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中国音乐戏剧有何影响

　　禅宗对中国音乐戏剧有何影响

　　佛教音乐则要出现的稍早一些，据《百缘经》记载，佛陀在世时，就有人作伎乐供养佛。佛教传入中土，佛教音乐称为“梵呗”。至三国时已经有了佛教音乐活动的记载。相传陈思王曹植作《渔山呗》，其声动心，清音哀婉，为中国佛教音乐定下了基调。禅宗是一种世俗化很强的宗教，自创立以后，就流行于民间，因此它与佛教音乐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唐代禅宗大兴，马祖建丛林，百丈怀海制清规，在《百丈清规》里，要求僧众“朝参夕聚”，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禅门日诵”。在“禅门日诵”中，赞佛念颂必不可少，在梵呗中体现佛陀的精神，与佛交接。百丈以后，禅门清规又屡次修订，到元代僧人德辉受朝廷之命重订清规，规定了佛事活动时所要演唱的曲目。其中在书中第四章《尊祖章》里，规定演唱《达摩忌》、《百丈忌》、《开山历代祖忌》、《嗣法师忌》几个曲目，以禅宗人物为特点的佛乐正式列入了佛教法事活动中。明代朱元璋曾经把佛教分为禅、讲、教三类，前二类属于禅修和佛学研究的活动，后一类属于佛事活动，于是属于佛教音乐的教事活动在民间更加普及，课诵制度也于此时成为经常性的活动了。清代，天下佛寺大部归禅，佛教徒的日常读颂课本已经取名为《禅门日诵》，在《禅门日诵》里，有《祝祖师仪》和《禅门赞集》，以及历代高僧法语、语录、问答等。其次序是“次伽蓝、次祖师、次监斋”（《百丈清规证义记》）等。有的甚至是直接以禅师的名字来命名佛曲。例如在佛教里经常演奏的《普庵咒》一曲，就是禅宗临济宗第十二代传人，南泉普庵禅师按照梵文字母读音的规则而编排的一首佛曲。它全名为《普庵大德禅师释谈章神咒》，简称《释谈章》，后人则干脆以禅师的法号来作为曲名，因之也称《普庵咒》，并把它收入在《禅门日诵》里。所以促成这一制度的也是一些禅宗寺院和禅门中人。又如南宋时以浙江天童山天童寺为中心的水陆道场，天童寺本身就是禅宗的重要寺院，属于“禅宗十山”之一。明代禅僧、四大高僧之一祩宏也亲自补撰整理仪规，撰成《水陆法会仪规》六卷。禅师法泐还受朱元璋的敕命，制佛乐章，在法会上演奏了《善世曲》、《昭信风》、《慈延曲》、《法喜曲》、《禅悦曲》、《遍应曲》、《善成曲》等七首佛曲。明清时代随着佛教音乐的普及，还形成了以禅宗命名的“禅腔”特色流派。江苏常州天宁寺就是禅腔的代表。此派演唱的特点是：“要求气起‘丹田’，发音沉着宏亮，拖腔圆满，声腔进行中，曲调的音律明显，虽有高低迥转，但不以人为行腔处理轻重顿挫。”（《佛教与音乐艺术》）这个特点，应该说与禅定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有禅修功力较深的人，方能做到气沉丹田，如此高低迥转才能随意游动，唱出感情。在现代声乐理论中，也强调唱歌的声音要从胸腔中发出来。可见，修禅对音乐来说同样是有益补的。

　　禅宗对中国戏剧的发展也是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在二个方面可以表现出来：一是禅宗的教义思想渗透在戏剧创作之中；二是禅宗的事件、人物等成为戏剧的直接题材或间接素材。前者总的来说不是太多，以汤显祖的《南柯记》较为典型。剧中讲述了唐人李公佐在梦中做大槐安国附马，征战南北，又与金枝公主产生了美丽的爱情故事。剧中结尾，李公佐因受到了情欲的折磨，最后在契玄禅师和点化下，方知：“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何处升天？求众生身不可得，求天身不可得，便求佛身也不可得，一切皆空了。”（转引自《佛教与戏剧艺术》）此剧为汤显祖晚年的作品，是汤氏在潜心佛典之后而创作出来的。作者曾自题词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境有广狭，力有强劣而已。”李公佐大梦过后，方知人生是一大空，这也就是达到禅宗所说的，洞彻一切，全部丢下了，因而也就成佛了。而且，成佛求天、求人、求佛皆不可得，关键还是开发自心，即心即佛，就是大彻大悟。后者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是有很多的例子。如在明代演出的昆剧中有一出叫作《渡江》的折子戏，描述了梁武帝时期的国子监博士徐孝克因负罪于妻，在菩提达摩的劝说下，取法号法整，出家事佛，后来还俗作官，建功立业，全家团圆。又如清杨潮观撰的《大葱岭》一戏，也是说的有关达摩应化的事迹。剧中说宋僧法云到天竺取经，中途碰见达摩，回国后向皇帝谈起，皇帝不信，遂开棺验尸，发现空棺一口。剧中唱道：“（净）……我要将三车贝叶都烧化。（末）你烧了经，教后辈将何念诵？（净）烧去经上佛，各人有心上佛哩。”（同上）禅宗的教外别传的心印已经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影响已非一般了。禅宗的语录公案也被频频地用于戏剧。例如《野猿听经》杂剧第四出，叙师徒往来问道：“（众僧）敢问我师如何是西来意？（师）九年空冷坐，千古意分明。（众）如何是法身？（师）野塘秋水浸，花坞夕阳迟。（众）如何是祖师意？（师）三代诸法不能全，六代祖师提不起。”（同上）这里，第一个问“西来意”是取自显明善孜禅师的“九年空面壁，懡懡又西归”的公案。（《五灯会元》卷十六）由是说明禅宗题材受到了剧作家的喜爱。与禅宗有关的人士也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如宋代诗人苏东坡与佛印禅师的因缘，就有人写进了剧本《红莲债》和《金莲记》的传奇剧里。正是禅宗的自由精神和灵活多变的法门，以及各种机锋语录公案的层出不穷，给中国传统戏剧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素材，开阔了剧作家们的视野。当然，在一些戏剧中，也不一定都是全部歌颂禅宗的，有的剧本则是取笑禅僧的，如《红莲记》一类。不管是正面歌颂，还是反面讥讽，但它们都离不开这个有着丰富文化资源的禅宗。所以禅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此话并不过分。（信息来源：《禅宗三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