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薛克翘

　　摘要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佛教和印度文学两个方面。其人生观和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其佛教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关键词 许地山；佛教；印度；印度文学

　　许地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我国现代学术界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学者。他的思想和人格都令人敬佩。由于早年就读过先生的著作，景仰先生的才思和品德，一直想写一篇文章纪念、赞美先生。今天正好是元宵节前夕，公历2月14日，距先生诞辰整整110周年。便将旧日准备下的资料拿出来重新披览，着手撰文。

　　地山先生于1893年2月14日出生，1941年8月4日去世，年仅49岁。地山先生与印度的因缘由来已久，终其毕生。正如西谛先生所说，“他在早年就受了若干佛教的影响，并相当熟悉印度的文学”。[1]p2这一点，从他的履历和作品都可以看出来。

　　他于1917年至1923年在燕京大学期间，曾主持座谈会，特邀徐志摩介绍泰戈尔生平，也曾研习佛经与梵文。1923年8月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及宗教比较学。9月转入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等。1926年回国途中到印度瓦拉纳西印度教徒大学研究梵文及佛学，并拜访泰戈尔。1927至1934年在燕京大学任教，并在北大、清华等校讲授印度哲学等课程。其间，1933年3月再度赴印，自费研究宗教和梵文四个月，回国前访问了孟买、果阿、马德拉斯等地。[2]p1051-1062从他的经历可知，他对印度和印度学具有特殊兴趣，与印度有割舍不断的因缘。

　　地山先生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勤于著述，在求学与授课期间从未停止写作。他的著作可以分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两大部分，领域宽泛，体裁多样。不仅有论著、译著、编著，还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创作，而且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些著作中，与印度和佛教有关的内容很多，使人们相信，他的确从印度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下面就根据西谛先生的话，分两部分谈地山先生与印度文化的因缘。

　　一、许地山与佛教

　　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但后来它已经演化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渗透于中国民众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地山先生生于台湾，少年时代生活于福建，还曾到缅甸教书，这些地方都受佛教文化的覆盖，因而使他深受佛教的影响。他后来虽然皈依了基督教，但他似乎并不是死心塌地的基督教徒，而是在入教后不久便“渐不满其宗教，开始有志于宗教比较学。”[3]老舍先生文章中说起过地山先生早期受佛教影响的情况：“他有一位舅父，是个很有才而后来作了不十分规矩的和尚的。由这位舅父，他大概自幼就接近了佛说，读过不少的佛经。还许因为这位舅父的关系，他曾在仰光一带住过，给了他不少后来写小说的资料。”“他由述说这位舅父而谈到禅宗的长短，因为他老人家便是禅宗的和尚。”老舍先生认为：“他似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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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2003-02-28

　　作者简介：薛克翘（1945—），男，汉族，辽宁大连人。现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印度文化、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学比较。

　　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做礼拜。他像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3]

　　从地山先生的经历和作品看，佛教对他的影响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佛教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

　　佛教对地山先生文学创作的影响很大。他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明显受有佛教的影响。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并试作分析。

　　他在1921年1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这篇小说的发表引起了当时中国文坛的重视，宣告了地山先生小说创作生涯的开始。“命命鸟”一词出自佛经故事，是梵文jivajivaka的意译，音译为“耆婆耆婆迦”，因在不同的佛经中多次出现，还有一些别译，如《佛学大辞典》中所说：“《法华》、《涅槃》经等谓之命命鸟，《胜天王般若经》谓之生生鸟，《杂宝藏经》谓之共命鸟，《阿弥陀经》谓之共命之鸟。乃一身两头之鸟也。”[4]p679可知，命命鸟就是共命鸟，是佛教传说中的一种鸟，两头一体，一荣俱荣，一死皆死。佛经故事中说此鸟的二头彼此嫉妒争斗，以至食毒而死，以喻不顾整体或害人即害己的道理。小说以此为题，既别致又给人以神秘感。作者赋予命命鸟以新的含义，用以比喻情侣或爱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敏明为爱情所困扰，不能自拔，终于决心寻求最后的解脱。这时，她有这样一段祈祷：“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诸佛：我自万劫以来，迷失本来智性；因此堕入轮回，成女人身。现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恋天人，致受无量苦楚。愿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碍，转生极乐国土。愿勇猛无畏阿弥陀，俯听恳求，接引我。南无阿弥陀佛。”[1]p99作者若非对佛教典籍多所了解，决不会写出这样一段话来。另外，小说的背景是缅甸，人物也当是缅甸人。缅甸的佛教景物、佛教典故和社会生活中浓厚的佛教气氛给中国读者以极大的新鲜感。作者如果没有在缅甸生活的经历或对佛教不甚了了，也是写不出来的。

　　在地山先生的散文集《空山灵雨》中有一篇《愿》，是作者对死去妻子的纪念。其中“我”与妻子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1]p13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底精盐，渗入等等的食品中，把自己底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底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1]p14

　　这里提到“宝华盖”（通常作“宝盖”或“华盖”，梵文chatra）、“如意净明珠”（通常作“如意珠”，由佛舍利、龙王脑或大鹏金翅鸟心变成）、“金刚杵”（或作“金刚”，音译伐折罗，梵文vajra）、“盂兰盆”（梵文ullambana，意为“解救倒悬之苦”，似不应为一种器皿）、“无量数”（通常作“无量”或“无数”，梵文asamkhya，音译为阿僧祇）、“那由他”（印度古代数量单位，梵文nayuta）等，都是佛经中经常提到的语汇，可参见《佛学大辞典》有关条目。作者借这一大串佛家用语来表达一种博大的情怀。佛经中的这些物事固然博大、华丽、万能，自然也是难以企及的，它们代表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但作者所向往的是平凡中的伟大，朴素中的崇高，是一种默默无闻而又实实在在的给予。

　　《空山灵雨》里还有一篇《七宝池上底乡思》[1]p54，表现的也是作者对亡妻的思念之情。作者想象他的妻子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如何地思念人间故土，而思念故土恰恰是思念尚在人间的丈夫，以此曲折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思恋。诗中写妻子坐在“七宝池”畔的宝莲上哭泣，弥陀派迦陵频伽前去打探。“七宝”是佛经中常说的七种宝贝，“七宝池”在西天极乐世界，“弥陀”即阿弥陀佛，“迦陵频伽”是传说中雪山里的好音鸟。中国佛教的净土宗主要尊崇三部佛经，即《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其中对西方极乐世界有生动描绘。如《阿弥陀经》：“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中莲花，大如车轮。……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自唐代以后，西方净土成为中国佛教徒的理想归宿，于是净土宗日益发达。地山先生以七宝池为背景写这首诗，也许是因为他的前妻是信佛的，或者他认为她理应有一个美妙的归宿。但无论天国如何美妙极乐，终究消融不掉爱情。在他的心目中，爱情崇高于极乐之上。

　　我们还可以从地山先生的文学观中看到佛教的影响。典型的例子是他的“三宝”、“四依”理论。他在《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中说：“创作底三宝不是佛、法、僧，乃是与佛、法、僧同一范畴底智慧、人生和美丽。”他认为，作者的经验是作品的无上根基，这是“智慧宝”的精髓；而作者的经验是人间的，作品也需要含有人生的因素，反映社会道德，这就是“人生宝”；作品要美，则不仅要有思想美，还要有美的表现手法，这就是“美丽宝”。他说：“佛家底四依是：‘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鉴赏家底四依也和这个差不多。”他认为，要评论一种作品，首先要“依义”，即看其主旨，而不要计较语言，“真理有时会从土话里表现出来”；其次要“依法”，即不要带着个人感情评论，而是要按照创作规律鉴赏，要看作者的思想，看作品是否表达了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第三要“依智”，即用心发现和体会作品的新意，不要轻易放弃或忽略；第四是要“依了义”，即读懂作品以后再评论，评论者应当谦虚。[2]p801-804

　　（二）佛教对许地山人生观的影响

　　佛教对地山先生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这同样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空山灵雨·弁言》的开头一段这样写道：“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1]p3我们知道，佛教的基本教义乃是它的“四谛说”，首先是苦——生老病死，一切皆苦，佛教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生本不乐”正是这“苦”的另一个说法。同样，《爱的痛苦》也反映了作者对“爱即痛苦”的认同，这与佛教所说的“爱别离苦”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说这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并非说地山先生的人生观就是佛教的人生观，他的散文代表作《落花生》以及上面提到的《愿》，都说明他的人生哲学是积极向上的，寓崇高追求于质朴和平凡之中。正像他在《缀网劳蛛》开头写的那样：“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底网。”[1]p180不管网是多么脆弱，也不管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始终要织它，要把它织得规规矩矩。他是个平凡的劳动者，是个勤奋的读书人，是个有为的学问家。

　　说到命运，在地山先生看来，命运是难以捉摸的。散文《债》中有这样一段：“说到具足生活，也是没有涯岸的。我们今日所谓具足，焉知不是明日的缺陷？你多念一点书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底苗圃，是烦恼底秧田；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条道路。然而，我们那能办得到？个个人都那么怕死！你不要作这种非非想，还是顺着境遇做人去罢。”[1]p36在《暾将出兮东方》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本来，黑暗是不足诅咒，光明是毋须赞美的。光明不能增益你什么，黑暗不能妨害你什么，你以何因缘而生出差别心来？若说要赞美的话，在早晨就该赞美早晨；在日中就该赞美日中；在黄昏就该赞美黄昏；在长夜就该赞美长夜；在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就该赞美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说到诅咒，亦复如是。”[1]p40这两段话都用了一些佛教语汇，意义上也能看出佛教的影响。从表面看，他似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者是一个玩世不恭者，但仔细品味就可以知道，对于难以逆料的未来，他主张顺应时势；对于时势的变迁，他主张处之泰然。

　　我们必须注意，以上所引诸例都是作者的早期著作，多少带有一些神秘主义色彩，这正是地山先生青年时期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受佛教影响阶段的必然反映，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后期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地山先生已经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由接受佛教影响而演进提升为研究佛教，跳出圈外，高屋建瓴，气象自然不凡。他的《人生论》虽然是一篇分析批判《老子》的论文，但也涉及到佛教。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主张的是积极向上、乐观通达的人生。同样，他在《序〈野鸽的话〉》中说：“人类底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恐怕还是自然的势力，用佛教底话，是‘生老病死’。”“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争斗或反抗来解决。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底那一天。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我看见底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2]p828他认为，佛教讲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就是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要做，就“不要循环地做，要向上地做。”[2]p829

　　（三）许地山对佛教的研究

　　地山先生的佛教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编纂工具书，二是撰写论文。

　　地山先生主编的《佛藏子目引得》三卷，1927年由燕京引得社出版，这是供学者研究佛教文献用的工具书。正如他在该书的《弁言》中说的，他只是这部书编纂工作的参加者之一，其他人做了大量工作，当然他还是组织者和审定者。

　　这里重点谈谈他写的关于佛教的论文。主要有四篇：

　　1、《陈那以前中观派和瑜伽派之因明》，载《燕京学报》第9期，1928年

　　2、《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载《燕京学报》第18期，1929年

　　3、《观音崇拜之由来》，载1934年11月19、20日《大公报》

　　4、《宗教底妇女观——以佛教底态度为主》，收在《国粹与国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

　　另外，据说他还有两篇论文，一是在英国读书时写过介绍《法华经》的论文，受到牛津大学神学家们的赞扬[3]；另一是在1927年发表的《大乘佛教之发展》一文[5]p233。

　　《陈那以前中观派和瑜伽派之因明》的卷前语很有意思：

　　顶礼过去诸论师，令我粗知佛论法。

　　顶礼韦陀耶菩散，宇井、杜耆、克伊特；

　　与及法友吕逸秋，令于正理得新解。

　　此原诸师所讲述，我今演义其梗概。 [5]p51

　　说这话有意思，首先是因为地山先生采用一些佛经所使用的偈颂体式作为谢辞，令人读来便联想到佛经，味道醇厚。同时，其中提到一些人名，他们都是近现代中外佛教因明学大师，以此表示赞美推崇，并申明自己的工作是在他们成就基础上的“演义”。关于因明，这里不得不借用我国新一代因明学专家郑伟宏先生的评论。郑著首先指出地山先生此文的性质“是一篇长达六万多字的因明史专论”；[6]p169然后评价说：“该文依次评介了龙树、圣天（仅有生平）、弥勒、无著、世亲其人其书，理清了陈那以前中观、瑜伽派发展因明的线索，同时发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史料，发表了一些新鲜见解。”[6]p169并进而指出了此文的四条主要贡献：（1）提出了佛家逻辑之所以特名为因明的猜测；（2）对《瑜伽师地论》中关于因明的定义作出了明确的解释；（3）将《瑜伽师地论》与《正理经》作了比较；（4）对最早提出“因三相”的《顺中论》作了介绍[6]p169-172。总之，地山先生关于因明的论文大约只有此一篇，但仅以此一篇就可以在我国现代佛教因明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是一篇考据文章，即考证一唐代大中年间的铜磬上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的年代。他首先依据四条理由认为：“器比文古，是很可能的。” [5]p166继而他将16种现存《佛顶尊胜陀罗尼》文本列出，并列表逐字进行梵汉对照。指出：大中磬上的刻文与《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功德经》卷下所出的一样，而“这经为明太宗于永乐元年正月所制，同年刊行（西纪一四零三），永乐五年皇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各重刊流布；万历七年（西纪一五七九），皇帝又印施过一次。” [5]p170又说：“这样比较起来，我们可以推定大中磬的刻文最远也不能过永乐时代，它甚且有后一点的征象，说是万历时代或者也可以。” [5]p218这篇论文体现了作者在佛典和梵文方面的功夫。

　　《观音崇拜之由来》是一篇较短的文章，可以雅俗共鉴。文章虽短，却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原因是作者在解说观音和介绍观音崇拜的由来时，不仅运用了他的佛教知识和梵文知识，而且结合了他在印度考察的亲身经验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首先解释“观音”一词的含义，指出“观音”一词系讹译，“音”应译为“自在”，“从文法上讲，观自在应当解作以慈悲观察的主，可以见到一切，救度众生”。然后指出观音“受人崇拜之始，约在纪元前一世纪与后一世纪之间。”进而指出其起源：“观音崇拜源于印度教的神妃派（Saktism）。”而在中国方面，“观音崇拜大约始于四世纪时”。[2]p638-641最后，他列举了中国和日本佛教中12种不同形象的观音，如圣观音、白衣观音、柳枝水瓶观音、送子观音、马头观音、鱼篮观音等，并逐一加以简明解说。总之，这篇文章大体可代表我国当时观音研究的水平。

　　《宗教底妇女观——以佛教底态度为主》是一篇演讲稿。从文中可知，作者的这篇演讲只是某个关于妇女的系列讲座中的一个，而其他演讲则是由别人完成的。作者在本文中主要是介绍佛教的妇女观，间或以基督教为参照，偶尔也提到印度教、回教。文中列举了大量佛经中关于妇女的论述，有力地说明了佛教给予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不平等待遇和不平等戒律，在注意了男女之间天然差别的同时也挖掘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并由此推论及所有宗教。文中的举例很丰富，分析也很详尽，但对佛教乃至所有宗教歧视、污蔑甚至是迫害妇女并未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样子，而是历史地客观地予以分析。他说：“在一方面看，我们要原谅宗教”。“这都是因为宗教是男子所设立底，在立教底时候，女子运动或女子一切问题都还没发生出来，自然不能不依着社会以为女子应当怎样或应当是怎样去说。宗教没了解女子，乃是在立教时社会没了解女子所致。我们知道社会也是男子底社会，看轻女子底现象是普遍的，不单是宗教底错处。” [2]p726显然，他认为宗教是有错处的，并不回护它，但更深刻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存在于宗教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唯一不足的是，他对新宗教寄以幻想，认为如果再有新宗教产生就不会再有男女不平等。他的愿望是善良的。

　　二、许地山与印度文学

　　地山先生与印度文学的关系可以大致（不是截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印度文学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二是他对中印比较文学的贡献，三是他对印度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但在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前，要先说说地山先生的印度情结。

　　地山先生的印度情结首先是来自佛教，如前所说，他的童年时代便生活在一个佛教气氛浓厚的环境，青年时代又到过缅甸教书，这不仅使他对佛教产生兴趣，也使他对印度产生兴趣。印度文化对他的吸引力极大，因为印度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一个文化大国，那里丰富多元的文化在世界上难有匹敌。除了佛教以外，印度的其他宗教以及印度的哲学、文学、民俗都在吸引着他，在他的心中凝下了这个不可化解的印度情结。若非如此，我们便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书写梵文，并会主持座谈会特邀徐志摩介绍泰戈尔生平；若非如此，我们便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在结束欧美学习以后特地绕道印度，去体验和研究印度文化，亲自到国际大学去拜访泰戈尔；若非如此，我们更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会在教学的间隙中利用数月时间再次自费到印度去进修梵文。

　　（一）印度文学对许地山文学创作的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过印度佛教文学对地山先生文学创作的影响，尽管还有不少例子，这里也不再列举。这里要举两个另外的例子。

　　小说《醍醐天女》最初发表于1923年的《小说月报》上，作者此时还没有去过印度，但已经熟悉了印度的神话故事。所以小说一开头就写道：“相传乐斯米是从醍醐海升起来的。她是爱神底母亲，是保护世间的大神卫世奴底妻子。” [1]p227在这里，作者说的是印度神话中“诸神搅乳海”的故事，乐斯米（Lakshmi）又音译为拉克湿米，意译为吉祥天女，是大神卫世奴（即毗湿奴，Visnu，佛经里又译为遍入天）的妻子。在印度教毗湿奴派信徒看来，她是保佑平安和主管财富的，所以要崇拜她。至今，每当印度最盛大的民族节日迪瓦里（Divali或Dipavali，灯节）的时候，这一派的信徒都要膜拜她的偶像，以祈求来年的平安吉祥，商人们更是要祈求她保佑财运亨通。

　　这篇小说不是演义吉祥天女的故事，而是用她作比喻，用她兴起话题，讲述现实生活中一个印度女人的小故事：她与丈夫到森林里讨营生，丈夫受伤昏迷，而天黑后她又迷了路，无法将他背出。她为求救而整夜奔走，历尽艰辛，终于在清晨找到愿意帮助她的人，救出丈夫。小说短小，情节简单，人物不多，描写的仅仅是一个妇女在一天夜里营救丈夫的心理和行为，歌颂了这位普通女性的顽强、坚忍和对丈夫的赤胆忠心。

　　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的某些情节和旨趣与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插话《莎维德丽》很相似。莎维德丽是一个女神的名字。远古时一个国王没有后代，向莎维德丽女神祈祷，生一女，为感激女神，便以莎维德丽为公主命名。公主长大后与另一国家的王子结婚，但王子注定短命。一天，夫妇到森林砍柴，丈夫死限已到，阎王来带走其魂魄，莎维德丽连夜跟定阎王，穷追不舍，直到感动阎王放回丈夫的性命。一个是远古的神话传说，一个是现在的动人传奇，很有相似之处。有趣的是《莎维德丽》中还有这样赞美公主的诗句：

　　这位公主渐渐长大

　　像吉祥天女现身形[7]946

　　在印度，大凡美好贤德的女子往往都被比作吉祥天女拉克湿米，许多女孩的名字也用拉克湿米。而莎维德丽也是印度上千年来人们津津乐道、倍加推崇的女性。当然，《醍醐天女》的情节安排未必是直接受了《莎维德丽》的影响，其相似之点也仅出于偶然，但作者对印度和印度文学的熟悉又使其成为必然。

　　地山先生对泰戈尔十分敬仰，这从他1933年4月20日自印度写给妻子的信《旅印家书》中可以得知：“记得我在一九二六年由英国回国时，特意绕道印度去拜访泰戈尔，那时我住在印度波罗奈城印度大学①，搭车去加尔各答附近的圣地尼克②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参观，同时也去泰戈尔家里看望，他是我一向敬仰的长者。还带回来他送给我的照片和纪念品吉祥物白磁象③。……我回忆起泰戈尔肩披有波纹的长发，飘洒着美丽的银须，谈笑风生，举止优雅。他的形影至今还深刻地留在我脑里。他建议我编写一本适合中国人用的梵文辞典，既为了交流中印学术，也为了中印友谊，我回国后即着手编纂。” [2]587编纂梵文字典的工作进行了很久，他第二次到印度还在信中叮嘱妻子抽时间去燕京大学看看那些卡片和资料，以免散乱和丢失 [2]587。后来地山先生到香港大学任教，也将卡片带去，并继续这项工作。可惜的是这部字典至今没有完成也没有面世，但地山先生生前已经编写出8万多张卡片，并把这些卡片装订成册，摞起来的总高度达5.22米。地山先生去世后，许夫人周俟松女士费尽周折将这些卡片运回北京，保存于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处。20世纪80年代中，经佛协领导同意，许夫人做主，将卡片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这8万多张卡片仍静静地存放在那里，等待着有识之士的光临。

　　地山先生受泰戈尔影响远不止此。早在他未与泰戈尔谋面之前就于1920年5月23、24日《晨报》副刊上翻译发表了泰戈尔哲学文章《美的实感》，1921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4号翻译发表了泰翁的小说《在加尔各答途中》。小说原作发表于1921年2月，而地山先生在3月3日就将它译完，并加上注释和跋文。这是我国对泰戈尔哲学文章与小说的最早译介之一，也是地山先生最初发表的两篇译文，由此，他开始了翻译创作之旅。这不能不说

　　与泰戈尔的影响有关，或进一步说与印度文学的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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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波罗奈城印度大学，即今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Varanasi，佛经或译为波罗奈）之印度教徒大学（Hindu University）——笔者。

　　②圣地尼克似应为“圣地尼克坦”，Shantiniketan的音译，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所在地——笔者。

　　③此象由地山先生之女许燕吉于2000年春赠送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刘屏：《两只印度工艺象》，《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9月22日。

　　（二）许地山对中印比较文学的贡献

　　地山先生对印度文学所做的译介工作是他对中印比较文学的最重要贡献，因其中包含许多内容，所以将在下面谈集中讨论，而这里仅讨论他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他有两篇论文：《中国文学所受的印度伊兰文学的影响》（发表于1925年7月《小说月报》第16卷第7号）和《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发表于1927年6月《小说月报》第17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时常被后来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者提起。由于笔者手头一时找不到前一篇文章，这里只好重点讨论后者，即《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这篇文章是在1925年底写成于英国牛津大学的印度学院，一年半后发表，郑振铎先生曾作订正。当时作者的手头有较多西文资料而缺乏中文资料。

　　《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较长，全文除了开头的《引端》和结尾的《结论》外分为四大部分：一、中古时代中国与近西的交通。主要是介绍古代几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关于从中东到中国水陆通道情况的记载，间有考证。二、宋元以前的外国歌舞。介绍六朝到隋唐时代外国歌舞传入中国的情况，使用的主要是中国文献。三、梵剧的起始及其在中国的印迹。指出，印度梵剧起源于歌舞，与祭拜天神有关；从印度的若干古代文献可知，印度的木偶戏起源甚早，史诗时代已经有了提线木偶，还有民间宗教节日的游行歌舞表演，都有流入中土的零散印迹。四、梵剧与中国剧的体例。既分析列举了印度梵剧的体例，又把中国元杂剧等拿来对比，找出一些契合点。文中，作者自己对这篇文章表示不满意，并非过谦，在我们今天看来也确实不够理想。但在那个年代，这仍然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篇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文章之一。正如任继愈先生在《道教、因明及其他·序》中所说：“评论一个人的贡献，评论一本学术著作，首先要看他比以前的人多提供一些什么……今天看来，他的见解也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我们应当记住万事开头难，许先生在宗教学、社会学、新文学、考古学的开创之功是永远存在的。从许先生著作中可以看出一门学科发展、成长的过程的艰辛和后来的责任。”[5]p2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到地山先生的开创之功，看他比前人多提供了些什么。他文章中第一次提供了几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印度木偶戏起源的资料，也第一次将梵汉戏剧作比较。尽管这些还不足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他提出的研究思路、视角和方法，都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发。

　　（三）许地山对印度文学的译介

　　前面说过地山先生最早发表的两篇译作都是泰戈尔的作品，1931年1月他还在《小说月报》第22卷第1期翻译和发表过泰戈尔的诗歌《主人，把我的琵琶拿去吧》。这只是几个单篇。而他最主要的译著是三本书：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孟加拉民间故事》、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夜问》和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太阳底下降》，都是印度民间故事集。

　　还有一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印度文学》的小册子，是地山先生的编著。此书虽小，但在当时是很可宝贵的。我们现在了解印度文学可以读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文学史》等等，内容丰富得多，而当时却很难看到一本比较全面介绍印度文学的书。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小说家和梵文学者许地山对印度文学有特殊的爱好。他的许多小说取材于印度神话和寓言，有浓重的印度气息。他根据英文翻译过一些印度神话，像《太阳底下降》和《二十夜问》等等。他也曾研究过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戏剧的影响……他还写过一部书，叫做《印度文学》。篇幅虽然不算多，但是比较全面地讲印度文学的书在中国这恐怕还是第一部。”[8]p132-134

　　地山先生三部译著的篇幅都不算很长，但它们都是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应当肯定，这些故事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些新鲜东西，使国人对印度这个神秘的国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正如《太阳底下降·说明》中所说：“我们读它的时候，全部兴趣一直是被两个主人公天猊和妙吉祥的遭遇和他们为了忠诚的爱情而克服一切困难的故事所吸引着，使我们对于古代印度人民的伟大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感到无比的喜爱和钦佩。” [2]p979

　　地山先生在《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中谈到他翻译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因为我对‘民俗学’（Folk-Lore）底研究很有兴趣，每觉得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是从印度辗转流入底，多译些印度底故事，对于研究中国民俗学定很有帮助”。[9]p3无疑，这也是他翻译另外两本印度故事集的主要动力。

　　正如先生所说，这些印度故事对中印民间文学比较很有帮助，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有关例子，但因篇幅有限，为避免支蔓，这里就不作具体讨论了。

　　总之，地山先生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以及中印比较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许地山：《许地山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高巍选辑：《许地山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老舍：《敬悼许地山先生》。《大公报》，1941-08-17。

　　[4]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4。

　　[5] 许地山：《道教、因明及其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6] 郑伟宏：《佛家逻辑通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7] 金克木译文，《摩诃婆罗多插话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946页。

　　[8]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

　　[9]许地山：《孟加拉民间故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6版。

　　(发表于2003年第7期《文史哲》)