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上)

　　中国佛教文学的起源与发展(上)

　　◎远尘

　　佛教文学是指佛教内容为题材，旨在宣佛教信仰的文学作品。追溯佛教文学的源头，最早可以从佛经传入中国算起。随着佛经被译成中文，佛经中的文学作品随即被国人认可和接受，继之而起的是僧人的文学创作，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士僧交往的传统，历代文人也写了大量表达述佛理禅意的文学作品。从佛经文学到僧人文学进而延伸到文人文学，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学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

　　一、佛经文学的起源

　　佛经文学源自于佛经，自印度佛经被翻译成中文以来，佛教便在中土开花结果。佛陀住世时，为让弟子明了深刻的佛理，多采用“应病与药”、“应机说法”的方式来讲说佛法。他所运用方法主要就是形象化的譬喻，如<<维摩诘所说经．文殊师利问疾品>>中佛曰：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佛法。后来，佛陀所采用的通俗的弘化方式被弟子所继承，并在结集佛典时体现出很高的文学水准。当佛教传入文学高度发达的中国，这一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佛经在被译成中文的过程中，译经师们运用了音译、意译和直译等多种方式，同时采用多种文学手法加以润色，使译成中文后的佛经尽可能保持印度佛经的原貌。

　　在我们所见的佛经中，有许多经典都部分地使用了各种文学手法。如<<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示疾说法人关于神通的描写：

　　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师利即入其室，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

　　这一段经文描述了当文殊师利前往问疾时，维摩诘示现神把自己住所变成一丈见方的空屋子，里面除了床之外无有一物，显示了诸法性空之理。

　　在<<法句经>>中，也存有大量采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的经文，如：

　　若人寿百岁，邪学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进受正法。觉能舍三恶，以药消众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脱故皮。

　　这里的经文运用了我们熟知的事物作比喻，十分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人生当接受正法，改恶从善的道理，实际上这也是一首含义深刻的哲理诗。

　　有的佛经还可以完全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这类经典中最有名的是<<佛本生经>>。

　　<<佛本生经>>是记载佛陀在此娑婆世界中所做功德的故事集。它是在印度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诗歌、格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故事集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赞扬了佛陀前世自利利他，济度众生的动人事，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佛本生经>>中的每则故事大体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佛陀现世的情况。另一部分是他过去世的行事，表现为他为鹿、猴、兔、鸽或示现为国王、贵族、商人、穷人来渡脱众生之苦。最后一部分是关联语，由现世佛陀出面说明过去世的事情与现世的关联，指出行善者是佛陀自己，做恶者为加害或反对佛陀的人，从而教化众弟子。<<佛本生经>>人的人物性格鲜明，情节曲折动人，是不可多得的文学佳作。

　　另一部佛经文学作品是<<百喻经>>。我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对其十分推崇，并曾自己出资印赠该经。<<百喻经>>是一百则寓言故事的汇集，每则故事都是通过情节完整的故事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如其中有一篇<<踏长者口喻>>云：

　　昔有大富长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尽恭敬。长者唾时，左右侍人以脚踏却。

　　有一愚者，不及得踏，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诸人踏却；欲唾之时，我当先踏。”

　　于是长者正欲咳唾时；此愚人即便举脚，踏长者口，破唇折齿。

　　长者语愚人言：“汝何故踏我唇口？”

　　愚人答言：“若长者唾出落地，左右谄者已得踏净。我虽欲踏，每常不及。以此之故，唾欲出口，举脚先踏，望得汝意。

　　凡物须时。时未及到，强设功力，返得苦恼，以是之故，世人当知“时”与“非时”。

　　这是个讲述了一位富翁的佣人想讨好他，却适得其反的故事，说明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时机，时机未到，勉强追求，反而会带来苦恼。让世人知道甚么时候做甚么事才是合乎时宜的，不合时宜或因缘未到就不能勉强而为。

　　佛教文学作品引入中国，是中国佛教文学的开端，佛经作品中的多种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给后来佛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僧人文学的发展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兴盛，得益于历代高僧的弘扬。在夕法方式上，他们不只拘限于口头的宣讲，而且还以诗歌的形式来传播。其中很多僧人还成名垂青史的诗僧。僧人作品中不仅有诗歌、偈颂，还有俗讲和变文。

　　僧人诗的兴起是在东晋以后开始的，东晋时期的支遁(314—366)是我国最早的诗僧，他的作品今仅存“八关斋诗”三首。

　　契此和尚(？— 916)的<<播秧诗>>是至今被我们所称颂的僧诗名篇。

　　诗曰：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禅门中的行、住、坐、卧、担水、砍柴……皆是禅，这首诗就是根据插秧的经验所表达的禅悟，作者在诗中并不仅仅是强调“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类的处世哲学，而主要是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低就是高，退就是进。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开阔自己的眼界，调整自己的世界观，使心灵和行为达到更高的境界。

　　除了写作诗歌，有的僧人还写有偈颂，以表达证悟的境界。宋代佛印禅师的<<磨砖作境不为难>>就是这样的偈颂。

　　偈云：

　　磨砖作镜不为难，忽地生光照大千。

　　堪笑坐禅求佛者，至今牛上更加鞭。

　　这首偈颂是为怀让禅师开导马祖之事而作的，前两句是说禅悟之后，碓能达到一个神奇的境界，心地光明，上下洞彻，磨砖作镜也不是难事，关键在于能悟。后两句是说那些祇知坐禅求悟的人，亦如鞭牛而行，并未理解到向外驰求之不可，也就只能一味著相地在“磨砖作镜”了。

　　玄觉大师的<<永嘉大师证道歌>>，以歌谣的形式描述了对修行的见解和证道的感悟。这首长篇歌谣被历代禅者奉为禅修的宝典。现节选片断如下：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给逢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

　　我师得见燃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

　　……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历代以偈颂、歌谣形式阐释禅悟的僧人还有很多。例如：良价禅师的<<开悟偈>>，龙山禅师的<<示法偈>>，自在禅师的<<三个不归颂>>以及希迁禅师的<<草庵歌>>等等。

　　僧人佛教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是唐代的俗讲和变文的出现。

　　俗讲是利用多种艺术手法为俗众宣 讲经文、教义的一种宗教性说唱活动。其最初是由六朝以来佛家的“转读”与“唱导”演变而来。俗讲的讲者尽为高僧，即所谓俗讲僧。他们有主经的部讲，主讲解的法师，主吟偈赞的梵呗等。俗讲有一定仪轨，维那鸣钟集众；法师、都讲上堂升座，作梵念佛；说押座，开题，说庄严、忏悔、受三归、请五戒、称佛名等。正式讲经，先由都讲咏原文若干，法师即就经文敷陈讲解，继以唱辞。一段完了，例以套语催经；于是都讲再咏经若干，次由法师解说。如此反复，直至讲毕，以解座文结束。俗讲的底本，就是讲经文。俗讲的经文，都是散韵结合，说唱兼行。说为浅近文言或口语；唱为七言、六言或五言。其上往往有平、断、侧、吟之类的辞语，标示声腔唱法。

　　俗讲，又称讲经文，取材全为佛经，思想内容均为佛教的无常、无我、苦空、 业惑、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修持戒定慧，以求涅槃解脱等等教义。其中一些作品，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叙事、描绘、抒情等手法，广譬博喻，纵横骋说，把深奥的教义转化为生活展示，往往突破宗教藩篱，映照出现实世界，以其浓郁的生活气息，新奇别致的内容，张弛起伏的情节，通俗生动的语言引人入胜。如<<妙法莲华经讲经文>>旨在说明供养人间师僧，即是敬奉佛菩萨。故事用一位国王毅然抛弃人世的荣华宝贵，屡遭种种磨难仍甘于为仙人的供给走使，执着追求大乘真理的故事来表现。情节波澜起伏，故事娓娓动听。又如<<维摩诘讲经文>>，规模宏伟，想像丰富，甚有文学色彩。其中对于魔女的描写，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辞藻华丽，带有骈文的节奏声韵之美。

　　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其体裁是有说有唱，后来为佛教俗讲所借用。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但当“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之后，便不限定敷衍佛经故事，而是用时人所喜闻乐见的诗文结合的新人体重新加以敷演，使之通俗易解，所以变文是说唱俗文学，是供艺人演唱用的底本。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变文大多保存在敦煌说唱类作品中。如<<破魔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八相变>>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