品的目录，其中分别详细记载了这些物品：食物、药品、香料、佛像、经和疏、佛具以及其他物品。在我居住的京都，有一条药店街，那儿把鉴真当药神供奉着。总之，我们不能忘记，鉴真东来日本，给日本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难怪，日本人民以崇敬的心情，缅怀鉴真的伟大功绩，尊他为“过海大师”。

　　鉴真盲目航东海， 一片精诚照太清；

　　舍己为人传道艺， 唐风洋溢奈良城。

　　这是1963年为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著名诗人了若先生写的诗句，他热情讴歌了鉴真崇高的献身精神．度评价了鉴真为促进中日两国佛教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乙所做的巨大贡献。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 文／《佛教文化》格桑尼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