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

　　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

　　张亚莎　龚田夫

　　来源： 中国藏学

　　[摘要]宁夏贺兰山西夏时期的“塔图形”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显示出明确的一体性，反映出党项人也曾是青藏岩画的创造群体之一。西藏岩画中也有大量丰富的塔图形岩画，它们体现了高原古老的苯教重祭祀、祭坛的文化特色。西藏岩画揭示了苯教不仅拥有祭坛塔的传统，而且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已经形成苯教塔祭坛的建筑特色。苯教塔祭坛的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早于吐蕃王朝时期，是藏西地区受到周边佛教国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一、引言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中国岩画研究中心赴宁夏贺兰山考察岩画月余，在贺兰山脉的中段与北段，意外地发现了不少西夏时期的“塔图形”岩画，这些岩画有两种风格类型。第一种从造型上看，有些简陋和不规范，但发现地点与数量相对多一些，主要分布于贺兰山脉中段与北段的山沟里（贺兰山中段在银川一带；北段在石嘴山一带），尤其以北段韭菜沟的塔形岩刻最为集中（图1）①。第二种的造型已明确为藏传佛教的早期佛塔，比较接近宿白先生著作中经常提到的“嘎当觉顿”佛塔②。这种佛塔目前仅发现于宁夏贺兰山脉北段石嘴山区的涝坝沟口③（图2）。两种类型的西夏塔图形，仅从外形看，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为佛塔，而前者只能说是一种塔状物。

　　据宿白先生的考察与研究，“嘎当觉顿”塔是12—14世纪期间流行于西藏腹地及西北河西走廊地区的一种早期藏传佛教佛塔样式，它几乎同时出现于西藏腹地的寺院壁画和河西走廊的一些石窟寺（张掖马蹄寺石刻及安西榆林窟壁画）里，为元朝结束以前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后弘期早期藏式佛塔样式。根据笔者近年来对西藏岩画的梳理，“嘎当觉顿”塔最早见于藏地，应当是在西部阿里日土的岩画里（见图3），其年代可能早于11世纪（不排除更早的10世纪，甚至是9世纪）；而它出现于卫藏寺院壁画的时间至少应在11世纪之内①。这种独特的塔造型，其渊源可能并不直接来自于印度，公元2世纪前后，这类塔己出现于中亚犍陀罗地区，其造型与早期印度的桑吉大塔有明显的区别。由此，大致的推测应该是：这种类型的早期佛塔样式，最先很可能是通过中亚一些佛教国家进入青藏高原的西部地区，然后经由西藏腹地，再向西北甘青地区漫延，大致在西夏时期，它们己抵达河西走廊。

　　长期以来，笔者也在关心这类早期藏式佛塔样式向东及向北延伸的情况，从理论上推测，“嘎当觉顿”塔不可能只抵达古代敦煌、安西或甘州，最远它们应当能够到达西夏领地（甚至是蒙古地区）。正因为如此在贺兰山北段石嘴山一带发现这种嘎当觉顿塔岩刻也就不难解释了，它证实了我们的推测。不过，严格说来，宁夏贺兰山发现的“嘎当觉顿”式佛塔，并不完全归属于岩画研究范畴（已进入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的范畴），只是因为它的分布与年代关系与贺兰山岩画第一种类型的西夏“塔形物”有密切联系，所以需要在这里特别提及。党项人既然以银川为中心建立西夏国，西夏国中后期又兴盛藏传佛教，那么，西夏境内的岩画中出现藏式早期佛塔图形，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令我们兴奋的是第一种塔图形在宁夏贺兰山脉岩画中的发现（图4），这类似乎并不能直接归因于佛教塔图形的岩刻，大抵同时出现于原西夏人活动的核心区域，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便更为丰富了。

　　通过近年来对西藏岩画的梳理，这类“塔形物”，与其说是佛教遗迹，莫若说是西藏苯教文化的遗存，它们出现于西夏，至少反映出两个事实：一、党项人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的一体性。二、早期源于苯教祭祀活动的“塔”形祭坛，或许已融入佛教文化。另外，由于西夏时期在年代上的准确性，西夏塔图形岩画的发现，对西藏岩画塔图形的年代（尤其下限年代）的判断，显然会有帮助。西夏党项岩画与青藏高原岩画的一体性，证明青藏高原岩画制作的主要群体为活跃于青藏高原北部地区的羌系民族。西藏岩画的制作者，主要是距今3000—1000年开发藏北“羌塘”的羌系族群，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族群是汉文史料中记载的西部“女国”人和北部“羊同国”人，从青藏高原岩画的分布看，似乎并不包括更东北部的苏毗人和党项人（虽然青海湖一带的后期岩画显然与吐谷浑人有明确的关系）①。然而，从贺兰山西夏岩画中存在着青藏高原早期塔图形（另外还有一些非常典型的青藏高原耗牛图案）的岩画现象看，党项人其实也是青藏高原岩画制作群体中的一支，而苏毗人大概也应该属于这个创作耗牛岩画系统的民族之一。

　　二、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

　　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出现的这两种类型的塔图形，均能在西藏岩画中找到其渊源，换言之，其源头在青藏高原，它们显然是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党项族不断东迁后的产物，是西藏岩画向东向北走得最远的一支。西藏岩画中有相当丰富多彩的塔形图案。关于这些塔图形岩画出现的年代，研究者一般倾向于将它归类于西藏的佛教文化②，于是，凡出现塔形图案的岩画点，其年代也就相应地晚至吐蕃王朝时期以后，甚至更晚。然而，关子西藏岩画中的塔形图案，有几个间题是需要讨论的。1、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是否一定就是佛教的塔（率堵坡stupa）？2、西藏高原原有的土著宗教是否也会有类似于“塔”状的祭坛或建筑物？显然，问题的关键，还是西藏塔图形岩画的主体，究竟属于吐蕃的佛教文化时期，还是属于前佛教文化时期即苯教文化时期？

　　我们知道，高原的岩画从整体看，其主体部分应当是属于前佛教文化时期，惟独大量出现的塔形图案属于佛教文化时期，从道理上有些说不过去。诚然，一些塔形图案旁边的确出现了藏文经咒，出现这种情况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是并不排除六字真言为后来增补的可能（换言之，六字真言经咒并不一定能够成为岩画断代的惟一标准）；二是少量塔图形确实可能延续到佛教文化时期；不过就西藏塔形图案的主体部分而言，它们还应当是苯教文化的产物。理由如下：

　　1、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绝大部分与佛教塔在造型上有明显区别。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相当部分的塔形图案与流行于印度或中亚地区（包括我国西域地区）佛教的塔，无论是基本构成，还是造型样式，特别是它们所表达的宗教理念，都很不一样。只有少量的塔形图案与印度佛教的塔比较接近，但仔细观察也并不完全一样。

　　2、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能够从西藏岩画的塔图形发展序列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原苯教不仅拥有祭祀用的“塔”状石砌祭坛，而且苯教的这类石祭坛也确实有它发展演变的明确轨迹。而苯教塔祭坛的基本特点，便是以垒石构成台阶式的塔状物。

　　西藏岩画产生的时期，主要发生于距今3000—1000年之间③，即考古学的铜石并用时期或藏史的小邦国时期与吐蕃王朝时期。西藏岩画曾有2000余年的漫长发展历程，比较而言，塔图形的出现，在整个西藏高原岩画发展序列中，应当是相对晚出的一种岩画文化现象。很显然，在高原岩画所有的象征性符号中，塔形图案与雍仲、树木、日月等古老符号相比较，确实缺乏古老的特征，但它的主体部分仍然属于苯教文化时期，后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高原苯教塔形祭坛图案的出现，大致应在公元后第一千纪。

　　从西藏岩画看，距今2000—1300年期间里，苯教的符号系统己逐渐走向完善，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在苯教符号系统中加进了塔祭坛的符号；距今1200年（吐蕃时期）以后，苯教岩画己明确显示出佛教文化的影响，由是其塔祭坛也逐渐向佛塔的模式靠拢（但不够规范）。即在这1000年期间，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从萌芽、形成、演变到最终完成，同时经历了西藏岩画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青海岩画，在这一时期里已逐渐脱离了青藏高原岩画的主体部分，而走向衰落，高原岩画的主体部分则主要集中在西藏的西部与北部（西起阿里日土向东延伸至藏北纳木错湖一带），即“羌塘”地区。

　　三、藏西地区塔形图案的早期发展序列

　　由西藏残存的早期青铜小型饰物（“天降石”或雷公石，藏语“托架”），我们找到了苯教最早的“塔形祭坛”，显而易见，古代的北部高原的确拥有自己的祭坛传统。这类祭坛在造型上分为两部分：建筑的主体部分和顶部的标志部分，即塔身与塔顶两部分（图5、图6）。其主体部分是一个锥形塔状物；而塔顶部为一个三叉形（很接近“山”字型），至于顶部的这个三叉形究竟代表什么意思，目前还很难解读。更有趣的是我们在西部日土拉卓章岩画点里，也见到了与之类似的最早的塔形祭坛岩刻（图7、图8）。

　　苯教祭坛最初的原型或渊源，可能与藏西、藏北普遍存在着的石祭柱（图9）有关。早在20世纪前期，一些外国考察队和藏学家就在高原的西部与北部发现了一些显然具有人工性质的神秘的独立石柱和一些由石头垒、堆积或拼摆而成的祭坛①。1989—1992年期间，西藏文物普查队在西部与北部又发现了一些类似的新的遗迹，并将它们命名为“大石遗迹”或“巨石建筑”②。美籍藏学家温森特·贝莱萨自1995年起便在藏西藏北地区考察古代象雄文明的遗迹，他在1999年、2000年的两部考古报告中提供了有关早期石祭坛与石砌建筑的大量图片资料，这些丰富的图片资料可以清楚地证实羌塘草原早期苯教文明的发达，尤其是这些苯教遗迹与石文化的特殊关系。显然，高原的北部地区曾经有过相当数量的早期苯教石祭坛或石砌建筑，它们是与藏北岩画同时期的考古遗存。

　　早期苯教祭坛，更像一种祭柱，图7是日土拉卓章岩画点的一组宗教符号系统。画面由苯教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日月、雍仲、树木、塔形图案、鹰、鸟人及鸟巫等共同构成，在这组符号　系统中，两个形态与“天降石”里的早期苯教祭塔十分接近的塔形图案引起我们格外的注意。这两个塔状物，其主体部分是圆锥形塔身，顶部呈三叉形。早期苯教祭塔（或祭柱）出现于藏西，而不是藏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探讨的现象，它反映出塔形图案的出现，可能与更西部的中亚或克什米尔地区的文化有关。而两个塔状物与苯教具有特殊意义的雍仲符号、鹰图形、鸟人鸟巫、日月符号等组合在一起，说明在苯教的象征性符号系统中，又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塔状物图案。日土县热邦湖区的拉卓章岩画点不仅出现了早期苯教祭柱的图形，更重要的是这个岩画点另外的10余个塔状物图形，向我们展示了苯教祭塔（坛）如何分展演夺的软迹，从该个意义上看，拉卓童岩画点无疑是西部她区最重要的岩画点之一。

　　早期苯教祭坛看上去的确更像祭柱（图9），但后来的变化则逐渐朝着构成式祭坛的方向发展。祭柱向祭坛的转变，应当是苯教祭塔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此一阶段，最本质的变化是原本由一根长条独石构成的祭柱，现在已由若干个大石块垒积而成。图10和图11，便是由若干块石头垒成的祭坛，其基本样式是层层向上收分，但由多少块（即由多少层）石块垒成似乎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如图10里的祭坛是由四块大石垒成的；而图11则是由三块垒成，甚至垒石材料也不一定非要下大上小逐渐向上收分倾斜，图12里的祭坛就是“亚”字型祭坛，其随意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时期祭坛顶端部分的图案似乎也不再呈三叉形，而是一个向上的尖状物。

　　当祭坛的主体部分固定为五阶梯式时，西部苯教祭坛的样式也就基本形成了，温森特·贝莱萨认为苯教石祭坛的“五阶梯”可能代表着苯教宇宙观构成的五元素（水、火、金、木、土）①。这种相对比较规范的样式出现于扎洞岩画点。扎洞岩画点与拉卓章岩画点一样，也位于日土县热邦湖区。扎洞岩画点的塔状物具有明确的苯教特色——祭坛的下部由五块大石构成；大石严格地按照下大上小、逐渐向上收分的形态垒成；祭坛顶部供奉着耗牛角（图13）。图14里一共排列了7个塔状物图案，最大的那个塔是由五层石块构成，顶部供奉着牦牛角，但其余的6个塔状物祭坛却都只有四层台阶，似说明此时五层石阶的规定尚未完全严格化。在祭坛的上方有两个动物图像，正中的是一头鹿，右上方的动物可能是头羊。图13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它也是五层台阶并呈梯状，最上端摆放牦牛角，在它的右侧还有一个未完成的塔状物图形。当然，祭坛上供奉的也并不都是牦牛角，图巧的塔状物顶部供奉物就是另外的物像，只是无法确切地知道那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将塔状物图形固定为五层台阶式祭坛和顶部供奉托牛角，当是藏西地区塔祭坛发展沿革的第三阶段，也是苯教祭坛基本样式的形成阶段。显然，无论是祭坛本身的构造，还是坛上供奉的耗牛角，都具有鲜明的苯教文化特色（藏区至今仍有在祭坛上或在重要的大型玛尼石堆上供奉牦牛角的习俗，而这一习俗无疑与苯教有渊源关系），因此至少到这一时期为止，岩画中的塔状物图案都应当属于前佛教文化时期。

　　四、早期佛塔对高原苯教塔祭坛的影响

　　苯教祭坛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佛教塔的影响？从西部地区塔状物岩画的发展序列看，大概应该从第四阶段开始。第四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在五层阶梯祭台上出现了圆“坛”状物。佛教的塔早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覆钵形圆坛和圆坛上的塔尖部分，故可推测高原岩画中的苯教祭坛上出现圆形覆钵坛，应该是受到了佛教塔的影响所致（图16）。这个小圆坛的出现，看似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但却很可能是一个质的变化，因为早期苯教祭坛确实不见这类覆钵形圆坛。问题在于苯教塔祭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佛教塔的影响？它是否在吐蕃王朝时期才开始的？

　　据《北史·女国》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五六世纪），西部女国已经受到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也正是这个时期，女国东部的吐蕃人也开始接触到了佛教文化。据藏史记载，在脱脱日年赞普时期（大约在公元5世纪前后，与《北史》记载的女国大致同时），曾有佛教僧人去吐蕃传教，但当时吐蕃藏王大约并未接受他们的传教，僧人在离去时将几部佛典留在了吐蕃①，虽然藏王脱脱日年赞普没有接受佛教，但却将佛典供为神物，并因此而颇得佛之保佑，脱脱日年赞普在80岁高龄时返老还童，他活了120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藏史一般将这一时期称作“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①。

　　《北史·女国》中说女国宗教“俗事阿修罗，又有树神”，似反映出当时西藏西部的这个女国，除了树神崇拜与鸟卜习俗外，最主要的信仰是阿修罗崇拜。女国所在地理位置，西部毗连克什米尔和印度河流域，北部直抵西域的于阗国，而这些地区均是佛教文化相当发达，且流行较早的地区。印度佛教的第四次集结就发生在克什米尔，这个地区佛教至少在公元前就己经相当流行，与克什米尔毗邻的斯彼堤河谷和斯瓦特地区，也都发现有公元2—3世纪左右的小型佛像，而斯彼堤地区的岩画与西部日土岩画实属于同一类型。古代于阗国可能是我国佛教文化出现最早的地区，至迟在公元1世纪前后，于阗国已引进佛教，于阗国最初引进佛教又与古代迎湿弥罗国（克什米尔）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西部女国的西边与北边都是笃信佛教的国家，佛教文化通过这些地区影响女国是完全可能的，从汉文史料里也能看出西部女国文化与北天竺的关系很密切②。由此可见，藏西地区的女国因受北印度和克什米尔佛教文化影响，其接受佛教文化的时间可能早于吐蕃王国时期（唐朝），至于它能够早到什么时期，不见记载。《北史》、《隋书》中己经出现类似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基本定型。因此即使是西部苯教祭坛岩画里出现了佛塔的影响，也未必说明其年代已晚至吐蕃王朝的后期（公元9世纪前后），至少在5—6世纪左右藏北高原的古国可能己经受到来自西部佛教文化的一些影响。笔者认为，苯教祭坛最早出现于藏西地区、而其祭坛发展序列的中期受到佛教文化影响也是在藏西地区，这都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是与藏西周边地区（北印度、克什米尔、于阗、尼泊尔）都是佛教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正因为如此藏西地区才可能成为苯教塔（祭坛）文化萌芽、形成、发展及演变的重要地区。

　　五层塔基上出现覆钵形圆坛的例子最早出现于日土县热邦区的嘎仁邦日（又称邦日）岩画点（图16），乍一看，它与扎洞岩画的祭坛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圆形坛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质的改变。此一阶段，圆坛上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供奉物，拉卓章岩画点的一尊塔，其圆坛上还有一圆柱；而另一幅拉卓章祭坛的圆钵上则有一水平方向的小平台，台上似乎有日月图像。圆坛的出现是西部塔状物图案变迁的第四阶段，也是祭坛开始受到佛塔影响的重要阶段。第四阶段向第五阶段的转化，是在五层塔基的下面又加上了方型底座和一个内缩的部分，最后这个结果看上去也就更接近佛教的塔（图17、18、19），第五阶段是西藏苯教祭坛塔的最后完成。

　　拉卓章岩画点还能看见一些佛教的塔形图案，一块岩石上并列地刻着三座塔，塔底部各有一排藏文的六字真言，塔身分为三截，第二截的正中有梵文字母，最上端有日月图案。日月图案其实仍然是苯教的古老原型，显然佛教的塔也吸收了苯教的一些传统图案。

　　五、藏北塔状物的发展序列与特点

　　藏北岩画中尚未见到最早期的苯教祭柱式塔状图形，它的塔状祭坛岩画是从藏西的第三阶段才开始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情况看，苯教祭坛岩画萌芽于藏西日土地区，在藏西逐渐朝着比较规范的苯教塔建筑的模式发展，当它们大致进行到第三

　　阶段时，也就是苯教的塔形建筑样式基本形成时，才逐渐从藏西向藏北地区传播或渐进。换言之，塔形岩画最早出现于藏西凿刻式岩画中，在它们比较成熟之后，方延伸至藏北的涂绘式岩画。

　　藏北的塔形岩画主要集中在纳木错湖沿岸的洞穴岩画里，又以纳木错湖东岸的大扎西岛和小扎西岛（后者又称东岛）的塔图形岩画最为集中。这两个岛屿的洞穴岩画里，有极为丰富和出色的苯教塔祭坛岩画，无论是样式的多样化，还是造型的独特性，它们都远远超过了藏西的凿刻类塔图形岩画。可以这样说，藏西的塔图形代表着西藏苯教祭坛岩画早中期的精华部分；而藏北纳木错湖洞穴中的塔图形岩画则代表着西藏后期苯教塔文化的繁荣发达。苯教祭坛岩画进入第三期，已是西藏苯教塔式祭坛建筑样式基本形成的时期，扎西岛洞穴涂绘岩画里，可以看到第三期较早的类型（图20），其造型与藏西第三期早期样式完全一致。而塔的旁边配有雍仲符号则明确揭示出这种塔式建筑与苯教祭坛的特殊关系。

　　藏北的塔祭坛岩画虽然来自藏西，但到了藏北之后的发展却逐渐显示出独树一帜的特点，从此藏西与藏北基本上形成了各自的系统它们的区别逐渐明晰起来。西部扎洞岩画点的三期祭坛供奉的是牦牛角，而这种形式在藏北则基本不见。藏北的苯教祭坛上供奉的是树木标本（或类似于植物一样的东西，见图21、22）。这类祭坛与树木图形组合搭配的图像在纳木错湖北岸的东香布岩画点也有发现，但似乎已经属于比较后期的塔形图案，因为在塔身上写有藏文字母（图23）。藏北第四期塔图形岩画也与藏西不太相同，同样是出现了覆钵形圆坛，藏北

　　的圆坛之上往往只有一根天线般的直线（图24）。而藏北第五期的塔图形亦然（图25）。这类塔图形与后来西藏的佛塔已经比较接近。

　　藏北后期的苯教塔建筑显示出无拘无束、纷呈多样的性格，祭祀文化的色彩非常突出，并显示出一种浓郁的神秘主义特点。图26是小扎西岛洞穴岩画中的苯教祭坛塔，塔的基座上有两个雍仲符号，塔身的周围又有三个雍仲符号。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祭坛上站立的人形，不知那个人形究竟是位巫师，还是个人祭。图27与图26的造型比较接近，塔顶部所供奉的，既有些像人形，又似乎是一种符号式的奇异形象。塔的基座与塔身部分的造型也比较怪异，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土台，上面供奉着代表神灵的标识。（图27）。藏北纳木错湖东岸的扎西岛洞穴岩画中的塔图形，不仅样式丰富，造型多神秘感、而且具有明确的“雍仲”苯教文化的特色。西藏岩画中的鸟（鹰）崇拜的色彩，在藏北也同样有出色的表现。

　　藏西阿里拉卓章岩画里，出现过鹰与早期苯教塔祭坛共存的现象，但一般藏西岩画并不将塔祭坛与鹰崇拜的内容放在一个画面里。有迹象表明，鹰（或鸟）崇拜是象雄古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西藏岩画非常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但鹰图形似乎更多地与巫师（苯教徒）的巫术活动相关（例如装扮成鸟人或用鸟面具、鸟的翎毛装扮巫师）；而塔祭坛则本身就是苯教徒们膜拜的对象。

　　将塔崇拜与鸟崇拜两个内容合二而一的例子，却出现于藏北纳木错湖洞穴岩画里（图28），这种鸟形塔建筑与其说是塔，莫若说是一种特殊的祭坛，它更直接地表达了苯教鸟崇拜的观念与习俗。图28的右画面是两个呈鸟形的塔祭坛，在祭坛的最上方，似乎还插着植物状的物什。在鸟形塔的前面，一个头上插着树枝状（？）植物的动物，似乎意味着动物本身可能具有某种神性，更可能的是该动物是祭祀活动专用的祭品（牺牲）。纳木错湖东岸的大、小扎西岛是藏北苯教塔图形最集中的岩画点，它意味着这一带曾经是藏北苯教文化的一个核心区域。温森特·贝莱萨曾在这一带进行过实地调查，收集了不少民间传说，又查阅了苯教文献资料，从几个方面证实纳木错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藏北苯教文化一个大本营，而大、小扎西岛的塔图形岩画，应该说从文物的角度上证实了这一点。

　　[本文责任编辑　央珍]

　　[作者简介]张亚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龚田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北京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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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P70

　　①李祥石、朱存实：《贺兰山岩画与北山岩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③据带我们去石嘴山大武口涝坝沟考察岩画的石嘴山市文物所副所长韩俊峰先生介绍，这一处岩刻自发现后，由于其造型是贺兰山岩画中最为精美的塔形岩刻，为避免遭到人为破坏，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布消息。

　　P71

　　①11世纪末叶山南地区扎囊县境的扎塘寺壁画里，已经能够见到这种嘎当觉顿塔的造型。宿白先生一直认为扎塘寺壁画为元代壁画，故将此塔年代断代为13世纪前后（参照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目前藏学界对扎塘寺中心佛堂的壁画的断代，也有持11世纪说，笔者属于后者。见拙文：《西藏扎塘寺的壁画》[J]，载《民族史研究》第1辑（总第3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141页；又见拙文：《扎塘寺艺术分析》[A]，载王尧主编：《贤者新宴》第3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177页。

　　P72

　　①青海湖地区的岩画之所以可能确定与吐谷浑人相关，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原有的羌系土著岩画风格中，突然出现了某些典型的“胡”系（或北狄系）的岩画表现因素（如车辆图形、虎图形、骆驼等内容的出现）。而岩画的这一复合式文化现象，恰恰证实吐谷浑国民族形成的基本方式是土著羌系民族与外来的胡系民族的一种融合——笔者注。

　　②西藏文物普查队：《纳木错湖扎西岛岩画调查报告》[R]，1994年；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M]， 1998年版；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M]，2001年版。

　　③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P73

　　①[意]G·杜齐著，向红茄译：《西藏考古》[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李永宪：《西藏原始艺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P74

　　①John Vinoent Bellezza: ANTIQUITIES OF UPPER TIBET: Aa Inventory of Pre-Buddhist Archaeological Sites on the High Plateau (Findings of the Upper Tibet Circumnavigation Expedition, 2000), Adroit Publishers, Delhi-110053, 2002.

　　P75

　　①《汉藏史集》[Z]记载：“拉托托日年赞在位之时，有一只铜箱子从天空中落到云布拉康宫殿顶上，内装《诸佛菩萨名称经》、《宝筐经》、一肘尺高的黄金塔、旃檀嘛尼陀罗尼、《百拜忏悔经》等，天空中并有声音说：‘五代以后，会懂得这些东西的意义’。当时不知这些是佛法，以为这些是奇异之物，就安放在宫殿顶上，有供神的饮料和蓝色玉石等供养。由于这个缘故，拉托托日年赞从八十岁的猴年起，白发变黑，皱纹消失，身体变成青年一样，活了一百二十岁。这些天降的神物，被称为‘年波桑瓦’，拉托托日年赞遗言说：‘我的继承者们，都要向年波桑瓦奉献供养，祝祷祈愿，所有心愿都会实现。’正是在这一时期，吐蕃开始有了佛法，而拉托托日年赞王乃是普贤菩萨的化身。”（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6页。）

　　对这一段藏史的记载，《青史》有比较客观的解释：“拉妥妥日栗赞王在位时，有《积达嘛呢陀罗尼》及《诸佛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虔诚供奉，国政和王寿获得增长。这是西藏获得佛教正法的起首。伦巴班抵达说：由于当时苯波意乐天空，遂说为从天而降。实际是由班抵达洛生错（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来西藏的。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以此班抵达和译师也回印度。这些说法比较为正。”（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P76

　　①廓诺·迅鲁伯著，郭和卿译：《青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又参照《红史》第31页，《汉藏史集》第86页等藏文典籍。

　　②慧超在《往天竺国传》里提到：“又一月过程，雪山。东有一小国，名苏跋那昙但罗，属吐蕃国所管，衣着与北天竺相似，言音即别，上地极寒也。”新旧唐书里不见西部女国，却将藏东的东女国与之相混，在说到藏东（或川西北）的东女国时《旧唐书》（卷一九七）。说它“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于天竺”，而《新唐书》（卷二二二）则说东女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子从母姓，地寒易麦，畜羊马出黄金。风俗大抵与天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