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洲佛教《下》

　　当代欧洲佛教《下》

　　(下,文接上期) ［古晋蔡明田居士］

　　德国佛教的发展始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爱丁堡” Hermann Oidenburg为批驳法国某学者的文章关于“佛是神话人物”的说法，爱丁堡的驳文中清晰地叙述，佛陀的生平、佛教的教义、佛教教团的组织，和佛陀时代背景，来纠正神话人物的佛陀的误导说法。他写出之“反回人间佛陀的伟大事迹”的著作，对以后佛教在德国发挥了推动作用。他的著作在一八八一年在柏林出版，这本讲述“佛陀历史生涯、教义、僧团”的著作，对当时德国文化教育界影响很大，许多德国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 ，开始以佛教思想为主题，撰写作品如，“斯特林伯贡”Strindbergon 的话剧创作“倡轮回之说”，“杰勒鲁波”Gjellerup的长篇小说”旅客 Kamanita”，“布莱特林”Bleibtren的小说“业”都是以佛教教义的内涵思想来撰写。一九０三年“塞顿杜克” Karl Seidenstricker在莱比市创立德国第一间佛教团体“德国佛教传道会”。他成立传道会时说，要向德国人传播圣教，倡导佛教教育，为了弘扬佛法他出版佛学刊物“佛教徒”，一九０五年德国佛教传道会在柏林成立分会，一九０六年易名为“德国佛教会”，一九０七年设立“大菩提中心”Mahaboddi Center，出版月刊“佛教展望”介绍佛教的伦理学，提倡修行以启发内心的觉悟。“塞顿杜克”在布拉格大学修习“印度学”，曾将巴利文的“小部阿含”和“如是语”译成德文 ，他的著作有“巴利文文法”、“巴利文佛学翻译”等书。

　　一九０三年第一位德国人“安东顺也斯”Anton Walterl Fforus Gueth在缅甸仰光受戒出家，法名为Ven. Nyanatiloka Mahathera译为“三界智比丘”，他原是一位小提琴家，曾在巴黎留学修音乐。他到过斯里兰卡南部的波尔加斯杜瓦小岛的“岛寮寺院”精读巴利文佛法，并进行修行的学习，这寺院后来成为德国佛教徒朝圣之地。一九０六年三界智比丘的第一本著作“佛陀的圣言”The Word of Buddha，在西方影响很大，许多德国人因而改教成为佛教徒，有一些人也追随他出家为佛教僧人，其中包括了“斯泰克”他出家后之法名是Sumano，及“马尔克格拉央 ”，法名Dhamamanusari。后“三界智比丘”于一九０九年在布雷斯劳 Breslau地方出版社发行“佛教世界”月刊。同年他还创立了“德国巴利文学会”。一九一一年他的弟子在瑞士建立佛教精舍请他主持，经过一段时期的考察后，他觉得欧洲的弘法时机还未成熟，他又率一批教徒回到斯里兰卡的“岛寮”修行，先后又有十馀位德国人在“岛寮”依他受戒出家。一九五七年他在斯里兰卡圆寂，他的嘱咐弟子们把“岛寮”保留成为德国佛教徒朝圣之圣地。

　　一九二一年“大菩提学会德国分会”和“德国佛教团体”的两位主持人、“塞顿杜克”和法官“格林”为创始人。“格林”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他希望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印度教及西方哲学之间找寻一项，共同的思想内涵来阐释人生。他认为，佛教是教人认识自己，寻求自身利益，也就是社会利益。佛教是教人自信的，即信仰自己所作的“业”，这是最好的方法，而不是由神决定一切。他的著作有“佛陀的教义”、 “理性的宗教与坐禅”，同时他专心于东方佛教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原始佛教巴利文的佛法真意，他最后的著作有十馀部，都为佛教在西方的发展推动工作所做的努力。后来他修习止观，逐渐感到巴利文经典无法找到原始佛教教义全部，他才开始注意大乘佛教经典。一九二一年他创办了“佛教世界镜报”Bud dhist World Mirror。一九二四年“德国佛教团体”易名为“三宝佛学院” The Bud dhist Lodge For The Three Jewels。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政权干涉佛教活动，烧毁“格林”的著作，“三宝佛学社”活动因而停止。一九三五年“格林”的学生又秘密地另创“老佛教徒团体”出版双月刊 Yana“佛乘”。一九二二年“三界智”的弟子“斯泰克·苏马诺” Martin Steinke在柏林创立“佛教团体”后被希特勒政权禁止活动。一九三三年“斯泰克”前往中国南京西霞山皈依 “兴虚法师”，法名“照空 ”，一九三四年在伦敦招开的“首届国际佛学会议”，他被选为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南部，专事佛学讲座并著作佛书，八十四岁逝世。

　　一九二五年德国学者“瓦勒泽尔 ”Max Walleser在慕尼黑创立佛教学术性团体“佛教协会”，会员包括德国、英国、苏联 、中国、印度、日本、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国的学者，活动内容是，翻译佛经、发行会刊发表研究论文、设立佛教图书馆、散发大学佛教讲义、举行佛学讲座等等。一九０二年德国医生“达尔克”在柏林的弗洛诺Frohnail建筑了一座亚洲式精舍，这便是德国著名之“柏林佛教精舍”的起缘，精舍内设有当时欧洲最完善的佛教图书馆，收藏有巴利文，各种欧洲语文之佛教经典译本，中国、日本等佛教书籍和佛教书刊及佛教艺术作品。精舍主人“达尔克”医生曾在斯里兰卡学习巴利文多年，熟谙巴利文，研究过佛教的原典，一九一二年他的成名著作“佛教世界观 ”盛行于世，一九一四年他又出版了“宗教与道德的佛教”一书 ，并把巴利文的“法住记”、“长部阿含经”、“中部阿含经”等经典译成德文。一九一八年创办“新佛教学报”后改名为“零碎集－应用佛学杂志” The Serap Col lec tion - A Pe ri od i cal For Ap plied buddhism。他在一九二六年的著作“佛教”一书，以正统而科学的方法阐扬佛理，文体优美被列为世界佛教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佛教陷入低潮，但在柏林的菲舍尔Kurtfisher的佛教精舍，发行“佛教生活与思想”季刊，至他在一九四二年逝世为止。

　　战争期间在慕尼黑、汉堡、柏林许多佛教活动只能暗中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饱受战争之苦的德国人民，精神上极需宗教的慰藉，德国各地相继成立佛教团体。当时韦勒出版社有“阿育王文库”Asoka Edition有列佛学丛书出版，感化不少人了解佛法。

　　德国当时著名之佛教现代学派的，“格拉泽纳普教授”也到各地演讲佛法，影响很多人信佛。一九四七年，缅甸僧人“杜南达”访问德国在各大城市弘法，吸引了许多德国人的参加，佛教在德国极盛一时。

　　一九五五年，德国佛教组织联合在法兰克福的佛教，成立了“全国佛教中心”，此中心后改名为“德国佛教会”吸收了全国大部份之佛教组织参加该组织，德国全国佛教会，会址设在慕尼黑。一九五八年该会又改名为“德国佛教徒联合会”，秘书处设于汉堡，主席由“格拉绍夫”，Max Glaschoff担任。此会的成立是为了争取德国的法律承认佛教。

　　一九五二年，西藏佛教已开始在德国传法，喇嘛“戈文达”在柏林成立了“圣弥勒曼陀罗西方教团”Western Or der Arya Maitreya Mandala, Amm，戈文达喇嘛是德国人，原名“霍夫曼 ”Ernst Lothar Hoffmann早年他云游世界各国后，一九四七年在印度皈依藏传佛教噶举派，专事研究藏传佛教的传承，以及南北传佛教正史。他的著作有“西藏神秘主义的基础”等多部有关藏传佛教及南北传佛教的著作，他的著作及宏法的努力影响西方社会对佛教的关注，他的信徒遍及欧洲、美洲。一九五四年移民到德国之西藏、蒙古的佛教徒，在柏林建立了欧洲第一座藏传佛教大佛寺院，“圣弥勒寺” Arya Maitreya，此寺院的建立，使藏传佛教的流传在欧洲占有一席之地。

　　日本佛教在当时也传入德国，以柏林为中心，积极宏扬佛教 ，日本“净土真言宗”带动了日本其他的佛教团体也进军欧洲 ，相续而来欧洲的各国的佛教，尚有香港、台湾、越南之北传大众佛教，他们来到了德国设立组织。根据一九八九年德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全国共有佛教徒二万馀人。德国佛教以南传上座部为主，盛行巴利文佛法的研究，这是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宏法人员及本土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德国佛教极注重原始佛教的研究，从事佛教文化的传播，体现了文化教育的佛教本质。

　　德国是欧洲对佛教最热忱的国家，许多学者、专业人士投入佛教宏法工作，除了建立精舍、寺院以及会所做为佛法传播中心 ，以文化性、教育性推动佛教，以学术性及科学性来诠译佛经，通过著作出版和刊物的发行向大众介绍佛法，影响了德国国内，乃至整个欧洲各国佛教的大事发展。

　　佛教在德国的发展，使佛教在欧洲重覆公元前的历史事实，在欧洲断层的佛教，经过学者、专家对亚洲文化历史的考证后，才重新发现佛教的文明性，惊讶地感到人类文明，原来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已在亚洲流传。所以引起专家们深入探讨佛学的积极性 。德国的佛教自从一九００年至一九八０年的八十年佛法的传播 ，已有许多佛教组织的成立，比较活动者计有德国佛教传道会、德国佛教会、德国巴利文学会、大菩提学会、佛教生活联盟、德国佛教团体、三宝佛学社、老佛教团体、佛陀团体、佛教协会、柏林佛教精舍、摩诃菩提学会、柏林佛教精舍、汉堡佛教会、格林精舍、圣弥勒曼陀西方教团、藏传佛教噶举派团体、圣弥勒寺 ，除了这些组织外，尚有许许多多中心，学佛园等佛教组织，在全德国各地成立，使佛教佛法盛行于德国，绽放光彩于欧洲，影响了西方文明社会的宗教意识和人文思想。

　　法国人对佛教认识时间很短，虽然廿世纪初，法国有三位出名的佛教学者，“布诺夫”和“莱维”，他们俩在国际学术界对佛学研究享有极高的声誉，可是当时法国大多数人对佛教还很生疏，一般人把佛学当为一般文学来看待，甚至把佛教的出家遁入空门的修行生活，当为消极的行为。民国初年中国近代著名的佛学大师“太虚大师” 访问欧洲时敦促“龙贝女士”Miss Con stant Loundbery和“威尼尔”小姐Miss Alerendra David Neel于一九二九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佛教友谊会”，以积极的行动在法国推动佛教的发扬工作，一九三九年改名为“巴黎佛教会 ”，出版“佛教思想”月刊向全法国发行。尚有“芬德夫人” Fuente也出版一份法文佛教理论丛书“佛教思想”，以及佛学著作，极受全国文化教育界欢迎。该会除了出版佛教论著外，尚有举行讲座会、研讨会、展览佛教艺术、展售佛书，并举办修行的禅修，种种的活动引起了法国社会的关注，学术文化界对佛法的认识和学习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属殖民地之越南人迁居法国，也带来了佛教信仰，他们在巴黎设立了“越南佛教联盟”，一方面做为信仰所归，另一方面做越南人在法国的社会组织。廿世纪六十年代居住在印度之西藏僧侣，来到了法巴，以“卡斯特郎布”为中心，建筑了一座占地一百廿公顷，规模宏大的藏传式佛院，“乌金滚桑却林寺”，此寺院在欧洲影响很大，成为欧洲藏传佛教信徒修行之地。七十年代，日本曹洞宗佛教的“丸泰仙”在巴黎设道场，并迅速地向全法国各地传开。同时“欧洲佛教联盟”在法国的纳伊成立教团，该组织成立的宗旨是通过文化教育向欧洲各国传播佛教，介绍佛法，并把梵文、巴利文、中文、藏文的佛教经典译成欧洲各种语文，以流传之。八十年代越南战争结束，越南人大量移居法国，佛教徒人数因而大增，并影响了法国人皈依佛教，根据法国官方的统计，一九八九年定居法国的外国人有五十多万，而法国本土学佛人则有七万五千人。法国在佛教文化的发展，因而使法国成为欧洲佛教中心的一环。一九八八年设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中心”，举办为期四天之“国际佛教徒大会”，主题是“均分宇宙空间－在多元文化中的佛”。一九八九年，法国在巴黎又举办了“西方文化中的佛教”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欧洲其他地区之佛教如，荷兰、芬兰、挪威、意大利、奥大利亚的佛教发展和英国、德国、法国的佛教发展是分不开的，这些国家所流传的佛教，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大部份以习“禅 ”为学习导向，后来西藏密教之传入，以及日本佛教、中国佛教之到来才完整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根据东方出版社出版之，“当代佛教”书内之叙述：提出欧洲各国有关机构及单位对佛教的注重情况。

　　缘于廿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处于冷战局面，亚洲地区政治形势动荡不安，欧美各国出于战略之需 ，重视对佛教现状的调查和藏传佛教的研究。一方面学者们注意采用社会学，政治学研究方法，把佛教研究与社会调查相结合。著重研究佛教在当代亚洲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佛教与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僧伽的社会背景，与政党的关系，佛教上层人物的活动等，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和调查报告。另一方面，藏学研究列入美国国防教育法案(NDEA) 计划。在洛克菲基金的资助下，研究佛教文化的热潮不断，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意大利“远东研究所”、荷兰“莱顿大学”等设立藏学研究中心。一批西藏僧侣也受资助到欧美各高等学府留学深造，学习西方现代知识。随著机构的建立，人员的培养和扩充，欧美的藏传佛教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廿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佛学研究领域逐步从佛教文献、语言学、考古学、史学、教派学扩展到哲学、美学、心理学、生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医学、文学、思想、艺术等方面。佛学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佛教的文化背景成为研究佛教的重点依据。

　　从总体看来，欧美佛教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基础研究，有关经典及注疏，与哲学、美学、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艺术等相交。第二类是佛教信息（图书版本目录，系览及百科全书）。第三类是“佛教学”的应用研究，包括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哲学、计算机程序设计、逻辑学、医学、社会学、政治学相交。尽管如此，在数以十万计的欧美佛学出版物中，最多的是佛教社会学，传统文化的著述，少量涉及佛教礼仪、经典和哲学。近年来，中国和印度佛典也相应地受到重视。

　　欧洲各国对佛教典籍文献的搜集，一八三三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 Brain Houghton Hodgson从当地搜集到印度久已失传的梵文贝叶经、论，共三百八十一部及纸本梵夹多件，内有“千颂般若经”、“普癯经”、“法华经”等九部，分赠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各六十六部，又赠予精通波斯、巴利、梵、古楔形文等之东方语言的法国学者，“比尔努夫”Eugene Burnouf一百七十一部（储藏在巴黎图书馆），还将一百四十四部赠送印度学者“密多罗”（储藏在加尔各答图书馆），不久后，“霍格森”又通过尼泊尔的关系，从中国拉萨运走了全套“甘珠尔”和“丹珠尔”，赠送英国东印度公司，稍后北京版的“甘珠尔”、“丹珠尔”也被运到巴黎。

　　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的医军“顿特”D. Wright 受剑桥大学的“高爱勒教授”嘱托，在尼泊尔进行了第二次梵文原典搜集，共得梵文古本八百五十部，其中佛典三百二十五部。

　　一八八０年英国政府派“鲍尔” Bow er到中国新疆，库车附近获得“孔雀王经”桦树皮写成。一八八四年英国学者“比尔” Sumal Beal先后译出“大唐西域记”、“佛国记”、“慈恩传” ，引起西方学者对古代西域至当今中亚地区的史、地、语言、宗教、艺术、习俗等方面综合调研的兴趣。英、德、法、芬兰等国先后向这一地区派出探险考察队，他们在中亚细亚、迦湿弥罗、中国西藏、高昌和敦煌、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发现了许多梵语佛典。在西藏发现了“无著”撰之“大乘阿毗达摩论”，等数百种梵文原本。在西域的沙漠石窟中发现写在木头、桦树皮、纸张、丝绸、岩石上的佛教经文残片。一九０一年至一九０四年德国探险家“格林恩伟德尔” Albert Gnuenwedel和冯·勒科克 Albert Von Le Coq在中亚收集到一万馀份佛经残卷，梵文及各种中亚文字的手稿。一九０六年至一九０七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 Stein从中国新疆南部和敦煌千佛洞，取走大批梵文经典、绘画、绣像、卷子和印本等。（现存在伦敦东方事务部的图书馆内）。一九０七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也从敦煌掠走了，公元四至十世纪的古写本五千馀件（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后来芬兰的“曼黑厄姆”在中亚收集了两千馀份佛经残卷（大部份存在伦敦东方事务部图书馆）。上述佛教的残卷、典籍、文本，一般不属于标准佛教经典，多为手抄文献本 ，文字独异，有回骰文、梵文、藏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等。然看不出它们曾广泛地传布，或对佛教的发展历史产了甚麽特别的影响，但是西域的探险考古活动，扩大了欧美学者对佛教的了解，尤其对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影响了整个亚洲世界的文化、教育、艺术，乃至人民日常生活各方面的启示。肯定地说，因为西域的考古学所得却促进了他们在佛教考古学、语言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

　　二００三年五月四日（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