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四部籍的整体性研究专著——《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

　　敦煌四部籍的整体性研究专著——《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

　　简杰

　　出自敦煌藏经洞中的一批古代典籍卷子，是我国书籍进入刻印本时代以前，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典籍藏。本书即以这批典籍为研究对象。所谓“敦煌典籍”，本书界定的范围是：至唐五代时期已经以撰著或结集等文本形式（即“书籍”）存在的卷子：有些卷子不是撰著形式，也未被结集，但在近代已将其收集为专类书籍，并已具有专科学术意义者，亦应视为“典籍”；日常经济活动、宗教活动的文书遗存（如籍帐、契约、社邑文、愿文、入破历等），可不视为“典籍。”按照这一界定，全书分设绪论、儒学（儒典、蒙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医药、天文历法、算学、印刷品），藏文典籍等九章。各章表述注意把握三个学术要点：

　　1、概述本类典籍敦煌本的全貌（典籍种类、数量、年代、源流等）。

　　2、考察本类敦煌本在所属学科史上的学术价值与地位。

　　3、提示敦煌本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有关唐五代社会历史事相及学术与文化情境。

　　在前人对敦煌典籍的个案研究基础上，本书试图对敦煌典藏的历史源流及其学术价值、文化价值等，做出新的探索与概括。可以说，这是一部对敦煌四部典籍做整体性研究的专著。

　　本书主要提出了以下重要的学术观点（或学术揭示）：

　　一、敦煌典藏形成的唐朝五代宋初，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由中古时期（魏晋隋唐）向近古时期（宋元明清）转进。中古典籍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文本载体，其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著述、注疏、读用、流传，又同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群相关联，某些历史事相和社会文化习尚，或多或少地会在典籍文本上留下“痕记”。这些“痕记”往往会曲折地呈示出同社会变革启动时代相关的某些脉络，甚至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的时代特征。本书着重揭示各类典籍在所属的文化学术领域里，反映时代变革的新的文化因素。

　　二、在260种敦煌本经部典籍残卷中，写于唐代以前和初唐时代的抄本占一半以上； 史部、子部、集部典籍残卷的情况与此类似。这一事实反映中华传统文化之文本载体的主体部分（四部籍），由中古时代前期（魏晋南北朝）向中古后期（隋唐五代）的稳定传承，

　　三、逐一考察敦煌本周易、尚书、毛诗、三礼（礼记、周礼、仪礼）、三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8类儒典的注疏本状况，认为中古前期的郭煌儒典与南朝主流文化相呼应，是南朝主流文化在西北边陲的代表；中古后期的敦煌儒典与隋唐主流文化也是接轨的，是隋唐主流文化在西北边陲的代表。

　　四、敦煌地区佛教大藏经的发展，经历了混沌期（北凉）、形成期（南北朝）、《内典录》时期（唐高宗至唐末）、《开元录》时期（五代宋初）等四个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大藏经的形态基本符合中原正统藏的形态，又有自己的地方性特点：（1）它按照佛教大藏经理念（“法为依止”的“理体三宝”理念），凡是域外翻译的经典，天然具有入藏资格，而不管它是在官方译场译出，还是由私人译出。（2）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初期，敦煌佛寺大藏经收藏了一批中原正统藏经不收的经律论疏释，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内地撰著后传入敦煌的，一类是在敦煌当地撰写的。（3）敦煌遗书保存了一批中华佛教撰著。（4）敦煌遗书中出现一批僧人学经或传教使用的别出经典与抄经。

　　五、敦煌本正史残卷中，《史记》抄本只有一件，《汉书》抄本有十一件。可见唐初至晚唐的敦煌地区，《汉书》的流传与研读远远超过《史记》。这一现象同唐代“抑马（司马迁）扬班（固）”的史学观念相一致。唐代所称“三史”，初唐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开元末至唐末，《后汉书》取代《东观汉纪》，与《史记》、《汉书》并列为“三史料”。敦煌本正史残卷中没有《东观汉纪》，反映《东观汉纪》已经衰落； 也没有《后汉书》，反映安史之乱以迄吐番入侵以后，郭煌地区与中原失去联系，学术交流中断，西陲学术文化与唐主流文化之间出现某些脱节现象。敦煌本正史残卷中有《晋书》节略本，反映唐太宗御撰并推重的《晋书》，得在唐代民间广泛流传、普遍研习的风气，并影响波及到西陲地区。

　　六、学界前贤已指出，在敦煌本文学卷子中浮现出唐代通俗诗源头（王梵志诗），以及词体（长短句）、章回小说、弹词等后世新文学样式的源头。本书认为，这些新兴文学体裁如此集中地萌芽于中古后期（唐五代）的释门法集斋会（佛赞梵呗）、宫廷教坊梨园（曲子词）以至民间乡里（白话诗），乃是中古贵族化社会向近古世俗化社会的历史过渡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它顺应中古后期由身分性社会向非身份性社会演进的大势。因为新兴的庶民阶层也需要他们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几种内容与形式都贴近民众的文学新样式的出现，意味着中古后期文学向着“人学”本质的回归迈出坚实的一步。

　　七、学界前贤据敦煌本《氏族谱》《姓氏录》残卷指出，唐代自太宗始，即有诏修族谱和士大夫修谱双线并行的现象；民间修谱活动至晚唐愈见频繁。本书进而指出，民间修谱频繁的现象，彰显出中晚唐时代由于地产得丧、科场进退、仕途陟黜等原因导致各阶层人群社会地位升沉变动的加剧。中晚唐各阶层人们社会身份调整的频率与规模，为中古时期前所罕见。

　　八、敦煌本书仪卷子颇多“新集”“新定”为名，表明原书仪反映的社会礼仪至中晚唐已发生变化，要求通过“新集”“新定”的方式给予修订。敦煌本书仪所见唐中叶以后的礼俗之变，反映了社会观念的深层变革。如婚姻礼制方面出现的“以俗代礼”，反映了中晚唐社会礼俗观念变化的总趋势；又如官牍书仪的增多，朝廷礼制仪目、家庭吉凶仪目的减少简化，表状笺启书仪的出现等，表明唐初重家族礼仪的社会生活、以朝廷为中心的政治生活，到唐后期越发向官场为中心转化。书仪的“新定”“新集”，是用新的文本形式记载了中晚唐在民间与官场等社会交往领域里发生的渐进式变革。

　　九、首次对郭煌本占卜典籍（302件左右）做系统的整理研究，将之分为卜法、式法、占侯、相书、梦书、宅经、葬书、时日宜忌、禄命、事项占、杂占等十一种类型。敦煌本占卜书大部分是唐五代民间广泛流传的所谓“下俚斗书”。其中的相书和禄命类，是本类占术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的产物，带有杂占由唐入宋的过渡性特征。

　　十、刻煌本唐·孟铣《食疗本草》残卷，是中外医药史上第一部饮食疗法专著的重现。它继承并发展华夏先人“药食同源”理念，突破以往医药典籍只重药物治病的传统思维模式和医药学框架，开辟了“食物治病”的医药学发展新路径，为中医治疗学开拓了一片新天地。《食疗本草》的出现，体现中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的新发展。它是“天人合一”传统观念指导医学的新实践，标志我们先人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认识，已经从“天人和合”的理念范畴，跨进到食疗医学的实用范畴。在郭煌本药典中甚多“备急医方”、“不知名医方”，专供“州县路遥”、“居处偏远”、“小小灾病，药饵难求”的百姓“备急之用”。此一现象显示唐代医药业已经把居住在乡野的百姓，纳入医药服务的视野，体现出古代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巨大进步。这一文明精神的进步，同样是中古后期庶民人格定位提升、身份性社会向庶民社会转化的一个旁证。

　　敦煌典籍文献是研究中古人文和社会历史的资料宝藏。它的学术内涵十分丰富。涉及十多个学科领域。20世纪的敦煌学从整体说来，主要在历史文献学方面（即敦煌文献的整理、收集、校释、刊布等）取得了巨大成绩。21世纪郭煌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是在以往历史文献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敦煌文献同中古社会历史、中古学术文化各学科领域研究的结合，把敦煌学和中古史研究同时推向深入。《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一书，是将敦煌四部籍的集成式探讨同中古历史文化的多角度研究结合进行的一次尝试。这样的学术思路，对新世纪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或许会有一定的启示性。

　　（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