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眼中的福建高僧

　　一个记者眼中的福建高僧

　　陈国明

　　福建是一个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俱全的东南沿海省份。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福建的宗教及宗教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新闻社是一家涉外新闻媒体，笔者长期在中新社从事记者工作，为让西方人士真正了解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30年来我有幸一直承担着福建省的宗教报道工作。在30年的宗教采访中，我走过八闽大地的许多大小寺庙，采访过许多大德高僧，见证了福建佛教的发展与变迁，使我有了30年的佛缘。

　　大德长老——青灯古佛伴修行

　　1979年，当我刚刚进入中新社工作不久，就开始接触了佛教。千年古刹莆田广化寺隆重举行开光大典暨首届传戒法会，福建分社派我前往采访，这是我第一次走近佛教。

　　当时，刚刚修葺一新的莆田广化寺显得庄严肃穆。这是”文革”后中国佛教界首次举行传戒活动，来自全国各地受戒的佛教四众弟子多达数百人，他们分住在各间僧舍，甚至连大殿前都铺上草垫当床。

　　时任广化寺住持的是弘一法师的弟子、大德高僧圆拙法师，当时他已年逾六旬。他虽然是住持，却不愿居住在方丈室，而是住在一个仅有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中。为节省用电，房间的电灯显得有些昏暗。由于两个大活动都得他一个人里里外外的操劳，他显得有些疲倦。但当我提出要采访他时，他竟爽快地应承：“明早4时我等你！”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为不误过采访时间，那天晚上我就草草在大殿旁边一个小房间里卧了一夜。凌晨3点30分左右，我就赶紧起床来到圆拙法师的房间，只见虚掩的门缝中透出了一缕暗淡的灯光，圆拙法师正在读经书。他见我准时到来，很高兴地起身让坐，并倒了一杯开水，开始了我们的长聊，我的佛缘由此开始。

　　圆拙法师平静地向我叙述了莆田广化寺的历史，介绍了他怎样从一个小学校长到为躲避日本鬼子抓捕而出家的经历，并给我详细阐释了佛教的教义，讲述了他追随弘一法师修行的历程。最后，他还告诉我有关他要筹办弘一法师纪念馆的设想。当天快亮时，圆拙法师便起身到大殿为长明灯添油，开始了僧人的早课。望着这位虔诚于佛教事业、几十年来清灯古佛伴修行的大德，我不禁油然生起敬意。

　　也许是圆拙法师开启了我的智慧，启迪我对佛教的了解，使我对陌生的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此，我与圆拙法师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他到福州开会或办事，我都会去看他，并向他请教许多有关佛教的问题，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圆拙法师的举止言行，让我开始懂得了什么是佛教修行。

　　此后，我经常参加福建省各地的佛教寺庙开光大典和传戒法会，让我逐渐加深了对佛教的各种仪式的了解，懂得了许多佛教的俗语，并结识了妙湛法师、传常法师、妙果法师、提润法师等福建佛教界的诸山长老。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出家人苦修行的高尚品德，让我对老一辈大德滋生无限的钦敬。

　　佛门女蠢——重撮福建佛教

　　也许有人认为，在中国只有企业界才会有女强人存在，而我在采访佛教中，认识了传常法师后才知道，佛门也有女杰。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10年“文革”中被“破四旧”毁坏的佛教寺庙百废待兴，佛门人才尽失。为重振福建佛教事业，福建省宗教事务部门拟筹备成立福建省佛教协会。

　　正值赤日炎炎的夏天，我来到破烂不堪的福州法海寺采访传常法师。她只身一人住在法海寺角落的一个小房间，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前后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刚拆下来的破烂木料和石头，整座寺庙内尘土飞扬。当时已经是下午3时了，传常法师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吃午饭。她说，她一个上午都在福州市委市政府，要求落实归还福州几大寺庙在”文革”中被侵占的房产，刚刚回到寺庙又要忙着法海寺的修建事情。看起来，千头万绪，让这位年已五旬的尼僧感到身心疲惫。我的报道十分高兴。

　　在传常法师等人共同的努力下，法海寺全面修复，福建省佛教协会有了办公地址，福州市的几大寺庙房产政策也得到了落实，福建省佛教协会成立后，经选举，传常法师当选为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紧接着，福州崇福寺、地藏寺等古刹也都修葺一新。经两序大众公推，传常法师相继在崇福寺和地藏寺升座为方丈，她把两座寺庙管理得井井有条，令海内外佛教界称道。许多海外佛教团体陆续来闽访问，让海外各界人士对“文革”后的福建佛教有了全新的认识。传常法师不仅为福建省佛教协会的建设和发展操劳，而且她还为创办福建佛学院费尽了心神，为培养佛教僧才作出了巨大贡献。

　　牛年春节前夕，我拜访了年近九旬的传常法师，她因身体不适显得有些疲惫，但见到我的来访，还是特别高兴。当回忆30年来福建省佛教的建设与发展时，她感慨不已。她说，她几十年来为佛教事业奔波尽力，可惜现在身体欠佳无法继续为福建佛教事业效力，她希望新一代的僧侣能够遵照佛陀教导，把中国的佛教事业不断发扬光大。

　　治癌高僧——法雨普洒人间

　　1989年，我采访了具有”治癌高僧”称誉的提润法师，我们以诚相待，话语投机，并咸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

　　提润法师原是福州开元寺的一名僧人，几十年如一日弘法兼行医，其高明的医术得到了佛门和民间的肯定。尤其他用中草药治疗癌症，许多癌症患者经他用中草药治疗，生命得到了延缓，个别患者还获得起死回生。我是经杨立老居士引见得以认识提润法师的，并逐渐了解了他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刚开始认识提润法师时，他的身份仍是延续，文革”期间应聘出任的鼓东街道卫生院中医。他不仅吃穿俭朴，而且同情弱者，经常把自己并不高的工资用于救助贫困群众，得到了民间的高度赞扬。

　　经过一段时间的采访与了解后，我在北京(华声报)发表了一篇(高僧妙手伏癌魔)的通讯，在国内引起了较大轰动。接着，我又在菲律宾(世界日报)和泰国(新中原报)发表了一篇(癌症患者的克星)。此后，海外大量的患者到福州开元寺求医，使福州开元寺成了海内外癌症患者的求医之地。提润法师也因此应邀赴海外弘法与诊病，足迹遍布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力口坡、美国等国家和台港澳地区，其高明的医术和高尚医德深受海内外癌症患者传扬。

　　为进一步发扬佛教医学，提润法师用自己长年行医累积的资金，创办起了全国首家佛教肿瘤门诊，为海内外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后来，经福州开元寺两序大众推举，由他出任福州开元寺住持。同时，在福建省佛教协会换届时，他当选为副会长。接着，他又应请出任菲律宾马尼拉普陀寺和碧瑶市普陀寺住持，常年往返于福建与菲律宾之间，普洒法雨，成了福建省佛教界的骄傲。

　　提润法师毕业于楞严专宗学院，是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圆瑛大师的弟子。他将其行医所得的几百万元，用于对圆瑛大师驻锡过的古田极乐寺进行修葺和扩建。同时捐资重建极乐小学，还成立了极乐小学奖学奖教基金，造福于古田人民，受到了古田人民的爱戴。同时，他还捐资30万港元，为福建省佛教协会迎回部分流失在日本东瀛的(毗卢大藏经)。

　　提润法师忠于佛教事业，在他生病期间，他把自己平生行医所剩的100多万元寄存于福建省佛教协会，以在他身后为佛教事业作出贡献。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捐出最后的100万元，为他驻锡了半个世纪的福州开元寺建一座药师楼。可以说，提润法师把他一生行医积蓄全部用在佛教和社会公益事业上，其高尚情操令人钦敬。

　　在采访中结识提润法师之后，他一直把我当咸他最知心、最可靠的朋友，他所做的许多佛教事业都是在我的帮助下完成的。为了解他出任菲律宾两个寺庙住持后的业绩，我3次赴菲律宾采访，使我真正感受到一位大德高僧在南洋弘法和行医的伟大所在，他成了我心中最尊敬的佛门高僧之一。在提润法师圆寂后，我为他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专辑，留给他的弟子和亲友以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提润法师圆寂10年后的2008年夏天，当我作为记者重访菲律宾普陀寺时，我看到这位为菲国民众带去福音的高僧，虽然长眠在自己的故乡福州，但马尼拉普陀寺历代祖师排位的龛中仍竖立着他的英灵牌位，留给菲国民众永恒的怀念。

　　(作者为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新闻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