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愿大行——访中国当代高僧惟贤长老（上）

　　大愿大行——访中国当代高僧惟贤长老（上）

　　◎黄鹤

　　十月廿六日，适逢金秋，天高云淡，晴空万里。德高望重的惟贤长老莅临弘法寺讲经，消息传遍深港两地，四众弟子欢喜踊跃，一时云集该寺，聆听长老慈悲开示，唯贤长老是一位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的老人，慈悲亲切中饱含着质朴无华的僧人本色，仙风道骨里独具一种罕见的人格魅力。一种清净庄严的佛家之美。长老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且学修并重，圆融无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与威望，是当年中国佛教最高学府——汉藏教理院的高材生，是中国当代不可多得的得道高僧之一。为亲近大善知识，一睹“汉院”风范，听闻佛法，共沾法喜，记者有幸在弘法寺接持室拜见了长老，并就大众关心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采访。

　　记者：请问长老是第几次来深圳讲经？有何感受？

　　长老：我是第一次来深圳讲经，来了以后，深有感受。第一个感受是弘法寺清净庄严，环境优美，地势良好，这是一块很好的福地。有本焕老和尚在这里住持，还有妙峰法师及护法居士在这里发心，使这个道场保持得庄严清净；第二个感受，我讲了两天经，每天听众这么多，来听经的信众当中，青年人是最多的，他们很有慧根，很善良，在居士群中，这一辈是后继有人；第三点，讲经以后来询示的、来见面的真是络绎不断，说明他们很欢喜，很受益，具足法喜，这是很殊胜的；第四点，我对深圳(虽然我没进城)的看法。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既是一个福地，又是一个佛地，富地——既是一个有福气的地方，又是一个有佛菩萨的地方，还是一个富裕之地。我们中国佛教的复兴，世界佛教的发展，在我看来是要从深圳开始！深圳有这么多信众。有这个力量(包括经济、文化等)，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深圳是一块好的净土，具备了各种力量，很有发展。

　　记者：您对深圳佛教状况持何看法？寄与何种希望？

　　长老：深圳佛教状况，目前我晓得的寺庙只有弘法寺一个(除了没正式登记开放的)，深圳有那么多信众，我认为，适于信众听闻佛法，满足信众需要，除弘法寺以外，根据重点，再开放一两个寺庙，而这个模式很重要，应以弘法寺为模式，建筑模式以及学修、讲经、佛事活动等各方面的模式。佛法住世在佛经中有这么个说法：“佛正法有二，以教证为体，能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佛法住世，需要有信的，有修的，同时有宣扬的，深圳具备这个条件。秦老在这方面深有体会，他主办《香港佛教》，很有影响，在国内国外，经常有文章，有报道，很好。何况深圳学佛的知识份子多，这是个有利条件，在现有基础上，道场再开放一两个，居士能进一步研究佛法，同时从文字介绍上多宣扬佛法，使佛法发扬光大，所以，希望深圳佛教不但有利于深圳、香港，而且对全国、全世界都能发生影响。

　　记者：谢谢长老！作为重庆市佛教协会会长，请您简单谈一下重庆方面的情况好吗？

　　长老：重庆佛教源远流长，从魏晋南北朝到后汉时期就有了，历史很悠久，历史沿革绵延不断。有大寺庙、有很多僧人、有居士团体、有佛学社，还办过佛教新闻报等等，特别是在近代以来，太虚大师在缙云山主办汉藏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的开办，原来是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促进民族团结，意义重大；在另一方面来讲，在培植汉藏学生，在培植学生当中受益很广泛，有出家众，有居士众。它的组织是有预科，有大学本科，有研究科，在组织上很具体，很系统。在“抗战”期间，有法尊法师、法航法师、印顺法师、正果法师、本光法师、光宗法师等很多大法师，还有很多居士，有名的有陈键民、张纯一、吕炯、虞愚等，有科学家、哲学家、知名学者等都在那里讲学，研究佛法。解放以后，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策落实，各个寺庙逐步恢复。重庆现有一百二十八所大中小寺庙，有僧人五、六千人，居士信众四十多万，最可喜的是汉藏教理院(汉院)要恢复，从中央政府到市政府政策落实是一致的，在中央“两部一局”(中央统战部、中央公安部、国家宗教事务局)都一致决定要恢复缙云山。落实政策，恢复原有的汉藏教理院，这个事情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根据信众要求，政府加强落实步骤，把缙云山交给僧人管理，把佛学院恢复过来。

　　记者：“汉院”在落实中遇到甚么问题？您个人持何看法？

　　长老：落实过程中主要是这个名称问题，汉藏教理院“汉藏”两个字中的“藏”字比较敏感，领导中有部分人提倡把名字改了，改成“中国高级佛学院”，研究佛学，但是这个问题还没确定下来。我个人的看法，最好能保持原貌，因为它有历史性，它的意义很深远，而且它是一种文化教育内容——走进汉藏教理文化，走进汉藏文化的教理，有很大作用。我认为要是能保持原来名称会比较好一点。

　　记者：您知道的“汉院”学生(健在的)还有多少？

　　长老：“汉院”学生老的一代不多了，但是成为汉藏教理院这个系统的相当多，我晓得的有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还有上海、南京方面的佛学院，都是这个支流、这个系统传下来的，特别是中国佛学院，是法尊法师、正果法师维持下来的，一个当院长，一个当教务主任，这等于是汉藏教理院系统传承下来的，学僧多，影响大，至于老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了。

　　记者：请您谈谈汉藏教理院对中国佛教有何影响？中国佛教是否按照这个道路走过来的？

　　长老：汉藏教理院对中国佛教影响很大！当时是“抗战”期间，这是全国唯一的高等佛教学校，全国的法师、学者、知名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全在这里讲学。进行文化教育研究，此其一；其二，培养学生，从过去到现在培养的学生，在全国也起到很大作用，假使没有这些学生，今天我们也就可以说佛教这一过程就成了断层了，现在还能继续下来，关系很重大。

　　这个道路既定了，中国佛教还是按照这个走下来的。当年，太虚大师在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跟我们讲“人生佛教”，讲菩萨精神，所谓“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个思想在八十年代落实政策以后赵朴老就继承下来了。赵朴老讲“人间佛教”，其实就是受“人生佛教”的启示，它的中心内容是甚么？学佛的主要是在人，完成人格，作个完善的人。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下去，那么就要爱国、爱教、爱众生，发扬大乘菩萨精神，救苦救难，这种精神就是根据“人生佛教”的精神来的，“人间佛教”的指导思想已经在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条文中规定下来了，“人间佛教”思想是具有指导性的思想，这个思想一个是继承优良文化传统，第二个是发扬佛教教育，第三个是推进佛教健康发展，第四个是培养人材，第五个要兴办社会福利事业，大力兴办，是实际行动。我认为今后，佛教要发扬，在新时期要发展，必需要从这个思想出发，要发挥这个精神，要实行这些行为，正法才能久住，才能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世界。

　　记者：“汉院”对中国佛教影响如此之大，那么您对中国现代僧材的培养和管理有何看法？

　　长老：现代的僧材培养和管理，一个是培养对象应该扩大，不单是僧人，而且信众居士应增加，现在学校只是僧人，信众还没有注意培养问题，信众多，素质不齐，这是一个要扩大问题；第二个，“初中高”要连成一片，初级到中级，中级到高级，教育应该连成一片，要有主次；第三个应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其中要继续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特别是修行和道风，这个不能失掉的啊！为甚么说这个话呢？因为现在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形成了一般人图发财，图名图权，这个风气差不多在佛教寺庙中影响到佛教思想的改变，甚至变质，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材，必需要有道心，要有优良传统，保持寺庙的特点，寺庙绝对不能成为旅游地方，不能成为其它地方，寺庙就是寺庙，僧是僧，庙是庙，独立自主，自给自足，也不能允许其它单位来加以干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材，一个是管理人材，必需要有人来管理，建立寺庙的规章制度，把寺庙管理好；二是培养人材，要有人讲经说法，现在讲经说法的人不多了，那么这种人材不是三年五年能够培养出来的，起码是八、九年十多年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这种人材不在求多，只求精，所以这两类人材都是我们办教育应该注意的。有管理人材，管理寺庙，把寺庙管好；有弘法人材，弘扬佛法，才能体现佛教的精神，净化人心，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的德智，有很大作用，这是关于培养人材的一个感受，也是一个希望。（续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