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过渡、转型期的佛教（中）

　　五十年代——过渡、转型期的佛教

　　——建国以来上海佛教的回顾与未来展望之一（中）

　　◎夏金华

　　（接上期）

　　二、生活与生产

　　为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形势，结合佛教的优良传统，实现佛教生存方式的战略转型，上海佛教界也走在全国佛教的前列，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原先寺院赖以生存的租息、募化、香火、经忏等项经济来源，大幅度减少或不复存在，因此，佛教寺院的僧众要想维持日常生活，不被社会淘汰，僧伽经济必须在“劳动生产”的条件下，自谋解决自给自足的问题，才有可能。僧伽生活的“生产化”在当时的全国已普遍的展开，即便以全国丛林一致推崇的精修道场——苏州灵岩山寺为例，也在实行僧伽的农场生产工作，但以不废修持为原则13。

　　事实上，印度释尊在日，扫地、洗衣诸事都自己做，许多大弟子和历史上有名的僧尼、居士，也往往非工即农。中土宋以后寺院的管理全靠《百丈清规》，唐朝禅宗的百丈禅师九十多岁还在工作，无论其弟子怎么劝阻，总不能改变他“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思想主张。因此说，自力更生，自谋衣食，或者说“农禅”的形式，不但是禅宗的传统，也是整个中国佛教的传统。因此，早在四十年代，由于国内生产落后，经济不振，加之祸结兵连，生计艰难，出家僧尼，早已入不敷出，鲜有可储者。所以，当时即有杨智坚即撰《论此时佛教徒应有之职责》、《生产弘法说》两文提出来讨论，以为出家僧尼，肩弘法利生之重任，亦末必不可于课诵宣导之余，不碍净修，出其余力。或从事生产，或操作女红。果如是，不仅弘法之资，不至无措，而国力民生，亦可以裕，岂不尽善尽美14！后又有郑颂英的《僧伽劳动制度持平论》等文参与讨论，其中说：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生产建设的新民主主义时代，为了自给自足，政府号召全民努力生产。至于僧人为纠正过去徇俗应赴游堕式生活的积弊，配合政府生产的法令，而作从事农工生产的劳动制度，来纠正积弊，解决生活，不可谓非合理的转变；何况，“遵守国法”也是僧人基本戒条之一。

　　同时，文章中还提出了十一条很重要的应当注意的问题15，这在当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建国初期，由于社会形势变革等种种因缘，全国不少地方的寺院或相关机构“土改”后虽然分得土地或山场，且免征税，但依旧先后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16。上海佛教界也不得不开始转变观念，积极应对，在圆瑛、应慈、持松等大德的领导下，先后召开各种会议进行讨论动员，决定走在全国的前头，于修行办道之外，向农工方面，从事生产。在此思想指导下，玉佛寺、清凉寺、净土庵等本著「配合社会人民的需要而为自己谋生存，为人民谋福利”的原则，率先在寺院里开办“人民食堂”17，对外营业，一律素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和较好的服务，争取“回头客”，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因此、寺院开办食堂，一时风行。据有关方面统计，这类食堂最多时曾达到十八处。

　　龙华寺，则又是另一种形式。该寺原有园田数十亩，一向以种植桃花、菊花等花卉植物，在春、秋两季招揽游客。一九五零年底，寺里除开垦种植之外，得某护法居士之助，开办龙华寺造绳厂，利用稻草编造，销路很广18。当时沪上寺院中，占比例较多的是由僧尼组织的手工业生产小组19，直接从事手工生产，如慈修庵成立的三义缝纫社、当时的蓬莱区尼众组织的人造花生产小组、下海庙手套生产组、普愿精舍毛巾组、龙华寺搓绳组等。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期间20，佛教界还在市郊的大场设立了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又在龙华寺开设灯泡钢头工厂，其产品远销南京、浦江、天津、汉口、杭州等地，供不应求21。为广收原料，又附设废品回收点，收购旧灯泡、废旧钢头等，以开辟僧伽经济的新来源，适应当时全新的社会新环境。但是，当时也有续可法师等人提出，僧尼参与生产应当遵循这样的基本原则：“修持第一，生产第二，读书（包括研究）第三”22。这是因为由于过分强调生产的重要性，已出现忽视乃至废弃戒律及修持的情况23。

　　然而，这些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小组一方面由于僧尼不懂经营之道，加上从事具体工作的人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训，产品质量难免受到影响，因而大多数销路不佳，有的小组成立不到一两年就倒闭了，最长的也不过维持了七八年而已。既然僧尼不善经营，又缺乏生产技能，所以不久就出现了第二种生产方式，即将寺院改为工厂，僧人还俗后，或就地划归该厂编制，成为正式工人，或经有关方面斡旋，另行转业安置。这种方法虽彻底解决了僧尼的生活出路，却是以牺牲佛教的僧宝为代价的，这造成了寺院减少，僧尼被迫还俗的严重后果，如南市小南门三昧寺住持因没有人来做经忏佛事，寺中生计无著，又参加学习班的学习，思想发生急剧变化，遂决意还俗，更名崔芳参加生产。还写了《我脱下了袈裟》一文，刊登在《新闻日报》上24，内地其他报纸也竞相转载。这是五十年代僧尼流失最常见的现象。又如，曾任宝山净寺住持的从达法师，一九五七年从江苏丹徒县来沪上莲花寺任职。本想一心办道，弘法利生。无奈莲花寺是座小庙，经济来源枯竭，无法生存，次年即转至上海美伦毛纺厂。未几，又被调往上海绣品厂工作。不过，从达法师以居士身努力工作，吃苦耐劳，其崇高的品德及优异的成绩，赢得全厂工人的高度赞赏，被评为劳动模范25。又如，静安寺的中定法师后来到一家工厂里做了一名管子工，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此种情形与建国前夕国内佛教僧尼出现较大流失的现象相类似。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新的思想潮流广泛传播。年轻、思想活跃又比较激进的僧人，受革命理论的影响，大都选择上大学或从军的道路。上海的形势也有自身的特色，以静安寺为例，曾在静安寺佛学院上过学的中流法师，则上了“革命大学”，后来成为教授。部分佛教高层僧尼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误解，选择了出走台湾或海外，如静安寺监院白圣法师即在台北购得十普寺，于一九四九年前往台湾，还动员住持持松法师一起走，但遭到拒绝。原住南市沉香阁的智光、南亭二法师也在四九年抵达台北十普寺。还有一些年轻法师“对中共不存幻想，而国民政府的军队虽然毁了狼山，但是国民党还没有用思想政策来取缔宗教，跟着国民党跑，毕竟还有一线希望。”26于是，也去了台湾。如现任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创始人、著作等身的圣严法师，当时是静安寺佛学院的学僧，法名常进，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与同参了中法师（现任世界僧伽会秘书长、台湾善导寺住持）一起去从军（国民党的军队），辗转去台湾的。

　　此外，在静安寺佛学院的师生中，分别去了台湾或海外的还有圆明（日本）、守成（台湾）、仁俊（美国）、乘如（即自立，菲律宾）、能果（日本）、隆根（新加坡）等27。这样一来，加上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间陆绩离开僧伽队伍的年轻人，佛教僧尼已经失去了许多新生力量，这种状况将严重制约佛教的长远发展。可以肯定，即使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性的悲剧，佛教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很难说会有灿烂辉煌的发展前景。这是缺乏年轻人参与的宗教是很难有活力的。（接下期）■

　　13游有维《对于灵岩山寺实行生产不废修持的警觉》，《弘化月刊》第一○一期，第7页（1949．10．上海军管会杂志登记证第五八号）。灵岩山寺提供之《苏州灵岩山寺各部门福利事业概况表》中亦有“农林场”一栏，《弘化月刊》第123期、第12页，1951．8．上海军管会杂志登记证期字第五八号。

　　14《弘化月刊》第二十四期，第五版，中华民国32年6月。

　　15郑颂英的十一条应注意的问题是：（１）根据“六和”的原则，拟订配合劳动义务之各种规制：（２）规制中应充分包含发挥优美的佛教精神；（3）每天早晚功课，每月颂戒，必须有精神地修学勿辍；（４）每月排定研教课程，勤修内明；（５）每月有定期的专门或通俗的弘法演讲；（６）寺庵应陈设佛学图书馆，宣扬佛教文化；（７）寺僧凡到六十岁以上（规定衰老退休的年龄），则以众人劳动供养之，疾病者亦然；（８）凡有发心勇猛精进、刻意专修者，供养成就之：（９）不得从事有违根本戒律（与杀、盗、淫，妄、酒等相应）及奢侈品等生产事业：以（10）不得经营贩卖商业；（11）寺院及生产部门的所有权不属于私有的（《弘化月刊》第101期，第1-2页，1949．10．上海军管会杂志登记证五八号）。

　　16如一九五零年八月成立的“佛教经书护持流通委员会”在《致上海市佛教会、北京巨赞法师函》中，即有“各地寺庙近因生活困难，或在结束解散时”云云，此中情形，不难想见。（《弘化月刊）第111期，第12页，1950．8．）浙江天台山华顶寺，原先一直由天台宗大德、上海法藏寺住持兴慈法师主持，并维持生活所需，住僧皆苦志精修。自兴老圆寂后，该寺道粮发生严重困难，出面维持大局的圣老和尚无计可施，到了祗得来上海募化斋粮的地步。（《弘化月刊》第一一四期，第16页，1950．11）还有，宁波天童寺的僧众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日，全靠大众砍柴、每天挑到十五里外的街上去卖、然后买米度日，方丈带头，全体参加，没有例外。当时柴贱米贵，粥少僧多，每人每日祗能吃两顿稀粥。（尘空《天童之行》，《弘化月刊》第157期，第16页，1954．6）又如，具有三十年历史的北京中央刻经院因经济困难，无法支援，宣告停业解散，将佛学经书、经板作废纸、废物论斤出售。（《弘化月刊》第109期，第12页，1950．6）

　　17人民食堂，又称为“人民蔬食处”或“和平食堂”，基于佛教“不杀生”的原则而来。（《弘化月刊）第五卷，第101期，第8页，1949．10）

　　18《弘化月刊》第一一五期，第32页，1950．12。

　　19手工业生产小组，是我国五十年代实行的手工业合作化的低级形式。主要有两种方式组成：一种是由人数很少的手工业工人自愿联合起来，筹集股金，购买或租借生产工具、集体生产。另一种是把独立的手工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由供销台作社、消费合作社用加工订货的方式、供给原料和替他们推销产品。但生产仍旧是分散进行的。上海寺院僧侣所从事的手工生产，主要是第一种形式，而在销售方式上又兼有第二种方式的某些特点。

　　20大跃进，指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开展的群众运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跃进”的口号。次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由此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掀起了几千万人参加的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各行业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使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破坏。直到一九六零年，“大跃进”运动才得以逐步停止（据《辞海》第二册，第1734-173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21（弘化月刊》第七卷，第112期，第16页，1951．7．上海军管会杂志登记证第五八号。

　　22转引自郑颂英《僧伽劳动制度持平论》一文，《弘化月刊》第五卷，第101期，1949．10．

　　23比如，三湘地区宁乡回龙山的僧人，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无法从事纺织、印刷工艺等方面的工作，祗能以养猪、养鸡、养鱼等出售变为现金来维持生计（明真《出家僧尼的生产和持戒问题》，《现代佛学》第二卷，第十八期，第l0页，1952．2）又如，湖南长沙开福寺的僧人由于素食、肉食的意见不同产生纠纷，最后祗能分鳌吃饭，分寺居住。（明真《佛教徒对于素食与肉食应有的正确态度》，《现代佛学》第三卷，第四期，第22—23页，1952．12）上海寺院也有少数类似情况，但尚末酿成大的风波。

　　24上海《新闻日报》1950．6．29上海图书馆藏本。

　　25《宝山净寺与从达法师》第8—10页，宝山净寺印行本，2000。

　　26圣严《圣严法师学思历程》第18页，台湾中正书局，1993。

　　27觉真《此心安处是吾乡》第280—284页，东方世纪杂诺志社印行本，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