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研究》的史料发现之功

　　《八大山人研究》的史料发现之功

　　赵晴川

　　因为八大山人在画史上的独特地位，对他的研究一直是中国绘画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上个世纪以来，海内外有大量的关于八大研究的成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在王方宇、汪世清、方闻、黄苗子、叶叶等先生的卓越研究成果的推动下，八大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定，八大生平和作品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已经得到很好的梳理。

　　但八大研究中还有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近些年八大研究推进速度较慢，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的八大就是青云谱住持朱道朗的说法一时在学界引起混乱，至今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高兴地看到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先生的《八大山人研究》的出版，这部60万字的巨著，是近年来八大研究的重要成果。作者虽然是一位做哲学、美学研究的学者，但近十多年来他的研究多在中国画领域，2005年出版的《石涛研究》，使人们对他的研究思路有了一定的了解。在那部著作中，朱先生展示出思理推阐和文献考证并重的研究思路，解决了不少石涛研究中的疑难问题。那部著作对文献发掘和处理的方式，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对近百幅流传石涛赝品的考证、对《画谱》本为伪作的研究，都是石涛研究的重大成果。

　　依照作者的序言，《八大山人研究》是《石涛研究》的姊妹篇，石涛与八大既是同时代的绘画大师，又是密友，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所以朱先生在完成石涛研究之后，就开始八大的研究。在这部《八大山人研究》中，我也感到，作者延续了石涛研究的方法，重视义理的阐释，重视文献的考订。尤其在文献发掘和考订方面，有了更开阔的思路。

　　这部著作在文献发现方面做了更多艰苦而扎实的工作，据作者透露，在近5年的时间里，他在完成北大的教学任务之余，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中，曾经深入全国6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寻找与八大相关的资料，并且在江西省内沿着当年八大山人活动的踪迹，如奉新、临川等地，寻找相关资料。作者曾经谈到一事，更令笔者感动。曾经在两个冬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家图书馆的分馆文津街度过的，那里距北大有十几公里的路程，每天早晨他从北大骑自行车到这处位于北海附近的幽静藏书地读书，为了赶时间，中午不吃饭，甚至也很少喝水，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时间，尽可能多地阅读古籍。晚上回来再整理白天抄录的资料。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当今浮躁的世相中，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和心情坚持读书研究，实在是令人敬佩。

　　朱良志先生这部新著发现的很多新资料，使我们了解更丰满的八大山人，同时对理解八大的作品也提供了重要帮助。

　　八大山人在明清易代之后，遁迹佛门，前后有30多年，当他离开佛门之时，已经有54岁了。对于八大早期这30多年的思想和生活情况，由于资料匮乏，我们了解得很少。《八大山人研究》发现了这个时期很多珍贵的资料，如作者发现了八大佛门老师弘敏生平挚友闵钺的文集《冶庵集》，在这部著作中，清晰地记载着耕香院初建时的状况，涉及弘敏活动的相关事迹，并对弘敏的法系有了确证，从而八大在佛门的法系、法号等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了落实。

　　《个山小像》饶宇朴跋中有“个山綮公，豫章王孙，贞吉先生四世孙也”的话，而此跋又将“四世”二字圈去。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曾有激烈的争论，八大到底是贞吉四世孙，还是贞吉之孙，至今未有定论。朱良志的《八大山人研究》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曾在江西省图书馆发现了八大佛门时的法兄弟饶宇朴的诗集《菊庄集》，这是个残本，只有十一、十二两卷（即最后两卷），饶宇朴生平有文集、诗集多种，学界曾长期寻找他的存世作品，但一无所获。这部诗集的发现，虽然是个残本，但对八大研究却极为重要。正是在这部诗集中，发现了八大山人有一位兄长朱仲韶，作者并在当时文坛巨宿方以智和陈弘绪的文集中找到了朱仲韶乃贞吉先生之孙的旁证，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八大山人是画家、诗人朱贞吉之孙，而不是四世孙，从而为八大研究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研究界一直以为失传的文献，这些文献被发现，可以帮助解决很多八大生平中的问题。如八大有一位密友熊颐，字养及，八大有不少作品与此人有关，但学界对此人情况不很了解，他的《麦有堂诗集》一直没有找到。著名八大山人研究专家汪世清先生说：“熊颐著有《麦有堂诗集》八卷，未见传本。”但朱良志先生却在首都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其中发现了与八大山人交往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两篇为八大所作的铭文。八大山人生平与临川县令胡亦堂关系密切，胡亦堂有《梦川亭诗集》，记载着不少与八大交往的珍贵史料，这部诗集曾为八大收藏，胡亦堂去世二十年后，八大曾将此诗集推荐给客游西江的扬州学者朱观，当时朱观正在编辑一本当世诗人的诗集《诗正》。据朱观说，这部诗集不仅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其中“与雪公唱和尤多”。三百多年来，这部文献几乎失传。以至汪世清先生感叹道：“与雪公唱和尤多的《梦川亭集》的散佚，以致再也无从读到，真是千古憾事。”但朱良志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这部诗集，由这部诗集揭示了八大艺术发展道路的很多关键性问题。八大山人有一位交近50年的密友丁弘诲，他的诗集学界一直在寻找而未果，多家有关八大的传记都说，其诗集不传，但朱良志先生却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古籍中发现了其诗集残本《丁景吕诗集》。而朱先生对八大佛门友人心璧的诗集抄本的发现，更发现了数篇与八大相关的诗作。

　　与石涛相比，八大活动范围小，一生足不出江西，其交往人物没有石涛多，但也有数百人之多。八大作品中提到的不少友人学界多未能考出，这为我们了解八大生平交游情况、思想发展脉络等带来一定的困难。《八大山人研究》在这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其收获也颇丰。据不完全统计，这部著作新考证的八大友人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数十人是以前的八大山人研究未曾提及的。

　　如八大有一位“樵谷黄太守”的友人，八大为其写下长诗，书作今尚存世。但学界一直不知其为何人，黄苗子先生《八大山人传》中曾推测此人可能是南昌人、黄山谷的后代，而朱良志通过翔实的资料推论，此人为康熙时著名书法家黄元治，八大的诗作于黄赴云南做官途径南昌的相会中，诗中涉及八大的重要艺术观念。八大山人有诗云：“传闻江山李梅墅，一见人来江右时。由拳半百开元钞，索写南昌故郡词。寄呈梅墅先生之作。”这位友人学界一直不知为何许之人。作者发现了此人即康熙时诗人李楗，此人任浙江海盐知县时曾来南昌见八大。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

　　在这部著作中，根据详细的考证，作者理出了八大与佛门友人交往的基本网络，理出了与诗人、书画友人以及江西的理学家交往的线索，理出了八大与当时江西若干文人、商人集团交往的情况，理出了与八大有书画交往的友人的线索，包括当时朝廷的重官、地方官员以及书画收藏者等。这样一个庞大的生平交游网络的出现，对深入研究八大的作品和思想发展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资料发现，我们知道，如果作品的解读没有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情况的佐证，这样的作品研究也很难进行下去。近年来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鄙弃艺术史研究中的史料文献发现的重要性，认为作品风格研究才是艺术研究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工作，这样的观点是有偏颇的。艺术史的研究如果脱离了“艺术”，变成了纯然的史料推阐，这样的研究当然是不够的；但艺术史研究要脱离“史”，艺术作品风格研究没有“史”的基础，同样也是不行的。

　　《八大山人研究》不仅在文献发现上卓有其功，而且在利用文献资料，对相关问题的辨析上，也做了不少突破性的工作。

　　八大在佛门30多年，为什么在50多岁之后突然离开佛门，晚年八大是否进入道教之门，它与学界有人所说的青云谱住持朱道朗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八大山人研究》利用一些新资料对这些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如书中以大量的资料证明，八大山人离开佛门主要是身体的原因，而不是对佛门的厌倦。他离开佛门之后，仍然是一位在家的佛弟子，正因为这样，他的后期大量作品中透露出佛学、禅宗尤其是曹洞宗的倾向才可以得到解释，他在离开佛门之后多年，还出现像《十六应真颂》这样的作品才会顺理成章，这件作品曾在近年的拍卖会中出现。本书指出，八大山人晚年根本不是道教徒，虽然他与道教中人有接触，虽然他的画中时有道家哲学的痕迹，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位道士。他与朱道朗别为两人。

　　如“八大山人”之名的问题，本书有全新的解释。八大山人一生名号很多，他在佛门时，法名传綮，号刃庵，别号雪个、个山；1681到1684年间，他有驴、人屋、驴屋等号；1684年后，“八大山人”成为他唯一的名号，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关于“八大山人”名号的解释，至今有三种看法：一是认为此名号取自佛经《八大人觉经》，二是认为此名号表达的是“四方四隅，皆我为大”的思想，三是认为此名号源于他对赵子昂的一本法帖《八大山觉经》的喜爱。但朱良志先生通过细致的辨析认为，“八大山人”，不是“八大”“山人”，而是“八大山”中“人”，八大山是佛教中的一个词汇，佛教理想的天国是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周有八大山环绕。“八大山”中“人”，就是环绕在佛左右的人，是一位对佛有信心的崇仰者，一位在家的佛弟子，此号出现在八大因病离开佛门之后，反映了八大山人的当时思想变化的情况。这样的推论，与八大山人生平的相关文献相合，与他存留的作品也相合。

　　八大的所谓“婚姻问题”，是八大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有大量的研究，一般认为，八大早在佛门之时，就在为王室的嗣续问题而焦虑，甚至不顾自己佛子的身份去巴结一位县令，让他为自己介绍一个媳妇；八大不愿做和尚，就是因为他娶妻意浓，急于为明代王室种下希望的种子；八大成家之后，经历了并不和谐的家庭生活。这牵涉到对八大几十幅作品的理解。如藏于北京故宫的著名作品《古梅图》被解释为与新婚夫妻闹别扭的作品。这虽是个小事情，却是关乎八大研究的大问题。本书以大量的资料证明，八大在佛门时，根本就没有关于王室嗣续的考虑，他离开佛门前后根本没有所谓“求偶”的经历，晚年的八大过着窘迫而孤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所谓家庭，至于研究界所说的他的所谓“婚变问题”更是子虚乌有。

　　《八大山人研究》在关于这位伟大的画家生平行实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作者不回避疑难问题，几乎所有关于八大研究中的有争议的问题，这本书中都有涉及，都有自己的分析。它的出版，显然对八大山人研究有强有力的推进。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对整个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当然，并不是说这部书的所有结论都不可挑剔，如书中有些问题的考证，我以为还需要进一步的文献证明。如书中说八大多通信札所致的一位“海山先生”，就是当时的著名人物画家吕学，说有一封信札中的“菉园主人”，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吞珠，我就感到所提供的资料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