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李叔同早年照片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弘一大师手书的一件以《大方广佛华严经》偈语“自归于佛，当愿众生绍隆佛种，发无上意”为内容的真迹，至今仍被天津市佛协收藏。此真迹下款为“圣觉居士玄览”等字。圣觉居士是何人？笔者经艰苦考证，认为这是抗战初期，弘一大师在南方寄赠给津门著名居士张伯麟（后为天津佛协会长）的。
张伯麟与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交往，是一件鲜为人知的史事。更令人惊奇的是，张伯麟还是李叔同早年的许多照片的保护者。如是，在“弘一学”的研究中，张伯麟成为一位不能不提及的人物。
正因为李叔同早年的照片能够幸存至今，我们才能更直观地领略到其多才多艺的风采。那么，这些至少有数十张之多的照片，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呢？这不仅取决于丰子恺的努力呵护，也取决于当年丰子恺称之为“天津某居士”的张伯麟的精心和有意识。这段往事，如今细品仍令人感到温暖。

李叔同出家前赠与丰子恺心爱物

1918年，在李叔同皈依佛门前的若干天，他把许多“书物”赠与爱徒丰子恺。其中，就有一包照片。丰子恺打开一看，“有少年人，有中年人，有穿袍褂的，还有女的和扮演京戏的。”丰子恺在惊奇之余，忙上前询问个中缘由。
李叔同笑着将照片逐一作出说明----“这是我年轻时照的”；“这是我在东京时照的”；“这是我和东京美术学校里一位印度同学交换了服装而照的”；“这是我演京戏《白水滩》时照的”；“这是祭孔子时穿了古装而照的”；“这是我初到上海时，穿了上海最时髦的一字襟背心而照的”；“这是我假扮上海女郎，穿了当时最摩登的女装而照的”；“这是我演话剧，扮茶花女时照的，那腰身束得非常之细呢，哈哈哈哈。”
丰子恺觉得这笑声好像是在笑另外一个人。于是，他将这包照片拿回家保藏。这包照片使人对李叔同的璀璨艺术人生一览无余。丰子恺的亲友借看之后，都说李叔同是一个“无所不为的人”。
丰子恺对此也感慨良多，认为李叔同的“好变”，是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天才。“全靠好变，才得尽量发挥他各方面的天才，而为文艺教育界作不少的榜样，增不少的光彩。”丰子恺料想，李叔同“在当时一定对每一种东西热衷，为每一种东西兴奋，而尝到每一种东西的甘味。然而这些东西都像甘蔗，尝完了甘味之后，剩下来的只是渣滓，使他不得不唾弃，而另找永久的‘法味’。”
由此，丰子恺也感到，这包照片“使人猛醒人生的无常”。号称“不朽”的文艺，也只有一时之荣，何况世间其他“名利恭敬”呢? 如果能够看透这个“无常”，人便可以抛却“我利私欲”的妄念，而“安心立命地、心无挂碍地、勇猛精进地做个好人” 。
丰子恺珍视这包照片，却并非秘而不宣，他常乐于以崇敬之情出示，在与大家共同欣赏中，分享一份快乐、获得一份感受。正是他的慷慨，才使这些照片被传奇般地传承下来。

李叔同早年照片原件被日寇炸毁

1926年，弘一大师将丰子恺的居室命名为“缘缘堂”并题写匾额。1933年春，丰子恺在家乡石门湾（今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建起“高楼三楹”，为缘缘堂“赋形”。这包照片就被珍藏于此。1937年11月，日寇进犯，缘缘堂被毁于一旦。丰子恺无奈拖家带口流亡大后方。稍一安顿，他就又牵挂起这包照片，“常恨走得太匆促，懊悔没有把它拿出。”他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缘缘堂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他都仿佛看得见。对这包照片的保藏位置也不例外。最后一次冒着炮火返回缘缘堂取书物时的情景，也浮现在眼前。11月15日夜，丰子恺与长女丰陈宝悄悄返回缘缘堂，在匆匆之中，他只得将手头边“所喜欢的、最近有用的和重价买来的书选出两网篮。”当时，缘缘堂西屋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两网篮”无异于“杯水车薪”。这包照片因不在手头边而漏网。
但是，对这些照片，丰子恺却恍然之中存有一些希望。以至于后来有知情的石门湾乡亲对他说起“日本兵是先把他家中的书物搬空后，才放火烧屋的”等情时，他这种希望又越发显得强烈起来。他甚至自我安慰道，“如果这样，这包照片也许还在人间。”当然，他也深知，暴敌是指望不得的。这份无法割舍的情怀一直折磨着他。
魂牵梦绕数年之后，有一天，寄居大后方的他，忽然接到“天津某居士”的一封信，内附照片一套。丰子恺惊喜地发现，“正是法师给我的那一套”。这令丰子恺大喜过望，也如释重负。看罢信，他方知这包照片到底幸存了下来。

张伯麟复制之举使照片免于失传

原来，在缘缘堂期间，他曾一度将照片出借寄给天津这位居士。该居士将其复制后，如数寄还。也许是曾将其所藏弘一大师遗物屡屡出示他人的缘故，这件事早已被丰子恺忘记了。不过，该居士是有心人，后将照片重印许多套，“遍赠同志”，并将底片保藏。该居士在报纸上看到丰子恺在文章中记述缘缘堂被毁过程时，不仅痛惜这些照片的失落而且期待这些照片的下落，特重印一套并设法找到丰子恺的地址寄来，以弥补丰子恺的遗憾。尽管照片的原件毁失于缘缘堂已毋庸置疑，但“天津某居士”的义举，使照片免于失传。这令丰子恺感到莫大欣慰，“失而复得，我很欣慰。”“把它们出借，似乎是出于灵感的。”
正是经历了这多沧桑变化，丰子恺深感收藏的“虚无”，以至于将这套照片也转赠他人了。解放后，他将幸存的有关弘一大师的其它实物资料也送交博物馆，“我自己片纸不收藏了” 。
解放初，谢志学将弘一大师生平照片放大精印，并以年代顺序编成一本册子，要丰子恺写一点感想。1950年3月，丰子恺所作《拜观弘一法师摄影集后记》一文在《觉有情》上刊发。文中他对天津这位居士念念不忘。据他判断，在谢志学的所藏中，李叔同出家前的一部分照片，“料想与天津某居士的复制品有关”。因为在他印象里，“并未借给第二人去复制”。尽管随着时光流逝，丰子恺已不能记起这位居士的姓名了。但他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居士来自天津。对弘一大师的故乡，他的印象总是那样的深刻。
1960年2月，居沪的丰子恺收到远在新加坡的广洽法师来信。信中附寄一帧李叔同年轻时的木炭画画像的照相版。由于与原作相去无几，丰子恺“深为欣慨”。原来，李叔同出家前将这张“大约一方尺半”的藏画也授他宝藏，他“加以装潢，悬之缘缘堂东壁。”缘缘堂被毁时，“此画亦成灰烬矣”。在给广洽法师的复信中，他特“作一题跋附上”，“以明此画之来历也”。在感叹“国外对弘公景仰之深”之余，他再一次勾起对当年那包照片幸存过程的回忆，且倍感温馨。

“天津某居士”最早传播李叔同照片

丰子恺在文章中提及但实在回忆不起姓名的“天津某居士”，是对这些照片的传世起关键作用的人物。这是最早对李叔同照片进行的一次集中复制和传播。他究竟何许人也？笔者就此与天津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会理事李凤池、天津佛协副会长王剑非等耆宿进行过反复探讨，先从津门书法家、著名居士龚望20多年前在一个公开场合的回忆入手，又从弘一大师当年寄津的一幅幸存真迹的上款中发现端倪，还在偶然中寻访到天津佛协原会长张伯麟（1892－1973）的后代并获悉一些鲜为人知史事。梳理和分析这些线索的结果，是大家对“天津某居士”的身份判断基本清晰起来――张伯麟就是“天津某居士”，或者是当时参与李叔同照片复制活动的若干位“天津某居士”的代表。
张伯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至文革前活跃在津门佛教界的著名居士。他原名张瑞征，字以行，法名圣觉，直隶省故城县人，1925年从北洋陆军军医学校毕业来津后，于1927年利用法租界二十六号路95号（滨江道、山东路交口附近）一处三层楼房，与人合开天津神功大药房，任经理，后创建张伯麟医院，任院长，曾自制称誉津门的妇科药剂“福坤药片”等。作为天津西药业的代表，张伯麟相继担任西药公会、新药公会、新药业同业公会会长，在天津商会任执委、监事等职。其长子也学军医，天津沦陷前曾在二十九军佟麟阁麾下任职。他与寓津大人物接触较多，徐世昌、郑孝胥等手迹匾额、对联在大药房显得很乍眼。末科状元刘春霖来津还经常下榻在神功大药房，曾在此书《心经》等书法作品。
1935年前张伯麟皈依佛教，在大药房二楼设置佛堂。他还与李唐民、盛南台等居士在李唐民创办的新中国广告社（今山东路一带）组织佛教功德林，还参与创建莲社。他与佛教界人物有不少交流。从谛闲大师《覆天津张伯麟居士函》等均可表明这一点。
七七事变前，天津曾掀起过一场介绍乡贤弘一大师的热潮。作为弘一大师在津的最早崇拜者之一，张伯麟曾专门给丰子恺写信，请求复制这些照片，“遍赠同志”，以弘其德。由于丰子恺乐于向人展示李叔同的早年照片，并写文章记述其事，因此张伯麟是知道存于丰子恺手中的这些照片的。丰子恺慷慨地将照片寄往天津。张伯麟守信将原件寄还。张伯麟当时并未想到，这其实是一次文化抢救行动，对日后李叔同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
张伯麟与弘一大师是有书信往还的。沦陷后的天津，备受日寇铁蹄践踏蹂躏，损失惨重。弘一大师尽管在南方，但牵挂家乡之情深切，遂与津门友好联系明显增多，至1942年圆寂前，他向津门寄赠了许多书法作品（包括一些诗文手迹），成为其1918年出家后与家乡交流的一个高峰期。通过与其抗战中的种种爱国言行结合起来考证分析，此举是弘一大师用当时他惟一可行的方式，对处于水深火热的津门父老乡亲给予的深切精神抚慰。其热爱家乡、关心乡亲、牵挂友人的真情可鉴，也反映出这位爱国高僧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大义。弘一大师寄赠给张伯麟的书法真迹，并不止如今天津市佛协保存的这一件。另外，弘一大师还为张伯麟居士书《大方广佛华严经偈颂》集句对联一幅：“慈悲甚弥广，智慧不可量”，今仍流传于天津民间藏家之手。
张伯麟曾与一代高僧倓虚法师熟稔。青岛湛山寺创修时，他担任分销筹资奖券事宜，他还邀请倓虚法师来津讲经。1939年起倡议大悲禅院复兴时，他是主要参与者。1946年，他受聘任北洋大学校医。解放初他与名医俞保康、张心盘等到下层市民聚居地、河北大街三条石一带，创办“河北大街卫生院”并任院长，并把自办医院的设备全部捐献。他还把供奉的诸多佛像、佛经、法器等赠与大悲禅院。1957年起他担任中国佛协天津市分会副会长，1959年，张伯麟曾撰文《欢庆建国十周年》，歌颂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他举例说，“以天津市佛教徒来说，都能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在过去佛教徒无力保护的寺庙古刹，均由政府修葺一新，而且各宗教界时常团聚一堂，进行协作，宗教与宗教间能够如此，真是空前创举。因此，我确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不同信仰的宗教徒团结起来。”他对解放后的宗教活动总结道，“我们佛教徒在党的十年领导教育之下，既改造了自己，还参加了从事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转苦为乐、转人间为天堂的菩萨愿行的工作。”
1963年他任中国佛协天津市分会会长。文革时他仅靠捻棉签艰苦度日，后被定为自由职业者。
悲天悯人、乐善好施贯穿了张伯麟的一生。他在行医期间经常向穷苦市民施药施医。1939年，天津闹大水。他与众居士假佟楼一带的盐业银行，开办临时产科救济医院，邀请妇产医生为大批受灾产妇接生。他对待学徒，宽厚且注重培养其技能，坚持多年资助其上药剂士（师）学校学习，这些人都成了新中国天津卫生战线的人才。王勇则曾载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