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个德寿寺

　　北京有个德寿寺

　　王善永 文/图

　　保存完好的两通大石碑成为历史见证

　　说起西藏的布达拉宫和北京的雍和宫，可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提起位于北京大兴区旧宫镇的德寿寺，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而对于它与藏传佛教的历史渊源就更知之甚少。

　　清朝顺治初年，清世祖曾将位于北京南郊的皇家苑囿南海子中的行宫加以修葺，作为四时游行之处所，并在苑中建有一座德寿寺，其“规制崇丽，庭中金鼎，范冶精致”。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德寿寺山门三间，东西建坊二，大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殿后随墙门内为御座房”。到了乾隆20年（1755年），乾隆帝将该寺重加修葺，45年（1780年）时又再次重修，并将德寿寺改为皇家寺院。其后，寺中即由藏传佛教的僧侣为住持，“岁时讲佛事，以为国祝禧”。为何乾隆皇帝在25年间两次修葺德寿寺，并将该寺改为皇家寺院，又将其作为藏传佛教寺院？据《清实录》和《藏族简史》等史料记载，清朝顺治皇帝9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顺治帝邀请赴京受清廷册封时，清世祖即在南苑德寿寺予以召见并赐宴，还特为其修建了黄寺作为留京期间住所地。五世达赖于当年12月至京，翌年2月返回西藏，顺治帝不仅派礼部尚书及理藩院侍郎等专程前往代噶，并赐以15页有满、汉、蒙、藏4种文字对照的金册，颁发四体合璧之金印，并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达赖喇嘛的封号正式确定，以达赖为代表的格鲁派也在西藏开始掌握了实权。

　　又据《班禅大师全集》及《藏族简史》记载，六世班禅于乾隆45年（1780年）到京庆贺乾隆帝70大寿，先至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后随乾隆回到北京后，乾隆以当时顺治帝迎接五世达赖的隆重礼仪在德寿寺接待。内有各持香花法器的僧侣及清例仪仗，外有甲绒、昌都、察雅、巴塘、理塘等康区18家土司代表长跪膜拜。民国年间，德寿寺虽毁于大火,但建于乾隆20年（1755年）的两通高达7.9米的御制汉白玉大石碑却保存完好，一通汉文，一通满文，而且有记载接见达赖与班禅史实的乾隆御笔诗镌刻在碑上。“德寿禅林成世祖，尔时达赖喇嘛朝。何期一百经年久，又见班禅祝嘏遥。”诗文准确记述了清朝政府两代皇帝在德寿寺分别接见五世达赖与六世班禅的历史盛事。

　　藏传佛教发展可分为前弘期与后弘期两个阶段，并逐渐形成了若干大的宗派。如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均是。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格鲁派则是藏传佛教中的主流派别，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影响力最强、势力范围也最广的一个主要宗派。

　　格鲁派真正意义上的产生并很快兴起，应从15世纪说起，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在哲蚌寺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并沿袭帕主时期的第悉（第巴）制度，特别是不久之后（1652年）的五世达赖喇嘛受顺治帝的邀请，进京接受清朝政府的册封，这次册封尤以在北京城南郊德寿寺的高规格的接见与款待为标志。自此，达赖喇嘛的封号正式确定，直至今日仍沿续此称谓。对于这次历史性的接见与册封，西藏人民和藏传佛教界非常珍视，远在雪域高原的布达拉宫内，至今仍珍藏着顺治皇帝在德寿寺接见五世达赖喇嘛的壁画及敕封的金册和金印，清朝政府对五世达赖与六世班禅的两次重要接见，进一步促进藏族和内地各族人民的友谊，推动了藏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及地位的确立。北京虽与拉萨远隔数千里，但珍贵的历史文物却记载着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北京人民也非常珍重对西藏人民的友谊，为保护这一珍贵文物，北京市政府已批准对现存德寿寺的文物进行科学保护防止风化和腐蚀，文物所在地的大兴区政府也在将其确定为区级重点文物的基础上并划定1.92万平方米的保护范围，防止在大规模开发和改造中侵占寺址，并创造时机修复德寿寺，以恢复其往日的辉煌。

　　历史是最好的证明，文物是最好的见证，德寿寺的两次接见和西藏布达拉宫中现存接见壁画、敕封金印、金册，再一次证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西藏人民与内地人民的友谊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