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王塔下的沉思

　　法王塔下的沉思

　　卫哲夫

　　国学泰斗 柳诒微先生上世纪初在其扛鼎之作《中国文化史》中这样评介中国文化的吸收能力：“印度文化输入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族之精神也。”先生在对当时的各种文化思潮作了深刻的批判后，进一步精辟地指出，过去吸收印度文化取得丰硕成果，“今日”吸收“远西”文化，更应坚定信念。闭关自守与全盘西化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使富有吸收能力的中国“崛起而与世界日新焉”。

　　（一）

　　法王塔是仙游寺的鉴证。仙游寺兴建于隋代，是著名的周至八景之一。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一直对它情有独钟。我最近一次来到这千年古刹是在一个秋日的傍晚，当时天边翻卷着流云，巍巍法王塔被太阳的余晖染成金黄色，晚风习习、山野寂静，天地人在瞬间化为一体，时空在这里浓缩，古今之间仿佛没有了一丁点儿距离。

　　常人怎么也不明白，隋帝国的缔造者隋文帝杨坚，这个古怪的老头儿为什么会在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寒冬腊月离开温暖如春的大兴城宫殿，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迎着刺骨的西北风，来到这冰封雪盖的秦岭山中，究竟是附庸风雅的赏雪，还是视察下情途中的路过？不得而知，反正这位叱诧风云的皇帝在这四山环抱、黑水环绕的银装素裹中陶醉得流连忘返，通体都处在神清气爽、心旷神怡的最佳状态。他觉得大兴城炎夏的酷热实在难熬，这儿倒不失为消夏避暑的理想之地。圣意一出，沉睡着的山谷便在大兴土木、开山辟石的劳动号子中改变着面貌。不久，一座红墙碧瓦、殿宇巍峨，颇具皇家气魄的行宫，便在这青山秀水中崛起，使这里的风光更加锦上添花。

　　佛教自汉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得到广泛传播，从宫廷到民间，奉佛成为社会时尚。南朝梁武帝佞佛到了狂热的地步，他曾四次出家，大臣每次都出资上亿把他赎回。隋文帝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富平县）般若寺里，生时紫气充庭、异于常人，因而被尼智仙舍于别馆，亲自带大，在香烟缭绕中身濡目染，小小年纪便皈依了佛教。13岁返家时，婆罗门高僧送他一裹舍利，他一直虔诚供奉。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尼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杨坚日后必做皇帝，重兴佛法。杨坚后来夺取北周政权，成为皇帝后，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佛教迅速成为隋王朝的国教，开始进入极盛时期。到了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60岁的杨坚出于多重考虑，遂把自己供奉的那袋舍利分发全国31州，诏令普建灵塔，分别供养，大兴善寺童真和尚于是年十月十五日奉敕送舍利至仙游宫，敬造灵塔安置。从此，仙游宫更名为仙游寺成为佛教寺院。

　　隋在历史上属短命王朝，仅历38年国祚。仙游寺的繁荣发展在唐时。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对外贸易获得高度发展，中华声威之远播，异国倾慕之竭诚，前所未有。在这个充满雄风的泱泱年代里，佛教建筑家工匠怀着对佛的至敬至诚，在吸收印度古典建筑精华的同时，融入中华建筑风格和人文理念，灵感迭出，在仙游寺建造出了彰显时代特征的寺庙佳作。那时仙游寺析建为三寺，以黑河为界，河之南为仙游寺（亦称南寺），河之北名中兴寺（亦名北寺），还有一寺称法源寺。天王殿、大雄殿、观音殿、地藏殿庄严雄伟，法王塔、逼水塔、通风塔挺拔秀丽，这儿成为关中地区佛事活动的胜地。

　　我其所以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叙述仙游寺的历史，因为这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华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并且逐渐中国化的史证。也是佛教落户周至的历史记录。

　　（二）

　　印度佛教是中国强盛的汉帝国在公元一世纪时，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进行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互动交流而传入中国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正式见于史籍的是，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２年）有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从大月氏的使臣依存那里听讲浮屠经，至东汉初年朝廷中已有人供奉佛像。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项佩白光，以问群臣。博士傅毅闻奏：“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明帝因遣郎中蔡谙等使天竺（印度）求其道，以白马驮回佛像及梵典回来，明帝躬亲迎奉，同来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在洛阳白马寺翻译佛经，史称“永平求法”。此后，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

　　永平求法的一个“求”字，说明了汉帝国统治者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自信和从容，既没有高傲自大、惟我独尊，对其不屑一顾，也没有惧怕畏缩，把它拒之于国门之外。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丝绸之路上，天竺（印度）各种流派的来华僧人不绝于途，梵典被大量翻译，礼佛的香火弥漫着大江南北。宏伟壮丽的佛寺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点缀着瑰丽河山和乡间城镇。释迦牟尼这位思想巨人创立的“四大皆空”、“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之间迅速传播，信徒人数激增，钟磐之声不绝，颂经参禅，以求冥福，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风气，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在印度佛教的影响下，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改变，佛教与儒道二教在相互辩驳中相互渗透，它倡导“苦乐无常观”，与黄老鼓吹的“清净无为论”相共鸣；它宣扬的“三世因果”、“不敬王者”，又与儒家的“三纲五常”相抵触；佛道主张出世，儒教主张入世，既相排斥又相互补。佛教以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赢得社会上层青睐，并且逐渐下移，三教并立的局面在为宋明理学的中兴准备着条件。佛画圣手吴道子在一堵堵寺院庙碑上创作着一幅幅经变图，其艺术手法明显借鉴了印度画法；久负盛名的画家兼诗人王维所创作的山水画中，体现着佛的思想；早年曾作过周至县尉并以一首《长恨歌》而使仙游寺闻名遐迩的著名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之后寄情于山水诗酒之间，继而皈依了佛教，以“香山居士”自许。佛家为感化世人而在市井街头的讲诵和演说促使着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的产生；佛经的翻译，加快了人们对汉语声韵的认识；佛经的流传，刺激着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业的新变……

　　佛教文化影响着中国的同时，也在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在与其交流、对话的互动中，以自己强大的消化吸收能力，影响、熔铸并改造着佛教文化，使之朝着更加合适中国国情的方向迈进。

　　（三）

　　首先，就从面前这座威仪凛凛的法王塔说起。塔，梵文叫窣堵坡（stupa），在古印度，它是一种专藏佛舍利和佛经的佛教建筑，源于将死者埋于石墩下的风俗。《释氏要览》载：“释迦既卒，弟子阿难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球，光莹坚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　窣堵坡的造型并不复杂，就是在一个不大的台阶级用砖砌起一个半圆形外加顶尖的建筑，单调简单而又没有风彩，但经过中国能工巧匠的再创意，它却成了一种既不失原有古印度风貌又巧妙糅合了中国建筑特色的精美艺术品。我国现存的三千多座古塔，从构造式样来分，既有砖石砌就的实心体，又有塔室可登临远眺的楼阁式（仙游寺法王塔属于密檐楼阁式的分枝）；从建筑材料来看，又有木、砖、石、琉璃、铁等之别。塔的平面形式有四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十二角形、圆型等，层数从一层到十五层，多为单数，可谓精美绝伦、异彩纷呈。较之于窣堵坡，用中国古话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昔日端坐在仙游寺大雄宝殿莲台上的佛祖及诸菩萨的塑像已无法再现，使后人无法知其当时的面目，但我们却能从闻名中外的北方石窟寺的大佛造像渐次中国化的演变中窥见他们的仪容。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我国内地已知现存的最早石窟，其中的“昙曜五窟”始建于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465），窟中的大佛高鼻通额，身披一袭偏袒右肩式印度袈裟，比丘和持瓶女像皆高鼻梁浅眼窝，形象宛如印度人。而在隋唐时期的敦煌莫高窟和龙门石窟中，佛像已完全中国本土化，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并按自己的理念改造了外来的神。佛祖头部多作螺髻状，鼻梁低了，眼窝浅了，服饰已换上了中国褒衣博带式袈裟；菩萨身披璎珞，披巾飘带下垂有致，薄裙紧贴双腿，完全是唐代少妇的逼真写照；由武则天捐资雕塑的龙门奉先寺佛像，中央的卢舍那造像，发作波纹状，大衣通肩而体帖衣纹流畅自然，有一种薄而柔的感觉。可见卢舍那已完全中国化了，丰满柔顺、仪态端庄，宛如一位尊贵的公主。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仙游寺中佛与诸菩萨的仪容，就是隋唐敦煌莫高窟和龙门石窟中佛与菩萨仪容的翻版。

　　那么端坐在天王殿佛坛上的那位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呢？佛教说，佛祖释迦牟尼预言弥勒佛将继承佛位，成为未来佛。大殿里常塑“三世佛”。弥勒佛即是“竖三世佛”中的未来佛，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佛”。据传五代后梁时，有一位名契此的和尚，此人形体宽胖，常背一布袋行乞，举止疯疯癫癫，出语无定，但示人吉凶非常灵验。后来，他端坐于岳林寺盘石，口念“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目不识”而圆寂。人们信以为真，便将他的形象广塑于佛寺天王殿中，享受着香火的礼拜。

　　（四）

　　据传，法王灵塔塔室曾有一组群塑，中间是一病佛，呈卧姿，十六罗汉众星捧月般环绕四周。有的认为师父已经圆寂，脸上无限悲苦；有的认为师父涅磐后已往生西方净土，则呈欢喜状；有的认为师父病了，在很恭敬地为师父按摩，遂呈顾瞻俯仰雎盱哆 之状。造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充溢着中国的伦理观念，极世俗，具有浓厚的人间情味。这反映了塑像艺术的发展趋势，即从神佛的庄严渐次追求与人世的接近，日益走进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之中。

　　沙门在印度社会的地位至高无上，不敬王者、不拜父母，超脱世俗关系，但被中国这个提倡“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社会所不容。敬不敬王者的争执，从东晋就开始了，当时有人提出沙门见了帝王应行跪拜之礼，遭到了僧人的抵制。到了南朝宋代，朝廷又硬性规定，沙门也开始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就连那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普渡众生、法力无边的观世音菩萨，不但由男性变为女性，并且在唐太宗李世民时，不得不向皇权低下高贵的头颅，为避讳而舍弃“世”字，改称观音菩萨。

　　农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节，是我国汉地佛教的盛大节日，起源于佛教《盂兰盆经》中 “目连生救母”的故事。目连母不敬神明，死后被打入地狱，备受磨难，目连求佛替他救母。佛说，你母罪孽深重，非一人之力可以救助，你可在七月十五日众僧结夏安居修行之日，敬设盛大的玉兰盆供，以百味饮食供养十万众僧，凭借集体的神道威力定会使你母摆脱苦难。目连依此办理，果然使母亲得救。这个故事把目连救母的孝行与中国儒家“百善孝为先”的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典型，立即被中国人欣然接受。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文化对佛教文化强大的改造能力。

　　我在高高的法王塔下徘徊，思绪超越着时空，在古今之间穿行。我在想象中极力恢复着仙游寺昔日的盛况，看到了宏伟的寺庙、庄严的佛像和崎岖山路上前来虔诚礼佛的人流，听到了古刹的晨钟暮鼓、僧人悠扬的诵经声和悦耳的钟磬之音。中华文化是伟大的文化，它在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吞吐、改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努力完善不断丰富着自己，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光辉灿烂。历史上张扬着雄风的“强汉盛唐”时期，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军事强盛，国际地位迈越往古，遥遥领先，这巨大的成就，无不得力于开放文化的支持。

　　文化兴而国运昌，文化衰则国败亡。从１６世纪末叶，即中国的明嘉靖、万历年间，西方的耶稣教会士相继来华传教，开始揭开了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序幕。伴随着刚刚摆脱了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基督教义的，不仅有西方的古典哲学、音乐、美术等，而且有测算、水利、天文等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这崭新的一切，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视野，启发了中国科学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在由此开始的头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士大夫，甚至包括康熙皇帝在内，都对这种文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态度，研习自然科学知识在上层知识界蔚然成风。但是进入１８世纪以后，这种充满自信和开放的汉唐气度却日见萎缩，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康熙晚年禁教已稍现端倪，雍正年间，闽浙总督满宝奏请禁绝天主教，满清官员竞称西方现代科技为“鬼工，奇淫技巧”把翻译外国书籍，了解西方情况侮称为里通外国。嘉靖时，上谕要求“稽察并销毁”西洋人私刊书籍，禁止洋人与内地人往来交结。“西学东渐”的文化现象终于在雍正以后戛然终止。到后来，连一代人杰魏源在那本著名的《海国图志》里，竟然也根据中国方士炼阴补阳、取人精髓的迷妄之说来描述天主教。被范文澜誉为“满清以来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居然也深信英国大兵的腿脚是伸不直的，向道光皇帝建议“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中国封建社会在骄傲自大与无知的美梦里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全然没有了往昔吞吐百家的能力。大清帝国从此以闭关锁国的桎梏将自己封闭起来，自立于世界文化大潮之外。落后就要挨打，这藐视森严的壁垒，都在１８４０年西方世界坚船利炮的攻击面前轰然倒塌。

　　（五）

　　法王塔，你是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的见证。自16世纪末至今，时间绵延了五个世纪，其间经历了极其复杂的碰撞、整合、融化过程。现在中外文化第二次大交汇仍在继续之中，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学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网络普及化日益成为现实的今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历史文化已被深深地裹挟于世界历史文化的大潮之中。当年轻人热衷于欢度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而对中国的传统节日逐渐淡漠，当小朋友们在电视机前迷恋着“圣斗士”、“奥特曼”而不知张衡、祖冲之、卫青、霍去病为何方神圣的时候，中国文化确实受到了西方强势文化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有充分的自信，中国文化既然在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汇中没有被全盘“佛化”，那么它也不会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中被全盘“西化”。以单纯的“国粹”、“复古”、“儒学复兴”来抵制外来文化的涌入和蔓延，绝非明智之举；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只能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的道路。当代国学泰斗张岙年先生指出：“这就是以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母体文化，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作为激发现代化活力的异体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中国现代化为主体目标借鉴中西文化的精华，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走综合创新之路，意味着中国将以开放的态度和博大的胸襟，广泛借鉴东西方现代化先进国家的正反历史经验，并在借鉴之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升华，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复兴之道、生生不息之道、后来居上之道。”

　　红日逐渐西沉，渐浓的暮霭催促着山间宿鸟的归飞。我是在对法王塔恋恋不舍间一步一回头从塔边退向路边汽车的，但我的思想仍在急速的前行，被中国文化这只“大手”拿来的佛教文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其博大的佛法佛理、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精致的思维方式，现仍被中国人咀嚼、品味、消化、吸收，有学者风趣地说，这餐饭吃了一千多年。这时，扑面而来的车灯打断了我的思考，俯瞰山下的马召镇已渐显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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